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亲美势力当选新总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作者：李桂松  来源：云阿云智库•地缘局势

编者按：看到亲美势力尹锡悦当选韩国新总统，不由自主就想起了当下正在上演的“俄乌冲突”，朝鲜半岛必将风云再起，还有台海必定恶浪滔天，以及面临的中尼（尼迫尔）中印边界冲突、南海冲突等。中国这两年面临的压力非常大。一场大仗、恶仗即将爆发，在所难免。美国霸权不死，永无和平可言。买办汉奸不除，国无宁日。

把两任前总统送入监狱

韩国新当选总统尹锡悦什么来头？

来源：观察者网2022-03-10云阿云智库•政界

（观察者网讯）韩国第20届总统选举结果3月10日出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尹锡悦以48.58%的得票率成功当选，他将在今年5月接替文在寅成为韩国总统。

尹锡悦将是韩国直选总统以来，第一位没有国会议政经历的总统，从政仅8个多月就赢得人生第一场公职选举，坐上总统宝座。

在韩国检察系统任职二十余年，尹锡悦曾将两任前总统送入监狱。而作为“政治素人”，他常因其争议性言论遭到外界批评，有韩媒称其为“韩国特朗普”。

尹锡悦当选后，韩国与中、美关系走向备受关注。10日上午，尹锡悦在发表胜选感言仅5个小时之后，就“火速”和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韩联社称，尹锡悦政府的外交基调将以美国为重，届时韩中关系可能迎来新挑战。

在胜选后首场记者会上，尹锡悦谈及对华政策时表示，将和中国建立“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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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任前总统送入监狱，还要“清算”文在寅政府

现年61岁的尹锡悦，1988年毕业于首尔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系，曾先后担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和韩国检察总长，有着20余年的检察系统任职经历。

2016年，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丑闻发酵，尹锡悦出任特别检察组组长，将朴槿惠、其“闺蜜”崔顺实和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等人一并拘捕。

2018年，尹锡悦担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期间，坐镇指挥调查韩国前总统李明博贪腐案，最终将李明博送入监狱。尹锡悦在任内还起诉了其他100多名前官员和企业高管，并领导调查大型财团的欺诈案。

尹锡悦因积极清算积弊，受到文在寅的赏识。2019年7月，他被文在寅破格提拔为检察总长，连跳三级，成为首位没有领导过高等检察厅就直接跃升为检察总长的官员。

但好景不长。由于文在寅力推削弱检方权力的司法改革，尹锡悦与其矛盾不断激化，并引发了轰动韩国政坛的“法检之争”。

《东亚日报》称，文在寅去年年初还称尹锡悦为“文在寅政府的检察总长”，但10个月后，尹锡悦就成了在野党总统候选人和“反文先锋”。

2021年3月，尹锡悦辞去韩国检察总长职务。同年6月29日宣布竞选第20届韩国总统，7月30日加入在韩最大野党国民力量党，仅仅三个多月后，他就在党内初选中胜出，成为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

在宣布竞选韩国总统后，尹锡悦对文在寅政府的种种不当政策发起猛烈攻击。他称，从忽略经济常识的收入主导增长、与市场背道而驰的住房政策、埋葬世界一流技术的脱核电政策到民粹主义倾向政策等，现届政权犯下的暴行多到难以一一列举。

他还谴责与政权存在利害关系的少数权力集团将公共权力占为已有，构建麻痹责任意识和道德意识的食物链，还“妄想延长执政时间继续掠夺国民”。

今年2月9日，尹锡悦接受韩国《中央日报》采访，被问及“如果执政，是否会进行清算前政权积弊的调查”时回答：“当然要清算，需要调查”。对于外界质疑“调查是否会演变成政治报复”，尹锡悦反问：“在自己政府执政初期进行的调查是根据宪法原则进行的，下届政府对自己的不正之风和非法行为的调查就是报复吗?”

文在寅随后要求尹锡悦就此言论道歉，要尹锡悦“必须回答到底是他在担任中央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检察总长时对现政府的积弊装作没看到，还是要无中生有制造积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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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特朗普”？

韩联社称，韩国自1987年修宪以来，第13届至第19届总统都当选议员至少一次，多数出任党首，领导力受到主流政界认可。虽然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也没有议员资历，但历任城南市长、京畿道知事等地方政府首长，2017年大选曾参加党内初选。而尹锡悦一直是检察机关公务员，毫无从政经历。

报道指出，尹锡悦能在短时间内登上权力巅峰，普遍被解读为韩国选民对“汝矣岛政治（汝矣岛是韩国政治中心）”的不信任和抵制。借此民意上位的尹锡悦在选举期间一直标榜自己不懂主流政治，反而将“无派无势、不会算计的政治新人”作为优点来宣传。尹锡悦强调，自己不欠任何政客人情，只欠国民。

但也有人担心未经国会历练的领袖难以顺利施政。况且在共同民主党独占170以上议席的“朝小野大”格局下，缺乏议政经验的尹锡悦在组阁、确立党政关系、协商治国方面恐将面临不少的障碍。

作为“政治素人”，尹锡悦常因其争议性言论受到外界批评。

“尹锡悦是韩国特朗普吗？”韩国英文媒体《韩国先驱报》在3月2日的文章中问道。

报道称，尹锡悦的反对者认为，他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发表了可能冒犯他国的言论、称赞了极具争议的政治人物、攻击外国人、对女权主义缺乏理解，还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读起来像口号的政策。

例如，去年10月，尹锡悦称“全斗焕除了发动军事政变和5.18事件，他在政治上做得很不错”引发轩然大波。今年1月，他在脸书上发文称，“将解决外国人将勺子放在韩国公民的餐桌上的问题”，又称将解决外国人滥用韩国医保的问题。

此外，尹锡悦还提出“废除女性家庭部”，再次掀起韩国社会的性别争议。他受访时表示，韩国两性平等很重要，未来不要再强调什么“女性家庭部”，可以改成诸如“性别平等家庭部”等。但外界认为，尹锡悦是为获得20多岁的年轻男性选票。

苏赛克斯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格雷（Kevin Gray）认为，尹锡悦和特朗普一样，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经验，更容易出言不逊。也有观点认为，尹锡悦任内，可能会给韩国政治带来更多极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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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关系或迎新挑战

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后，韩国与中、美关系的走向备受关注。韩联社称，各方普遍认为，尹锡悦政府的外交基调将以美国为重，届时韩中关系可能迎来新挑战。

报道称，从尹锡悦的竞选纲领来看，他提出的政策重点在于加强韩美同盟关系。从其负责外交安全事务的幕僚阵容来看，国会议员赵太庸、前外交部第二次官（副部长）金圣翰等“美国通”居多，而“中国通”阵容相对薄弱。

在外交安全方面，尹锡悦首先提出“重建韩美同盟关系和加强全面战略同盟关系”，主要包括四方安全对话（Quad）、“萨德”反导系统等在韩中关系发展方面可能成为变数的话题。

尹锡悦称，将正式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旗下疫苗、气候变化、新技术工作组并开展相关合作，日后寻求正式加入该机制的方案。尹锡悦还提出要额外部署萨德系统，这被外界解读为他不会延续文在寅政府2017年阐明的“萨德三不”政策，即韩方不再部署行新的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MD），不谋求韩美日军事同盟。

报道称，在对华关系方面，尹锡悦认为，考虑到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和利益攸关方，韩国维持并发展韩中经济合作固然重要，但需要降低对华依赖度。有分析认为，尹锡悦可能会与中国开展有必要的经济合作，同时积极配合美国打造同盟统一战线。

香港《南华早报》10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虽然尹锡悦利用了韩国国内的“反华情绪”，并承诺将更紧密地拥抱与韩国有军事同盟关系的美国，但预计韩国平衡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努力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韩联社也称，尹锡悦的竞选纲领包括促进韩中对话的计划，认为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解决朝鲜核导问题方面，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韩方有必要与中方保持和发展合作关系，并将在互相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推进对华外交工作。有观点认为，尹锡悦政府将不会向美国一边倒，而在韩中关系上不作为。新政府将在对华外交上将“不卑不亢”，但将努力避免双边关系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在对朝态度上，尹锡悦认为韩国政府应该更加强硬。“若朝鲜展开核导挑衅，韩方除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外别无他法。”他在1月11日的新年记者会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3月10日上午10时10分许，也就是尹锡悦发表胜选感言仅5个小时之后，他同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这是尹锡悦当选后的第一个日程。据悉，尹锡悦原计划于11日与拜登通电话，但应美方要求提前于当天上午通话。

韩联社称，相较于以往历届当选人与美总统通话的时点，此次韩美双方属于“火速”通话。分析认为，在俄乌冲突等国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此次通话意在凸显韩美同盟坚不可破。

