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元宵节背后的礼乐文明精神

谢茂松2022-02-15云阿云智库•家国天下

导读：人天共乐、人神共乐，更全面地说，是天地人神共乐。共乐也是祝福，天、地、人、神一个不落，全都照顾到，这才是过年、元宵的圆满之意，亦是中国文明高明而博厚的情怀，蕴涵着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

来源：观察者网

谢茂松 |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茂松】

元宵节这一延续几千年的传统节日，“百姓日用而不知”，蕴含着极为深刻的中国文明原理与文明智慧。

要深刻理解元宵节蕴含的文明原理、文明智慧，就不能只就元宵节谈元宵节，而毫无疑问要把元宵与春节甚至整个元月过年结合起来，完全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即终始保持“元”之初心。进而由此深刻理解中国传统节日系统的复合多重而非单一的功能、意义，以及传统节日系统的底层文明结构，也就是中国礼乐文明。

一、合元旦、元宵之整体方可深刻理解其中的天人合一之道

1、从元旦“开年”到元宵“结年”的十五天过年代表着一整年

大年三十除夕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春节，中国传统称为“元旦”，现代因为采用西方历法的缘故，就把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但我们这里要从中国文明的视野来理解春节，尤其是将元旦、元宵视为整体来理解元宵节，还是要如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先回到旧有的“元旦”的本来名字。

旧称元旦的正月初一春节是过年之“开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则是“结年”，一开始、一结束，正所谓“物有终始”。俗语说“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正月十五元宵还在年关之内，过了正月十五才真正算是新的一年。

古有刑名之学，循名责实，“元旦”与“元宵”相对。元旦之“元”为始，“旦”为朝、为日之升，元旦被称为“三朝”，即《尚书大传》所说“正月一日谓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又称“三始”，“始”就是“朝”。“宵”为夕、为夜，元宵代表一年开始的第一个满月。正如“通宵达旦”一词所显示的，“旦”与“宵”相对，分别代表了“阳”与“阴”，而“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五经》之首的《周易》的核心要义。

按《周易》蕴含的中国文明底层结构的象数思维，从正月初一元旦到正月十五元宵这十五天的过年，就代表了一整年。合春节（元旦）、元宵，方能理解其中蕴含的中国文明之“道”，即文明原理与文明智慧。

2、元宵节之“见龙在田”以及终始保持“元”之初心、至善

元宵节像中国其他传统节日一样，与天象有密切关系，元宵节舞龙这一代表性的特点更与天象有关。元宵节在天象上是立春之后二十八宿的东方苍龙慢慢上升于东方夜空，露出七宿之首即角宿，这就是《周易》乾卦九二爻“见龙在田”，到了俗语所说的“二月二龙抬头”，角宿在东方夜空就更加明显。

《周易》为《五经》之首，“乾”卦则为《周易》之首卦，象征天、天道的运行，即“天行健”，而“人道”取法“天道”则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德性，这即是“天人合一”之根本所在。

乾卦为龙之象，乾卦的龙之德性为“乾元”，也就元宵之“元”。元宵之“元”代表着初始，即《周易》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之“元”，元之为初，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之生气与元气，是无杂无私的纯粹之善与仁心，即“初心”；亨是亨通广大，秉持初心之德，则由“德”而生“业”，事业能不断由小而发展壮大；事业大就产生利益，利不是少部分的利，是“利者，义之和”，是照顾到所有人共同利益的利才是真正的利；坚持“元”之初心，事业方能贞固、永久。合“元亨利贞”四者为一体，则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

中国文明最重开始，强调慎始，《周易》强调初始“乾元之德”，《五经》中的《周易》、《春秋》、《诗经》、三《礼》、《尚书》这些经典无不强调慎初、慎始，这正是中国文明作为礼乐文明一开始的出发点所在。中华文明正是强调始终褒有初始的善心、仁心即“初心”，才能可大可久而保持连续未断裂。

从元旦到元宵的元月十五天过年，才是节日的完整的意义呈现，这就是终始保持“元”之初心。“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是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特质，这首先体现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节日礼俗中。

