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沪上219天

原创 欧洲金靴2022-04-07 云阿云智库•政界

导读：特别是在今天回望十五年前那「七个月」的“铸魂之旅”，更加让人在当下望闻沪上抗疫的混乱时尤为唏嘘。2007年3月22日，他来到上海，这是他从政履历中第三个「坐镇主政」的省级地方（福建、浙江、上海）。但沪上，显然不同寻常。用时任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朱纪华的话则是：“他是受命于上海的危难之际啊。”

文 / 欧洲金靴

这段时间，谈上海谈了许多，人们惊异于上海在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中与全国在某些维度、某些层面、某些领域产生了“脱钩”和“节奏倒灌”，不论是历史性的还是阶段性的，这种现象都颇为遗憾。

但其实，上海曾经在十五年前打下过坚实的政治基础，像一针强心剂，曾向上海改革开放历程注入了迟来的政治能量。

而后人如何消化与延续，则恐怕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话题。

特别是在今天回望十五年前那「七个月」的“铸魂之旅”，更加让人在当下望闻沪上抗疫的混乱时尤为唏嘘。

1

2007年3月22日，他来到上海，这是他从政履历中第三个「坐镇主政」的省级地方（福建、浙江、上海）。

但沪上，显然不同寻常。

官方后来对这段履历的概述是：“他是在特殊时期担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的，搞调研、抓发展、促改革、惠民生、谋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有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的工作举措，为上海发展明确目标、指引方向，迅速扭转了当时上海的被动局面，充分展示了高超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突出的政治驾驭能力。”

用时任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朱纪华的话则是：“他是受命于上海的危难之际啊。”

2006年夏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

对于上海这样一座特大型城市而言，一把手出了问题，引起的政治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2006年底至2007年初，上海市上百名干部协助调查、配合谈话，干部队伍的稳定和工作积极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选择了他来到上海任职。

2007年3月22日，受组织委派，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沈红光同志去往到杭州迎接。

那一天，当上海一行人来到浙江省委大院，远远得就看到院子里里外外围着很多人，都是专程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的干部群众。

一些群众甚至眼含热泪，不舍这位五年来为了浙江付尽心血的省委书记。

上车后，他一路上问着红光同志关于上海的情况，方方面面让红光同志感受到他功课做得充足、资料准备得完善。

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工作，从赴任途中的这辆车上就已然开始了。

那个阶段上海的情况确实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外界有人形容上海这座“码头”的“水”很深，“初来乍到”、“毫无上海根基”的他能否在这个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国际大都市站稳脚跟，非常令国内外侧目……

陈良宇案的发生对上海市委的权威和干部思想冲击实在过大，且案件彼时还在进一步调查和审理中，原计划当年5月要召开市第九次党代会便更显得时间紧、任务重。

然而，第一次在全市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的他，其讲话就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迅速打消了部分同志的疑虑。

一是为人谦和。虽是首次亮相讲话，但非常朴实：“中央调我到上海来工作，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二是沉稳笃定。他在讲话中表示：“到上海来工作就是要当好公仆，尽力为上海人民多办实事、好事。”

履新不到一周，3月30日下午，他就带领着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的韩正同志等市领导班子，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二大会址，且要求“如要报道，用‘瞻仰’，而非‘参观’。”

2

履新一地便去往当地的红色遗址进行瞻仰、自我洗礼，这是他从政生涯的习惯。

从主政正定时去了西柏坡，这种习惯就一直延续。

1982年在正定为政时，他甚至还带领班子千里迢迢去到江西井冈山，告诫领导班子不要忘记党的革命历史。

而此番来到上海也是在七个月里几乎跑遍了上海市的所有红色场馆，尤其是在虹口区调研时坚持抽空瞻仰中共四大会址，其时格外令人称道。

3月30日赴任上海后的那次首次瞻仰一大会址，他又在馆里留下了诸多警句：

这里是工人阶级的发祥地，是革命传统的起点。

要秉公用权、廉洁自律，自觉抵制各种腐朽落后思想观念的侵蚀，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这是上海的骄傲；我们有幸在上海工作，既感到十分光荣，更倍感责任重大。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切实增强公仆意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为了群众。

