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疫战争专题（七）：去殖民化同样重要！
云阿云智库•生物战争•上海抗疫战争课题组
编者按：习近平同志去年提出，一引其纲，万目皆张。眼下上海的抗疫，直至上海的发展，是资本为中心，还是以劳动人民为中心？是自强自立还是崇洋媚外，这是不能不关注、不辨别的两条路线。特别是在二十大之前。全文7.5万余字。
核心观点导读：
1.2015年总书记在上海商飞车间，把租买造顺序的逻辑颠倒过来，肯定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志气，实际上是肯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封锁的自力更生对崇洋媚外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矛盾的反映。
2.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科技文明，但不需要运十下马，不需要复活虞洽卿，请回沙逊。上海的商飞919正在试飞，有人担心拿不到国际许可证，这是一种贾桂心态。
3. 如果感染者可以“自愈”，那么何来的医疗资源挤兑？难道是中央对上海“瞎指挥”了？如果都能自愈，那么香港死了几千人、美国死了百万人难道都是喝水呛死的？
4.新冠如果如某些群体所言是“大号流感”、每年死几百万数量的人“不足为道”，那么这几天一旦网络上有人没菜吃或产生某些人道主义困境你们就立刻鬼哭狼嚎的骂街，这是什么道理？
5.这次上海疫情恶化，同样也是自强自立和崇洋媚外两条路线矛盾激化的结果。一位出自哈佛的网红医生，被委以重任，又被资本媒体造势追捧，在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中，不经意传播、膜拜着美国资本的防疫理念，又不断被事实打脸，被民间冠之以“张大漏勺”。民间嘲笑什么？嘲笑的是脱离群众的精英路线，嘲笑的是崇洋媚外的骨子外露，嘲笑的是弄虚作假的学界腐败。
6. 在这个西式价值主导的精英社会中，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动者并不掌握舆论与组织能力，他们被歧视、被剥削、被边缘化，上海成了一盘散沙的失序社会。
7.上海出现的抗疫物资分配中出现的乱象，说明这个城市长期向美西方看齐，依靠自由市场，依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社会的生产生活，群众组织与组织能力已经消失。
8.抗疫是为了保障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下最根本的生产性劳动，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这就是“动态清零”的核心所在。
9.见物不见人，不顾劳动者利益和人民生命安全，维护剩余价值最大化，对疫情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躺平”，最终由人民买单，这是西方“与病毒共存”的实质。
10.所谓“大号流感”，“与病毒共存”，轻视疫情，蝇营狗苟，从严重疫区进口所谓的“特效药”，其遵循的理念，瞄准的是为国际医药垄断资本即现代沙逊的利益最大化；一些满眼资本，甘当“店小二”的官员，忽视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帝国主义的生物战阴谋麻木不仁，这些，是上海疫情爆发的原因，全国人民正付出巨大代价。
11.事实证明，无论是所谓的“精准防控”还是“辉瑞特效药”，至少在目前来讲，是不适合此前已经实现了“动态清零”的中国，14亿人搞共存是什么场景已经被上海预演；认识不到这一点，还要反过来拿管理不当造成的“次生灾害”攻击“动态清零”和“中医药主导”，为“共存”和“特效药”洗地，不是蠢就是坏！
12.习近平同志去年提出，一引其纲，万目皆张。眼下上海的抗疫，直至上海的发展，是资本为中心，还是以劳动人民为中心？是自强自立还是崇洋媚外，这是不能不关注、不辨别的两条路线。特别是在二十大之前。
从造买租到破疫，先破心中的“沙逊大厦”
紫虬 · 2022-04-08 · 来源：云阿云智库•上海抗疫战争专题
导读：习近平同志去年提出，一引其纲，万目皆张。眼下上海的抗疫，直至上海的发展，是资本为中心，还是以劳动人民为中心？是自强自立还是崇洋媚外，这是不能不关注、不辨别的两条路线。特别是在二十大之前。
笔者小时，曾看过《上海的故事》，对外滩沙逊大厦腰斩中国银行大厦的故事印象很深。
沙逊大厦即今天外滩的和平饭店，由鸦片贸易中发了横财的英籍犹太人沙逊的公司在1928年建起，高77米，是外滩最高的建筑。
1934年，中国银行决定建造一座高达34层的高楼。采用中国式图案，屋顶上有一个中国的琉璃瓦屋顶。高度超过沙逊大厦，遭到跛脚沙逊蛮横阻挠，因地处租界，官司打到了伦敦，在丧失主权的旧中国，中国银行被迫让步，34层砍去一半，剩下17层，比沙逊大厦的“金字塔”顶矮了一尺。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公然辱华的上海滩，列强瓜分势力范围后的殖民地，产生了一大批如虞洽卿这样的买办，他们熟悉洋务，谙熟洋人心理，与国际接轨，他们的确也把西方文明介绍过来。跛脚沙逊有无文明？其祖父用鸦片换取中国人的白银，带着船坚炮利，西洋机器，打进中国，沙逊大厦富丽堂皇的文明，建立在中国人的白骨上。虞洽卿顶礼膜拜洋人文明，外国月亮比中国圆，成为“高等华人”，被人们骂作假洋鬼子。