3、元宵的天、人双重意义以及沟通幽明之际    

中国文明强调天、地、人三才齐等、并重，这也体现在元宵的多重意义上。

元宵首先从“天人”的“天”的层面的意义来说，元宵之圆满，意味春联所说“福满人间”。

福满人间是上天赐福，道教以正月十五为上元天官赐福之辰，道教《正月十五庆祝》的祈福文中说：“赐福则风雨调和，年登丰裕；赦罪则自新有路，人尽善良。”

“满”这一字不简单，蕴蓄着几千年来每个普通中国百姓的朴素情怀、朴素道德。“满”是如天一样的普遍，人间皆蒙覆育。要能做到这点，根本上是基于代表天、代表创生的乾卦的“乾元”的无杂、无私的纯粹之德。

上天赐福而福满人间，意味着中国文明传统的“天”不是与人相离、相隔而不可及的外在、纯客观的天，而是不仅与天子相关同时与每一个普通人有关的天，是世俗的天，是给人间带来美满幸福的天，是可以人人亲切称为老天爷的“天”。

由此我们可以更真切地理解“福”这一字，蕴涵着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日用而不知”的文化价值观，所以过年贴福神、贴福字的意义，只有放置在中国文明的底层结构中才能有深切的体会。由此，我们也可以从国家治理的高度来理解“五帝福”，即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位皇帝给大臣与天下百姓书写“福”字的深意。

同样，一年一岁，过年春联中的“天增岁月人增寿”中的“寿”这一字所蕴涵的价值观也就不难类推地理解，其中真意诚如“福寿双全”四字所说。以“福”来统举，“寿”本身是“五福” 之一，春联常贴 “五福临门”，今日最常见的“五福临门”渊源甚早，“五福”最早出自五经之《尚书》的洪范篇，《尚书 · 洪范》谓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好的德行也是五福之一。民间则将五福说成“福、禄、寿、喜、财”。

长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但中国文明对于人的生命意义的理解与重视不止是在生前，还同样极为重视死后，重对于逝去亲人的祭祀，这就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中国人最重祭祖。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元宵节被称为上元节之意义所在。

正月十五的上元节与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十月十五的下元节相对，合称“三元节”。大家对中元节与逝者有关比较熟悉，其实与中元节相对的上元节同样与逝者有关。有些地方迄今还保留着上元节晚上河上放纸船送灯的习俗，只不过其中的功能是上天给亡灵送福。

所以上天给地上人间送福，不止是给生者，同样是给亡灵的，所谓“事死如事生”，这也是《易传》所说沟通“幽明之际”，也是沟通显隐、沟通有无，这里有着中国人甚为深厚的大情感。“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也是中国文明能够可长可久的根源所在。

元宵从“天人”的“人”的层面的意义来说，过年从元旦到元宵，意味着过年的结束与圆满，在根本上是意味着家庭的圆满。而从初一到十五是一个过年的完整的过程，也是一个完整的意义系统，意义就在过程中，离开了这完整过程，意义则是有所欠缺的。

4、元宵节背后的礼乐文明精神：秩序与和谐的张力

大年三十除夕夜全家老小团圆守岁，正月初一给长辈拜年，这两天中国人都是在自己家里过年，一般最早初二以后才是由内而外、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地给同宗、外家以及其他亲戚家互相拜年，再是给邻居、朋友拜年。

旧时拜年时有送礼，就有回礼，多以年货为主；有宴请，就有回请，都是强调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可不要小觑这“礼尚往来”，这背后有着中国文明的抽象精神与文化价值，有来有往的双向性才能使核心社会关系不断得到再生产而保持连续、不断裂，而这也正是中国人的家国意识形成文明内凝力的关键所在。

中国的家国意识在根本上是来自中国文明的底层文明结构，这就是礼乐文明。礼乐文明的抽象精神即文化价值是秩序与和谐之间的张力，秩序与和谐二者缺一不可。

一个家庭有长幼顺序，父母对于子女既要有严也要有慈，子女对于父母则是孝敬。过年家庭、家族、亲戚、朋友的酒宴，都有座位的次序安排而不能乱，否则是失礼。座位次序安排或以年龄、辈分，或以客人的尊贵程度，或以与主人的情谊亲疏程度等为原则，这就是礼乐文明底层结构之所在。一方面座位次序显示礼之秩序，但酒宴上敬酒、回敬的饮酒之合欢、活络感情，则显示了礼的和谐的面向，如此才不会上下之间过于悬隔而不亲。