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评判和监督，把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判断标准，努力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建设，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

要大兴学习之风，要牢记“两个务必”，始终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求真务实、艰苦奋斗。

在董必武“作始也简，将毕也钜”的题词前面，他驻足思考良久。

根据时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战同志的回忆，他曾有一次和王战等市委同志们感慨：“我工作过的地方都有革命根据地或纪念地，陕西有延安，河北有西柏坡，福建有闽西苏区，浙江有嘉兴南湖，上海有一大会址，还是二大、四大召开地………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精神，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是党最重要的执政基础，回到党的诞生地重温辉煌历史的起点，明白“我们从哪里来”，也能对脚下的路更加敬畏。

正是基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考虑，十年后，2017年党的十九大一俟闭幕，他又带领着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

回望来时路，是为了坚定前行路。

3

2007年5月24日，上海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在那份他亲力亲为参与完成的报告中，他庄重向上海各界指出：“加大城乡统筹力度，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加注重郊区农村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快转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在解决‘三农’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上走在前列。”

事实上，当时上海市在统筹发展三农问题、帮扶农村贫困人口的工作上，给他这个“外来汉”、也是一位“老农人”造成的阻力非常大。

这里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第三产业最发达的地域，遍布着盘根错节的“网络”，完全不同于年轻时他在陕西梁家河插队、带领老乡们浩浩荡荡耕田凿池的“垂直”景观。

在市委内部，他和组织部的同志经过研究，认为上海完全有条件搞城乡结对帮扶、用党建促进新农村建设。

于是他首先找到市农委商量，农委表示愿意和组织部联手做这个利农惠农的事情。

那时候上海全市年均可支配收入在三十万元以下的经济薄弱村一共有358个，他就带领发动市级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心城区结对帮扶这些经济薄弱村。

可是，有些同志并不赞成他的观念，觉得“这应该是政府的事，由市委组织部牵头，名不正言不顺。”

这种思维实质就是“党政分离”的另一个变种，所谓“政府工作得到放权，党委无需伸手过长”。

但是在他近三十年的从政经历中，“党领导一切”从来都是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尤其是帮扶贫困这样的生计大事，党组织必须参与领导，否则就是空壳工程。

其时，上海市委研究室内参《上海党建要报》刊发了开展结对帮扶的文章，他在读了以后，于2007年7月1日正式作出批示：“各级党组织结对帮扶经济薄弱村，意义深远且初见成效。需要进一步努力，按照'以城促乡、以工补农、以企哺村’的方针，把工作做实做细，努力抓出成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贡献。”

这个批示堪称一锤定音，强力革除了阻碍，使工作得到了有力推动，最终结果则是开展得有声有色。

2007年8月9日，他在南汇区调研时指出：“破除二元结构，就是要把农村抓好，新农村建设这个战略任务一定要在上海得到体现，不能说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就轻农，就忽视农业，忽视‘三农’”、“投入上向‘三农’的倾斜力度要更加大一点，公共财政支出向‘三农’多拨一些。”

一个多月后的9月27日，他在上海市农村党建“三级联创”活动工作会议上更是强调：“只有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坚强有力，农村的基层政权才能得到巩固，中央和市委的重大战略部署才能在农村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各级党组织在农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才能不断增强。”

从2007年起到现在，上海市的城乡结对帮扶工作就再也没有停过。

4

围绕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如何处理三个产业关系问题，他在上海主政期间专门召开过全市产业发展专题会。

从历史看，上海的产业结构曾经历了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大调整，在他上任之前又刚刚提出“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而在专题会上，他在会议总结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三个产业要共同发展、融合发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突破，以现实而论，作出这样的判断是非常超前和具有重要意义的。

事实证明，上海既不能放弃第二产业，也不能过于突出第二产业，三大产业应该共同发展、融合发展。

在以后的几次调研中，他同样十分关注上海第一产业的发展情况，指出：“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农业发展不但不能忽视，而且要紧密结合实际，注重发展精细化、现代化农业。”