上海的洋买办是工人阶级的天敌。在抗议屠杀工人顾正红引发的五卅运动中，虞策划成立五拼委员会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商学联相对抗，擅自修改向帝国主义者提出的交涉条件，停止罢市，分化人民反帝统一战线，蒋介石进入上海后，与虞洽卿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没有虞的财政支持，蒋介石发动不了四一二对共产党的大屠杀。
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解放后革命最彻底。在把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上海人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思想以后，1958年，上海市委提出上海工业产品要向“高级、精密、尖端”方向发展。1963年，主持制订要把上海建设成为中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的方针。上海制造是中国制造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到毛主席去世时，上海的工农业总产值占到了全国的1/7以上。可以说没有一个中国人没有从上海人民劳动成果中受惠的。上海的成就说明，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不以两极分化为代价也是可以的；在帝修反的封锁下，上海工人阶级也可以做到高精尖工业的突破。
说及上海巨大的贡献，不能不提组织者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柯庆施以小9岁的年龄差距，被毛主席称为“柯老”，受到不少人的嫉妒。80年代批评柯的人，其治下成就又有谁可以和柯相比？上海的成就难道不是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宏愿的实现吗？同代人享受着上海的支援，一些人又要对柯攻击，除了留下嫉贤妒能的历史轶事，也反映出一批人对毛泽东思想本质精神的陌生。
俗话说，上海人看谁都是乡下人，这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吸收西方先进文明，上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传统。在建国初期洋火、洋灰、洋铁、洋油、洋钉……为基础的中国，上海敢于提出“高精尖”工业产品，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领一代风气之先，这是主流方面，这类俗话也是和内地差距之大的某种折射——人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兄弟间不能不让人家损一句。另一方面，崇洋媚外也大有人在，外恭者，必然內倨，高人一等，气指颐使。
早在上海的风庆轮事件和运十上下马问题开始，是租不如买，买不如造，还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两条路线壁垒分明。是立足自我研发，冲破市场壁垒，自力更生，还是出让稀缺资源市场，幻想换取技术？2015年总书记在上海商飞车间，把租买造顺序的逻辑颠倒过来，肯定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志气，实际上是肯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封锁的自力更生对崇洋媚外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矛盾的反映。有立志自强，必有崇洋奴性，阴阳相倚，祸福相附。可以说建国以来上海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这一两条路线矛盾运动的结果。
80年代，美国麦道公司派员到上海。验收加工件时，喝杯招待咖啡，还要在杯子下压张美元，以示职务中立，所用铆钉必须在冰箱冷冻到规定温度，所显示的现代化流程和职务制约，给上海乃至全国的工业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学习麦道的现代化管理是必要的，但以麦道合资为诱饵，促使运十下马，图穷匕见，意在斩断中国人自造飞机的出路。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科技文明，但不需要运十下马，不需要复活虞洽卿，请回沙逊。今天看来，麦道工艺等一系列西方先进因素对我国工业的启发，不过是供应链中上下工序的约束，随着西方资本的扩张，为了谋取市场和利润，对落后生产力的改进是资本扩张的本能，是资本牟取超额利润的必要条件，将其视作资本的功劳，就会在美国对华寄生问题上，认为中国单方受益，所谓“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是专对中国人的恩惠，从而美化现代沙逊，如此，就不能正视自强自立和崇洋媚外两条路线的矛盾。