5、过年鞭炮之响应乃沟通天地之气：有“响”方有“应”

从正月初一元旦到正月十五元宵，更多的还是凸显和谐、热闹、欢乐的氛围，因为春主生发之气，所以以阳为主。《周易》的哲学思维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感应。春天之阳气生发，同时意味着天地、阴阳之感应。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过年从春节初一到十五元宵放鞭炮背后甚深的意义。

鞭炮之响声响彻天地之间，如同《周易》之震卦。震卦之象为雷，春雷之震动响彻大地，正是这响声才能震醒大地，阳气发舒才能沟通天地之气。人间创造的鞭炮正是取法、取象于天上的雷。而有“响”才有“应”，阴阳才能相互迅速交通、感应，无“响”则无有“感应”，《周易》“咸卦”就是专门讲感应之道。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中说元旦是“道阳出滞，祈福祥焉”，“道”为引导疏通之“导”，要把严冬阻滞不通的阴阳二气在初春元旦之际引导疏通。放鞭炮需要点燃引信才能炸响，“引信”之“引”就是导引，“信”贯通天地人，《吕氏春秋》谓：“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生”，天地阴阳感应有常则为恒信，这也就是《周易》咸卦之后为恒卦的原理所在。

初春阳气发舒，代表着生命的生发，所以是快乐的，而鞭炮就是人们内心的欢乐、喜庆的外化表达，同时也是有内外响应的问题。过年祈福祭拜祖先、迎接财神是高兴的事，都需要放鞭炮，这也是与祖先等的感应。元宵舞龙放鞭炮，统统都是一种响应。

总之，鞭炮代表着初春阳气的发舒，在除旧迎新、万象更新之际，阳气不能发舒出来，则可能郁积而有抑郁。鞭炮除了响声，还有爆炸后产生的气味、硝烟，这些在传统思维看来是消除邪气。清人顾禄《清嘉录》记载：“岁朝开门，放爆仗三声，云辟疫疬，谓之开门爆仗。”

我们小时候的记忆、经验，小男孩包括几岁男童都喜欢自己放小鞭炮，胆大者甚至用手捏着放，这其实是对于小孩胆气的锻炼。因是最小的鞭炮，也就不会炸着孩子而出危险。所以在于度，只要控制鞭炮体积不过大、鞭炮火药不过多而适中，就不会造成空气污染以及危险。尤其是要充分权衡中国一直以来的放鞭炮的传统给中国人带来的种种“发乎情”的情感满足、情感凝聚的无形作用，就不必因噎废食，而可以中道处理。

故而鞭炮之物虽细，其所关联、维系则不小，而不可轻忽。大城市往往都会对过年放鞭炮开口子，在几环之内、初几之前可以放鞭炮。不过往往到了下面，甚至原本过年放鞭炮祝福之习俗极盛的一些人口并不太多的小县城反而完全禁止放鞭炮，这显然是有点过头了。

6、有余暇过足年而后能养天地人间之和平之气、从容之气

从大年三十除夕、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十五六天，在中国传统是一年的休闲、欢乐、聚会、祭祀的集大成，具有复合多重的功能。

在中国传统来说，十五天的过年要过足。而十五天的过年时间是传统中国社会当时的中道，即《周易》之“时中”，中国礼乐文明强调“礼，时为大”与“夫礼，所以制中也”。

中道是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如此过年的节日的原本所具有的复合多重功能、意义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不会有所欠缺而不圆满。过年时间不充足，最直接的影响是，时间上来不及从本家到宗亲、外家、朋友等都拜上年，这就减弱了在过年期间非常重要的情感凝聚的功能。

过年的十五天，是养从容之气，而非局促、操切，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强调从容而有余暇对于养国家、天下和平之气的精微而长远的意义。

