如何应对印度这个中国周边战略形势演变中的变量？

赵干城 南亚研究通讯 云阿云智库•中印关系

导读：就印度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作用而言，从各个角度观察，印度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大可能具有助力中国的正面意义，但中国仍需要从大局出发，制定促进稳定的策略。

本文转载自《国际展望》2014年第2期，文章原标题为《中国周边战略中的印度因素》，作者赵干城，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内容提要：

印度是中国西南周边最重要的近邻，其对中国周边战略的身份是综合性的，进而也是中国周边地区战略形势演变的一个常量，这既是由印度的巨大体量所决定，也源于中印整体关系特别是可能长期存在的边界纠纷，还体现在印度对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上。但更重要的是，随着印度的快速崛起，其对中国周边战略产生的不可预测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印度作为中国周边战略形势演变的变量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即中国对印度力量的评估、美国等大国对印度地位与作用的看法以及印度的自我定位都处于变动之中。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大变量的最终驱动力主要来自印度的发展及印度由此增加的力量将用于何种战略目标。因此，印度的何种身份以及在哪些领域对中国而言更为重要，是中国对印度战略的重要决定因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印度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大可能具有助力中国的正面意义，但中国仍需要从大局出发制定促进稳定的策略，同时也需要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印度应该被视为潜在的合作伙伴，中国应致力于促进和塑造与印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亦有必要应对印度将中国视作主要对手而来的各种消极现象，全力遏制将中印关系导向对抗的趋势。南亚研究小组特转载此文章，供各位读者参考。

【关键词】中国外交 周边战略 印度 变量

印度是中国西南周边最重要的近邻。就中国的周边战略而言，印度的身份是综合性的，兼具中国对外战略视野的多个要素：印度既是邻国，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更是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新兴大国，以及比较有争议的印度是否也日益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这些身份的组合使印度在中国对外战略的布局中具有相对特殊的地位，即按照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也就是“大国关键”、“周边首要”、“发展中国家基础”、“多边外交舞台”等四大战略领域，印度似乎都有着一定的地位，但都不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地位。印度这一比较特殊的地位是考察中国周边战略时必须强调的一个因素。本文拟从中国对外战略中极为重要的周边战略这个角度，考察印度的地位与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周边战略中对印度政策的可能选项。

一、印度的地缘政治地位与战略意义

印度所处的南亚次大陆，在二战后国际格局中并不具有突出的战略重要性。虽然南亚摆脱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运动在世界上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但在冷战的纷争中，南亚的民族解放最终转化为新独立国家之间的冲突，这客观上极大地降低了印度的战略重要性，并使次大陆成为国际战略意义上的次生地域。这在地缘政治上反映了南亚地区的两个突出现象：一方面，南亚国家之间的冲突使该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被边缘化。尽管这些冲突本身在高潮时仍然吸引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如印巴为克什米尔归属而发生的战争，以及为最终解决殖民统治留下的东西两个巴基斯坦而导致的该国被肢解的冲突等。印度是南亚几乎所有重大冲突的主要角色，但这些动荡对世界基本格局并没有重大影响，反而使该地区在国际政治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也可以观察到南亚地区被边缘化主要是因为印度被边缘化。虽然印度为突出其应有的地缘政治地位做了巨大的努力，包括倡导不结盟运动、与苏联结盟等，但仍没有帮助印度获得其所期望的全球大国地位。不过，印度地缘政治地位跌落导致南亚地区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边缘化，恰恰也反映出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决定性地位。

印度战略地位下降，在有些论者看来，使中国得到了一个所谓“政治好处”（political advantage），即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持续存在，国际社会就会将两个国家比较，议论其是非。这极大地降低了印度的大国地位，使印度的战略地位沦为向巴基斯坦靠拢，这是“有利于中国的。”西方学者这种观点的地缘政治争斗倾向显然是基于传统的零和观念，并不能解释中国奉行的睦邻友好政策的基石究竟是什么。而按照上述逻辑，似乎中国更愿意看到自身周边冲突频发，以便从中可以得到较多的“政治好处”，即便这种“好处”并不是中国刻意追求的。这种观点一方面贬低了印度的地缘政治地位，另则也很容易误导中国对印度真实地位的看法。因为印度虽然从未成为全球大国，即使印度领导人总是以此鼓励印度民众，将此作为印度的国家目标，但印度的真实地位离这个目标始终相当遥远。不过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且又是南亚地区实力最强地域最广人口最多的大国，对中国的地缘意义是不同的。印度是中国周边地区战略形势演变的一个常量，即印度固有的特定地位对中国的周边政策具有恒定的意义。

