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容忍》的问题

原创 欧洲金靴 金靴文化 2022-01-22云阿云智库•反腐败斗争

导读：更让人遗憾的是，群众远离政治四十年，不再是政治的参与者、也不再是政治犯的审判者，而统统沦为置身事外的“围观者”，这必然会与近十年重新的政治化产生尴尬的冲突。

文 / 欧洲金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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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最大的问题就是此前我说《人民的名义》的问题一样，基本框架被牢牢束缚在“党内”，给观众的观感除了这些反动、反革命贪污分子其犯罪罪行带来的震撼冲击（尤其贪腐金额）之外，其实更多的还是给人以一种“看宫斗剧”的感觉。

政治剧通常分两类：聚焦宫斗型和聚焦干群关系型。

前者的典型就是近年来的《人民的名义》、《突围》等，而后者其实早就越来越少了，天花板在我看来是2003年的《龙年档案》和2007年的《大明王朝1566》（大明王朝其实两者皆有，属于无可挑剔的历史第一神剧）。

宫斗型的政治剧/政论纪录片，其最显性局限，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没有群众的参与，使得群众只是“观众”而已，完全没有参与感。

我很想质问：为什么不让这些人对着镜头（镜头另一侧的人民）下跪？为什么不让他们跪地陈诉自己的罪行？

他们手中的权力和利用权力变现的财富，是千万人民烈士在毛主席那一代党的领袖的带领下所获得的，而他们却侵吞霸占了人民的财产——他们凭什么不能给群众下个跪？

《零容忍》中选取的列位大牛，官方给出的贪污受贿金额为十六人总计人民币三十三亿+。

这让七十年前的刘青山、张子善简直自愧不如。

回想1949年3月5日-13日，全国即将解放之际，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主席彼时提出了著名的糖衣炮弹理论，要求：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

毛主席还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所谓“糖衣炮弹”理论，是毛主席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现状的判断而提出的。

其判断依据，正是来自于时任美国总统、著名反共狂魔杜鲁门的策反战略。

早在四年前，1945年，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演讲，杜鲁门也在场。当时的演讲包括以下内容：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将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这就是「白蚁战略」，杜鲁门主义的写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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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之后，同时也是《板门店停战协定》签署二十天之后的1953年8月12日，毛主席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严肃指出：“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

此时，已经通过一场震动西方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布新中国国威、特别是我军军威的毛主席深刻意识到：敌人已经不太可能企图通过热武器来侵略中国党和人民，尤其是在朝战中连原子弹都没能吓倒志愿军的情况下。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

恰恰是在战事激烈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主席亲自下令打响了新中国的反腐第一枪：枪毙刘青山和张子善。

刘张二人本是建国功臣，跟随我党我军屡次立功。特别是刘青山曾领导开辟文安洼抗日根据地，为实实在在的抗日英雄。

然而，建国后两人担任天津地委书记和副书记，仅一年时间就彻底沦陷，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建筑工款、救灾资金以及骗取银行贷款等达当时面额171亿元！

“我为国家出生入死那么多年，革命胜利了，我享受一点怎么了？”——这是刘青山当年被批捕后，最初始时趾高气扬的表态。

同时，刘青山本人还沉迷吸食鸦片不可自拔，这都让毛主席怒不可遏。

1951年底，随着“三反”运动开始，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在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着824名代表的面，实名举报刘张，引起了巨大轰动。

毛主席的态度非常坚决：“这不是普通的贪污，这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正在侵蚀我们一些干部的信念，这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正是因为他们的地位高，功劳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这才能起到一个表率作用，才可能挽回20个，200个甚至2000个犯了错误的干部。”

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内，毛主席提起了笔，铿锵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副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肃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了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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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零容忍》，我们可以看到这部电视片中的改开老虎们，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责之后，竟然依旧衣冠楚楚、眼神光烁、镇定泰然。

这给了群众的一种恍觉：他们仿佛只不过是“失败者”而已，并非“犯罪者”——而这种“失败”的定义区间，仅仅是在「党内」的、是在那个高高在上的庙堂之内的。

他们不论多么的所谓“沦为阶下囚”，在普通黎民百姓面前，他们依旧是“天上人”。

所以，即便他们确实是在对着镜头认罪，但却不是在面对人民群众，而仅仅是说给他们脑袋之上的更高一层权力听而已。

这样的剧片形态，确实会给「党内」这个区间里的大员们以警示，但不会给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们以多么强烈的刺激。

