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应高度关注中国资产阶级“三化”的问题

张志坤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21云阿云智库•反买办式开放

导读：事实上，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的最大的政治让步就是对资本主义的让步，最明显的思想修正就是对资产阶级政策的修正。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让步与修正，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才得以蓬勃发展起来，以超过西方经典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而再次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比他们的国内外前辈成长得都更快更顺利，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今中国社会的私有资本势力已具相当规模，并且还在做大做强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人所公认的事实。与此相适应，掌握这一资本的社会阶层或集团也蔚然可观，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存在，他们不但掌握大量的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料，而且还以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从事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这些人已经构成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

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存在、活动并发展着的当代中国资产阶级给中国社会带来诸多方面深刻影响，这其中有一定的积极进步意义，在搞活经济、吸收就业、满足社会需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在这个阶级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由此所带来的危险与破坏也不容低估。

结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耳闻目睹，窃以为，当代中国资产阶级在发展中表现出如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危险倾向。

其一，买办化

所谓买办，这个词在近代史上的涵义就是指接受西方雇佣、为洋人做事服务的那些人。现如今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中有相当一些人也是这样，他们或者从办现代洋务起家，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或者依托私有资本平台，引进西方资本，把自己同西方势力联结在一起，以便背靠大树，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帮助西方国家拓展开发中国市场，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中国的延伸与分支。

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情形一样，沿着买办的路线发展壮大，这也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途径。这样的一种成长路线，有些人将其冠以高、大、上的所谓“国际化”，但其实质不过是现代版的“买办化”。

现在，买办化的资产阶级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是其中的高端部分，具有明显的引领与导向作用。

其二，寡头化

寡头化发展是古今中外一切私有资本的历史路径和基本方向，中国的私有资本也不例外，只不过是来得更加迅猛、更加野蛮、更加不择手段而已。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垮台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比中国为甚，譬如俄罗斯，在前苏联的废墟上，短短几年时间就造就出数量可观的资本寡头群体。中国当然没有这般猛烈，但诸多金融与资本大款富豪也如园中恶竹一般疯长，那些名列所谓富豪榜的人物，基本上都拥有自己的商业帝国，都成了势倾一时、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能时不时地就把中国的市场搅得风生水起。

资产阶级的寡头化造就出一系列新面目新类型的财阀，这是又一个社会问题（参见笔者2021年文章《中国究竟有多少商业与资本帝国》）。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财阀地位显赫、世袭罔替，这已经世人皆知。中国的新兴寡头们也有这样的发展趋势，他们也可能形成中国的名门望族、豪门世家。这当然需要时间，从商业与资本帝国的寡头到财阀世家，不但需要资本的积累，还需要血脉传承的积淀。时间对中国资产阶级同样很重要，所以，他们把握历史的紧迫性也空前强烈。

其三，两栖化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还表现出两栖动物的倾向：

一是政商两栖型。他们十分羡慕和渴望美国社会那种政商“旋转门”，他们深知这将是保障他们政治地位及应有社会权力的关键举措，因而也渴望在中国建立旋转门、推进旋转门，努力实现旋转门。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时期已经有所进展，主要表现是新兴富豪大款们纷纷进入人大、政协参政议政，但目前看却有些踩刹车了，所以旋转门这件事，在中国是渴望强烈但却实现艰难，其难度系数极高。

二是内外两栖型。通俗地说，就是脚踏两只船或者狡兔三窟。当代中国许多名人大款都办理了外籍身份，都把相当的身家转移到海外，转移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这是其本质与本性之使然。过冬的老鼠都知道要把食物分别储存在几个不同地方，聪明异常的富豪大款们更是深谙此道。他们建立和保持同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是同气连枝的问题，更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是他们的命根子。所以，用脚投票之类的事情，在这些人身上就再也正常不过了。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样的倾向，其根源何在呢？

我们认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带有上述倾向并非偶然，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其原因在于：

一是思想价值原因

资本有其固有的逻辑圭臬，中国资产阶级所掌握拥有的资本，在基本属性上同西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资本没有什么区别，二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因而其思想价值与逻辑规则也高度一致。精神上情感上站在一起，自然而然就亲近，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财阀亲近中国的资产阶级势力，中国的资产阶级势力亲近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财阀，于是就要买办化，这就是“买办”这个词在中国文化语意下很臭、很丑陋，但却让资产阶级的大佬们乐此不疲的原因。

二是历史背景原因

当今人类社会的历史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社会主义尚未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资本主义强、社会主义弱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态势，两种主义之间的强弱转换还将有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仍在全球扩张发展中，中国也必然要受到冲击，想要一尘不染，连革命最坚决的时代都难以做到。在当今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土壤中，资本主义必然生长，各种形态的资产阶级必然产生，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是时代环境原因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壮大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中国自身。本来，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很快就在神州大地铲除了资本主义，如果说社会主义曾经是徘徊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幽灵的话，那么，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在中国也成了货真价实的幽灵，而且还是朝不保夕、苟延残喘的幽灵。那个时代，能料到这个幽灵还可以还魂与复辟的人真没几个。

