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不报道阿根廷总统瞻仰毛主席纪念堂的背后……

子午 · 2022-02-08 · 来源：子夜呐喊

导读：“左翼不左”体现了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家在立场上的摇摆与软弱，他们对毛主席毫不避讳的崇敬与热爱，一方面是站在反帝立场发自内心的由衷做法，另一方面也是懂得争取民心的“聪明”之处。相反，回避毛主席、抹黑毛主席，那就是彻底的愚蠢了。

阿根廷总统府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北京时间2月5日上午，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的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参观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

遗憾的是，这个令中国人民为之振奋的好消息，过去了整整两天时间，却没有被一众主流媒体报道，笔者昨晚才通过微博看到了自媒体博主发布的视频。（在笔者写完本文时，终于看到了环球时报的一则报道）　　

当年，看到全国到处建自己塑像、挂自己像片的现象，毛主席愤怒地迅速阻止了这样的做法，抱怨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甚至纪念堂也是完全违背了他的遗愿。

但是，辩证法的魅力就是这么强大：时至今日，纪念堂已经远远超出了毛主席个人的意义，在毛主席成了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成了全世界一切追求进步的人民学习的榜样，成了人民的“保护神”之后，瞻仰与否反映了一个政治人物对毛主席的态度，检验着一个政治人物的立场，对于他们能否赢得人民的支持产生着重要影响。

而对于“毛主席”报道与否以及如何报道，也是一种姿态，一种宣示；又或许毛主席关于“二流报纸”之类的批评仍旧令那些媒体人耿耿于怀，以至于要“挟私报复”。

尽管毛主席自己十分反感“个人崇拜”，但因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毛主席又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允许一定程度的“崇拜”。他是甘愿把自己当作“钟馗”，同时也是预备好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其实，阿根廷的中左翼总统费尔南德斯又何尝不是把毛主席当作“钟馗”呢？

中国民众在春节前夕就通过《环球时报》的一则不起眼的报道得知了费尔南德斯将要瞻仰毛主席纪念堂的消息，并自发地将这一消息送上了热搜；然而等了一个多星期仍未见到官媒的正式报道。

阿根廷驻华大使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了费尔南德斯总统之所以希望参观瞻仰毛主席纪念堂的两个原因，“第一，无论对阿根廷还是世界来说，毛泽东都是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领导人。”第二，费尔南德斯总统本人也是阿根廷庇隆主义政党——正义党的主席，庇隆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有“非常重要的历史联系”，庇隆总统本人更曾和毛主席保持友谊与书信往来。

这样的解释体现着费尔南德斯总统个人的姿态展现：他既要通过瞻仰新中国缔造者的纪念堂对中国表达友好态度，又要通过瞻仰毛主席纪念堂向熟悉毛主席、熟悉中国革命的受剥削、受压迫阿根廷劳工阶层和无产阶级表达自己的左翼立场。

2019年10月27日，中左翼候选人费尔南德斯在大选中击败了谋求连任的右翼总统马克里，成功当选阿根廷总统。

马克里是阿根廷首富佛朗哥·马克里之子，曾在哥伦比亚商学院、美国沃顿商学院深造，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应对债务危机的无能将这个曾经因为走私和担任“博卡青年队”主席时与足球流氓勾结等丑闻缠身的富二代公子哥送上了总统宝座。马克里第一次大选时主打“反腐牌”和“经济开放牌”，呼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然而，上台后的马克里实行了野蛮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油价和电价上涨，工作岗位却被裁剪，劳工阶层的福利保障不断被削减，私人公司却被减税；他还不断以反腐名义打压左派以转移民众注意力，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导致失业率和通胀指数急剧增加，外汇开放政策和债务政策使阿根廷的金融风险再度攀升。