对市政府分管这一工作的领导，他也不厌其烦地具体阐述自己的若干想法，提出了两个阶段性的具体目标：一是要建设一百个美丽乡村，二是要治理一百条农村河道，同时要求有关方面还要根据发展变化适时提出新的目标，不断向前推进。

重视三农工作，这是他一贯的底色。

由此，关注大都市底层深处隐藏的那些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同样深入他的内心。

赴任上海的第一个月，他就到基层社区去了解上海普通百姓的生活：向正在就医的居民询问“药费贵不贵”，走进智障人士工作的“阳光工厂”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来到偏远的崇明县与三峡移民交谈，在视察上海世博会园区时更是表示：“不仅要注重国计，更要关注民生，要让广大民众感受到世博带来的实惠。”

2007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时，上海市委宣传部计划请他到各个学校去看看，地点由他自己定。

上海市遍布着全国数量最多的中外合资学校、外侨学校、“贵族学校”，每一个校方背后都是一座微型的码头，也都在当时市委某些同志们的建议名册上。

然而，经过精挑细选，他最终选择的两个看望地都是困难群体的地方：一个是去福利院看望孤残儿童，一个是到农民工子弟学校看望农民工的孩子们。

市儿童福利院是上海市规模最大的福利院，那时候生活着七百多名孤残儿童。

六一节那天，他走进低龄儿童护理室、儿童活动室、电脑图书室，详细询问孤残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状况，或俯身抱起孩子，或耐心地看孩子们画画、表演唱歌跳舞、打乒乓球。

临别时，他与护理人员、老师们一一握手：“养育这些孤残孩子，要花费很多心血，你们辛苦了，我特别要向你们表示慰问。”

第二站在青浦区徐泾民主村民工子弟学校。

孩子们在操场上把他团团围住，他弯下腰询问：“你们到上海几年了？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来这里读书方不方便？成绩好不好？”

一连串的问题，孩子们争先回答，叽叽喳喳一片。

他对孩子们说：“在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十分惦记你们。你们要记住：你们的父母都是上海城市的建设者，为上海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你们的父母从家乡来到上海，工作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希望你们不辜负他们的期望、不辜负国家的期望，从小树立远大志向，刻苦读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有用之才，为社会多作贡献，报答党和国家的关怀，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六一节的看望之行结束后，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市委同志说：“农民工为上海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这座城市要有宽广的胸怀、远见和爱心，切实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要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证他们都能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共建共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现实层面看，上海市当时其实是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局面。

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公办学校接纳所有农民工子弟必然教育资源不够；而一些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又相对较差。

而在那次调研中，他给上海开出了方子：“今后农民工子弟在上海受教育，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学校就读为主。”

同时他还提出：“要加大市政府的投入，支持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

这一番话，制定了原则也回应了争论。

2007年之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都能在上海市接受义务教育，踏上了社会主义的列车。

在陕北梁家河，在河北正定，他都是与最基层的农民、工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这一点我们向来不难感知。

一年后，他已是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残奥会领导工作小组组长，在京城盛会筹备过程中，彼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豪华的场馆和城市翻新进程，他却两次前往鸟巢看望农民工队伍（2008年2月15日那次更是临时执意）。

在鸟巢，他留下了这样的话：“奥运场馆工程建设造就了一支思想和技术双过硬的工人队伍，参与奥运工程建设的五万多名工人已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这是与场馆建设同样重要的人才建设和人力资源建设。”

十四年之后，北京冬奥会，又让河北保定阜平县的农村孩子们两次出场、代表中国演唱《奥林匹克圣歌》……

他从来没有变过。

5

谈及举办体育盛会，不得不提2007年的上海特奥会。

特奥会，即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的神经和精神障碍患者乃至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和成人所举办的国际性体育运动竞赛活动，2007年由中国上海承办，被认为是北京奥运的预演。

对于他个人而言，更是大型世界盛会筹办能力的一次锤炼。

2007年6月7日，他第一次召开特奥会筹办专题会，并去了开幕式举办地上海体育场、闭幕式举办地江湾体育中心考察。

那晚，他还到了上海市残疾人阳光康复中心看望特殊群体，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

他要求：“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加强领导、整合各方资源，突出重点、细化各项工作预案，精心组织、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一个月后，他再一次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听取开闭幕式准备情况汇报。