10日上午，尹锡悦在当选总统后召开首场记者会，他表示，将和中国建立“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与日本建立“面向未来”的关系。就朝鲜问题，尹锡悦表示，将按照原则“严厉”应对朝方任何“非法或不合理的行为”，但与朝鲜对话的窗口将“永远敞开”。

尹锡悦的胜利, 再次验证韩国政治一个终极困局

葛小辉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2022-03-10云阿云智库•政界

本届大选应该算得上韩国各界、各年龄层、各地区割裂最为严重的一场大选。尹锡悦虽然取得艰难胜利，但是在选举过程中的乱象、群众的冷漠与不满以及大选结束后“总统魔咒”和“清算政治”再度重演的担忧，无不表明，韩国仍然受制于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困局。

导读：3月10日6时（北京时间5时）许，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统计结果，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在韩国第20届总统选举中获胜，尹锡悦得票率为48.56%，李在明得票率为47.83%。本届大选成为韩国历年大选中当选者胜幅最小的一次选举。

直到最后的冲刺时刻，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仍难分高下。被称作“史上最难预测结果”的本次韩国大选，在选举过程中充斥着两大候选人的丑闻和激烈的互相抹黑。盖洛普韩国公司上月进行的民调显示，韩国民众对李在明和尹锡悦的反感率分别为62%和61%，远超其支持率。从具体选情来看，本届大选应该算得上韩国各界、各年龄层、各地区割裂最为严重的一场大选。尹锡悦虽然取得艰难胜利，但是在选举过程中的乱象、群众的冷漠与不满以及大选结束后“总统魔咒”和“清算政治”再度重演的担忧，无不表明，韩国仍然受制于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困局。

本文从韩国政治表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和“局势”性因素入手，研究得出，在“结构”性因素方面，韩国政治受到双重分裂结构的制约；在“局势”性因素方面，则受到两种“体制”的制约。所谓双重分裂结构，是指朝鲜半岛上的南北分裂和韩国国内的社会分裂，后者又包括岭南地区与湖南地区之间的地域对立，和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的理念对立。两种“体制”则指政治上的“87年体制”和经济社会上的“97年体制”，即1987年“六月抗争”之后形成的宪政体制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形成的经济社会体制。作者认为，对于韩国的政治领导人来说，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在贪腐问题上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发挥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并不一定不能避免困境；但在执政效能的问题上，韩国总统受到前述因素的极大制约，政策选项受制、偏好动员力较强、国家自主性有限，共同导致了韩国政府执政效能相对低下的情况。

韩国政治的结构性问题：

双重分裂结构和两种“体制”的制约

作者：葛小辉  来源：《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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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大众媒体报道中的当代韩国政治似乎充满了戏剧性。“韩国总统无一善终”就是一般人对韩国政治所做的朴素描述。韩国政治乱象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近年来随着国内学界对韩国政治关注度的增加，陆续出现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不过，总体来看，大多数研究或着力于整体性的介绍和描述，或集中于对特定事件、特定问题或深层结构之特定方面的分析，尚缺乏对韩国政治的长期性和结构性问题的系统剖析。此文正是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尝试对相关的结构性问题进行相对系统的、力求深入的探讨。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三种时段与三个层次的分析路径。布罗代尔在其成名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初步提出，后又在发表于1958年的著名文章《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明确提出，社会时间具有多样性，可以划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种时段，与其相对应的则分别是“结构”（structure）、“（复杂）局势”（conjuncture）和“事件”（event）三个层次。借用一位学者的精确总结，“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所谓‘局势’，是指在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所谓‘事件’，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地震等。”对于此文目的而言，布罗代尔提出的三个层次中的前两个，即“结构”和“局势”，可以成为相当有用的分析工具。因为，虽然就韩国政治的众多“事件”而言，每个“事件”其实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这显然超出了此文所能涵盖的范围。而此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韩国政治现象（即各种“事件”）背后那些长期性的、较为稳定的深层结构。这也是此研究在分析框架上的独特之处。

根据韩国现代史的基本轨迹，再结合韩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布罗代尔对结构、局势和事件的区分，可以约略指出制约和影响韩国政治的若干结构与局势。在结构层面上，从“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这一标准来看，韩国面临双重分裂结构的制约，第一重是朝鲜半岛上的南北分裂，第二重是韩国国内的分裂，后者又包括地域对立和意识形态对立等多个维度的对立。在局势层面上，从“在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这一描述来说，韩国则至少面临两种“体制”的制约，即政治上的“(19)87年体制”和经济社会上的“(19)97年体制”。不过，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出的这些结构和局势因素，并未囊括制约韩国政治的所有因素，比如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大趋势也对韩国政治有着重要影响，但它们并非韩国特有，所以此文暂未放进考察范围。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前面罗列出的结构和局势因素就已经包括了韩国特有的全部因素。

下文首先将对这些结构和局势因素进行逐一探讨。然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参照社会科学中的“结构—行为体”辩证法，分析在前述“结构”和“局势”下，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之行为体的韩国政治领导人与由“结构”和“局势”构成的外在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并简单展望韩国这种“结构”和“局势”在未来发生积极变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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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当代韩国政治的“结构”和“局势”

（一）“结构”：双重分裂结构

1. 朝鲜半岛上的南北分裂

二战之后朝鲜半岛分裂，其后又受到冷战时期阵营对立的影响而不断强化。南北双方采取不同的社会理念和制度，长期进行着此消彼长的“体制竞争”。朝鲜半岛上的这种分裂结构，就像“原罪”一样，对南北双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过去几十年的韩国政治“与朝鲜政治密切相关，宛如同处一个棋局里，彼此制约、相互影响”。韩国学者白乐晴甚至把紧密关联着的南北双方视为一个整体，将其称为“分断体制（Division System）”，认为南北双方的统治势力之间是一种“敌对性的共生关系”，而在这种“分断体制”下，南北双方社会内部几乎不可能发生有意义的变化。尽管“分断体制”论存在相当大的争议，但它也充分体现出了南北双方互相影响的程度之深。

在冷战时期，朝鲜半岛上的这种分裂和对立态势，从结构上极大地加深了韩国在安全、外交、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美国的全方位依赖。除此之外，它对韩国政治产生的影响至少还有两个重要方面。首先，南北双方的对立极大地限制了韩国社会内部所可能存在的思想谱系的范围，具体来说，就是限制了左翼思想的生存和发展。事实上，在朝鲜半岛光复之初，南方的社会氛围曾一度整体偏左。比如，根据美国军政府在1946年7月实施的一项调查，当时三八线以南的南方社会多达70％以上的人更偏向社会主义。作为对这种社会氛围的忠实反映，韩国的第一部宪法，即南方为成立单独政府而于1948年7月17日通过的《制宪宪法》，在第6章“经济”部分很自然地规定了自然资源的国有化，交通、运输、通信、金融、保险、电力、水利、天然气以及其他具有公共性的重要领域的国营或公营，国家对对外贸易的管控、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等等。但在朝鲜战争之后，韩国的政治氛围大幅右转。此后整个冷战时期，“反共”都是韩国的最高国家目标，在经济上也逐渐采取以大企业尤其是财阀企业为重心的增长策略，在贷款和产业规划等各方面都大力予以倾斜和支持。这“造成了保守势力事实上的政治独裁和‘保守大联合’现象。持保守倾向的朝野党派不仅阻碍了左翼政党登上政治舞台，同时也否定了社会利益集团的结社自由，扼杀了革新人士进入主流政治舞台的可能性”。甚至在今天，从冷战时代延续下来的《国家保安法》仍极大地限制着秉持劳工立场的左翼力量的活动和发展，共产党仍然是韩国社会的禁忌话题。这可以从卢武铉总统2003年6月访日时对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所说的话里略窥一二：“韩国只有在也（像日本一样）允许共产党合法活动时，才能成为完全的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导致了韩国政治中右翼“独走”的现象，左翼对右翼难以形成有效牵制，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可用的政策选项受到较大限制，尤其是对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未能进行有力的制衡，使韩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的趋势难以扭转。

其次，南北双方的对立促成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南北之间的对立给冷战时期的韩国政府，尤其是为朴正熙等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缺乏政治合法性的统治集团，提供了把“反共”作为凝聚共识、增强合法性手段的结构性条件。“反共”成为整个国家的一个系统工程，覆盖社会所有领域和各个角落。在“反共”这一核心目标下，“自由民主”虽常被提及，但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未真正落到实处。所以，冷战时期韩国尽管存在“反民主vs.民主”的政治争斗——比如金泳三和金大中主导的民主化活动等——但双方在“反共”这个问题上立场却是一致的。这种强烈的反共思想，在冷战结束后仍然大幅保留下来，继续作为“冷战保守派（守旧派）”的思想底色而发挥作用，由此也成为韩国社会“理念对立”的根源之一。

