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决定命运，为什么精致防疫会失败？

原创 博索2022-04-09云阿云智库•上海抗疫战争

导读：上海这一轮疫情的爆发，原因不在精准，而在精致。精准是一种务实的态度，而精致更多的是一种小资情趣。为什么精致防疫会失败呢？因为脱离人民，脱离群众，脱离国情。

为什么偏偏上海不行？因为人家在乎的不是国内的成功经验，人家在乎的是“国际化”，是西方的标准，西式的做法。在这种认知之下，被医药国际背景的网红专家催眠之后，国家的抗疫政策不再重要，在国际化色彩的圣光之下，在网红专家的“科学、理性”的言论之下，“迟早要放开，病毒只是大号流感”，主导了整个社会的认知与行为。

自从美国借助德克里克堡病毒在武汉发动生物战以来，我们早已深陷战争。

此后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贸易战、生物战与地区热战，使得整个人类社会进入了战时状态。

由于中国在抗击生物病毒方面表现出来的强大战力，使得十四亿人免于美英印度的人间惨剧，也正因为国家在面对生物战、贸易战、外交战、遏止热战方面表现出来的强大实力，给很多人造成“岁月静好”的错觉，马照跑，舞照跳，黄浦江畔人如潮……

就在不久之前的1月份，上海甚至把20米精准防控作为抗疫标本作为优秀案例来宣传，言辞之间，志得意满。

作为比较，毗邻香港、往来密切的深圳多点爆发疫情，一时间乌云压城、人心惶惶。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深圳严格执行了此前多地行之有效的“三区管控”的防疫策略，“封控区、管控区、防控区”，根据疫情程度、逐级消除疫情风险。

实践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正确与高效，经历了一个月的严防死守，当时来势汹汹的多发疫情已基本清零，市民也基本回归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即便如此，深圳各个社区仍严格执行出入与检测措施。

上海这一轮疫情的爆发，原因不在精准，而在精致。

精准是一种务实的态度，而精致更多的是一种小资情趣。

拿被作为样本的20米精准防控的奶茶店来说，这里出现了多起感染者，原本应该是作为重点防疫的封控区。当地防疫部门却极大地压缩了安全空间，给病毒的逸散带来机会。喷嚏、风、孩童嬉闹的气流扰动、甚至门窗启闭都可能把带有病毒的空气扩散到20米之外。

当然，上海后来疫情的爆发或许与这家奶茶店并无直接关联，但这个案例足见上海的抗疫逻辑。

上海之所以拿这家奶茶店作为宣传样本，是因为这家店位于上海的繁华地段与地标建筑附近，如果因为这家奶茶店而让整个街区停摆，那损失可就大了。当地防疫部门认为，20米精准防控，是兼顾疫情防控与生产生活秩序最好的做法。

同一时间段，正是网红医生鼓吹“大号流感”、“每次突破一点点”、“中国人的抗疫措施，外国人不认”。作为上海团宠的网红医生，在上海文艺青年有着非凡的吸引力。

从精准防控、无症状感染、大号流感 ，诸多花式概念创新的背后，是对防疫举措的一再降级，是防疫意识的松懈，是斗志的消磨。

抗疫斗争的背后，是与可能造成病毒扩散的人斗争，与自己的警觉性斗争，与消灭病毒的方式斗争。

每次突破一点点，上海进行了了不起的防疫探路试验。

在网红医生们的自我安慰与自我麻醉之下，病毒似乎真的成了能与社会和谐相处，甚至带有一点浪漫色彩的东西。

不畏威，则大威至 。

观念决定行为，行为改变命运。

网红迷恋、红酒哥、洋装仔、文明棍、红裙舞……奇怪的行为背后，是疫情之下毫无畏惧之心，仍沉醉于灯红酒绿的小资趣味，上海社会光怪陆离的文化心理。

上海，是一个历史文化极其复杂的城市。

明末大学士，“圣教三柱石”之首的徐光启（另外两人是李之藻与杨廷筠）最早开启了上海以夷变夏的社会改造，随之而来的欧洲天主教与列强租界，把这里进一步改造成经济与文化殖民地。旧中国的夜上海与上海滩，正是积秽集臭一潭死水的空前绽放。