是的，里面的老虎们在理论上确实个个阶下囚，但现实层面里，他们在我们眼中依旧是可望不可即的“老爷”，就这么简单。

被共产党从旧社会里拯救起来的中国人民，最痛恨的社会公共罪行就是贪污腐败！因为这是对党史、革命史、工农武装起义史的严重背叛、乃至公然亵渎。

死刑，曾一度是严重贪污官僚的“标配”，但是后世以来，逐步消失于中国官场，以致“贪腐无畏”。

还记得去年年初的赖小民吗，十九大之后第三只被判处死刑的老虎，也是《零容忍》里的主角之一， 在当时被宣布死刑时，各界群众几乎一片惊叹：贪官死刑，久违了……

此前两例十九大后的死刑，分别是：

2019年12月3日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邢云（后改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以及2020年7月31日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永正。

此外，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和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杨成林，同样是在十九大后被判处死刑，但两人被调查是在十九大之前（杨成林后改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其中张中生为十八大之后第一位因为经济问题被执行死刑的官员，在他之前上一次中国对经济犯罪的官员执行死刑是在2011年7月，曾任江苏苏州市副市长的姜人杰和曾任浙江杭州市副市长的许迈永，同日被执行死刑。

2017年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强、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加广，个人统计，现已惩处一名副国级（杨晶）、八名正部级（鲁炜、努尔·白克力、孟宏伟、赵永正、秦光荣、刘士余、王富玉、傅政华）、76名副部级。

基本可谓延续了十八大以来的雷霆作风。

从2012年11月15日发表的“打铁还需自身硬”，以及两天后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开始，九年来，个人统计，现已惩处一名正国级、六名副国级、两名军委委员级、二十九名正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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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小民去年被判处死刑，之所以轰动，正是因为判以极刑弑虎，这早已不多见。

从进入新世纪到十九大之前，十七年间总共只有七只省部级老虎被判处死刑：

危害国家安全罪一人：刘广智；

杀人罪两人：吕德彬、赵黎平；

受贿罪四人：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郑筱萸；

这里面，胡长清和成克杰显然“名气”最大，被称为我党新世纪反腐的第一、第二声枪响。

前者，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因贪污受贿罪被执行死刑的省部级官员；后者，更是建国以来第一位因贪污受贿罪被执行死刑的国家级领导人。

二十年前的风浪，一度被人们视作21世纪的刘青山、张子善，寄希望能够如半个世纪前毛主席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那般，对党和社会的风气进行刮骨疗毒。

但愿景的实现显然不遂人意，中国的贪腐规模、反腐难度依然是全球top级。

更让人遗憾的是，群众远离政治四十年，不再是政治的参与者、也不再是政治犯的审判者，而统统沦为置身事外的“围观者”，这必然会与近十年重新的政治化产生尴尬的冲突。

近十年越努力，越凸显整个四十年的尴尬，比如这部用心制作、质量精良的反腐电视片《零容忍》。

想想四十年之前群众是怎么参与政治的，贪污犯是怎么面对群众的，想想那些逝去的“游街示众”、“人民群众公审”画面……

还是以刘青山和张子善为例。

1952年2月10日，公审大会如期举行，从唐山、石家庄、秦皇岛等赶来参加的群众足足有21800人。

刘青山被处决后，毛主席皱眉说道：“我们坚决不做李自成，我也不想做李自成，谁想做刘宗敏、牛金星，刘青山、张子善便是前车之鉴！”

其实刘青山在被逮捕后，根据当时的数据，在天津五百多名党员的意见中，有60%的人同意判处张、刘二人死刑，也有40%的人反对，还有的请求缓期二年执行。

毛主席得知后频频摇头，他表示不准求情：“难道忘了当年的肖玉璧了吗？”