首先，印度在中国的西南周边有最为漫长且尚未划定的边界线。与印度接壤的主要是我国西藏地区，那里是中国维护和开发的重点边疆地区。自大和尚集团叛逃后的半个多世纪，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就是西藏地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而印度在接纳了大和尚流亡后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姿态，以及在边界问题上与中国的争端，使印度成为中国维护边疆地区和西南周边稳定的一个重大考量因素。这个因素的重大，与印度在二战后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没有太大的逻辑关系，而是由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无论是在中印关系比较紧密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还是两国因边界冲突后转而高度敌对，以及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体系调整双方寻求和解的努力进程，上述因素总是成为处理两国关系的最重要考量之一，显示印度作为与中国有着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的邻国，是中国思考周边政策的关键对象之一。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上述历史遗留问题也很难有一个解决的时间表。由此可以判断，印度是中国周边战略的一个常量。

其次，印度本身的体量决定了印度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地位。印度虽然不是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全球性大国，但印度作为亚洲最具代表性意义的发展中大国之一，自二战结束后就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最先认识到这点的可能是美国。根据美国国务院解密的档案，早在二战结束印度独立已成定局时，美国国务院内部的一个评估就认为，由于日本已经战败，中国处于内战动乱中，因此印度在亚洲是“一枝独秀”的大国，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国家”，甚至可能未来取日本而代之，形成有挑战能力的国家。美国当时的这种担忧显然是因为美国战胜日本并已取得在亚洲的支配地位后产生的，美国担心印度会成为挑战者。这个担忧是否成为美国后来与巴基斯坦密切合作的根据之一是值得思考的。

事实上，印度独立后美印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显示出，美国对印度始终持有防范警惕的态度，从未真正信任过印度，即使朝鲜战争后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头号威胁也仍然如此。美国的战略评估应当是起着重要作用的，而这个战略评估是建立在印度的一些基本面上的，这些基本面决定了印度的地缘政治地位。这对美国在战后的亚洲布局而言固然是一个因素，对中国这个印度的近邻就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常量。因为，印度的一些基本面决定了印度在南亚天然据有的主导地位，即使印度因各种内外原因一时难以实现其主导次大陆的目标，但印度的行为必定是决定南亚安全形势的主因，这对中国的周边环境而言，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再者，如何处理两个毗邻而居的大国的关系，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并无现成的积极经验可循，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提供了以竞争为主线的基本框架，但这并不适用于中印关系，因为两国在历史上并没有激烈的地缘政治争夺。对这个历史事实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读。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2005年在回答 印度记者问题时指出了这点，即中印关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友好积极的，冲突只是非常短暂的一段。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解释为何如此，显然他的重点是在展望未来，但这个问题仍然在那里等待解释。美国学者约翰·加弗给过一个比较粗略的解释，他认为在缺乏现代技术和交通的条件下，高耸的喜马拉雅山阻断了两国的交集，使任何冲突都成为沉重的财政和物力方面的负担，从而大大降低了两国冲突的可能。这个从消极意义上得出的解释侧重于客观地理和物质条件。换言之，中印历史上之所以很少有冲突主要原因是能力问题，这当然传达了相当“消极”的信息， 因为其隐含的意思是如果双方有能力，或者地理条件不再成为阻碍时，冲突将产生。美国学者的这个观点可否用于解释现代中印关系中出现的严重冲突呢？答案是否定的。但这个看法确实可以引导出进一步的思考，即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国力的上升，两个亚洲大国的相处之道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60年前，两国在解决了围绕印度是否可继续与中国西藏地区保持经贸联系，从而体现印度在这个重要地区的“存在”问题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但两国关系随后的发展却难以证明这些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从印度对西藏地区内部骚乱毫无原则的煽动支持到两国围绕边界线划分的激烈对抗，大量事实证明这些原则只是停留在原则，并没有化为相应的政策。从中国的角度看，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也是一个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而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思考的战略性问题，或者说，作为中国西南周边最重要的大国，印度是中国周边战略考量的一个常量。