2. 韩国国内的多重分裂

朝鲜半岛上存在着南北分裂结构，韩国国内则存在着多重分裂结构，最重要的就是“地域对立”和“理念对立”。首先是“地域对立”，也叫“地域主义”，即岭南地区和湖南地区的矛盾。韩国的地域情绪由来已久。根据一位韩国政治学者的梳理，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早在公元4世纪至7世纪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混战争霸的时代，地域情绪就已产生；而高丽王朝(918-1392年)建立者王建为其子孙留下的《训要十条》第八条，则告诫后世子孙不要任用百济故地出身的人，有历史学者据此认为对湖南地区的偏见自高丽时期就已广泛存在，该地区出身的人也因此被排除在中央统治阶层之外，对湖南地区的这种偏见从彼时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了一种“代代相传的基因”。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造成地域对立的主要原因在于，韩国现代化过程中“庆尚道政权”所推行的倾斜性的经济发展政策。也就是说，由于岭南人把控政权、掌握了社会各个领域的主导权，在投资建厂和推进现代化等各种发展战略上都优先考虑岭南地区，由此导致了岭南地区和湖南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显著差距。但也有学者认为，“地区身份认同和地域情绪并不是因为‘特定地区与其他地区不同这一事实’而形成的，而是源于对这一‘事实’的觉知和认识。就此而言，无法否认的是，以往的各种研究由于为这一觉知和认识提供了契机和逻辑根据，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地域情绪，使得地区身份认同进一步上升为命运共同体意识。”

不论原因如何，重要的是在岭南和湖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自觉的对立意识结构。而在这种结构的形成过程中，既有湖南地区受到差别对待、两个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基础，更有选票政治逻辑的推动，即政治精英在选举这一政治机制驱使下有意利用地域对立。比如，在1971年的第7届总统选举中，时任国会议长的李孝祥到庆尚北道开展游说活动时，公开向庆尚道人呼吁“坦率地说，现在的政权不就是庆尚道政权吗？庆尚道如果不支持的话，谁又会支持？”李孝祥之所以进行这种足以激起和强化地域情绪的呼吁，自然是因为庆尚道人口多于全罗道，只要能在庆尚道“通吃”所有选票，朴正熙就能赢得选举。

对于1971年这次充满了“地域对立”色彩的总统选举，当时《东亚日报》的一篇社论进行了痛心疾首的批判，认为国家一直在提倡现代化，但“真正的现代化绝不是只有工业化。现代化最重要的（任务）首先就是消除封建性的地域情绪，形成统一的国民意识”，而“当今的国际社会仍是一个万国竞争的社会，所谓友邦也都是优先考虑本国利益……在这种弱肉强食、唯凭实力的世界里，对于新生国家和弱小国家而言，强化国家的团结和统一是唯一的生存之道”，而且“我们还有南北统一这一民族和历史大业未能完成”。但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一次次选举的进行，精神上的民族分裂却在不断深化”。“如果说南北之间的分裂是与我们的意志无关的、外力作用下的分裂的话，那南方社会内部的这种分裂又是谁的责任？”“有一点很清楚的是，是在共和党执政以后，地域对立情绪开始增强的，现在仍在不断加深。”

尽管有这种痛心疾首的呼吁，在选举中利用地域情绪的陋习却一直延续下来，也因此催生了现代韩国政治中的“地域主义投票行为”（regional voting），即“选民在做投票选择时，根据候选人的出身地区、候选人所属政党领导人的出身地区或者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候选人所属政党所代表/象征的地区，来进行投票的现象”，其结果就是特定地区会把几乎所有选票都投给特定的候选人或政党。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地方割据式政治结构”。虽然对地域主义这种“近视”行为的批判从来没有断过，但“地域主义”在总统选举或国会议员选举这些重要关头总能展现其威力，成为韩国社会至今仍深受其困的“前现代性”痼疾。毕竟，在选举当中，利用地域情绪是一个简单却有效的选票动员手段。与这种即刻可带来选举胜利的切身和具体的诱惑相比，社会整合和国民团结这些非常重要却不那么紧迫、甚至略显遥远和抽象的国家利益就不得不退居其次了。而且，有研究认为，原本根源于地域偏见的地域主义，近年来却主要受“理念上的保守化”倾向影响。也就是说，地域对立与下文即将论及的“理念对立”结合起来了。为了缓解地域情绪，需要遏制“理念上的两极化”现象。只是，遏制“理念上的两极化”同样是不容易的，甚至更加困难。

韩国社会广泛存在的“理念对立”或“理念冲突”（ideological conflicts），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之间的对立，这是分裂韩国社会的另一个复杂问题。前不久，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委托韩国盖洛普民调研究所（Gallup Korea）进行的“2019年韩国人意识与价值观调查”结果显示，多达91.8％的韩国人认为“进步和保守之间的矛盾很大”，高居韩国社会各种矛盾之首。那么，在韩国的语境里，“进步”和“保守”确切而言是指什么呢？在可能出现意见对立的问题领域相当多元的情况下，比如外交和安全问题、增长和分配的关系问题、劳工权益问题、罢工问题、女权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实际上是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对“进步”和“保守”进行一以贯之的区分的。因为，在劳工问题上持进步立场的人，在女权或同性恋问题上却有可能持保守立场；反过来，在女权或同性恋问题上持进步立场者，在经济政策上却有可能非常保守。但是，很多韩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在韩国区分“进步”和“保守”的最重要的标准就在于——对朝鲜的态度。对于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在朝鲜半岛南北分裂这一宏观结构的制约和民族统一这一应然目标的约束下，对朝政策和南北关系几乎内在地就是韩国政治无法逃避的组成部分，虽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准外交”事务的性质。“如果对朝鲜持批判立场，且反对阳光政策的话，就是保守主义者；如果对朝鲜持温和态度，且支持阳光政策的话，就是进步主义者。”换言之，进步和保守之理念冲突的核心在于对“反共意识形态”的态度，在于对以对朝政策为首的一系列外交和安全问题的态度。双方冲突的焦点在于，在对朝政策和南北关系上是要继续维持冷战思维和对立结构，还是要消除朝鲜半岛上的冷战结构，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

主要围绕对朝政策产生的进步和保守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在韩国社会被广泛论及的“南南矛盾”或“南南冲突”。它是相对于韩国和朝鲜之间的“南北矛盾”或“南北冲突”而言的。但“南南冲突”并不仅限于对朝政策，还涉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对美政策和韩美关系问题。有韩国学者就认为，“所谓南南冲突，是指围绕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直支配着韩国社会的冷战反共主义所产生的对立结构，也就是韩国内部在对朝观和对美观——它们构成了韩国对朝政策、安全政策和统一政策的基础——上的立场差异。”毕竟对韩国来说，对朝关系与对美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因为“韩美同盟关系就其存在基础而言，从大的层面来说是为了应对国际上的冷战，从小的层面来说是为了应对朝鲜的威胁”，在美苏冷战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对于韩美同盟而言，来自朝鲜的威胁所具有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所以“南北关系如果走向冲突和对立，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就会相应增加；而如果朝鲜国力下降或南北关系改善，来自朝鲜的威胁因此减弱的话，韩美同盟以及韩美关系的相对重要性就要下降”。而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上升和在东北亚地区影响力的不断增加，对中国的态度也正在成为进步和保守之间又一个重要的分歧领域。在韩美关系中是追求更大的自主空间，还是进一步强化韩美同盟？在南北关系中是自主强化半岛当事双方的关系，还是继续维持冷战思维？要采取何种方式统一？对朝鲜的援助是否要以朝鲜的态度变化为前提？如何处理南北关系和韩美关系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韩中关系和韩朝关系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韩中关系和韩美关系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南南冲突”的重要内容。