在自由市场、国退民进、国际化的熏风之下，旧时代的幽灵在新世纪的上海重新复活。

疫情爆发，物资按户籍选择性发放，做个核酸装模做样，何以如此？

为什么总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享有特权的精英？

不仅自觉与众不同，还要通过行为与言语表现出来。

然而上海实在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上海的红色文化早湮没在国际化色彩的脂粉之下。如果非要强调它的文化，它是一个有着病态殖民地色彩的城市。

对于买办阶层来说，这就够了，它们要的不是文化自信，它们要的是显得有文化，要的是区别于普通人的文化，区别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它们要的是与众不同，而商业资本为了附庸风雅更是把殖民地色彩包装成自己的城市文化。

所以当网红医生说中国五千年文化都是瞎扯，说早上不要喝粥时他们喝彩。当网红医生用英语演讲，他们崇拜，说新冠病毒是大号流感的时候，他们放飞自我。

所以当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的时候他们热心参加，美国资助的各种NGO、女权组织举办活动，派发任务的时候，她们与有荣焉，一个个心甘情愿地跑去杭州、成都、合肥去传播病毒。

那个中年男性杯中装的是红酒么，装的崖岸自高的高卢鸡血，是粉饰冠冕的恶臭虚荣。

那个红裙少女在列队整齐、身着防护服战士们面前款款而舞合适么？这是不是恰当的时机，也不是合适的方式。不管战士们刚从火线下来，还是要奔赴一线。那套密不透风的防护服穿在身上，每一分钟都是折磨。

就舞技而论，这女孩跳得很好。孩子与孩子的父母或许出于好意，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抗疫战士的感激，但这种表达恰恰暴露了其精英趣味，而这种趣味，在战时却显得那么违和。

放过战士们吧，他们不应该遭受如此折磨，身着防护服的每一分钟都应该变成抗疫战争价值。

再看看那个手执文明棍的可怜虫吧，它已经文化阳痿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不得不用一根殖民地的时代棍子来支撑起它可怜的虚荣、可怜的体面。

文化阳痿的不止这个手执文明棍的可怜虫，那个网红医生精神软骨病更严重，它的文明棍是苏美尔、是西方标准，是辉瑞口服药，是牛奶与鸡蛋。

这些生物不靠那根西式的文明棍，就无法支撑起其虚弱的人形，它们缺少华夏文化的滋养，只能借助西方文化的春药，在中西交战的战场上，来膨胀它们可怜的优越感。

理解上海的国际化，要从上海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的角色说起。上海在国际交往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它是一个国际商埠，商业发达，全球商人与商品云集的地方。

这一角色在历史中多次出现，留下的印记并不光鲜。

广州是唐代的国际化商埠，结果却成了阿拉伯商人的法外之地，这些外商甚至组建了军队，与唐朝政府分庭抗礼。无知与狂妄滋生的勇气终究要面对现实，这个胡商集团最终被黄巢的利刃分解还原成了杂碎。

泉州是宋代的国际商埠，结果却成了同样来自海外的蒲氏家庭的势力范围，宋廷落难之时，一向深受朝廷优待的海商，却向赵宋皇室举起了屠刀。当然，这个好事占尽、坏事做绝的商业集团同样受到大明朝廷斩草除根式的优待。

作为徐光启勾结欧洲教廷以夷变夏的基地，作为列强入侵的桥头堡。从一开始，上海这个商人集聚、商业发达的国际化商埠就充斥着殖民文化的浓厚色彩。

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强势入侵之下，被满清奴役了近三百年，惯于投机、利益优先的商人们转投洋人膝下，脑后的辫子也变成了西装、礼帽与文明棍。

既然满清的腐朽文人能把脑袋后面的猪尾巴装扮成浸透香水、油光可鉴的“国粹”，那么，为什么西装、礼帽与文明棍不可以成为新文化的标志呢？

只要奴性充沛，跪拜哪个主子不一样呢？

还记得疫情时坐满不戴口罩的外国人的沿街路酒吧疫情期间拒不关店，路边警察说不归他管的事情么？是不是租界又回来了？

要知道，上海有超过23万的外国人，而这群居留上海的外国人中间，不乏服务美国反人类活动，从事情报、间谍、文化渗透及各种NGO组织的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就是当今世界动乱的前线指挥机构。