最后，印度作为中国周边战略的一个恒定因素，还体现在中国与印度的邻国发展关系的进程中。在外交政策的实践中，很难说中国会根据印度的反应来决定是否和其他南亚国家发展合作关系；印度喜欢或不喜欢中国与其邻国发展关系是印度的选择，中国并不受其看法制约。但另一方面，由于南亚的地理特点，印度居于南亚的中心地位，与印度接壤的南亚邻国互相之间都不接壤，这个独特的现象促使印度将南亚地区视为其“后院”，也是印度对外政策中，所谓不接受外部势力进入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发展关系，就很容易被印度视为“外来势力”侵蚀印度影响之举。这种现象从印度独立后就一直存在，今后也不大可能消失，因而也是印度成为中国周边战略的一个常量的根据。

二、印度崛起的地缘政治冲击

南亚是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相类似的发展缓慢地区，迄今仍然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但进入21世纪后，印度的发展突然出现转机。从2002年起，印度连续多年保持了7%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个别年份甚至接近两位数，创历史高位，从而在国际政治中形成了“印度崛起”的冲击。这种冲击表现在各个领域，对中国的对印战略而言，则构成了中国周边战略、特别是西南周边以及随着印度相关政策的发酵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新的变量。

变量之一是印度崛起使中国对印度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印度崛起必将改变印度的国际地位，这种改变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但更是与印度有直接关系的国家关心的一个政策取向的问题。因为印度摆脱贫弱交加的状况，虽然首先体现在印度国民的福祉提高，但也同样体现在印度的地缘政治地位与实力的增强。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印度的GDP在2011年达到1.84万亿美元，而2000年时为4600亿美元。扣除通胀和汇率因素，在这一略超过十年的时间段里，印度实现了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单就同时段国民经济增长幅度而言，印度取得的成绩与中国是相当的，虽然在总量上印度仍然远远落后。印度的这种快速增长意味着什么，以及中国应如何评估印度国力大幅增长所产生的种种效应，诸如此类的问题最终将重新塑造中国对印度的看法，而这必然是中国制定对印度战略的一个重大考量。由于对印度崛起的这一看法并未完全确定，印度发展本身也充满了不确定的前景，因此如何评估印度崛起，特别是印度成长为世界性大国的前景，已成为中国主流媒体和学界关注的一个对象。

从这类讨论中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而这是由印度本身发展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这些不确定性对中国如何看印度产生重要影响，将随着印度的发展而发展，短时间恐怕很难有确定无疑的结论，这对中国制定相应的对印度战略是一个变量，其中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是强大起来的印度究竟是中国的对手还是伙伴，或者两者都不是而居于其间等，这类问题虽然不可能立刻找到确凿无疑的结论，但中国如何看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中国的相应政策。

变量之二是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上国际社会对印度的地位与作用的看法，以及主要大国因此采取的相应政策，目前都处于不确定阶段。由于印度崛起正在改变从地区到全球范围的地缘政治结构，地区和全球大国因而都在重新评估，印度可能在未来的国际体系演进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2004年印度国大党大选获胜后，利用国际媒体开始炒作的“印度崛起”论，着力做美国的工作，成功说服美国放弃了印度核试验后对印度实施的核封锁，与印度达成“民用核能协议”。2006年3月布什总统访问印度，大赞印度的民主体制，并声称美国愿意帮助印度成长为“全球大国”，这个表态在新德里引起强烈反响，基本上扭转了印度长期来形成的反美心态。这标志着美印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导致美国对印政策产生巨变的战略原因，显然与美国对印度地位与作用的评估有联系，而这种评估今天仍将继续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不但体现在美国对印度战略的调整变化中，也同样体现在地区层面上的主要国家的相关战略中。

如近年来围绕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与权益争端，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将印度视为一个可以引入的因素，其中包含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即印度国力的增长所产生的变化，促使地区国家越来越将印度作为一个可以加以利用的因素。而在现实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印度也在充分利用这种形势，谋求其在亚洲正在形成的格局中扩大立足点。同样，这个进程远未完成，是中国需要面对的关于印度的另一个变量。