作用于人的性情、血气而养和平之气，乃是极为“洁静精微”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之道与术，是中国文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政治智慧。故有余暇过足年，此所系非小。非如此，则人心不能得真正之和平，不能真正安而有所止而后能有真正的安定，则心就可能郁积而不自知，正如《大学》所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中国传统过年如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现代过年同样如此。若返乡在家过足年而有足够的放松而能养身、养心，那么新的一整年就能积极工作。养得足，才能动力足。过年在家的亲情、乡情、友情的情感滋润，是返回人生、生命的大本大源，而后能发用无穷。

如果去除往返路上所费时间奔波，在家只呆上三五天，则过足年而养身心的这一节日功能就大为削弱。一时的多几天的上班时间的工作效率，与更长远的养和平之气的权衡，孰轻孰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今日中国的乡村，较之城市更多地保留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像农村去城市务工的，不少还是坚持旧的风俗习惯，多是在过完正月十五才出门去城市务工。

礼与习俗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重“时中”。或许过年未尝不可以考虑多放三天假，放到正月初九甚至初十，现在有些乡村还有“有食无食，歇到初十”的说法。这样去掉往返旅途时间，在家过年能呆上一周最好。多放的三天假，其中两天可以在后两周调休，而不是在紧接着的之后一周就调休。这样实质上就只多放了一天假。即使多的三天在后两三周全调休，估计大多数中国人也乐意选择，因为这是基于中国几千年过年传统的积淀。

过大年多放假、调休几天，也是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对于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向往。基于此点，考虑到元宵节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重要性，元宵节也可以考虑放一天假。此外，为了不影响办事，也可以安排一部分人在大年初七后就值班，但可以在元宵节期间休息，这样也照顾到这部分人也能过足年。

7、“吾不与祭，如不祭”：过年与祖先、故土的共同体关系

过年看来就多放这两天假，但给予国人的精神满足是无形的。而过年多调休几天，较之五一节小长假着眼于旅游的调休，更显示文明底蕴。故此增加过年的节假，并不是为了有更长假期到外地旅游尤其是到境外旅游。中国几千年的过年传统都是在家过年，而不是出外旅游，这里有中国文明的哲学。

一方面，过年是以养为主，是养和平之气，是静而养动。如果出外旅游，尤其出国旅游，其中的劳累不算，更最重要的是与中国文明传统的天人相应之道相违，人当合于天道、顺道而为，有“道”斯有“德”，而“德者，得也”，“得”是得之于心，是发乎内在的自洽之得。过年在最深层次是安身、安心而安神，也可谓是中医的精、气、神三者皆安。

另一方面，一年忙到头之后赶回家过年，就是为着与一大家子的亲人相聚吃年夜饭，这是显的。还有隐的，那就是在过年时记挂着逝去的祖先，通过祭祀与逝去的祖先相感、相聚。过年的欢乐、祝福不止属于生者，生者还与去世祖先过年同乐，这也就是“祝福”、同乐更为深层的意义所在，是中国人根底深处的精神信仰所在。

中国文明的共同体意识是包括了逝去的列祖列宗的。不止于此，这种共同体意识还包括人与故土，与生养其的一方土地的共同体关系，这是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更深层的精神、信仰的根基。父母以及祖先、故土皆为生养自己者，都需要回报。中国文明的本质是礼乐文明，礼的产生就在报本反始，过年就是“报“这一文明原理的全面而深刻的体现。

中国礼乐文明中所报最大者，体现为传统中国家家户户必立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的荀子所说：“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先师。是礼之三本也。”化简到只有五个字的 “天地君亲师”牌位，百姓在家中日日见到，可谓是中国文明保持连续性的根本所在。

清朝帝制被推翻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在民间被改为了“天地国亲师”。笔者二十年前在云南楚雄彝族老乡家中犹见“天地国亲师”之牌位，礼失求诸野，诚然。今日或可思考于此当如何守正创新。