费尔南德斯在2019年参加大选时提出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张：实行外汇管制，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建立一套限制投机资本的法规，并重启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救助贷款的谈判；保护本土产业和中小企业，扩大对外贸易顺差；采取更加谨慎的货币政策，认为财政短缺不应通过提高公共服务价格来解决，还应扩大内需、刺激投资和生产、振兴工业，提高国家竞争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这些主张的总体基调是节制资本、加强政府干预以及对抗跨国资本洗劫的经济民族主义，总体上是有利于阿根廷底层劳工利益的，因而成了费尔南德斯赢得大选的关键。然而对于今时今日的阿根廷来说，这一系列改良目标要想实现又谈何容易？

当费尔南德斯将瞻仰毛主席纪念堂的意义与庇隆主义和毛主席的历史渊源联系在一起时，尽管给深陷困境的阿根廷底层劳工打了一针安慰剂，甚至把毛主席当作“争取民心”以对抗阿根廷“亲美亲市场”右翼反对党的“钟馗”，但如果没有更加果敢的无产阶级左翼立场抉择，费尔南德斯恐怕还是难免会重蹈庇隆以及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的覆辙——他们尽管号称代表劳工的利益，却在截然对立的本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立场摇摆，从来没有想过去彻底消灭导致周期性危机和社会不平等的经济基础（私有制），也从来没有真心地站在劳工阶层一边并让劳工阶层掌握国家权力，这注定了他们的改良措施失败的结局。

靠着工人阶级上台的巴西前左翼总统卢拉在工人阶级起来斗争时，站到了工人的对立面；查韦斯的继任者马杜罗在遭遇美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右翼势力反对时，也逐渐失去了委内瑞拉劳工阶层的信任；克里斯蒂娜在其执政后期同样遭遇了接连不断的工人大罢工，连原本大力支持她的两个最大工会都倒戈……

“左翼不左”是笔者之前评论俄罗斯以及拉美政治转向经常用到的一个词，这个词用在二战后拉美中左翼政府身上恐怕是再恰当不过。

90年代末期，拉美地区实施了十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遭遇可耻的失败，不少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或衰退，阿根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一时代背景孕育了左翼运动高潮在拉美的复苏。

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拉美多国陆续开启了高举反新自由主义大旗的左翼执政周期，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乌拉圭等国的左翼政党纷纷在大选中获胜。与委内瑞拉左翼是专为大选而组成的新兴政党不同的是，阿根廷左翼依托的主要力量是成立于1945年的老牌传统政党——庇隆主义的正义党。

1941年1月，阿根廷左翼政治家胡安·庇隆从意大利回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此时的阿根廷仅仅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后院和粮仓并未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1943年5月，作为陆军上校的庇隆参与了军官联合小组发动的军事政变；1946年2月24日，庇隆在大选中当选阿根廷总统。庇隆的当选一方面是获得了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军官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获得了阿根廷工人阶级的支持，这主要得益于他的第二任妻子埃娃·庇隆在庇隆被流放期间就长期做无衫汉的工作，成了阿根廷底层劳工运动的精神领袖。

上台之后的庇隆提出了正义主义，即“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采取了经济独立和国有化的经济政策，并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庇隆宣称他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并自诩为“第三条道路”。然而，这样的劳资合作政策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外部斗争时或许有效，但不用太长时间，当本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发展到难以调和的时候，就必须作出取舍。

毛主席在新中国的做法是迅速开始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选择消灭资本主义；而庇隆却走向了反面，特别是1952年埃娃·庇隆去世以后，庇隆政府开始了全面右转，打压总工会领袖，换上自己的傀儡，暂停增加劳工福利和工资，教育工人要“牺牲自己来发展祖国”，同时大幅减少对外资的限制，允许大量利润回到帝国主义手中。1953年3月，庇隆政府与美国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签订了合同，让该公司开采阿根廷南部油田；同年八月，又颁布了外国投资法，让外国公司首先是美国公司获得了一系列的租让权。