变量之三是印度对自身地位的看法也在变化之中。众所周知，印度精英在争取国家独立的道路上一直持有一个恒定的观念，即印度是因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而丧失了大国地位的，印度理应成为世界性大国。尼赫鲁是这个大国思想的最有力鼓吹者，并深得民心。但印度的大国目标因其独立后发展缓慢而难以实现，甚至印度在冷战时期通过倡导不结盟运动等活动建立起来的国际影响也逐步消失。1998年印度决定试验核武器，这对现行国际体系和制度构成很大冲击，印度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和其大国目标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印度的大国地位究竟因其核试验而得到多大提高，却是很有争议的问题。

事实上，国际社会对印度的真正关注，是在印度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后才有了大幅提高，也就是决定印度是否拥有全球性大国地位的，是其经济实力及因这种实力体现出来的其他发展。从这个角度观察印度对自身地位的看法，应当说印的自我定位恐怕也未完成。近年来印度大力加强国防能力建设，先后购买和开发包括航母与核潜艇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同时印度也努力争取“入常”，包括争取各大国对其努力的支持等，无不反映出印度力图推进其在全球体系中的大国乃至强国地位。就这一问题，一方面印度无疑认为自身应该是世界性大国，应当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印度也不能不认识到，以其现有力量恐怕还很难使国际社会认同印度的大国地位，印度因此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在印度逐渐获得更清晰的自我定位过程中，印度将首先对其周边地区及亚洲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上述三个变量均为观念层面的。其所以重要，因为观念塑造行为，观念也催生战略和政策。以美国如何看印度为例，自冷战结束后相当长时间，美国并没有视印度为重要力量，直至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开始从新的角度认识印度。而这实际上早在总统竞选时期，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赖斯便在《外交》（双月刊）上著文指出，“美国应当更密切地关注印度在地区平衡中的作用。现在有一种很强大的观念趋势，那就是把印度与巴基斯坦联系在一起，就是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或这两个国家的核竞争。但印度是中国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印度也应当成为美国考虑的因素。印度还不是一个大国，但有潜力成长为一个大国。”由于美国看印度的观念产生了新的变化，后来布什政府以帮助印度突破核封锁为切入点，重塑美国对印度政策就成为这种变化的逻辑结果，至于美国吹嘘的所谓“价值认同”只不过是一种宣传而已。在美国近年来的对印政策中可以明显观察到中国因素。

换言之，美国是将印度视为平衡中国的一个大国而加以重视的。如果印度进一步发展而成为更重要的大国，美国又将持何种立场呢？这一问题也可以从更具体的角度提出。如印度开发射程不超过5000公里的中远程导弹， 如“烈火-IV”和“烈火-V”，在美国看来是值得欢迎的，因这个射程的导弹正好可以针对中国。但印度的战略目标似乎不止于此，印度更希望和安理会五常一样，拥有射程遍及全球的洲际导弹，而这也是印度的战略目标。但美国对印度开发足以打击美国本土的战略武器就万难支持了。可见美国虽然声称印度已是其盟友，但印度仍在发展的进程并非是清晰明了的，因而美国的看法及相关战略也将随之调整。美国并无把握可将印度塑造成符合美国利益的大国，因此没有理由说美国一定将“帮助印度成长为全球大国”。

上述三大变量，即中国对印度力量的评估、美国等大国对印度地位与作用的看法以及印度的自我定位，其变化的最终驱动力主要来自印度的发展，以及因这种发展而增强的力量在印度的战略筹划中将主要指向何方。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充满了不可预测和难以确定的因素。如印度在经历将近10年的高速发展后，突然显现出明显的疲态，虽然国际金融危机被解释为主要原因，但仍不能解释为何在危机初起的阶段，印度似乎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反而是发达国家已然走上复苏的道路时，印度经济增长率却骤然受挫。在国际政治范畴，亦可观察到一些新的不确定因素。例如，奥巴马2010年访问印度时，承诺将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被视为美印关系的新起点，将给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但事实上却并未见到这种所谓可以预见的发展：美印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冷落状态，甚至如美国传统基金会学者罗曼都认为，美国支持印度“入常”是“不正常的”。因为印度在联合国的投票纪录显示印度并不支持美国；在2010年的71次投票中，印度44次投票与美国相悖，这个纪录和古巴差不多。结论是“印度在安理会以美英法为一方、中俄为另一方的争斗中将扮演‘中立’角色，即不结盟运动的角色，或者更糟，印度甚至可能打算在安理会中起到平衡美国的作用？”这番言论将美国指望印度在国际舞台上毫无保留地支持美国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但美国的期望并不是建立在充分理解印度外交传统和理念之基础上的，只是反映了美国希望继续乃至永久领导世界的观念。