以“南南冲突”为主轴的进步与保守之间的理念之争广泛存在于韩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如果按照韩国政治学者崔章集提出的用于分析韩国政治的“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三分法模型来看的话，这三个层面上都存在着理念冲突。1987年民主化之后，国家或政府层面的理念冲突可以说主要体现在随着政权交替而出现的不同总统之间政治理念的钟摆式变化。比如，一般认为，金大中政权和卢武铉政权代表“进步势力”，随后的李明博政权和朴槿惠政权则代表“保守势力”，目前的文在寅政府则又代表“进步势力”。在政治社会层面，理念对立主要存在于不同政党之间，以国会为主要的斗争舞台。对韩国第19届国会(2012.5.30-2016.5.29）的一项经验研究表明，国会议员的政治理念受其所属政党影响极大，其政治理念又会直接影响其在立法过程中的选择，尤其是在与朝鲜相关的外交和安全等相关议题上，不同政党的国会议员群体之间存在着极为严重的派别对立，以致在立法过程中经常出现各方相持不下的胶着状态。在市民社会层面的理念对立，又可以细分为“有组织的市民社会”和“无组织的市民社会”，前者主要是立场不同的媒体之间的冲突和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冲突，后者主要是日常生活里理念相异的个人之间或显或隐的观点和立场差异，学界不同研究者之间的理念对立也属于这一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保守媒体和进步媒体之间的理念对立极为强烈，而且双方并不满足于仅仅报道事实、反映舆论，而是非常积极地介入、甚至是主导对舆论的引导和塑造。前者比如《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等，后者比如《京乡新闻》和《韩民族新闻》等。立场不同的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对立也十分严重，进步组织和保守组织往往在同一个地方举行针锋相对的大规模示威活动，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在双方的眼里)对方几乎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甚至让人感到南南冲突要远比南北冲突严重，外国人看了可能都会感到惊异‘这竟然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也就是说，进步和保守之间的理念对立不仅成了存在于韩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全面对立，而且还日常化了，即不仅在选举期间发挥威力，还体现在一年四季的各种街头抗议中。

虽然“南南冲突”最初进入大众视野是在2000年6月金大中和金正日在平壤举行朝鲜半岛现代史上首次南北首脑会晤之后，但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南南冲突从1945年解放时就已开始，解放之后的韩国现代史整体而言就是一部南南冲突的历史”。也就是说，“南南冲突”实际上是与本文前面论述的二战后朝鲜半岛上的南北分裂和在这种分裂结构下形成的冷战反共主义密切相关的。这种理念冲突，既是韩国政治充满对立、冲突、斗争性、非妥协性和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也是韩国对朝政策多次出现不连续性的根源所在，比如卢武铉之后上台的李明博政府转而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朴槿惠之后上台的文在寅政府转而对朝鲜采取友好缓和政策等。

（二）“局势”：两种“体制”

除了受到上述双重分裂结构的影响外，韩国政治还在政治和经济社会领域受到两种“体制”所形成的复杂局势的制约，即韩国政治学者经常论及的政治上的“87年体制”和经济社会上的“97年体制”。前者主要指1987年“六月抗争”实现民主化后所形成的宪政体制，后者主要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所形成的经济社会体制。

1. “87年体制”

大韩民国自1948年8月成立，到1987年10月通过宪法修正案宣布实行总统直选制，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前后共经历了9次修宪，每部宪法的平均寿命不到4.5年，而且有几次几乎是重新制定宪法。韩国现代史上的历次修宪大部分都是“在非正常的政治形势下进行的”，比如军事政变之后的修宪或者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全国戒严后的修宪等。这些修宪行为并非为了与时俱进而进行的调整，而是政治精英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进行的近乎全盘推翻重来的断裂性立法行动。即是说，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如此频繁地被改动甚至重新制定，其中多半是执政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张自己的权力或为了使长期执政合法化而采取的政治行动。

之所以把形成于1987年的宪政体制归为“局势”类而非“结构”类因素，也是因为在韩国现代政治史上修宪过于频繁，宪政体制缺乏“结构”类因素所需具备的足够的持久性和稳定性。而且“1987年宪法虽然在修宪程序上符合民主原则，但它仍然是军政府和民主势力出于各自政治考虑而进行妥协的结果，并未立足宪法法理，也未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出发进行细致的筹备论证”。对于1987年宪政体制的缺陷以及对于修改宪法的必要性，韩国政界和学界有着比较清楚和广泛的认知，修宪已经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被提上日程，尽管不知道在这一体制本身的制约下何时能够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有关1987年宪政体制的问题，比如国家权力结构、政府形态、总统和其他重要职位的选拔方式与任期等等，学界有着广泛且深入的讨论，此处不再赘述。但有两点需要重点注意。首先是所谓“帝王式总统”的问题。即研究者们经常论及总统权力过大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三权分立未能像书中理论所说那样正常运转、彼此之间形成有效制衡的问题等，它们被认为是造成总统或其家属、亲信贪污腐败的最大诱因。但是，根本问题似乎并非在此，因为韩国究竟需要一位强势的还是弱势的总统，并非一个简单问题。“虽然一位弱势总统更符合韩国的民主价值观，然而当前韩国经济长期停滞，生产、投资、出口等各项经济指标下滑，‘韩国经济已陷入窒息状态’。在对外关系上，韩国外交形势严峻……面对如此内忧外患，韩国亟需一位强势总统以维持政策的连续性与一贯性，然而这又会使韩国社会陷入‘回归独裁时代’的恐惧中。可见，韩国政治将长期处于价值与现实相互矛盾的两难境地之中，任何抉择都将是痛苦和无奈的。”在2016年的“亲信干政”事件中，因立场鲜明、言辞犀利而受到瞩目的城南市市长李在明（现为京畿道知事）也曾明确指出：为了清算建国70年来的各种积弊，韩国需要一个统一且强大的领导核心，至少就目前而言，总统制仍是最佳选择；而且，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必然带来理论上的或者所期待的结果，如果行为体不尊重制度，那制度就没有意义，因此问题的根本仍在于人。比如，同一种总统制下，金大中、卢武铉便没有成为“帝王式总统”。

其次是总统任期五年、不能连任的问题。从对韩国政治形成的负面制约来看，现存“87年体制”的最大问题也许就在于这个“五年单任制”，这也是目前韩国政界与学界有关修宪讨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87年体制”下的五年单任制是几大政治势力互相妥协的结果，与追求长治久安相比，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在五年单任制下，当总统任期过半时，政局便开始进入为下一届大选做准备的局面，而从总统上台伊始就经常举行的总统支持率民意调查此时更是成为各方关注和宣传的重点，在各大媒体尤其是反对派媒体的推动下，形成各种舆论压力。没有任何一位韩国总统在卸任时的支持率是能与刚上任时同日而语的。与所要解决之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相比，五年的时间实在过于短暂。在这种时间节奏的限制下，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无法进行长期、整体的布局，无法持续、有力地推进各项改革，而且五年过后如果理念相反的政治势力上台执政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人走政息”乃至推倒重来的结局。选举政治本来就容易出现政策不连续的问题，韩国“87年体制”下的五年单任制则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明显。如果宪法允许连任，那么，尽管无法保证现任领导人必定能够连任，但至少为相关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的连续性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可能性；而且，如果允许连任，当选的领导人不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对连任压力的反应，都可能会以一种更加负责、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各种重大问题。

2. “97年体制”

1997年的金融危机是韩国社会的一大转折点。为民主化斗争了几十年的金大中在这一年底当选为总统。他上台后，为了克服危机，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金援助，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比如出售国有资产、国营和公营企业私营化、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改革等，由此改变了韩国经济和社会的宏观结构与整体方向，韩国由此被快速地纳入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组织指导下，在美国和英国的保守主义政治组织以及跨国企业的政治主导下而高歌猛进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洪流之中。金大中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面、系统、彻底推进，使得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将其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首尔的代理人”。

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的做法持否定态度，试图尽可能地缩减国家的角色，而把市场自由发挥到极致，有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倾向。在金大中政府推行的政策中，劳动力市场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它忠实地贯彻了以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和用工灵活性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这样的改革“即刻赋予了企业在聘用和解雇员工方面的极大自由，很快就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和非正式工。这导致了不平等程度的加深和贫困群体的扩大，使得收入不平等状态在短期内急剧恶化”。大量的非正式工或者说非在编人员因收入低而成为贫困阶层，使得韩国社会在整体上变得日益不平等。在前文引述的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2019年韩国人意识和价值观调查”中，紧跟第一大矛盾即“进步和保守之间的矛盾”之后的，便是“正式工和非正式工之间的矛盾”，认为这一矛盾很严重的韩国人多达85.3％，同时，有90.6％的韩国人认为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很严重。

在1997年新自由主义体制的组成部分里，还有一项对社会流动和社会平等有着深远影响的改革，即教育改革。2001年前后，韩国教育部推出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措施，比如设立示范性的“自立型私立学校”（类似于私立贵族高中），推行“大学修学能力试验”（即大学入学考试）的二元化等。对于这些新自由主义性质的教育改革措施，韩国“以全国教师工会为首的带有进步色彩的许多教育团体表示强烈反对，担忧这会导致公立教育的崩溃和教育不平等的加重”，使本应促进社会平等的教育反过来变成阻碍社会流动、实现财富和社会地位世袭的机制。“如果说平等可以分为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两种情况的话，那么教育机会则意味着机会平等，而学业成就则意味着结果平等。而教育机会又分为公共教育和影子教育。在韩国，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主要源自影子教育，而不是公共教育。”