这一系列政策激起了阿根廷劳工阶层的不满，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军官团和天主教会趁机夺回权力，于1955年9月16日发动了推翻庇隆政府的军事行动，庇隆再度流亡海外，军政府重新接管了政权。此后，阿根廷陷入长期的动荡，政变不断，其间偶尔也有短暂的文官执政，但也都是各方利益角逐的产物。

流亡期间的庇隆始终关注着世界风云和阿根廷国内局势，同时秉持反美反苏的反帝立场，还公开对外盛赞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高度称赞毛主席、批评华盛顿和莫斯科，并和毛主席保持书信交流，亲切地称呼毛主席为“我亲爱的主席和朋友”。

政治的动荡、经济的困局促使很多阿根廷民众又重新怀念庇隆的“社会正义”，希望他能重新执政。1973年3月，庇隆在阿根廷的忠实追随者坎波拉就职阿根廷总统职位后，为庇隆再次上台铺平了道路。

回国前夕，庇隆派自己的第三任妻子伊莎贝尔·贝隆（1960年成婚）访问中国，毛主席还曾向庇隆夫人赠送一座木质梳妆台作为礼物。1973年庇隆回国重新当选总统之后，又派庇隆夫人亲赴中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与中国大使郑为之同志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4周年国庆。

重新执政的庇隆仍然试图继续调和阶级各方矛盾，并没有彻底准备站到支持他的劳工阶层一方。然而事与愿违，甚至在庇隆回到阿根廷当天右翼庇隆主义者就和要求“社会主义的阿根廷”的庇隆左翼支持者发生了激烈冲突。尽管庇隆恢复了很多有利于劳工的政策，甚至雄心勃勃地准备开始第一个“三年计划”，但同时为了拉拢军队和掌握生产资料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庇隆将主张建立民兵部队的激进青年派领袖加利贝蒂解职，大力改善和军队的关系，并再一次放宽对外资投资的限制向帝国主义示好，以求左右逢源。

1974年5月，庇隆去世前的两个月，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举行一次群众集会，却遭遇左翼支持者在广场上激烈地攻击庇隆的夫人伊莎贝尔和秘书雷加的右倾政策。

庇隆死后，其夫人伊莎贝尔执政，伙同庇隆的秘书雷加开始了全面右倾政策，换上了和美国垄断资本有密切联系的资本家莫拉雷斯作为经济部长，把激进派坎波拉开除出党，很多进步的学生、教师、工会领袖、律师受到迫害。这样的做法使得伊莎贝拉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终于导致1975年阿根廷全国大罢工，连庇隆党领导的庇隆主义工会都站出来反对她。1976年3月，军方再次发动政变接管了阿根廷。　　

庇隆死后，中国称赞他“生前为阿根廷民族独立和第三世界反霸斗争起了积极的努力”。这一评价是准确的，庇隆对毛主席的崇敬主要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甚至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所借鉴，但他并未真正地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从未真正认同社会主义；而他在流亡期间以及再度执政期间，对毛主席的高度赞扬，也同时是一种姿态的展现，那就是为了赢得阿根廷的劳工阶层和左翼学生的支持，把毛主席当作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极右翼的“钟馗”，因为此时的毛主席已经成为了包括阿根廷底层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一切追求平等、追求进步的人民心目中最光辉的旗帜！事实证明，这一做法的确为庇隆的顺利回国和再度执政铺平了道路。

然而，庇隆却再次可耻地背叛了支持他的阿根廷劳工阶层，保持着与民资资产阶级以及跨国资本的暧昧关系，最终导致了他的再度失败。

费尔南德斯瞻仰毛主席纪念堂的做法某种程度上与庇隆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无数次地证明，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将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真正组织起来，去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没有经过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左翼不左”的改良主义和调和主义终将还会失败。

“左翼不左”体现了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家在立场上的摇摆与软弱，他们对毛主席毫不避讳的崇敬与热爱，一方面是站在反帝立场发自内心的由衷做法，另一方面也是懂得争取民心的“聪明”之处。相反，回避毛主席、抹黑毛主席，那就是彻底的愚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