上海的商飞919正在试飞，有人担心拿不到国际许可证，这是一种贾桂心态。为什么不能先从中国的航线飞起，瞄准非西方航线呢？中俄已经合作研制大客机了，俄国人刚刚送来了宝贵资源，做出了难得的示范：面对被美国卖了要帮美数钱的欧洲，卖石油收卢布，打的列强一片哀嚎。一马当先，挑战西方金融秩序。俄国战斗民族的骨气来自于列宁苏联，今天俄国再孤立，也难不过10月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
这次上海疫情恶化，同样也是自强自立和崇洋媚外两条路线矛盾激化的结果。一位出自哈佛的网红医生，被委以重任，又被资本媒体造势追捧，在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中，不经意传播、膜拜着美国资本的防疫理念，又不断被事实打脸，被民间冠之以“张大漏勺”。民间嘲笑什么？嘲笑的是脱离群众的精英路线，嘲笑的是崇洋媚外的骨子外露，嘲笑的是弄虚作假的学界腐败。
在上海疫情加重，全国驰援之机，今天看得更清了：抗疫是为了保障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下最根本的生产性劳动，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这就是“动态清零”的核心所在。而见物不见人，不顾劳动者利益和人民生命安全，维护剩余价值最大化，对疫情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躺平”，最终由人民买单，这是西方“与病毒共存”的实质。受到西方思潮影响，总有一批专家，重复美国的观点，所谓“大号流感”，“与病毒共存”，轻视疫情，蝇营狗苟，从严重疫区进口所谓的“特效药”，其遵循的理念，瞄准的是为国际医药垄断资本即现代沙逊的利益最大化；一些满眼资本，甘当“店小二”的官员，忽视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帝国主义的生物战阴谋麻木不仁，这些，是上海疫情爆发的原因，全国人民正付出巨大代价。
习近平同志去年提出，一引其纲，万目皆张。眼下上海的抗疫，直至上海的发展，是资本为中心，还是以劳动人民为中心？是自强自立还是崇洋媚外，这是不能不关注、不辨别的两条路线。特别是在二十大之前。
上海的商人朝战士们的背后，深深地捅上了一刀
周伯通2022-04-10云阿云智库•上海抗疫战争专题
导读：上海资本家卖假药给军人，导致大量战士截肢。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没有掺和一点虚假。毛先生得到这个消息，悲痛地说道：“那么多优秀的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炮火之下，却被这些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夺去了生命。”
以下文章来源于周伯通 ，作者zhoubotong
上海资本家卖假药给军人，导致大量战士截肢。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没有掺和一点虚假。
1951年，在朝鲜战场抢救伤员的过程中，现场的医务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假药和劣质未消毒的棉纱，导致两万余名入朝作战的志愿军伤员病情加重，出现了大量士兵截肢、死亡的现象。
让人震惊的是：收到的“医用棉签”，居然就是烂掉的棉絮。而“阿司匹林”，居然全都是淀粉！绷带上全都是脏兮兮的霉菌，这已经不是救人物资，而是杀人物资了！
随着劣质医用品黑幕的揭开，在继续追查的过程中，后来又发现了发霉的面粉、腐臭的罐头、废胶制造的军鞋、卷刃的铁锨……
这些都是花钱购买的，全部由上海的商人发出来的！甚至一些老百姓捐赠的物资，他们也敢拿出来卖给国家。
这个卖假药的商人名字叫王康年，在事发之前，他曾经给自己包装成了那个年代的“网红医生”，未解放之前，此人就劣质斑斑，但是这个人厉害之处就是脸皮厚，在国党时期，和官员关系非常融洽，经常发表救危扶伤的言论，这些医学理论都是他从国外抄来的，但是也迷惑了老百姓，老百姓对他也非常有好感。
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卖假的西洋药，他自吹他能搞到货源，实际上都是些淀粉，用他的话说：“老百姓知道什么，反正又吃不死人，如果他吃死了，那肯定是他吃了别的中药造成的，和我的药无关！”
到了解放后，王康年摇身一变，主动找到当时的主管部门干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自己是如何被国党迫害，又是怎样被大资本家欺凌的凄惨故事，他说，万恶的国党不允许他为老百姓好，说他经常无偿为老百姓服务，断了国党官员的财路，所以他们对他恨之入骨。
他的一番费力的表演，博得了大家深深的同情。
上海解放后，国家扶持了一大批商人，准备关门的王康年的“大康西药房”也在扶持名单上，政府给了他们各种支持。当时有很多快要倒闭的商店，在解放后都得到了政府的扶持，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各种利好的政策向上海倾斜。