当时开幕式由中央电视台承办，央视节目部主任向他汇报开幕式方案。

在大家发表意见后，他作了讲话，首先肯定了方案：“这个方案好，好在符合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体现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关心特殊人群的人道主义精神。”

他还说：“开幕式的设计有东方色彩，运用武术、红灯笼等中国元素，体现了中国文化理念。”

随后还强调：“细节决定成败”，对于筹办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他指出：“参加特奥会的都是残障人士，必须每个人要配备一名志愿者来保障安全。而这样一来，安检的时间也势必要延长，所有的调试工作不能犯低级错误，从音响到灯光都要做到万无一失。”

最后他又嘱咐：“开幕式时间那么长，好几个小时，领导人们都可以到后台休息，但是观众怎么办？运动员怎么办？有人生病了怎么办？救护怎么办？尤其啊，有那么多的残障人士！一定要以人为本，多加考虑。”

可以说，此后北京举办的两届奥运盛会，几乎都能在这里看到「事无巨细」影子。

在听取了特奥会闭幕式方案的汇报时，他主张闭幕式和开幕式不能一样，要有闭幕式的特点：“我去过江湾体育中心，是个保护建筑，非常有特色，闭幕式一定要把场地的特色体现出来。”

他还特意提醒大家：“这是个老场地，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差，注意不要出问题。”

7月16日，他又召开专题会议，系统地听取特奥会筹办情况汇报，包括开闭幕式、安保、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志愿者工作等。

彩排时，他也亲自到现场察看，审查每一个环节。

根据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殷一璀的回忆，彩排时，他在台阶上来来回回地走动，从不同视角看演出效果，还要求再增加一些元素，比如气球、红领巾，这些都代表年轻运动员的朝气与希望，以及少先队员的精神面貌……

十五年后的北京，又是一场“特殊奥运会”，又是全世界残疾人士的体育大会，中国再次给予了世界满分答卷。

从北京，我们依稀能够看到十五年前上海的温度。

6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上海在中国仿佛是一座“特殊城市”的存在。

如开篇所言，诸多乱象在2022年的抗疫行动中毫无保留地撕下了过去华丽光鲜的外衣。

我在这里可以再放一个冷知识：在2007年之前，上海东方卫视作为上海地方官台，是不在晚上7点转播央视《新闻联播》的………

这种让人失语的闹剧，直到他2007年春天上任、整饬上海新闻舆论界之后，才得以扭转。

当时他在知道上海台的“独断专行”后，专门把市委宣传部领导找来，很认真地了解有关情况，当场提出要求：“东方卫视必须转！”

在此后的一次专题会上，他又非常严肃地再次强调：“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不是代表中央电视台，而是代表中央的声音，东方卫视必须按时转播。”

从2007年开始，上海东方卫视每天晚上7点同步转播《新闻联播》，不再独立播放新闻节目。

2007年5月17日那天，他又专门去了上海的各新闻单位进行调研。

每到一家新闻单位都是一路走、一路听取汇报，详细察看展板上的特色报道，认真听取负责人的介绍。

他先走访了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和新华社上海分社，强调：“公开的新闻报道要把握好舆论导向，同时也要做好内参工作，向中央充分反映上海的一些经验和情况，发挥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

随后去看了上海的主流媒体——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新报业集团、东方网、文化广播新闻传媒集团，随后主持召开了座谈会。

会上，他提出：“宣传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能不能把宣传舆论工作抓在手上，关系人心向背，关系事业兴衰，关系党的执政地位。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处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历来是各种思想交汇、各种文化激荡之地，上海宣传舆论工作备受瞩目、至关重要。”

并且，还要求新闻工作者不能做假报道、不能说假话，同时应该认识到对于真实的事件也有积极与消极、善与恶、美与丑之分，新闻工作者应该在客观真实的报道中积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代表的正确价值取向，真正起到激浊扬清、匡正祛邪的作用。

他还提出：“提高舆论引导能力，需要处理好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的关系。一方面，我们的干部不要不喜欢听到批评，不要回避批评，要闻过则喜；另一方面，媒体要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弘扬主旋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通过正面报道、舆论监督等多种方式，实现新闻舆论的正确有效引导。”