南方过年传统礼俗保存完整的农村，初五之前，过年的最初几天上午，家家户户都会到祠堂去，将带上的酒、荤素熟食供奉给祖先享用，并燃香、放鞭炮。祭祖后，往往还会再收拢、带上这些酒、荤素熟食到社官那供奉一遍。

所谓社官，就是乡村里的一方土地爷，这可谓是中国管辖地方最小的土地爷，城里则有城隍庙。传统中天下最大的土地爷莫过于京师社稷坛中的“社”，而京师社稷坛的左边则是太庙，这在每一个普通百姓家则对应的是祠堂，这就是家国同构的文明原理的体现。

中国文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家国共同体意识乃是由小而大、由内而外、由近及远。首先是最小的家庭、最小的本乡本土，最后扩展到天下。家国共同体意识的养成，最在日用而不知的层面就是礼乐文明的各种仪式。

过年的祭祀仪式必须是祭祀者本人在场，这就是《论语》所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而孔子强调：“吾不与祭，如不祭。”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延续几千年的节日的仪式之化育人心是比宣讲更移易人心于无形之中，无形之“无”往往胜于有形之“有”。

基于以上缘由，我们理解了中国文明传统过年一定要在家过，是有其一套哲学的。与过年的休息相对的是工作、生产，其实过年也是各种最核心、最底层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与持续化。这种年复一年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根本上保证了文明传统的延续，其中有可大久之道。从元旦到元宵十五天的过年，蕴涵着中国文明甚深的智慧。

明乎此，则如《论语》记载孔子所说：“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孔子指出明白了礼的原理，治国易如反掌。故而过大年不止是个人、家庭的私事，还深层次地联系着国家、天下太平之公，所以家家户户的春联横批经常有“国泰民安”，而“泰”就是《周易》泰卦——“天地交，泰”。

二、元宵灯节好一“灯”字了得：中国百姓对于和平、幸福的追求与守护

将元宵节放在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过大年的整体结构与意义系统中理解清楚后，则“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这样就可以来讨论元宵节本身了。

元宵节最为大家熟悉的两个意象是吃元宵与看灯会，元宵节还被称为灯节。元宵节之所以被称为灯节，实在是因为“灯”在元宵节中占据的最中心位置。元宵节有观灯、打灯谜、舞龙灯、求灯、送灯等等，丰富多彩之极，可谓好一“灯”字了得。

灯在元宵节中具有复合多重意义，寄予了中国人生命深处对于人间世俗美满生活的追求，从中可以深深地体会中国文明、中国人善良、讲和平的本性。

1、赐宴、观灯与灯谜：万民同乐、万民一体

元宵节是新年第一个月圆夜，元宵节张灯、观灯从汉代就开始，至唐朝尤其是宋朝而大盛。唐玄宗规定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官署休假三天，与民同乐。宋太祖则甚至将休假增加到正月十七、十八两日，元宵节的休假期达到五天之多。北宋时期皇帝还在宫中赐宴群臣，以示君臣一体、万民一体。

北宋长达五天的元宵假期这几日，城里街上可以通宵达旦观灯，人山人海，观灯可谓是达到了过大年收场前的最高潮。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百姓尽欢。古今一体，笔者犹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过年期间每个单位的大门都用新折的柏树枝扎成一座醒目的拱门，象征着龙门，上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小彩灯在夜间闪烁，颇有古之元宵节之遗风。

元宵节盛行打灯谜，这与中国文明的士大夫文治传统有关。打灯谜是歌颂升平，有批评也是婉谏，传承的是《诗经》的“温柔敦厚之教”。灯谜的谜面出自经、史、子、集，但也有出自传奇小说、民间谚语，还有鸟兽草木之名之名，正如孔子所说学《诗经》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灯谜因此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灯谜从文人学士扩展、普及到广大普通民众，这也是因应着北宋以后平民时代的出现。

元宵节放烟火更增加光彩与热闹，元宵节灯上尤其是走马灯上往往绘有古今人物故事，也是增加热闹、添加情趣，甚或有些人物故事还无形中兼有助教化之功。

有些地方闹元宵还有社火、社戏的演出，社火、社戏既是娱人，也有教化，同时也是娱神，但在中国文明传统的理性思维，娱神并非谀神，而是感谢、回报上天以及一方土地过去一年给予的风调雨顺，才有五谷丰登，同时更祈求新的一年的风调雨顺，所以这里显示的完全不是迷信，而是显示中国文明根底的理性思维。