王康年此后的表演，让奥斯卡演员都自叹不如，他积极地参加重建活动，既出力，又出钱。因为表现出色，还被推举为上海“肃反委员会”的委员，披上了爱国爱民的专家，上海的报纸上激动澎湃地报道他，一时间风光无限。在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下，王康年的大康西药房重新焕发了活力，成了上海名列前茅的大药店。
戴着眼镜，看似斯文，冒充专家的王康年隐藏的实在太深了，官员、媒体、百姓都被他鼓弄的一愣一愣的，太平无事或者有功劳可抢的时候，他就跳出来积极发言， 这让大家误以为他很厉害，怎么说都对！
然而深受国家重恩的王康年，不止没有感恩戴德，却为了个人利益做出了危害国家的事情。
在入朝战争中，药品属于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如果药品没有，将会大大削弱军人的战斗能力，于是志愿军立刻派人来到了上海，采购前线急需的各种药品。
此时的王康年，看到采购人员到来，即使他手上没有货，他仍然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拿到这笔订单，他明知道，自己的店里，根本就没有志愿军所需要的“消炎灭定药粉”、“氯霉素”等消炎药，但是，这笔国难财，他要定了。
王康年成功拿到了订货的订单，又收到了大批订货款项， 但他却不想着怎么搞到这些药，而是想着，如何能把这件事糊弄过去。
面对多次要货的催促，王康年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药品，还自己做了假药，甚至将仓库中积压得卖不出去的药品和纱布，一股脑的打包发到了前线。他为了谋取利益，发国难财，不择手段，不顾前线战士死活。
远赴朝鲜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们，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自己拼命保卫百姓的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在勒紧裤腰带支持他们的时候，而上海的商人们却要朝他们背后，深深地捅上一刀。
这笔买药的钱，是全国老百姓省吃借用从牙缝里扣出来的，结果却流向了上海商人的口袋里。
发国难财的王康年，当然是让人痛恨不已，但更让人惊讶的，在当时的年代，上海却不止一个王康年。
毛先生得到这个消息，悲痛地说道：“那么多优秀的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炮火之下，却被这些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夺去了生命。”
王康年的恶行，最后连自己药店的员工都看不下去了，数封举报信被送到了有关部门，再加上前线劣质假药的事情被揭发，很快王康年就被抓捕归案。
资本家们为了利益，敢出卖绞死自己的绳索。
1953年2月，王康年因罪大恶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王康年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深圳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
原创 欧洲金靴 金靴文化 2022-04-09
导读：他们是「世界公民」，不是中国人，也就更不可能是上海人。他们的背后有政治势力（囊括海内外），有资本团体（包含着一帮虎视眈眈的民营医院和医药财阀），有舆论集团（在新闻方向上与中央处处忤逆），还有一群在都市中寻找「伪身份认同」的小布尔乔亚帮他们摇旗呐喊——他们共同组成了表象上、台面上的「共存派」。
文 / 欧洲金靴
1
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确实存有区别。
深圳聚集前者，上海聚集后者。
深圳的民族资产阶级深知脚下这座城市晚近三十年崛起的密码，就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政策。
一座依托于一纸公文而拔地雄起的城市，不论资本的力量多么雄厚、不论平时怎么996/剥削打工人/抬高房价……但是在疫病流行这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偏据深圳的他们倒是始终绷着一根敏感的弦，那就是坚决听命于中央，绝不敢忤逆。
同样是坐拥世界级港口的人口大市、经济大市（人口密度还要高于上海），深圳的全民动员效率和抗疫成果却秒杀以经济为“反抗疫”借口的上海。
3月31日，深圳全域降级为低风险，行程码摘星；
4月7日，上海全城现有本土感染者超十万例。
深圳因中央的政策而富足，自然也会相信：只要跟着中央，就一定会“继续富足”。
因而，深圳一声令下封城清零、全民核酸，毫无怨言。
如毛主席说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
1948年10月，毛主席曾提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
但是，上海则不然，买办资产阶级则不然。
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一定改造为工人阶级的可能性的，但是买办资产阶级的这种可能性，从历史上看是虚羸的。
他们在上海滩兴风作浪的时间甚至长于党的生命，一百多年来，他们把持的上海从来就是“世界的上海”，在城市内核的层面上脱离于中国。