肖玉壁是一个老红军，被毛主席非常关照，甚至还把自己的取奶证留给他，见他年事已高，毛主席曾对他特殊照顾，把他安排在家乡。

但是肖玉璧最后却没有禁得住诱惑，贪污了3000元。

在当时（1940年），3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林伯渠还替他求过情，毛主席说：“贪污这种事我是不会特殊对待的，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

而刘青山事件，毛主席也坚决拥护法院的判决，在公审大会前，华北局的军区政委薄一波也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大概意思是刘青山是个好同志，犯了错误也是没有禁得住诱惑，希望毛主席三思……

但毛主席仍没有同意，毛主席的那句名言也反复被支持处刘青山以死刑的干部群众传颂：“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要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的脑袋！”

什么才是真正的“不敢腐”、“不想腐”，一目了然。

刘张事件后，1952年4月底，毛主席正式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的出台，其中就规定了官员贪污的具体处决。

李银桥曾回忆，毛主席和他聊天那日，正好下了大雪，毛主席向来是喜欢下雪的，用他的话说，“瑞雪兆丰年，下雪了老百姓就受益了，明年有个好收成。”

毛主席处处想着人民的品质，影响了李银桥的一生：“我想，毛主席对雪的偏爱应该有他更深的意思，雪是洁白纯洁的，一场大雪，可以荡涤一切不公的、过去的、不好的、那些陈腐的东西，从而迎来一个更加崭新的、更加美好的的新世界。”

跋

在现代社会里，资本，权力，人民，是三个主要要素。资本或权力一家独大，或者资本与权力进行合作（官僚资本主义、权贵阶层），对人民而言都是极坏的结果。

人民必须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局面：让权力与资本相互制衡，谁也拿不下谁。

如此，人民才能享有足够的权利、福祉和自由。

2013年1月22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领袖尖锐指出：“如果不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2018年1月11日，领袖再次强调：“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

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防止自身的「国民党化」。

看完《零容忍》，我发现了三个严重的问题

温伯陵2022-01-23云阿云智库•反腐败斗争

伯陵说：

所有的问题，

归根结底是如何打破历史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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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在家看了《零容忍》，感受很深，尤其是第五集《永远在路上》，我觉得里面暴露出来几个问题，值得单独说一下。

《永远在路上》的开篇是周江勇案件。

周江勇是“十八大”以后成长起来的，最高做到浙江省委常委兼杭州市委书记，属于副部级干部，位高权重能量巨大。

我们常说，“十八大”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以“反腐”为起点的一系列动作，彻底改变了中国的走向。

做为近十年成长起来的高级干部，周江勇确实也感受到时代的力量，在各种场合说，这是能做事的时代，我们不要辜负这样的时代。

但是在台面之下，周江勇依然胆大妄为，不收手不收敛，深深的辜负了这个能做事的时代。

我看节目的时候就有个想法：

在反腐高压的环境下，周江勇照样敢贪污腐败，要是这样的环境松懈甚至消失了，以周江勇为代表的一批干部，会整出什么幺蛾子？

现在是每隔几年就要审查一遍，如果五年后或者十年后，审查的力度减弱了、次数减少了，腐败问题会不会重新严重起来？

当年商鞅变法成功，秦国逐渐强盛起来，开函谷关雄视诸侯，但是秦惠文王继位便车裂商鞅，不过好在保留了商鞅的法令，没有影响秦国的走向。

而清朝的雍正皇帝，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包括整顿吏治、肃清腐败、火耗归公、士绅一体纳粮当差等等，但是乾隆继位以后，为了邀买人心，废除雍正的大部分严厉的法令。

用不了多少年，乾隆朝便回到康熙朝的样子。

这两个历史故事很典型，对比周江勇的案件，我们应该引以为鉴，找到一条长久的制度化道路。

这是我认为第一个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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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周江勇是一个人贪污腐败，对国家的危害仅限于经济方面。