在一个主权国家，不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从事危害公共安全的洋垃圾，不应该享受超国民待遇。在染红上海的陈毅市长的年代，这些洋垃圾最好的待遇应该是枪托、铁笼与路灯秆。或许洪武大帝对待恶贯满盈的蒲寿庚做法更为干净，可惜如今不大容易施行。

在被撤职前，某位发言人说，上海不能停下来。

严格执行“动态清零”政策，在存在疫情的区域加强管控，是为了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这恰恰是“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在特殊情况下保生产、保增长最稳妥的办法。

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北京广州深圳与上海都是同一体量，为什么这几个城市可以做得很好，为什么偏偏上海不行？

因为人家在乎的不是国内的成功经验，人家在乎的是“国际化”，是西方的标准，西式的做法。在这种认知之下，被医药国际背景的网红专家催眠之后，国家的抗疫政策不再重要，在国际化色彩的圣光之下，在网红专家的“科学、理性”的言论之下，“迟早要放开，病毒只是大号流感”，主导了整个社会的认知与行为。

那位发言人说，上海是一个有温度的城市。

可惜的是，很多时候上海的温度有很强的阶层属性，我们看到了党员、志愿者、白衣战士冲锋在前，看到了基层群众的守望相助，也看到了洋垃圾与精英们的冷酷无情。

在这个西式价值主导的精英社会中，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动者并不掌握舆论与组织能力，他们被歧视、被剥削、被边缘化，上海成了一盘散沙的失序社会。

上海出现的抗疫物资分配中出现的乱象，说明这个城市长期向美西方看齐，依靠自由市场，依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社会的生产生活，群众组织与组织能力已经消失。

一些网红专家常常拿“科学、理性”说事，用各种实验、数据、指标为自己张本，但观众们似乎忘记了，所有成为“依据”的这一切，无一不是定向的选择与结果。当然，它是“科学的，合理的”。

那么，那些未被关注、未被量化、没形成数据、没有话语权的，是不是就不重要，就不存在了呢，就不科学，不合理了呢？

一个年薪千万的基金经理，他的收入是一个菜农的数百倍甚至上千倍，在他面前，菜农几乎没有价值，是他眼中的下等人。

在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真相是什么呢？

年薪千万的基金经理，并不产生价值，他的价值甚至是负的，他只是流通、转移财富，是纯粹的食利者与剥削者，菜农才是真正生产财富与创造财富的人，没有这些冠冕堂皇的金融群狼，真正的劳动者才能过得更好。

人类社会的本质是分工协作，少了这些整日劳作的社会底层，就不会有国际化大都市的光鲜靓丽。然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永远都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

那些自诩理性的评论家们眼中从来都只有精英社会，都是国际交流、投资、文化与艺术，从来都不会有普通人的影子。

这些以理性自居的评论家们却从来也不愿意去提及美国在这场生物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起到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他们心中的灯塔，这盏灯塔是不能灭的，一旦灭了他们，精英主导的秩序，高人一等的心理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他们口中所谓的理性实则是对事实选择与包装之后的理性，而非真正的尊重事实的理性。

一味瞄准“小”字上做文章，就会失去焦点，看不清全局。

整天意淫“有趣的灵魂”，最终会失去灵魂。

为什么精致防疫会失败呢？

因为脱离人民，脱离群众，脱离国情。

上海这波疫情，是迷信医药国际豢养的专家鼓吹消极抗疫理论，在概念的花式创新中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最终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惨痛的损失。

面对这场美西方发动的针对全社会的、反人类的生物战争，上海呈现出来的乱象，除了深刻的教训之外，更多的还是警醒：肆虐的不只是生物病毒，更有殖民地文化病毒、自由主义病毒、精英主义病毒。

抗疫是一场持久战，思想文化病毒对社会的危害更需要高度防范，只有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发动群众，开展全民卫生运动、开展新时代的思想革命，才能赢得抗疫战争的胜利，才能实现华夏民族伟大的复兴。

上海：疫情之下的思考

原创 博索2022-03-29云阿云智库•上海抗疫战争专题

导读：网红貌似客观的话术与言论，实则是对“动态清零”政策的否定与颠覆，而这么做的目的，是再一次推广疫苗与口服药。在全球医药资本的眼中，并没有生命权之类的概念，只有尚未开发的市场，尚未收获的利益，在它们眼中，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亟待开发的巨大市场。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坚守，福田滨河路以南形似“叮咚鸡”的临港区域终于迎来了解封的时刻，解封当晚，响彻街区的鞭炮，照亮夜空的烟火，让人们更加珍惜久违的自由。