2
早在十九世纪60年代时，买办势力就开始与官僚势力明目张胆相结合，这个“传统”几乎一直延续下来（除了1949后的三十年）。
尽管在晚清的封建官僚眼中洋行买办仍被视为鄙贱的职业、买办人物不过是一些除“声色巨利”之外不知其它的“佻达游闲”，但事实上封建官僚和买办阶层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在以洋务运动为中心，酝酿着的利益结合——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
典型的就是1872年新式轮运业招商局的诞生。
通过招商局的创办，晚清的百姓们可以看到：洋务派官僚不仅依赖有势力的洋行买办，而且还要网罗一批买办化商人；不仅为了藉助买办商人精通新式轮运的业务能力，而且还要依赖买办商人的外域资本力量（大批外国轮运势力）。
两次鸦片战争对晚清朝堂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催生出“顽抗派”和“投降派”，投降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琦善，满洲正黄旗人，两广总督。
在琦善的投降卖国活动中，当时就需要买办人物从中牵线，于是他网罗了一个充任过宝顺洋行买办的“通晓夷语”的鲍鹏，曾受过林则徐打击的鲍鹏从而变成为钦差大臣、琦善的心腹要员。
除琦善外，同是旗人的咸龄是又一个勾结买办、替洋人卖命的例证。
他在苏松太道任内已屈服于侵略势力而“唯夷酋之命是听”，当他转任宁绍台道以后更“以纵容夷人为能事”（《始末》第三卷）
如果说咸龄一类官员本身并非出身买办，那么吴健彰等则是地道的买办商人。
五口开后，侵略势力猖獗，清封建统治者考虑到“夷商素所深信”的广东行商同顺行吴天恒及怡和行伍敦元两个大家族，委派他们到江苏等地“同夷人说话了事”，承充对外交涉职务。
事实上，很多买办人物也都藉机先后捞到沿海一些地方的官职，沦为洋人势力嵌入晚清政府的楔子。
如福建厦门的兴泉永道、浙江宁波的宁绍台道，当时“皆用广东籍贯之员”，伍崇曜在1863年病死以前主要在广东当差，本来就是充当公司帮办与洋人往来颇密的买办。
获取官职的买办官僚更加便于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在洋人侵略者和封建统治上层之间左右逢源，如吴健彰任职上海苏松太道期间，与之有资本关系的美商就饱受其惠。
而对于封建统治上层，这些买办人物的作用也并不限于在政治上“同夷人说话了事”，同时还是经济上的依靠对象。
1853-1854年间，吴健彰即曾以江海关洋税为担保向上海洋商借款127728两，作为镇压小刀会（民间反清组织）费用，这也是旧中国外债史上最早的一笔。
3
近百年后，1949年的春夏之交，当毛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挥师东进、上海即将变天时，英国殖民者当时竟然依然存有幻想，念念不忘：“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会放弃上海。作为社会群体，我们感到这里是自己的家，而对于我们，这里不仅仅是个贸易的场所……”
四十年后的80年代，卷土重来之势便更加汹涌。
四十年来，上海吸引外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2700亿美元，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约六万家，以约占全国万分之六的面积、百分之二的人口，吸引了超过十分之一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021年，上海新增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6167家，比2020年同期增长19.6%；吸收实到金额214.9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9%。
外商独资企业是上海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去年上海新增外商独资企业数3651个，占全部新增企业数的比重为59.2%；实到金额166.9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7%,占全市实到金额的比重为77.7%。
这就是外国人在上海市人民政府面前飞扬跋扈的“底气”。
从身居高位的共存派疾控官员，到充当西方抗疫价值观鼓吹手和天价西洋药带货人的网红医生——他们两年来一直在尝试拖中国下水、尝试把躺平论从上海刮向全国，并裹挟沪上百姓的伪民意，倒逼全国、逼宫中央。
尤其是2022年上海本土暴雷并没有挫灭他们的气焰，反而令他们更加歇斯底里：在香港疫情沦陷的情况下大量接收港民、独创“无症状感染标准”与中央相悖（弱化民众防疫意识）、健康云数据造假、二维码阴阳红绿不分、基层物资流转懒政、持续偷偷放人出沪、利用上海强大的媒体矩阵掩盖基层抗疫困境………
3月以来，美国某些州正在悄然修改“新冠确诊标准”，只有接受瑞德韦西或者地塞米松治疗才会被认定为新冠患者，而这些药物通常用于治疗中/重度新冠患者。
这种手法一是为了给数据降压，二是为了给早已神话破产的特效药带货，三是为了进一步诱导民众放松警惕、参与到这场“新冠社达大屠杀”的游戏中来。