后来，改革开放的中国对这个幽灵让步了、宽松了。事实上，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的最大的政治让步就是对资本主义的让步，最明显的思想修正就是对资产阶级政策的修正。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让步与修正，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才得以蓬勃发展起来，以超过西方经典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而再次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比他们的国内外前辈成长得都更快更顺利，这是不争的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这里无意对这种让步与修正臧否妍媸，更没有指责谁向资本主义投降，这不是事实。历史前行之路从来都是弯弯曲曲，类似的反复回旋在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中屡见不鲜，不足为怪。

但是，由此产生的影响及其所发生的作用却不可低估，大致上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成为矛盾斗争的焦点和策源地

我们经常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进行许多具有新特点的伟大斗争。对于这些新的伟大斗争，我们不能停留在口号与概念上，而必须将其具体化。因为只有搞清其具体的内涵、对象，才能将其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去。

伟大斗争当然包括方方面面，涵盖各个领域，其中首要的就是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伟大斗争的焦点与主要对象在哪里？是什么呢？

窃以为，焦点就是资本主义，主要对象就是资产阶级，这不是一个“愿意与否”和“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无关主观意愿而“不得不”的问题。因为政治资源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资源，有关这个资源的占有与分配永远都是进行时，借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永远在路上。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但要保护自己的经济安全，而且还要保护自己的政治安全，因而就要树立他们在中国生存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也要在中国建立相应的政治根据地和权利保障机制。由此，必然引起的思想价值碰撞与资源分配矛盾每时每刻都存在、发生和演变进行着。

当然，同政治领域一样，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也都是同样的情形。

第二，给政治平衡带来新的考验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当今中国更是如此。一个时期曾经谈“左”色变，“左”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如果有谁被扣上了一顶“左”的帽子，差不多等于在政治上被宣判为死刑。与此相对应，则是右吃香，右翼势力顶着现代化、国际化的招牌在中国招摇过市、登堂入室、呼风唤雨，一时间风光无限。应该说，他们的确是做大做强了，其具体标志，就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与水平。当代中国资产阶级寡头及其在各领域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右翼的大本营，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山头。

如此一来，中国政治的主要危险很快就从所谓的“左”转到右的危机上来（参阅笔者2013年《当今中国的主要政治危险是右而不是“左”》等文章）。从当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中间经过1989年的事件，延续到后来的“私有化风潮”、“宪政风潮”等，右翼势力在中国掀起一场接一场的风浪，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攻卒”。正是因为他们如此活跃，故而使中国一度成为普世价值的直接受害者，并进一步面临“颜色革命”的强烈冲击，直到今天，颠覆性的可能与危险在中国依然存在，其缘由概在于此。

这就给当代中国的政治平衡带来全新的考验。

现在，新兴资产阶级的寡头及其代表人物基本上接过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历史上右翼势力的大旗，全面继承了右翼势力的衣钵，并且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拥有比过去右翼势力更广泛的基础、更雄厚的资源和更强硬的靠山，其所具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势力同以往的右翼势力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俨然已经大到不能倒的程度。

因此，从理性的政治逻辑出发，针对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既要限制打击，又要安抚鼓励。因为不进行打击限制，则无法稳定中国政治；不鼓励安抚，经济发展就可能受损受创。在这样的两者之间取中，需要高超而微妙的政治平衡术，形象点说，大致上可以描述为“左宜右有” 、“左体右用”。人们都知道过去“中体西用”的说法及其相应涵义，现如今的情况也类似，也是左之为体、右之为用，左之右之，宜有体用之道，不可不察也。

第三，增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危险性

俗话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各走各的通道。人群也是这样，不同的人要走不同的道。社会也是这样，不同的社会也要走不同的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矛盾的集大成就是有关社会历史走向的对抗。这样的对抗在美国有，因为美国也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尽管目前数量稀少；在中国更加严重，因为在中国有大量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资产阶级的寡头及其代表人物成为其中的骨干与中坚。

现在，在我们思维所能理解触及的范围内，摆在中华民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民族复兴之路，一条是西化附庸化之路，也就是说，要么复兴，要么西化，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回答当然是只能走复兴之路，中国应该开辟自己的历史道路，而不应皈依西方追随他们的脚步与后尘，但这样做，必然要同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构成最大最深刻的战略对立，因而就不可避免要发生同西方资本主义集团的战略斗争。这一斗争将持续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这期间会不会出现历史的反复，会不会走出历史的弯路，这样的危险性客观存在。而这一危险则集中体现在中国资产阶级身上，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在这场浩大的战略斗争中站队亮相，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将怎样站队与亮相，这是未来中国最大、最危险的不确定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冲击下，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已经是在全球范围内所发生的战略拷问，这一拷问将随着中国的复兴崛起变得越来越强烈。个中的道理非常清楚，那就是，如果中国的制度、道路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光彩，则资本主义制度与道路就黯然失色而沉沦不知归路了；同时，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中国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迫切。

拒绝资产阶级的“三个化”，不但要规范引导资本，不能任其无序扩张泛滥成灾，同时也要引导规范资产阶级，对其加以必要的限制（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推动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实现民族化》），在这样的趋势与框架之下，未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将具有怎样的历史新面目，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