根据韩国统计厅于2016年12月发布的《韩国的社会动向2016》报告，高达62.2％的人认为即使一辈子不停地努力也无法改变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而1994年时这一比例只有5.3％。反过来，1994年时认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个人地位者高达60.1％，2016年时这一比例降到了21.8％。韩国专家认为，即使存在贫富差距，但如果有阶层流动的可能性，那么不平等可能会成为人们努力奋斗的动力。但过去20年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对于阶层向上流动可能性的悲观论调实际上敲响了警钟，警告人们现在不只是存在贫富差距，而是贫富差距正在固定下来。从2015年起开始流行的出身决定所属阶层的“勺子阶层论”以及“N弃一代”等用语真实地反映了韩国社会整体氛围的变化和一般人的意识变化。有韩国学者认为，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形成的“97年体制”，本质上就是把无限竞争、适者生存和弱肉强食等逻辑固化、结构化的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拥有财富、地位和权力的人对不如自己的人极尽鄙视之能事，而弱者则因此感受到强烈的侮辱，韩国人心态上的这种双重结构在过去20年里变得日益稳固。

实际上，2016年的“亲信干政”事件之所以引发韩国民众大规模的、持续的示威，并不单纯是因为总统滥用职权的问题。“亲信干政”只是一个导火索，其背后是崔顺实女儿“遇到有钱的父母也是一种实力”那句话所集中体现出的深刻的社会矛盾，是普通韩国人对“97年体制”所形成的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的不满和愤怒。2017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曾有国际机构的领导人评价说，韩国的烛光示威不是一个政治事件，而是韩国人表达对不平等的愤怒的经济事件。不少韩国学者认为，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形成的“97年体制”下，韩国社会日益深化的两极化现象使得原本主要存在于外交和安全领域的理念对立逐渐扩散到社会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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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行为体”辩证法与“善终”问题

上文挂一漏万地对韩国政治的“结构”性因素和“局势”性因素做了具体分析。接下来本文将尝试在“结构—行为体”辩证法思路下，在笔者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对韩国政治进行综合性分析。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从本文对“结构”性因素和“局势”性因素所做的分类来说，“87年体制”和“97年体制”并不属于“结构”性因素，但从“结构—行为体”辩证法来说，它们都是行为体在做决策时所面临的外在的制约因素，因此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会将它们一并归类为与“行为体”相对的“结构”里。

结构（structure）和行为体（agent）的关系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经典命题。在韩国政治中，结构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同样错综复杂。为了理清思路，我们可以重新回到“韩国总统无一善终”这一原初的命题上，考虑从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入手，识别出贪腐问题和执政效能问题两个层面，来进行探讨。

首先是贪腐问题。除了晚年流亡夏威夷的李承晚和被下属枪杀的朴正熙——这两位的遭遇都跟韩国社会的民主化运动密切相关——外，全斗焕之后几乎所有陷入政治困境的总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贪腐问题相关。但如果更进一步仔细分辨的话，就可以看到，虽然全斗焕、卢泰愚、李明博和朴槿惠均直接涉嫌政经勾结和贪腐问题，但金泳三、金大中和卢武铉却属于本人清廉、但受到亲属或亲信贪腐问题牵连的情况。虽然卢武铉选择自杀以证清白，由此落得无法“善终”，但金泳三和金大中应该可以说是得以“善终”了的。人们可以责备他们“子不教，父之过”，责备他们对下属管教不到位，但他们本身并未陷入贪腐问题。现任总统文在寅同样属于清廉的一类，对其家人的管教也较严格，至少目前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保守派似乎仍难以找到可以攻击他的弱点。

也就是说，虽然在“87年体制”下总统所拥有的过大权力给政经勾结和贪污腐败提供了结构性的诱因，但就像李在明指出的那样，它并不必然导致“帝王式总统”的出现，也不必然导致贪腐问题的发生。在这个问题上，结构并非决定性因素，行为体的选择才是关键。也就是说，归根结底，它主要取决于领导人个人的操守和选择。现代政治学追求所谓的科学化，力求将政治与道德问题分离开来。但是，对于政治精英来说，节制才是最好的自我保护方法。

其次是执政效能问题。“97年体制”下的韩国社会现状给政治精英提出的挑战是极为严峻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但前文论及的诸多“结构”性因素和“局势”性因素所构成的现实环境却无一不在阻碍问题的解决。“韩国政治运行失序、财阀垄断等问题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硬骨头’，克服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周期也并非易事，因此当下的改革阻力极大。”前面在论述“87年体制”时已经简要分析过总统的五年单任制所带来的问题，它使对很多问题的解决都只能停留在短期的、蜻蜓点水的浅层次上，无法深入推进和进行有效突破，难以做长期、整体的布局。但除此之外，还有三个更严峻的问题。

第一，政策选项有限。为了解决目前韩国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需要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进行深刻反思和纠偏。冷战结束时曾高唱“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开始自我反思，认为始自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一系列强调“不受限制的市场的好处（the benefits of unregulated markets）”的思想和主张在许多方面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他甚至因此呼吁“社会主义理应回归”。但正如前文所说，在朝鲜半岛分裂结构的限制下，韩国国内思想谱系所受的意识形态限制比较明显，这使得其他替代方案或者可以提供有益参考的思路从根源上就被封锁起来了。而且，地域主义的存在也阻碍了出身地区不同但经济社会地位相似的群体之间的联合和组织化，比如，岭南地区因其发达的重化工业而有着更多的普通劳工，但地域主义的存在却使得进步势力在这一地区难以获得有力支持。

第二，“偏好动员”（mobilization of bias）。上文论及韩国国内的两种分裂结构，即地域主义和理念冲突。在当前的韩国政治中，这两者尤其是后者，是主要政党进行“偏好动员”的利器，也就是主要政党为了掩盖其他更重要的社会矛盾而有意突出特定矛盾、借以动员选民的一个抓手。崔章集认为，韩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两个，一个是冷战结构的问题，一个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裂问题。从朝鲜半岛层面来说，消除南北关系中的冷战结构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时代任务，但从韩国国内来说，由新自由主义政策引发的各种社会危机才是当务之急，但韩国主流政党更多的时候只是围绕安全和外交问题展开攻防战，有意无意地回避国内的难题。在进步和保守之理念冲突这一由头下，在政党，尤其是媒体的鼓动下，一般大众很容易被动员起来“为了反对而反对”，对所支持的领导人和政党的过错视而不见，对所反对的领导人和政党的成果吹毛求疵，理念冲突掩盖了问题的本质，推迟了问题的解决，反而使本应践行调节冲突责任的政治充满了强烈的报复性。而这一切，都在多党竞争和选举政治机制的作用下被不断再生产。

第三，国家自主性有限。历史上在南北分裂结构下逐渐形成的对财阀企业的经济依赖和对美国的各方面依赖，也从根本上限制了韩国政治领导人的腾挪空间。比如，“五一六”军事政变后，朴正熙领导的韩国军部制定了第一版“五年计划”，曾主张实施以重化工业和社会间接资本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型、自立型工业化政策，而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则计划通过没收财阀非法聚敛的财富和进行货币改革来获得，而非依赖外资；同时，出于对私有资本的不信任而计划把国家作为经济主体。根据这一计划，韩国军部将金融机构国有化，逮捕财阀，同时还要从财阀那里征收大约3亿美元的资金。但军部的这一计划遭到美国政府和韩国大资本的强烈反对，前者因此削减了一系列的援助，后者则减少或停止投资。结果导致经济形势一片糟糕，第二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增反降。最终，军部妥协，释放被捕财阀，停止财阀财产征收计划，并在1963年接受了美国制定好后交给韩国的新“五年计划”，走上依赖国内私人资本、国外资本和援助的出口主导型发展道路，以至于朴正熙公开宣布“军事革命失败了”。在国家相对资本而言享有较高自主性的军部统治时期尚且如此，又何况是在当今全球化洪流滚滚的时代，而且还有选票政治机制下积极参与舆论塑造的媒体和不断进行的民意调查所反映出的变化如流水的民意所形成的近在眼前的选举压力呢？