在上海的宣传口，他留下了至今回闻都铿锵有力的声音：“一定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原则，把上海的工作放在全局思考，确保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还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心系大众，善于宣传群众。”

只不过当他拂袖而去后，此后经年的光景则任由历史螺旋回转了。

7

全国人民都感叹于2012年十八大后党中央掀起的反腐狂潮，其力度、深度、广度沦为改革开放以来之最。

但其实，早在他2007年主政上海期间，就曾经于全市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提出过一个极为现实的观点：“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们反腐败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是一片净土，任何一名领导干部都没有天然的免疫力。”

这样一种在当时颇为惊人的辛辣论断，实质是点破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长久无法根治的“政治生态问题”，也揭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正确性。

在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推进伟大自我革命”的誓言，但是在十五年前的旧日氛围下，他的许多判断是绝对“超前”甚至略显“不合群”的。

十五年前的上海，在干部管理中曾存在一些很不规范的任职问题，比如有的干部身兼两个身份，既保留党政干部身份，又是某个国企的高层；拿的是企业的高工资，退休时又回到公务员队伍——两边的好处都占了。

这种方法一度成为上海体制编制内安排干部的首选，许多兄弟省份竟然还来上海“取经”……

而他在调研中听到一些反映后，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明确要求干部管理不能“一干两制”、“权钱兼收”。

他直接指出：“要挣钱就不要想当官，要当党政领导干部就不要考虑挣钱。”

随后，上海市委组织部立即给全市干部发通知，要么留在企业，要么回归公务员队伍，二选一，必须作出选择。这个现象也得到了有效制止。

2007年4月17日在上海市委常委学习会上，他强调：“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经常想一想什么是做人、什么是公仆、什么是权力、什么是考验，切实做到‘六个始终不能忘记’：一是始终不能忘记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二是始终不能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是始终不能忘记“两个务必”的要求，四是始终不能忘记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五是始终不能忘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六是始终不能忘记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品行和操守。”

根据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冯小敏的回忆，他常对市委的同志们说，自己在浙江工作时跑遍了所有的县，也走遍了省委省政府所有部门，还拿从前毛主席时期的五七干校为例，认为有的机关部门干部就应该坚持往下走，应该到基层第一线去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

当时，他在上海推行的一个具体举措就是实行“三访三服务”工作。

“三访”，就是党员领导干部和机关党组织定期下访基层群众、基层党组织主动走访联系身边群众、党代表固定时间地点接访基层党员群众，如每月15日到党员服务中心接待来访；

“三服务”，就是领导干部牵头协调协同服务、街镇窗口接待服务、基层组织自助互助服务，并形成工作机制。

8

先抓反腐，再抓党建，这是那七个月里他重塑上海政治生态、净化上海政治空气的“两手抓”。

2007年4月17日下午，大雨，他去往静安区调研，第一站是江宁路社区(街道)党员服务中心。

看到他乘坐的面包车停下来，服务中心的同志立刻举着伞迎了上去，心想“这么大的雨，可别把书记淋着了”。

没想到他一下车，马上接过工作人员手中的伞：“我自己来，不忙不忙的…”

走进江宁路社区(街道)党员服务中心，他详细察看了党员活动室，问服务中心的负责同志：“有没有最近发展的新党员？一共发展了多少名？社区专职党群工作者的经费是否有保障？居委会的工作经费是否有保障？”

工作人员都一一作答。他说：“居委会的工作是我们党的基础工作，潜力很大，要做得更好。”

他还来到社区党员服务中心所在的淮安里居民区，走进居委会慰问工作人员，大家没想到市委书记竟然会来到这么个小街道来看望大家，都很激动。

他也一点大领导的架子都没有，和遇到的每个人握手，一边握还一边问大家待遇怎么样，工作压力大不大。

有一位姓徐的老阿姨领着他参观活动室，里面有编织组、象棋组、电脑组，许多社区居民在那里开展活动。

徐阿姨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只棕色的编织牛，对他说：“书记，这个送给您留个纪念吧！”