几家欢喜几家愁。与欢乐的福田南居民不同，南山桃源街道一户居民隐瞒亲戚上海来深信息，用私家车接入家中，次日该亲戚在深圳核酸检测确诊。受其牵连，刚刚解封不久的小区再次冰封。

自2022年1月份疫情爆发以来，香港累计确诊已近30万例，占全部人口的近1/20，死亡超过7000人。主要受其影响，深圳疫情多点爆发，来势汹汹，一时间人心煌煌，让人不免想起3年前沉重的压迫感。

所幸深圳反应及时，应对得当，彻底执行了封锁、隔离政策，尽管在核酸检测方面存在过度执行的情况，但总算扑灭了这轮爆发的疫情，到3月27日，基本恢复了全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相比之下，3月27日，上海新增本土确认50例，无症状感染者3450例。

同为超大型城市，为什么深圳、北京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表现出色，而自我标榜“精细网格化”管理的上海到头来却从“模范生”变成了小丑？

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说来主要是舆论的问题、执行的问题、以及城市化自身的问题。

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国家一直把“动态清零”作为抗疫斗争的大政方针，既发挥了人在抗疫斗争中的主动性，也兼顾了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抗疫斗争的灵活性，三年的抗疫斗争也证明了这一政策在保障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上海作为国际化城市，从来都不缺少国际医药资本的代言人。对于国际医药利益集团而言，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也是最肥美的鱼肉。如果中国始终坚持“动态清零”的抗疫政策，国际医药资本就无法从中国获取预期的收益。

所以，他们需要把中国的“动态清零”，消灭侵略病毒的斗争策略向“与病毒共存”、“群体免疫”的方向上卖力引导。

出于这一目的，它们要消除群众对病毒的恐惧与防范，把奥秘克戎病毒描述为“大号流感”，并一再强调疫苗在预防新冠病毒作用明显。

美国、印度逝去的数百万亡灵、香港、武汉、吉林死去的逾万名同胞都已经证明，仍在变异中的新冠病毒并不是网红们口中人畜无害的“流感病毒”，而是收割生命的死神。

国际医药资本存在的意义是追求利益，为了利益，它们不惜制造生物病毒，不惜投毒，更不惜让更多的人口变成它们的市场与韭菜。

知名网红说，“在已经实现群体免疫的国家，病死率已低于流感……近期我国继续采取社会面清零策略…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会持久性地采取封城和全检测的策略…我们要借着社会面清零带来的难得的机遇期与窗口期，准备好更为完备、智慧、可持续的应对策略…老年人普遍的第三针，更好的疫苗与疫苗接种策略、可以广告供给的口服药物……”

貌似“人性关怀”的医药网红很好的掩护了它的目的：借助隔离创造健康需求，而这种需求，是通过采购更多的疫苗与口服药物来实现的。而目前相关的新冠治疗口服药物，是辉瑞生产的，一盒2300元，经过国际医药利益集团的努力公关，辉瑞新冠特效药已经被写入新冠肺炎诊治方案第9版。

美国新冠感染人数已超过8000万，按照每人一盒2300元计，仅在美国，它所形成的市场规模为1840亿元。全球目前感染新冠的人数为5亿，如果能转化为有效市场，这一市场的规模超过1.15万亿。而在追求可持续商业模式的医药公司那里，一盒怎么够呢，最好是一盒接一盒，直到批量制造的患者被装进盒子。

到了这里，仍有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网红貌似客观的话术与言论，实则是对“动态清零”政策的否定与颠覆，而这么做的目的，是再一次推广疫苗与口服药。

在全球医药资本的眼中，并没有生命权之类的概念，只有尚未开发的市场，尚未收获的利益，在它们眼中，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亟待开发的巨大市场。

3月28日，长期窃取舆论高地，化身城狐社鼠的胡主编，说什么“每一轮抗疫都必须同时是探索”，单纯这句话没毛病，可问题是，它无视3年来中国在抗疫方面积累的成功经验，它是在网红在推销群体免疫与辉瑞神药时说这番话，就不仅仅是“探索”字面上的意思了。这颗洋教家庭熏陶出来的歪瓜劣枣，它的立场与所代表的利益，与带货网红是一致的。