尽管存在这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但印度崛起仍然被视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大趋势。印度崛起主要将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领域，成为世界格局中一个不断变化且呈增强趋势的现象。印度对自身地位的传统地缘政治观念促使印度将努力提升和发展其军事投送布防能力视为关键，这使得印度崛起在军事安全领域有较突出的表现，如印度近年来大力增加国防投入，开发各类先进武器系统，并动用巨额外汇向西方国家购买军火，加上印度向俄罗斯购买的战机舰艇等，印度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购买国家。这极大增强了印度的军事实力，成为衡量印度地缘政治地位的一种重要指标。印度以其固有的体量而具有的地位，以及因快速发展而不断增强的地位，对亚洲的地缘政治及国际政治格局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当然必定也将对中国制定相应的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对印度战略的若干选项

由于印度对中国而言具有的多重身份特征以及印度的发展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动态进程，因此在思考中国对印度战略时必定出现的问题之一是，印度的何种身份和哪些领域对中国而言有着相对更重要的意义，或曰中国的对印度战略是否应该有优先顺序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从什么角度衡量中国的对印度战略。大体而言，中国的对印度战略可分为双边层面、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在这三个不同层面中又可进一步细分出具有差别意义的次层面。例如在双边层面上，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和涉藏问题就具有明显的突出地位，但在如何推进双边层面各领域的积极发展方面，经贸往来及建立互信的政治进程显然是重要议程。而在地区层面，两国在地区组织中的角色担当和亚洲国际体系格局中，双方如何共存发展并促进亚洲新的结构的形成，可能是双方应加以讨论的优先课题。因为中印同为亚洲大国，上述问题如无合适的应对，则两国相争的概率必定较高，又由于这类问题远远超出双边意义。因此，处理不当也必定影响亚洲地区的多边进程。而本文讨论的中国周边战略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即在中国的周边战略中，印度既是双边层面上有着重要问题有待解决的挑战，又是次地区的多边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者的发展或将决定亚洲新格局的形成。

首先，在中国的周边战略考量中，印度是中国与邻国双边关系中的一个有较特殊重要性的国家。中国与大部分陆上邻国都已经解决边界划分问题，包括曾经有过激烈冲突的国家。因此，印度作为与中国同样有过激烈冲突历史，但却没有解决边界争端的国家，这一事实对两国决策层和公众而言都是令人担忧的。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思考，印度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国以更大的力度和速度崛起于国际体系之中，则对两国关系在双边层面上究竟如何演进就不易得出乐观的结论。这是处理双边关系的困难之处，这种困难必然会体现在中国的周边战略制定中，即在彻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尚无前景的条件下，如何寻求与印度逐渐提高相互信任、降低敌意直至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共存之策。虽然两国早在2003年就已宣布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更提升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考察中印关系现状，将这个目标转化为现实还需做出更大的努力。而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出妥善的安排，做好长期不能解决的准备，同时仍然坚持与印度和平共存的各种选项，包括继续坚持双方已经签署的确保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及提高军事相互信任措施的协定，发展给双方都带来好处的各种交流等等。这些措施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因边界问题而来的深刻不信任感，但却可以为稳定周边的战略发挥积极作用。换言之，就印度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作用而言，从各个角度观察，印度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大可能具有助力中国的正面意义，但中国仍需要从大局出发，制定促进稳定的策略。