他接过来对她说：“哦！我知道了，你是要我做服务人民的孺子牛！”

卢湾区(旧区名，2011年与黄浦区合并成立新的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当时是上海第一家提供“一口受理”服务的中心，他对这个点也很关注，曾先后三次专程考察调研。

有一次，他在1号柜台后台仔细查看了低保受理的二十四种情况，勉励大家要不断提高窗口服务水平，还特别关注居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希望基层党组织抓好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做得更好一些，使广大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对比今天上海市在抗疫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反映出基层党建不力、党的领导不够深入的境况，实在让人扼腕。

后来，五里桥街道根据他的要求，在基层党建方面不断探索建立一系列新的机制与做法。

5月的党代会后，他主持起草了新一届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和加强自身建设意见，之后又带头起草了新一届市委工作规则。

时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的周蔚中回忆说，一般来讲，市委换届后，都要制订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和市委工作规则，但当时他特别提出要制订加强自身建设意见，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9

2007年8月3日，他到闸北区（旧区名，已与原静安区合并成新静安区）调研，计划去看中共中央局机关旧址。

当时闸北区发展相对落后，历史欠账比较多，闸北区个别群众得知市委书记要来，事先写了一封信，在路边等着递送。

待看到他来了，立刻就冲了上前去想把信交给他……

当时负责警卫的同志惊恐万分，奋力把群众挡在了外面，没有让他直接递交。

他转过头发现这个情况后非常生气：“你们干嘛？干嘛要这样？他是要送一封信给我，你们让他把信交给我！”

皱着眉头，他当场就把信收下，还对上访的群众说：“信我收到了，你放心，回去我会认真看的。”

上车以后，他严肃批评了工作人员：“群众知道我们来，要递一封信给我，这是非常正常的！难道要他们作假、夹道欢迎吗？我们应当把这种信收下来。这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以后对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引起注意。”

根据前文提到的朱纪华同志（还曾担任过市委督查室主任）的回忆，他到上海工作后，对督查工作高度重视，明确要求对工作要做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一定要充分发挥督查工作作用，切实抓好工作落实”，还把党组织关系放在市委督查室党支部，并定期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

2007年8月20日，他以一名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委督查室党支部组织生活，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同时和与会同志交流探讨。

在组织生活会上，他用生动的语言把督查工作的重点、方法、要求，讲得非常全面、清晰，并要求督查工作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扎扎实实抓好督促落实。

为了做到督查工作“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相关负责同志会每月向他汇报督查工作情况，并以市委办公厅《督查专报》和《批示落实情况》为载体，定期向他反馈。

仅以一个时段为例：2007年6月下旬至8月2日，市委办公厅收到他的批示37件，至8月2日，已反馈落实22件，正在办理15件，正在办理的批示件也在一个月内全部办结。

他对督查反馈的内容都看得很仔细，分别用红笔、黑笔作区分标记，有的时候还作出批示。

除了作批示，他非常关注具体落实情况，经常了解各项工作落实得怎么样。

按照他的要求，上海市委办公厅把市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分解到具体责任部门，明确推进节点，按季度汇总工作进展情况，同时围绕工作落实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开展督查调研，了解不能落实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供市委领导决策的参考建议，积极发挥督导作用。

从这些，我们都能看到日后十八大乃至十九大之后从中央铺散向地方/基层的督导制度的影子。

在那年5月的上海党代会报告中，他对报告的结构做了一些重要调整，最显著的就是将原来放在“文化建设”后面的“民主政治建设”摆到了前面。

同时，他还在报告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这几大建设之后，又专门增加了“党的建设”，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重要观点。

这充分说明他一直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10

在今年的上海抗疫大业中，我们不时有感叹上海市与全国其他省市的“脱节”，甚至存在某种排外主义和地方主义……

但十五年前时，他在上海其实曾给这座依托于全国资源（政策、人力、物资、能源）而强大的“排头兵城市”以精确的「城市精神」。

在2007年之前，关于定义上海城市精神的阐述，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而他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最后形成的是：“与时俱进地培育城市精神，大力塑造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新形象，使全市人民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原来的两句话“海纳百川、追求卓越”，更多的是对上海城市现有文化的一种历史性描述和提炼。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国际大都市，所以“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确实是这个城市内在的精神——但他在后面加的这两句，更富深意。