上述这几个问题共同导致了民主化之后韩国政府执政效能相对低下的情况。无论是谁上台，都不容易取得有意义的突破，支持率必然是朝下走的。在执政效能这个问题上，结构对于行为体的制约是非常大的，行为体所能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是比较有限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似乎确实可以说韩国总统很容易遭遇政治困境。对现任总统文在寅来说，虽然在贪腐问题上暂时没有出现保守派可以攻击的弱点，但在执政效能这个问题上，仍难以摆脱以往总统的窠臼，未来能否避免保守派的政治报复，还很难断定。韩国保守派从2019年下半年起就开始呼吁弹劾文在寅，但并未找到合适的由头。在韩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当年经历了“亲信干政门”打击的保守党努力炮制所谓的“中国门”（China Gate），攻击和抹黑文在寅政府对中国的抗疫援助，批评其过于“亲中国”，并试图借此弹劾文在寅。这也再次生动地证明了，在韩国政治中，所有问题都会被引向进步和保守之争的“规律”。不过，共同民主党在2020年4月中旬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充分表明了韩国民众对文在寅政府抗疫工作的认可，文在寅政府此前不断下降的支持率也出现明显反弹。然而，疫情是个非常态事件，它在人们各种评价标准里所占的比重必然会随着疫情的消散而降低。当事态逐渐平复，暂时被疫情比下去的原来那些政治和经济社会痼疾又会重新凸显出来。

目前而言，制约韩国政治的诸多“结构”性因素和“局势”性因素在可见的时期里是难以改变的。唯有“87年体制”下的宪政体制有希望通过修宪来改变，4月国会选举的结果似乎也使修宪的机会之窗开得更大了一些。如能改变，也许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韩国政治的困境。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效果会有多大，不能不存疑。而且，修宪是国家大事，涉及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各政党应该充分协商、共同推进，而不能被某个特定的执政党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样才不会进一步加深社会的分裂。

金正恩视察朝鲜侦察卫星开发工作：

支持在太阳同步极地轨道部署多颗军事侦察卫星

2022-03-10来源：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讯）据朝中社3月10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近日视察了朝鲜国家宇宙开发局，听取了侦察卫星布局开发工作的汇报。

报道称，金正恩当天了解卫星搭载型光学摄影设备和图像发射机等数据收发通信装备、各种传感器及装置的开发和准备情况后，听取了近期国家宇宙开发局进行的重要试验结果。朝鲜国家宇宙开发局通过近期进行的重要试验，确证了航空航天图片拍摄方法、高分辨率摄影装备的动作特点和图像数据传送系统的可靠性，金正恩对此表示满意。

当天，金正恩还观看了通过重要试验试拍的地面特定地区的垂直及倾斜摄影高分辨率图像资料，对开发局近期取得的图像合成处理技术、大量数据通信处理能力、控制命令系统的正确性和通信密码技术等成果予以高度评价。此外，他还了解了正在进行的宇宙科学研究院和宇宙环境试验基地建设工程问题。

金正恩强调，开发和运用军事侦察卫星的目的在于，实时获取美军及其追随势力在韩国、日本、太平洋地区的反朝军事行动情报，改善朝鲜武装力量对于相关情况的迅速应对能力。为此，他全面支持开发局在五年发展规划期间在太阳同步极地轨道部署多颗军事侦察卫星，提高情报搜集能力。

金正恩指出，开发侦察卫星的工作不仅仅是科研工作、侦察情报搜集手段的开发，更是维护朝鲜自主权和国益，这是在提高朝鲜的战争遏制力、完善国家迎战能力中的当务之急。

陪同视察的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刘进、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正植。

尼泊尔通过MCC协议，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原创 风雨如歌2022-03-04 云阿云智库•地缘局势•中印关系

导读：一旦尼泊尔进一步倒向西方，作为搞事的前沿基地，那么西藏的安全形势就可能恶化。再之，这次MCC协议在尼泊尔通过，有可能引起连锁效应。这只能说明，印度和美国进行了某种利益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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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家集中精力关注俄乌战局的时候，中国西南边的邻居尼泊尔在2月27日通过了MCC协议，我们被美帝偷袭了。

尼泊尔历史上一共有过两份主要的不平等条约，分别是1816年与英国签订的《萨高利条约》和1950年与印度签订的《印度尼泊尔友好条约》。

前者使尼泊尔割让了三分之一的领土，成为了尼泊尔人心中永远的痛，后者则导致印度在尼泊尔获得了训练尼泊尔军队的特权，同样丧权辱国。

而MCC协议则是第三份不平等条约，再次让尼泊尔丧权辱国的同时，也成了一支射向中国的冷箭。

MCC协议的正式名称是“千禧年合作协议”，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进行了一波反思，认为不发达地区贫困人口多，就容易滋生恐怖主义。

既然如此，那就得帮助落后地区发展，有钱了，生活好了，自然他们就不会参加恐怖组织了，嗯，理论上还真是这样。

于是，小布什亲自拍板，确定要组建一个公司，负责降低落后地区的贫困率，2004年，“千禧年挑战公司”正式成立，成为美国对（渗）外（透）援（扩）助（张）的官方工具。

名义上，这是个独立的公司，但实际上这个公司很独特，它是由美国高层亲自领导的，比如董事长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担任过“千禧年挑战公司”的董事长。

还有副董事长，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其他董事会成员也由美国政府高官担任。

总统亲自拍板成立，一众高官担任董事会成员，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于“千禧年挑战公司”真的是高度重视。

“千禧年挑战公司”当然不像美国所说的，是为了消除贫困。它甚至比起NGO，还更加不要脸，NGO顶多是搞颜色革命，“千禧年挑战公司”直接搞殖民主义。

我们以这次和尼泊尔签订的MCC协议为例，表面上，协议是一份援助协议，由美国拨款五亿美元，加上尼泊尔政府配套1.3亿美元，帮助尼泊尔修建400公里输电线路和400公里的公路，但协议具体条款，却具有赤裸裸的殖民意味。

随便摘录两条：

比如，协议第6条第八项规定，“MCC是一家代表美国政府执行本契约的美国政府公司。MCC和美国政府对因本契约项下的活动或任务而产生的任何索赔或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尼泊尔政府放弃对MCC或美国政府任何现任或前任官员或雇员因上述任何实体或个人的活动或疏忽而产生的所有损失、损害、伤害或死亡的任何和所有索赔，或者在这个契约下的死亡，并同意其不会提出任何索赔或任何类型的法律程序。尼泊尔政府同意MCC和美国政府，或MCC或美国政府的任何现任或前任官员或雇员，将不受尼泊尔所有法院和法庭对其活动或活动引起的任何索赔或损失的管辖”。

这个条款的意思很明确，美国人不管在尼泊尔干啥，产生任何损失，只要是打着MCC项目参与者的旗号，就没有责任，犯罪也没有责任，尼泊尔政府也不能管，完完全全是治外法权。

再比如，第7条第1项，“本《协议》一经生效，将高于尼泊尔的国内法”。

此外，协议还规定，审计工作完全由美国进行，尼泊尔甚至无权过问，也就是连尼泊尔政府配套的1.3亿美元，也只能交由美国来审计。

一言蔽之，这就是一份侵犯尼泊尔主权的协议，实质上是西方隐性殖民的一部分，殖民体系崩溃之后，西方并不甘心放弃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

虽然显性控制已经不行了，但是可以搞隐性控制，而这种控制的关键一环就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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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通过援助毁掉一个国家的最典型例子便是阿根廷。

阿根廷在马岛战败之后，国内经济陷入了困境，考虑到阿根廷跟苏联关系不咋滴，何况当时的苏联情势也开始变得不妙，阿根廷只能向西方求助。

1983年，阿方辛政府开始与IMF进行接触，请求IMF援助，由于国内反对，阿方辛时代并没有真正接受多少IMF援助，直到1989年，梅内姆上台，采取全面的亲美政策，IMF先是批准了一项10.4亿美元贷款，作为试水。

觉得效果不错之后，又进行了多次援助，IMF的援助可不好拿，阿根廷政府答应了一系列附带条件：包括削减开支、基础设施和国企私有化、劳工制度改革、财政分权（减少上缴中央政府的比例）等。

这些措施在实行初期，一度带来了繁荣，1991年，也就是改革实施的当年，GDP大涨12.67%，1992年也高达了11.94%。

但从1993年开始，阿根廷经济增长率便断崖式下跌，仅为5.91%，1995年更是负增长2.85%。

因为，改革初期的繁荣本质上是竭泽而渔式的繁荣，阿根廷把铁路、国家航空公司、油田等几乎所有国有资产出售，外资闻讯涌入，仅1991年，便涌入了60亿美元的外资，1991和1992这两年的繁荣就是这么来的。

但国家资产的数量终究有限，卖光了之后怎么办呢？

凉拌呗。

阿根廷的问题没有任何改善，债务还在不断积累，直到2001年，阿根廷政府无力偿还1300亿美元的外债，只能来了个债务违约。

我们一向认为，IMF利用援助发展中国家推动私有化，是意识形态问题，其实意识形态只是表面问题，IMF的真正目的，是掐断受援国的造血能力。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想发展，就必须工业化（人口很少的国家除外），工业化必须有基础设施，毕竟你开了个工厂，生产了货物，得卖出去。