但周江勇还利用职务之便，在任职的地方打招呼，用自己的职位做后盾，帮助弟弟周健勇开公司做生意。

这些生意赚到的钱，肯定不是周健勇能独享的，肯定是做为家族财富，兄弟俩人共同支配。

随周江勇落网的商人也说了，周健勇算什么，他只是一个渠道而已，钱是通过周健勇送给周江勇的。

这个问题比贪污腐败更严重。

因为当周江勇以权谋利、周健勇以利助权的时候，周氏兄弟就会在政商两条路上同共进退，最后的结果便是地方政商家族崛起。

如果周家不败落，能继续开花结果的话，那么再过两代人，就能在浙江诞生一个树大根深的黄四郎。

《永远在路上》的第三个案例，讲的是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

他倒是没有借兄弟谋利，但张琦借亲儿子之手，收取巨额贿赂，甚至在儿子没有正式进入社会的时候，便眼睁睁看着他收了商人10万加元。

父子联手谋利数年之后，张琦感到有人在审查自己，又给那些商人们打招呼，想让第一代政商关系，延续到第二代乃至第三代。

和周江勇一样，如果张琦没有逃脱审查，可能在数十年后，也会出现一系列经营几代人、互相联姻的政商家族。

虽然每个人出头之后，都想带起一个家族，但每个壮大的家族，其实都是国家进步的绊脚石。

这种个人和国家的利益诉求，是很难兼得的。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然要不定期的铲除一些大家族。

汉朝兴盛七十年，当初追随刘邦立国的功臣们，发展成地方性大家族，他们上可以左右朝政，下能挟持地方政府做土皇帝。

汉武帝用几十年的时间，铲掉诸侯王和功臣家族，才有了扬威四海的伟大事业。

但这份伟大的事业延续到汉元帝、汉成帝的时候，列侯和外戚家族又重新崛起执掌朝政，汉朝的权威便逐渐降低，导致政令推行不下去，赋税收不上来。

最后那些勋贵家族的代表们，推举王莽篡位，想通过改朝换代，彻底巩固来路不正的既得利益。

历史的教训太惨痛了。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地方政商家族的问题，国家一定要重视，多揪出一些周江勇、张琦之类的干部，绝对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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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第三个严重的问题是张雨杰案，这哥们是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没有职位级别，工作是在政务大厅窗口接待市民，收取买房托管资金，填写托管协议之类的。

这种基层工作人员，全国不知道有多少，张雨杰其实就是个普通人。但就是这么个普通人，却能在短短三年内，利用制度漏洞，捞到近7000万。

听起来挺扯淡的。

滁州监委的工作人员说，张雨杰没有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理想，又处在一个轻而易举可以得到钱财的岗位上，不出问题才怪。

说实话，这段我没看明白。

既然要经手巨额资金，那就要在客观制度上设置防火墙，阻断工作人员捞钱的渠道，不在这方面下功夫，单纯指望工作人员的主观理想，是不是有些避重就轻了？

当然，节目后续讲到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很多事情的关键点，不能简单的用理想信念涵盖。

人性是本恶的，人性是自私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少部分人才有，大部分人是善变的。

要是把所有事情都寄托在理想信念上，不出问题才怪。

这个监委工作人员的表述，是不对的。

不过这些都是皮毛，我们没必要说太多，我觉得张雨杰案暴露出来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张雨杰是九五后。

一直以来我们都抱有幻想，那些大小老虎都是中老年人，年轻时候吃过亏受过穷，职位提升之后便有一种补偿心理。等这批中老年人全部退休以后，接受完整教育且热血沸腾年轻人成为国家主流，一定能避免很多恶劣事情。

但九五后张雨杰案公布以后，我陷入深深的怀疑，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和中老年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些中老年人，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现在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以后也会是暮气沉沉的中老年人。

到底是什么，让曾经的年轻人变成油腻的贪官污吏？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才能永葆朝气？

年轻人和中老年人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这是个大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凡是资源集中的地方，一定会勾起人性深处的恶念，让那些有条件接触和分配资源的人，权衡成本和收益之后，忍不住伸出贪婪的手。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仅仅靠理想信仰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方法。至于是什么方法，还需要年轻人们一起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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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夏天，黄炎培和教员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力。”

因为初聚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力，没有一人不卖力，等到时局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黄炎培希望教员和同志们，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历史周期律。

教员回答黄炎培，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时隔77年，这段窑洞里的对话也没有过时，还是有很强的参考意义，但是要仔细斟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找到有操作性的群众路线。

我们的国家走到今天不容易，真的很希望现在这个时代，能延续的久一点，再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