就像他在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表述的那样，要塑造“新形象”就要与时俱进地发掘城市精神的内涵。

上海的城市精神不应该仅仅是对现状的描述，还要在未来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这就是“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他在设计时曾有这样的理解：“上海必须拿出大气谦和的态度，不仅要积极参与竞争，还要在竞争中取众人之长，而不是盲目以‘老大’自居。”

根据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殷一璀同志的回忆，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发展一直比较靠前，但并不应该有“优越感”，面向未来必须“大气谦和”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就。

新城市精神出炉之后，全市上下形成强烈共鸣。

来到上海主持工作，他始终站在上海发展的大局上着手解决问题，始终强调上海要从国家大局出发，服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不能搞独立运动似的发展。

浦东乃至整个上海的成功离不开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各兄弟地区的支持，众人拾柴火焰高，服从大局、听党指挥、共同助力，这充分体现出党的政治整合能力与政治号召能力，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执政能力。

正如时任上海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高宏同志在回忆他主政上海时所言：“讲浦东的历史，不能脱离上海的发展史。上海的发展是从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开始的，作为一个自由港，上海短时间内就接纳了大量资本和人才，金融业十分繁荣，成为远东国际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布局下，上海成为工业基地，重化工、制造业、加工业兴旺壮大，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上海成为新中国的工业标兵，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1/6，只要讲到工业产品，‘上海’就是时髦的代名词，如上海包、上海手表、上海收音机等——但这是由国家调拨原材料，由上海加工，是通过计划手段整合资源的结果。”

跋

我们今天已很熟悉他在2014年5月23日视察中国商飞公司时发表的讲话：“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的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

但其实在2007年国产新支线飞机ARJ21进入总装最关键阶段时，他就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对国产飞机投去了注目。

十五年前，彼时报纸上形容中国制造民用飞机，用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悲壮说法。

为了确保2008年ARJ21顺利首飞，2007年9月20日，中航工业组织了ARJ21总装“百日会战”誓师大会。

上飞厂党委成立了由党员组成的突击队，时任上海飞机制造厂副厂长的陈明德担任队长。

誓师会上，陈明德举起写着“突击队”字样的大旗，高喊“奋勇拼搏、决战决胜”的口号，带队绕主席台跑了一圈。

誓师结束，陈明德接到通知，说市委书记特地请党员突击队队长一同合影——陈明德被安排在了他的右手边。

陈明德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我有些紧张，没注意镜头，结果照片里，我正做着手势与书记说话，而他则微笑着认真倾听。”

在这次誓师大会上，他说：“新支线飞机项目承载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承载着中国民机产业发展的历史使命。”这番话让新支线飞机项目团队倍感振奋。

此后，中国的民机事业从“屡战屡败”的挫折中走了出来。

2013年，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特别强调：“更加自觉地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大创新驱动力度上来，不断为创新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2017年5月5日，C919首飞成功，他“笑傲蓝天、展翅飞翔”的期望，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一项工程的落地与腾飞，背后反映的实质是「党的领导」在各领域是否足够深入、是否足够扎实的体现。

这也是他十五年前对上海进行为期七个月的主政调研后，对这座看似经济发达的都市最为揪心的地方。

2007年10月，他即将离任。

在上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和全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上，他留下了最后一段话：“七个月，弹指一挥间，但有些经历是不能用时间长短来衡量它的意义的。”

10月27日，离开市委组织部的那一天，他走到大门口，一只脚已经踩上了汽车踏板，却又回转身，对组织部的干部们说：“上海的党建要成为中央的一个点。”

到2007年9月底，上海基本完成规模以上非公企业的党组织覆盖任务，组织覆盖率达98.5％；到10月底他离开上海前夕，上海市的基层党建的全覆盖布局已基本完成，覆盖率达90%以上。

在谈到基层党建下一步目标时，他在上海强调最多的就是：“要切实提高党建工作的有效性，真正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党的战斗力。”

219天，白驹过隙。

219天，今日之上海，我们依旧需要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