卖出去就得有公路、铁路啥的，想致富先修路嘛，但是基础设施是重资产，回报慢、成本高，不受私人投资欢迎，往往得国家承担，而后发国家不太富裕，可能一条路都修不起，但是不修又不行。

这时候就不得不采用中央集权体制，特别是财政上，由中央统一分配，这样可以集中财力办事，其实东亚国家这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但是，如果大家都学了这一套，实现了工业化，拥有了自身的造血能力，那谁还会求助IMF呢？IMF不得关门？

所以IMF逼着受援国私有化国有资产和基础设施，以及搞财政体制分权，降低中央的财政所得比重，目的就是从根源上掐断受援国工业化的可能性。

没钱没基础设施，我看你怎么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没有造血的能力，无法进行开源，可不就得天天求助。

阿根廷50年代一度能造喷气式飞机，今天却只能鼓捣一下农产品了，如2020年上半年，阿根廷出口产品结构中，油籽种子和谷物合计占52.1%，如果再加上占7%的牛业，农牧产品合计占了59.1%，是绝对的大头。

说实话，农产品压根赚不了多少钱，更不用说有美国资本分享收益，真正能落到阿根廷嘴里的能有几口？

所以阿根廷便陷入了“出售国有资产--造血能力弱化--求助IMF--再出售国有资产--造血能力更加弱化”的恶性循环，我称之为“阿根廷循环”。

2018年时，IMF向巴基斯坦提供了14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附加条件除了国企私有化、紧缩开支这些常规操作外，还有一条很特别，要巴基斯坦涨电价。

IMF作为一个世界性金融机构，直接要求一个国家电力涨价让人十分费解，其实目的还是为了打断工业化进程。

巴基斯坦这几年纺织业发展得不错，贡献了25%的工业增加值，纺织业出口更是占总出口的60%左右，但是众所周知，制造业本身利润不算高，何况巴基斯坦处于产业链下游，对于成本十分敏感。

如果电力价格大涨的话，无疑将严重挤压制造业的利润，甚至出现倒闭，考虑到巴基斯坦的人口增长率（2020年1.98%），如果IMF继续援助的话，恐怕不久后也要陷入“阿根廷循环”。

这也是我们非常反感西方援助的原因，IMF不止一次上门推销过类似的援助方案，都被我们拒绝了，我们深知，拿了这些援助款，就得接受附加条件，就没有未来。

IMF本质上就是一个由西方控制的、日常打着援助旗号以掐断发展中国家造血能力为宗旨的金融机构。

3

MCC的本质，和IMF是一样的。

MCC协议早在2017年9月便签订了，当时尼泊尔总理是尼泊尔大会党的德乌帕，尼泊尔大会党是一个亲印度的政党。

考虑到印度这些年和美国勾勾搭搭，要搞“印太战略”，所以德乌帕在亲印度的基础上再亲美，也没什么稀奇，但这份协议从2017年9月签订之后，由于卖国性质明显，民间的怒火太大，多次提交都被挡回来了。

那为什么今年却通过了呢？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是经济问题，疫情爆发以来，尼泊尔经济不断下滑，2020年GDP负增长了2.09%，特别是作为支柱产业的旅游业，损失尤其惨重。

尼泊尔是世界旅游圣地，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按照尼泊尔旅游局的统计，2019年尼泊尔国际游客大约110万，旅游业直接创造了37万个就业岗位，间接创造就业岗位约105万个，旅游业创造了GDP的8%左右，是该国第四大产业。

但是疫情一来，2020年只有23万国际游客，下降了80%，尼泊尔的旅游公司、酒店大批大批地破产，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本来盼着2021年，疫情能够缓解。

然而2021年是个不讲武德的年份，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先后偷袭，尼泊尔至今每天新增确诊还在一万例以上，情况愈发糟糕，旅游业短期内恢复无望。

其实，这已经是近年来尼泊尔遭到的第二次重创了，早在2015年，尼泊尔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这次地震造成8786人死亡，22303人受伤，经济损失超过50亿美元。

在短短五年内，连续遭遇疫情和大地震的打击，也许对于大国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尼泊尔来说，本来家底就不多，现在进一步掏空，山穷水尽了。

要知道，尼泊尔疫情前的2019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306.41亿美元，人均1071.05美元，刚刚摆脱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2018年的标准，996至389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本来国家就不富裕，还接二连三遭受打击，经济恢复迟迟无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再挥舞着钞票上门，尼泊尔经受不住诱惑，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尼泊尔共产党本身就没有坚决执行社会主义路线，尼泊尔共产党1949年成立，我们知道，尼泊尔作为印度的后院，受印度影响深远，尼泊尔共产党也不例外。

除了纳萨尔派，印共很早就放弃了武装斗争，走议会路线，尼共受其影响，也在90年代初期基本放弃了武装斗争，走议会路线。

尽管普拉昌达当时不愿意走议会路线（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实情恐怕不是这样），自己率领一派人马出走，创建了尼泊尔人民解放军，从1996年开始展开武装斗争，并在2006年一度控制了国土的80%，但其武装斗争实际上也不坚决。

他更像是个等待朝廷招安的宋江，果然，2006年普拉昌达接受了招安，和尼泊尔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双方共同组建临时政府，2008年，普拉昌达正式出任尼泊尔总理职务，还在当年出席了北京奥运会。

但由于改走议会路线，对于基层的各种利益集团没有进行清除，所以国家面貌和组织形式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最典型的便是土地问题。

尼泊尔至今5%的大地主依然占有约37%的耕地，而47%的小农仅拥有15%的耕地，有关彻底土地改革的呼声在尼泊尔一直很高。

普拉昌达所率领的尼泊尔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一度控制国土的80%，正规兵力达到三万余人，重要原因就是其不断许诺执政后进行土地改革（尼泊尔农业人口占多数）。

但是普拉昌达正式执政后，也许是他腐化了，也许是阻力过大，总之，尼泊尔的土地改革迟迟不能落地，不全面改革就算了，以前在革命时期没收的一些地主的土地，还被归还给了地主，这也导致了广大农民的普遍失望，认为自己被骗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普拉昌达所在的政党尼共（毛主义中心）支持率不断下降，已经由2008年时的议会第一大党，滑落到了第三大党，不仅无法单独执政，还不得不和国民大会党组建联合政府，实际上有依附于大会党的趋势。

土改没着落，连枪杆子都几乎放弃了，尼泊尔人民解放军2011年接受了整编，部分复员，部分改编为政府军，实际上放弃了枪杆子。

虽然普拉昌达的政党还是挂着尼共（毛主义中心）的牌子，但实际上，已经跟社会主义没太大关系。

本来，由于尼泊尔众议院议长萨普科塔是普拉昌达的铁杆追随者，只要普拉昌达不同意，萨普科塔就有底气阻止MCC协议提交到众议院。

但是普拉昌达没有阻止，这导致萨普科塔底气不足，在没有普拉昌达支持的情况下，萨普科塔很可能重蹈前任的覆辙。

萨普科塔的前任叫马哈拉，也是普拉昌达的追随者，马哈拉任内（2018年2月-2019年10月），当时的总理奥利多次试图向众议院提交MCC协议，但都被马哈拉坚决挡住。

小小议长居然敢挡美帝的路？不整你就不是美帝了。

很快，尼泊尔联邦议会秘书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指控马哈拉强奸了她，是个禽兽巴拉巴拉。

马哈拉的强奸丑闻立刻登上头条，马哈拉无论如何解释都没用，不得已辞职。

辞职也不能轻易放过，马哈拉被抓起来，关了一百天，尼泊尔检方还要求判处马哈拉滥用职权和强奸两项罪名，双罪并罚有期徒刑7.5年。

不过，法院调查后确认，这起所谓的强奸案并没有足够的证据，马哈拉最终无罪释放，尽管尼泊尔官方补发了他吃牢饭期间的工资，实际上相当于平反，但还是在尼泊尔政客间引起了寒蝉效应。

萨普科塔看到马哈拉的遭遇，心里不害怕是不可能的，要是坚决阻止，搞不好自己就是下一个马哈拉，有普拉昌达支持尚且不一定能成功，更何况没有，于是，作为关键人物的萨普科塔也就只能装死了。

其实，MCC协议最终会在尼泊尔通过，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印度的配合，关于印度因素的影响，这个我们下面会详细说。

4

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份协议对中国会产生哪些负面影响？

尼泊尔与西藏地区接壤，其国土本质上是青藏高原的南部延伸，从地缘板块上来说，属于青藏高原地缘板块的边缘区，总体的地势要相对西藏平缓一点，非常适合作为进军青藏高原的前沿基地。