社火、社戏之“社”，就是社稷坛之“社”，社火、社戏所祭祀的就是最小一方土地。社戏娱人、娱神一体，这在中国传统来说就是人天共乐、人神共乐，更全面地说，是天地人神共乐。共乐也是祝福，天、地、人、神一个不落，全都照顾到，这才是过年、元宵的圆满之意，亦是中国文明高明而博厚的情怀，蕴涵着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

2、舞龙灯与舞文、武狮：止戈与德化

过大年期间，尤其是元宵晚上流行舞龙灯。舞龙，是古人认为龙带来“云行雨施”，带来风调雨顺。更深层次的是前面所说元宵节在天象上是二十八宿的东方苍龙慢慢上升于东方夜空，露出七宿之首即角宿。

南方有些地方元宵节舞龙，是舞火龙，有的是竹篾扎、用纸糊的龙里面放置灯烛，还有的甚至是用干稻草扎成一节节的龙，上面插上一根根点燃的香，更是十足的火龙，与角宿上升于东方夜空上下、天地遥遥相应，这是怎样的景象。

具象的龙背后代表的是抽象的元气。《周易》首卦乾卦，代表天、代表创生，乾卦又以龙为象，龙在乾卦中代表着元旦、元宵之“元”的元气、生发之气。

南方民间舞狮子分文、武狮，由于是民间舞狮，故而其中深层的文明原理迄今发明不多。武狮之勇猛可见，而“狮”这一字的一边为“师”，是与表示征伐战争的出师之师有关。《周易》的师卦，正深刻体现了中国文明出师、战争之道。师卦的各爻显示，军队取胜首先要严明纪律。天子任用带兵的主帅要得当，才能上下同心。主帅既不能优柔寡断，又不能刚愎自用，要有勇有谋。舞狮子往往有狮王大赛，狮王大赛可视为象征着战争中选拔堪为统帅者。

战争本身不是目的，战争是止戈为武，最终目的是以德感化，如师卦九二爻象辞所说“怀万邦也”。但若无以战止战的手段、能力，则以德感化就可能落于空谈。尤其面对外敌侵占家园时，首先必须以战止战，才能守护长久的和平与幸福。所以武狮的威武是驱除邪恶，祈求和平。《周易》的师卦显示了威武之师与仁义之师的刚柔并济之道。

较之武狮子，文狮子则是相对温柔可爱的。武狮之“师”是出师讨伐之”师”，而文狮子之“师”则是“天地君亲师”之“师”，表示师道，表示文治、教化与柔道。舞文、武狮子，更是显示刚柔并济之道。

中国文明对于狮子形象的塑造，不是一味的武力勇猛，这就像中国文明的军人不同于西方纯粹武力的军人，而是老百姓可以亲近的仁义之师，当代中国的“人民子弟兵”有着深厚的文明根源。中国文明对于狮子形象的塑造，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从舞文、武狮子，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文明下的中国百姓对于和平与幸福的无比珍视。一方面，中国强大了绝不称霸，而当中国面临外部侵略时，则不惜牺牲来守护自己美好的幸福家园。有如此中国文明，斯有如此中国文武狮子形象。

从端午节舞文武狮，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深刻体会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中国人骨子里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其中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动力，但这却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天地人、天地人神的共同体意识。中国人不管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节日中无不如此。

中国传统节日的美、大美表面看是世俗的幸福，但大俗方是大雅。正是在这世俗的幸福，显示了中国文明的文明底蕴与文明智慧，中国节日传统让我们深思中国文明为何能可大可久，中国节日传统中正存在着中国文明为何能可大可久的答案。

《中庸》言道、言中庸之道，一方面，“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另一方面，惟中庸之难能，中庸之道虽愚夫愚妇能知、能行，但到极致，虽是圣人也有所不知、不能。中国节日传统的大俗而大雅之美，正深深蕴涵着中庸之道。