其次，中国维护西南周边地区稳定不但需要坚持与印度的和平共存关系，而且也需要促进与南亚其他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由于这些邻国均为印度的邻国，它们构成的正是印度的周边，因此当中印互信呈严重赤字状态时，中国与南亚其他邻国的关系亦成为印度的担忧。虽然中国与南亚其他邻国发展任何层面的关系，都无须看印度的脸色，但如果因此而破坏了中印间本已脆弱的互信甚至导致对抗，那也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周边战略目标。鉴于中国并不需要通过南亚其他国家来制衡印度，因此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今后或可在新的层面上展开，通过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这样的次地区组织，加深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参与结合，也许是一个相对较好的选项。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2013年5月首次出访选择了新德里和伊斯兰堡，访问期间更提出“向西开放”战略，强调要大力推进“孟中印缅”次地区经济合作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计划，显示中国在当前南亚形势趋稳，且西方军队即将退出阿富汗之际决心，与包括印巴在内的主要南亚大国合作打造新一轮地区合作，这同时符合中国和南亚各国的根本利益。

再者，印度在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参与程度正在逐渐深化，对印度的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尚存在不同看法，但印度在中国最紧密的周边地区的行为显然将对中国的相关政策产生影响。近年来，在中国沿海周边的东海和南海不断出现各种摩擦，有些矛盾还有一定的尖锐性，解决的前景也不是很明朗。在此背景下，中国从维护周边地区稳定的角度出发，希望争端各方通过各自的努力，寻求和平的解决方式，同时也不希望外部势力介入这类争端。因为这种介入，无论以什么理由，都不会对地区稳定与和平解决争端产生积极影响。印度显然是外部势力，但印度却更可能视这类争端为其介入的机会。

事实上，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商业活动”的旗号下，印度已经参与越南在南海开展的海底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活动，这些地区部分是越南与中国有着主权争议的，中国亦已多次表明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在争议解决前参与这类勘探开发活动。这类争端虽非中印之间的重大问题，但印度行为背后的战略意图却非常值得思考。印度自推出“东向”政策以来，对亚太地区的兴趣日益上升，其中当然包含了印度的合理期望，即将印度与当今世界的增长中心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为此，印度也先后加入了亚太地区的合作组织，这些都是中国接受并欢迎的。但印度毕竟不是亚太地区国家，因此在地缘政治的潜在和现实争端中，如果印度执意企图通过与中国有分歧的国家进行旨在牵制中国的合作，则印度将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负面因素方面增添新的动因，是不利于中印关系发展的。这个因素预期在中国对印度战略中将呈上升态势，需要深入思考和谨慎应对。

最后，在中国的对印度战略中，虽然努力推动印度朝着对中国更趋合作姿态的方向前进，必定是中国的最佳选择，但从双边和次地区两个层面仍然存在的诸多问题来看，实现战略性合作的前景并不十分明朗。因此，中国的政策选项似乎应该有两手准备，即：一方面，印度应该被视为潜在的合作伙伴，与中国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和相似的国际战略目标，因此中国须从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致力于促进和塑造与印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当然也是中国总理温家宝2005年访问印度时双方商定的双边关系新定义，尽管因各种原因目前仍然是一个愿景，但中国的对印度战略应继续沿此方向努力。另一方面，鉴于印度的内外发展存在着大量变数，印度在成长为全球大国的进程中确实存在着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的前景，因此中国亦有必要应对因此而出现的各种消极现象，全力遏制将中印关系导向对抗的趋势。从长远的战略前景看，中国对印度的战略优势被印度反超或压倒的概率并不高，但中国的优势地位并不能保证印度对中国采取合作的姿态，甚至可能加剧印度的对立行为，而这种发展不可能有利于中国实现周边稳定的目标，但中国亦很难在影响印度的这种行为上有很大的作为。这将构成中国西南周边在未来的一个比较严峻的挑战。这不大可能是中国的一个全球性议题，但却可能对中国的全球地位产生一定的影响。

2013年10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将维护周边地区稳定、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捍卫国家利益提升到中国对外战略的新高度。印度是中国实现稳定周边方略中的重要一环，需要对当前中印关系已经实现的积极成果和尚待克服的消极因素做全面检讨，从而为构筑新时期综合性的对印度战略建立坚实的理论与政策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