如果尼泊尔被印度和美国掌控，尤其是印度，那么中国通过青藏高原对印度进行地缘压制的效果就会被削弱，正因如此，我们一直比较重视与尼泊尔的交往。

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后，印度莫迪政府想趁尼泊尔病，要尼泊尔的命，要求尼泊尔允许印度军队进入尼泊尔救灾。

但尼泊尔不傻，印度军队只要进来了大概率就不走了，因此始终不愿意松口，莫迪老仙火了，小小尼泊尔竟敢跟印度对抗？

那就将整个尼泊尔封锁起来。

印度随即以尼泊尔新宪法不民主为由，对尼泊尔进行封锁，一切运往尼泊尔的物资都被禁止。

尼泊尔新宪法又是怎么回事？

尼泊尔在2015年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在宪法出台前，尼泊尔南部的马德西人就不断游行示威，要求新宪法中加入一个条款，允许南部特莱平原的马德西人单独组建一个邦（相当于省），并高度自治。

所谓马德西人，其实就是印度人。尼泊尔南部的特莱平原，因为邻近印度，有大量印度移民，这些移民被称为马德西人，目前人口已经占了尼泊尔人口的三分之一。

尼泊尔政府当然不会同意这种分离主义行为，于是印度以此为借口，指责尼泊尔新宪法不民主，再加上尼泊尔遭遇天灾，经济困难，封锁尼泊尔，试图迫使尼泊尔屈服。

尼泊尔当时各种物资紧张，比如尼泊尔燃油大部分是从印度来的，印度这么一封锁，导致加油站排长队，尼泊尔政府只得紧急向中国求助。

通过从中国紧急购买燃油，解了燃眉之急。不过从中国购买物资，最关键的是运力不够，主要依赖一条中尼公路，短期还好说，长时间来看，这点运量是无法满足尼泊尔需求的。

于是双方在2016年讨论了中尼铁路的可行性，并正式提出了中尼铁路规划，规划将青藏铁路的支线拉日铁路由日喀则延长到吉隆县，再由吉隆县进入尼泊尔加德满都。

一旦中尼铁路成功，那么中国和尼泊尔的贸易、旅游将得到极大的促进，中国的影响力可以大举进入尼泊尔，尼泊尔便有了在中印之间中立的资本，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印度控制。

而现在MCC协议通过不说，在最近有关俄乌冲突的联合国议案投票上，尼泊尔还采取了跟随西方的立场，赞成谴责俄罗斯，要知道，连印度都是弃权。

所以不排除尼泊尔进一步倒向西方的可能性，中尼铁路面临搁置，这对中国进一步开展与尼泊尔的贸易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其次，我们不要忘了西藏问题，西方和印度一直想在西藏问题上做文章，而尼泊尔靠近西藏，政府又相对弱势，将尼泊尔作为藏独分子基地，实在再合适不过。

CIA早在60年代，就在尼泊尔设立了基地，帮助培训流亡的藏人，尼泊尔也一直是流亡藏人的活动中心，至今尼泊尔境内还有三万多流亡藏人。

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尼泊尔的藏独分子就举行过多次大规模示威，尼泊尔迫于印度和西方的压力，又不敢把他们怎样，顶多抓起来关几天又放了。

一旦尼泊尔进一步倒向西方，作为搞事的前沿基地，那么西藏的安全形势就可能恶化。

再之，这次MCC协议在尼泊尔通过，有可能引起连锁效应。

千禧年挑战公司的目标对象并不只有尼泊尔一个，斯里兰卡也是重点关照对象。

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北部，刚好处于“北印度洋航线”的必经之路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千禧年公司早就盯上了，不过斯里兰卡在2020年硬气地拒绝了千禧年协议。

2020年11月1日，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表示，永远不会和美国签署MCC协议。

但是斯里兰卡和尼泊尔一样，在疫情中损失惨重，2020年GDP负增长3.6%，如果未来没有明显的恢复，那么斯里兰卡还能硬气多久，就很难说了。

不过，MCC协议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点，是印度的配合。

尼泊尔作为印度的后院（三哥自认为），什么事情没有印度配合，都是难以通过的，而对于MCC协议，印度内部一向存在不小的分歧。

印度既想引入美国势力，抗衡中国，又不希望美国把手伸进自己的地盘，别说尼泊尔了，印度一直都对美国在查戈斯群岛的驻军颇为警惕。

这背后的原因，是印度把印度洋视为“印度的洋”，把环印度洋地区看做是印度的势力范围（也是三哥自认为）。

MCC协议其实美国早在2021年12月初，就给德乌帕政府下了死命令，要求在12月底通过，否则就拿不到钱。

可能是印度内部评估后认为，这协议不符合印度利益，或者美国没有给印度足够的好处，总之，在12月中旬的时候，印度动用了在尼泊尔的外交力量和间谍力量，精锐尽出，把MCC协议拦了下来。

而到了今年2月，印度的态度却诡异地变成了沉默。

这只能说明，印度和美国进行了某种利益交换，拜登政府在其他方面给了印度好处，印度才会对美国势力进入自己后院持默许态度。

这也符合拜登“联合盟友围堵中国”的理念，是印太战略逐步深化的体现，这是我们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

5

不过虽然MCC协议通过了，但其实还没有到一片哀嚎的境地。

一是美国与印度的冲突。民主党目前加速极端化，白左化，拜登已经有HOLD不住的趋势，而民主党的白左向来看莫迪不顺眼，莫迪搞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在白左看来那是希特勒行为，白左们看莫迪不顺眼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2020年的时候，莫迪想进行农业改革，结果引起了农民的大量反对，农民们一直坚持到2021年12月，这背后，可少不了西方白左的支持。

如果民主党和美国社会继续极左化，那么和莫迪的意识形态冲突就会越来越严重，双方越来越难以进行利益协调。

除了意识形态，俄罗斯问题也是双方一大分歧。最近联合国有关乌克兰局势的提案中，印度接连投出了弃权票，引起了拜登政府的不满。

印度还不顾美国反对，坚持采购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而不是美国的爱国者系统。

印度传统上与俄罗斯/苏联关系友好，苏联当年为了增加盟友，满世界援助，最典型的就是援助中国和印度。

援助中国是156个项目，援助印度则是102个项目，拿了这么多好处，印度又和苏联没啥利益冲突，当然也就对苏联充满了好感。

作为回报，印度大量采购苏式武器装备，至今印度仍有50%以上的武器装备外购自俄罗斯。

由于军火采购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意味，这势必引起美国的不满，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在中俄背靠背的大环境下，美国日益难以容忍印度这样做，3月2日，美国外交官唐纳德•卢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制裁印度。

二是MCC计划从2004年开展以来劣迹斑斑，进展并不顺利。

2013年，我国领导人访问了坦桑尼亚，两国签署了有关巴加莫约港开发的备忘录，随后MCC公司横插一脚，说可以提供4.8亿美元资金援助，条件跟尼泊尔一样，把这个港口变成美国殖民地。

坦桑尼亚经不住诱惑答应了，但是几年过后，坦桑尼亚发现，钱呢？

美帝说好的钱压根不到位，还在2016年想操纵坦桑尼亚的选举，被坦桑尼亚政府发现后，终止了合作，千禧年公司装模作样地对坦桑尼亚政府进行了一番谴责。

然后转过头来再说，我给了这么多钱，你们坦桑尼亚真是忘恩负义，拿了钱还不感激我们。

其实这就是美帝的特色，所谓对外援助，大多数最后都进了自家利益集团的腰包，受援对象拿到手的寥寥无几，特朗普还好意思嚷嚷着美国对外援助吃亏了。

反华的胆子不一定有，但是打着反华旗号捞钱的胆子不仅有，而且很大，这次MCC协议搞不好最后会像巴加莫约港那样，耍受援国一顿然后骂骂咧咧地退出。

第三点，尼泊尔虽然通过了MCC协议，但是尼泊尔政府又给千禧年挑战公司发了一份解释声明，声明中主要提了几点，一是尼泊尔法律高于MCC协议，二是项目接受尼泊尔的审计，三是尼泊尔不参与“印太战略”。

虽然这份声明有几分自欺欺人，但也足以说明，在民间强大的反对声浪下，尼泊尔政府不敢不折不扣地执行协议，毕竟谁也不想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因此最终MCC能执行到什么程度，还不好说。

这次MCC协议通过虽然不至于世界末日，但的确使我们处于地缘上的不利境地，足以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在拜登联合盟友围堵中国的方针下，未来形势会日益严峻，斗争也会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世界日益纷乱的局面下，这一切极为考验中国的智慧。

我们，一步都不能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