历史总是相似的，回顾三年前武汉陷于水深火热之时，另一个代货的网红也是在推销辉瑞的新冠神药。武汉抗疫战争胜利的转折点，是方舱医院的阻断传染与中医药方案，网红口中的辉瑞神药在抗疫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作用。

说辉瑞神药不起作用并不客观，它也是有作用的，它让国际医药集团赚得盆满钵满。这也是网红们兜兜转转，忠心耿耿，一再推销韭菜神药的动力所在。

以为天使在身边，不见魔鬼黑眼圈。

在网红“打左灯、向右转”言论迷惑之下，上海人民倒了大霉。一旦少部分人放松警惕，整个社会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今，大错已酿成，说“大号流感”的，是为国际医药资本开拓市场；说“探索”的，是在为地方阳奉阴违执行国家抗疫政策洗脱罪责。相反，在每次向西方看齐花式带货导致疫情爆发之时，总是中医药紧急灭火，还一方安宁，而主流媒体鲜有报道。

疫情之下，上海人都在执行居家隔离政策之时，沿海街酒吧拒不执行餐饮停业的规定，仍开门营业，里面坐满了不戴口罩的外国人。记者询问路边警察，被告知不归他管。不遵从主权国家的政策法规，不存在什么外宾，只是一堆危害公共安全的洋垃圾。不行使警察的维护社会安全的权力义务，哪是什么人民警察，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因为少数警察未尽到维护公共安全，为本国人民服务的职责，致使我们的国家成了洋垃圾的法外之地。

这一幕，不免让人想起了租界时代屈辱的上海滩。

但我更怀念新中国处理美国驻上海副领事，武警战士用枪托痛砸日本狂徒挑衅时所展现的国威。以威灭之，才是洋垃圾本应得到的待遇。

说什么鼻子高戴口罩难受，砸扁再戴就不难受了。

这轮上海疫情的爆发，虽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至少与抗疫政策执行不到位有关，与对寄生在上海的洋垃圾管控不到位有关。

疫情问题与大城市的经济生态同样息息相关。

3月18日，一位早餐店店主与深圳卫健委的对话爆红网络，很多人由衷赞叹，深圳是个有温度的城市。

确实，冷漠的对待和有温度的关怀有如严冬与春风，深圳卫健委更是营造社会影响力的个中高手，值得各政府部门学习。

然而，回归根本，早餐店小哥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三年过去了，疫情消失的希望似乎仍看不到终结的希望，在人口高度密集的超大城市，不同于家财万贯的房产地主、金融地主，衣食无忧的公务员，手停口停的庞大社会底层人群事实上一直生活在绝望的悬崖边上。对于他们来说，不工作，就没有收入，就没有三餐果腹的食物。

这不是人性关怀的问题，甚至不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这是资本秩序主导的城市生态的问题。

因为几十位香港司机核酸阳性，香港青菜飙涨到几十元。看到自由市场的恐怖之手扼紧香港民生的菜篮子，广东调剂了几十位司机解决供港蔬菜的物流运输，香港菜价迅速回复平常。

创建超大城市的目的，不只是人口、资源与技术的效率聚合，更是建造一个创造利润的巨大市场。尽管华强北的神话被一再提及，但华强北仍只是城市的一个面孔，而华强北的神话也早已终结。

随着物流与互联网的崛起，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实现更具效率的华强北的功能，物联网才是真正的中心，而今日的华强北已经变身为时尚前卫的科技文化街区。

在近些年的城市发展战略中，福田要打造中国的消费高地，这也是华强北由电子市场向科技文化街区蜕变的原因。

华强北的转变，凸显了城市的商业目的与市场功能，在科研与生产去中心化之后，消费与市场被放到了更为突出的目的。

为了创造足够大的市场，城市需要圈养驯化足够多的人群，才能收割预期的收益。

在这种圈养与驯化之下，城市越大，人群独立自主的特性，丧失的越彻底。

进入社会的每个人，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参与社会分工，并获得所需的生存与发展的资源。