中国节日传统蕴涵的中庸之道，让我们能更深地体会到中国人对于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不是俗不可耐的庸俗，其中有对于祖先、对于上天、对于给予人类的万物的礼敬与回报。

中国的天又不是高远不可及的，是可以通过供奉、祈求以赐福的，但中国人深深地知道这种祈求不是坐等，反而是要求自己如乾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龙德之为龙德的根本所在。毋宁说中国人是在上天之德中看到自己、看到自己自强不息的德性的投射。

唯有如此，我们方能深深地体会中国人骨子里的和平之气，这不是西方油画式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式的激烈、极端，但其中却有着持久的对于幸福生活的韧的执著。中国人不管有钱、没钱，为了回家过年，可以不惜各种成本。

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的过大年的中国节日传统让我们深思没，中国为何能成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过年，到底是珍视自家宝藏而安身立命、返乡过年，还是到海外旅游过年，答案应该越来越清楚。 

3、送灯（“丁”）、点（添）灯（“丁”）与妇女过桥祛病

有些地方元宵节还盛行求灯、送灯（娘家给新嫁女儿送灯），灯与“丁”谐音，求灯、送灯深深寄寓着中国人对于子孙繁衍、生生不息的执著追求，这也是中国文明能够在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保持连续而未断裂的动力所在。

北方一些地区，尤其是南方客家地区，还有俗称“点年光”即点灯的习俗，就是从除夕到初三、或到初五、初十，有的甚至到元宵，每间屋子都要点上一盏灯而保持不灭。当然旧时的点灯，现在是改为开电灯了。旧时为了节省灯油，常把亮度调到最小但保持不灭，也有的就集中到厅堂一个房间点灯。想想旧时过年夜晚万家灯火不灭，是何等景象。

点年光一方面是以火之光明来驱邪、驱晦，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点灯乃是“添丁”。再还有一方面，家中点年光也是记挂逝去亲人，因为家里点上了灯，逝去亲人就能认得家门来回家过年，并保佑、祝福全家；同时逝去亲人看到自家的灯火不灭，就知道家里香火绵延而感到欣慰。

现在有不少人提议放开三胎，但目前城市很多年轻人对于二胎都不愿生，主要是考虑到高养育成本而却步。不过，中医言精、气、神，今人甚少能体会、觉察到作用、影响于神的层面者，如送灯、点灯之节日习俗就是无形的神之所在的作用。

再如大年三十贴福神、初五求财神等等，往往都被视为无用之迷信，其实中国人几千年的思维绝非如此简单。

在中国文明的原理与智慧中，事情在发生、可见之先，其实是有不易觉察甚或不可见的先机。要形成此先机，高明者先要布局而逐渐形成场域。过年的种种仪式、祈求其实就是在布局、形成场域，同时也是自我暗示，这就是想在、做在事情之先。

而贴福神、初五求财神乃是自我暗示、自我追求的外现；有此外现，借此外现，则内在对于幸福生活的自我暗示、自我追求就在长时间内能够不知不觉中由内而外地加以客观化，从而也加以强化。

所以这乃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智慧，若不能加以揭明，则难明“百姓日用而不知”中的甚深智慧，而断然以迷信视之并去之而后快。这其中的哲学，乃是我们今天相对陌生的先秦的象数之学与刑名之学，但却是中国哲学的底层思维结构，今日对此需要守正创新。

如同看似闲棋冷子，其实妙用在将来之一日。中国人甚深的智慧，尤其体现在围棋的布局，高手是在不知不觉中布局而成势。过年也是布一个场、布一个局。

非对于中国文明之智慧有精微、通透之理解者，不易觉察、体会中国传统节日系统中深深蕴涵着无、有之间以及先天、后天之间的相互转化的甚精微之哲学与智慧。“无”在“有”之先，虽不显现，但无用而大用，唯有高明者方能在起用、发用之前看似无心地布局于“无”，这就是中国文明的战略思维。不过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不用去深究其中的高明道理，而只需要践行节日中所藏的布局。

元宵节这一节日与妇女、儿童特别有缘。元宵节南方一些地方盛行妇女过桥度厄、祛病、消灾。这一节日仪式在于满足人们对于身体健康、无灾无病的追求，也是五福之一，自然同样可视为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4、吃元宵与探春、团拜：过年的余味

宋朝盛行元宵夜吃元宵，象征过年团圆、圆满。元宵节中有一个生动的场景，就是孩童们在元宵节打着灯笼游玩。当孩童收灯之后，并吃完了元宵之后，就意味着圆圆满满地过完年了。小孩穿上新衣服，长了一岁，要接着上学了，而大人过完元宵后则是就业。

不过中国哲学往往强调余音绕梁，而不是戛然而止，结年是徐徐结年，留有余味。所以有些地方在元宵节收灯之后，有到郊外探春之习俗，即到郊外宴游，探听春天的消息；还有元宵节后团拜的习俗，团拜有年前团拜者，也有年后团拜者。

结论：重新思考中国传统节日系统的复合功能：天地人神生命共同体的色彩与升华

中国过年的节日传统，在时间以及大的礼俗上全国保持着一致性，但各地、各少数民族又有具体的地方特色的不同，而这本身就是中国文明所具有的“理一分殊”的特点，即统一中的多样性。

中国文明的天人相应、天地人三才并重，本身就包涵着对各地地域差异的尊重。礼失求诸野，在乡村、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更多地保留着中国传统习俗，就像今天云南的彝族、纳西族迄今还保留着服三年丧的习惯。

今天的传统节日大部分在汉代定型，唐、宋、明极盛。由于其长期传承、积淀，其功能不像现代节日的单一，而具有多重复合功能。传统节日尤其是像过大年，完全不像现代局限于一天的概念。传统节日最根本的是系统性地对于天人关系的处理、安置。

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就是今天所说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最集中的体现。传统节日乃是以节日的外在客观化形式来安置中国人的身心。其功能从最初的祭祀，而不断扩展到信仰、纪念、欢庆、社交、休闲、社交，但最终又返回到礼的大本大源，即通过祭祀而报本反始，“神道设教”、“民德归厚”之核心秘密也正在于此，这也是中国节日系统最为重要的功能所在。

节日尤其是十五天过大年的完整结构，乃是相对于一年到头的日常生活的平淡与劳作的辛苦的升华，是在世俗中、不脱离世俗中升华到不俗。过大年是色彩，是丰富多彩，就像烟火一样绚烂，也像鞭炮一样的震动、热闹。孔子说“绘事后素”，素之素朴德性本色打底，就是家国意识，但在本色打底基础上需要神采、丰腴，而不是操切、偏狭而不可安、不可久。

回到家过年、过足年，乃是意味着回到家里做主人，乃是关乎回报养育自己的亲人、故土的价值观以及自尊、自信，也关乎家国共同体、天地人神共同体的召唤与记忆。作为世俗性的人，需要在节日仪式中得到生命的升华。个体、家族、国家生命意义的连续，历史、文化的整合与社会的凝聚，全在传统节日系统尤其是最长的过大年中被召唤而至。中国节日传统与现代生活不是脱节的，恰恰是提示着传统是如流水一样的连续性。

过年一年又一年，小孩穿新衣服提示着新年，也提醒着人与时间的内在关系，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的五经之首的《周易》最深刻地提醒着，人是在新年的新的时间中，同时又在家乡、故土的空间中，过年同时提撕着我们在时间、空间中如何保持“时位中”。

节日传统乃是经过长期积淀，蕴涵着一整套关于家国天下的公共信仰体系。今天如何善加利用好节日的多重复合功能，有志于国家文化软实力者，尤其是有志于中国文明复兴者，当深思并开掘中国传统节日系统的多重功能。

当传统节日系统的多重功能面临与节日旅游的单一功能的矛盾选择时，二者虽不必然是矛盾的，但却还是面临价值的优先选择问题。这时候我们更要重返中国传统节日的礼乐文明的底层结构与大本大源，从而真正能返本开新、守正创新，让中国传统节日愈加“充实而有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