在健康的社会生态中，人们在参与社会分工，获取生存与发展资源时，仍能保持相当的自主性，表现为通过家庭、集体获得粮食、住房、教育、医疗等资源，人群获得物品与服务时不需要过多的标价与溢价。财货与服务并不需要数据量化就能很好的实现社会人群的生存与发展。

然而在商业化与过度城市化的过程中，资源、财货、服务都被资本化、市场化、商业化，不同于过去价值服务于生活，经济活动不再服务于人，而转向服务于追求利润，利润的沉积与垄断伴随着财货的沉积与垄断，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在自由市场机制的运作之下，人不再是财货服务的对象，而是剥削与压榨的对象。只要还没烧成灰、装成盒、埋入坑之前，商品化的人创造利润的使命就没有完成。

按照自由市场的逻辑，城市化的意义是尽可能地把具有产生利润价值的人集中到一起，集中榨取他们的生产价值、集中榨取他们的消费价值。由此可见，城市化与城市群，不仅仅是协作生产的需要，不仅仅是集成创新的需要，更是资本秩序奴役劳动者群体、消费者的需要。

在华夏文明悠久的历史中，不乏战争、疫病等灾害，历史上的瘟疫多发生于城市，而止于乡野。疫病初起时，城市中的人也往往逃往乡下以躲避瘟疫。

何以如此呢？

城市与商业，是社会协作生产、社会分工的具体体现，社会生态越发达，它的社会分工与协作程度就越高，人群的交流密度也就越大，疫情爆发时，人群的流动无疑加剧了病毒的传播与扩散，城市封闭围合的生存环境成为病毒繁殖的温床，最终导致病毒的大爆发。

而在乡村，相对单一的生产方式与简单的协作水平，大大降低了人群的交流密度，相对于城市的高密度人群，乡村不具备病毒高效传播的链条，所以在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传统社会，大疫止于乡野是有其道理的。

在互联网、物流系统发展成熟之前，人类社会或许需要通过把人口与资源集中到一起以提高生产效率。当这两项技术成熟起来之后，人类社会的协作生产完全可以实现去中心化，相对于大城市糟糕的交通、昂贵的水电成本，分散于交通线、远离城市中心的乡镇更具效率、成本与环境优势。大城市存在的意义更多是商业意义的，把消费者集中到一起，用住房、教育、医疗、商业等镰刀，一遍又一遍收割。

随着技术的发展，世界上的每个点，都可以成为生产与生活的中心。而不管什么时候，人都应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而非资本秩序的奴隶。

前面提到的那位早餐店小哥，离开城市真的就没有活路了么？

当然不是，作为一朵城市浮萍，他最好的归宿，是故乡。

卫健委解决不了他的生计，而大城市的凋零，很早之前已经发生。

华为需要大城市么？松山湖足够了。

比亚迪需要大城市么？坪山足够了。

在全国2000多个县市，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大型企业、社会经济生态，这些地方没有高房价，没有高物价，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故乡获得基本的衣食所需。在这些县市，缺少的是人才、是技术，是建设家乡的决心与热情。如果自己都不愿意用双手建设自己的家乡，背井离乡给房产地主交租、给产业地主交租、给商业地主交租，劳碌一生，两手空空，怪大城市的资本家与房产地主么，他们又没请你过来。

背井离乡选择大城市，意味着远离父母，留守儿童，意味着在工厂宿舍里透支青春的适龄青年，意味着数以亿计大龄文艺青年在摽梅之岁仍不切实际地做着公主王子的梦，而对整个国家民族而言，是不可承受的灭种之患。用这样的代价换取所谓的经济成就，值得么？

经历了三年疫情笼罩的阴霾，资本秩序主导的社会问题被集中展现。

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自己的家乡，自己不建设，别人不会帮你建设。

河南商丘，人口外流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应天书院是当时全球最顶尖的学府。

陕西延安，旧中国最贫瘠的地区，也曾是全国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

不毛之地的毛乌素沙漠，如今已是水草丰茂、百业兴旺的塞上江南。

美好的生活，是劳动的双手建设出来的，又何苦把这双勤劳的双手为他人做嫁衣呢。

中国的劳苦大众，只有回到自己的土地，只有自己联合起来，分工协作，为自己，为集体创造物质财富，才能真正过上没有三座大山的生活，才能不被资本豢养的网红们带偏方向，才能摆脱国际医药资本的刀俎，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