让人恐惧的是，上海市在本轮抗疫中也临摹了美国人的做法，将“没有肺炎影像学证据”一律算成无症状感染而不是确诊……这严重误导了上海市民的防疫判断。
在那段被自由派称为“上海共识”的录音中，该上海疾控官员的言论，在理论和实际上明显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感染者可以“自愈”，那么何来的医疗资源挤兑？难道是中央对上海“瞎指挥”了？如果都能自愈，那么香港死了几千人、美国死了百万人难道都是喝水呛死的？
新冠如果如某些群体所言是“大号流感”、每年死几百万数量的人“不足为道”，那么这几天一旦网络上有人没菜吃或产生某些人道主义困境你们就立刻鬼哭狼嚎的骂街，这是什么道理？
因防疫而造成生活不便、乃至零星伤亡，你们接受不了；而“放疫”使得每年死几百万在你们眼里又是先进文明？你们到底闹哪样？
防疫时死一两个人是人命，“放疫”时死几百万就不过是个数字？
更恐怖的是这种人居然身居地方疾控高位……
在上海这座连送菜送肉都分成三六九等、“穷小区的人饿得嗷嗷叫、富小区的狗胀得嗷嗷叫”的地方，一旦“放疫共存”是什么结果敢想吗？
疫情观感与防控疫情都只是表象，真正内核的是一座城市的意识形态认知，这在公共灾难面前是藏不住的。
有的地方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人民，这个代价可以是城市；有的地方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城市，这个代价可以是人民。
4
从成都到杭州，从海宁到合肥，可以看到一个事实：沪内沪外里应外合，有人正在将本轮上海疫情强行外释到全国、强行将中国拉入“沦陷的世界”……
在那个“沦陷的世界”里，两年时间内，西方世界的首脑们、顶层财阀团体们，通过印钱放水顺利地在躺平共存的环境里收割金元，牺牲的代价则是超过六百万的死亡人口，且几乎全部是非白人族群和中低收入人群。
老弱病残穷的尸体在堆积，顶层犹太集团的财富也在疫情中堆积。
通过疫情，他们顺利地完成了“低端劳动力剥离”，减轻了财政社保压力，又“净化”了白人族裔，同时更深度地服务了金融化的产业格局（鼓吹“制造业回流”的特朗普早已被他们搞下台了）。
仅去年，全球5.1万人加入了“超级富豪”的行列，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的数据，资产超过三千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个人数量在2021年增长9.3%，超过六十万人；英国的超级富豪人数增加11%，逾两万人；美国的超级富豪人数增长了13%，逾二十万人。
当时间来到2022年即疫情的第三年，逐渐割不动肉、放不动水的他们，不得不把目光和触角投向“世界疫情孤岛”——中国。
让上海爆炸，就是倒逼中国放弃清零政策最重的拳。
擦亮眼睛吧，解放军刚进上海没两天、我们刚刚再度声明“必须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他们佩洛西立刻要去台湾“访问”了，并叫嚣“任何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均不可接受”～
位于上海的一众民间NGO组织仍在兴风作浪，聚众洗脑、规模化煽动上海百姓抵抗中央抗疫政策的行动此起彼伏……国安部门必须要注意了。
请注意，我一直说的是“上海买办资产阶级”，不是“上海人民”。
沪上的买办们同样是上海老百姓的敌人，甚至上海人是先于全国人民第一个被他们伤害的地域群体。
所以我也一直强调上海人不可以歧视全国人，全国人也不可以“反向歧视”上海人。
要搞明白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谁，我们的阶级性是一致的。
通过战争、通过一场公共灾难，理应让我们更加团结。
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花了大力气纠正割除的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导致了王佐、袁文才被错杀），绝不可在我人民共和国重现乃至弥散，这不仅会撕裂区域族群，更会动摇国本和意识形态认知。
严格来说，上海的买办资产阶级也没多少是上海本地人，“是哪里人”这个问题之于他们根本不重要，上海这座联通中西的国际都市不过是一处供他们寄生和实验的地方罢了。
他们是「世界公民」，不是中国人，也就更不可能是上海人。
他们的背后有政治势力（囊括海内外），有资本团体（包含着一帮虎视眈眈的民营医院和医药财阀），有舆论集团（在新闻方向上与中央处处忤逆），还有一群在都市中寻找「伪身份认同」的小布尔乔亚帮他们摇旗呐喊——他们共同组成了表象上、台面上的「共存派」。
几近一百年前，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有过鲜明评价：“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极端反革命的，他们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当下，和网络上几个要么无脑要么收钱的大V博主争辩共存躺平的危害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世界深处真正的鬼手从来不会参与什么键盘争辩。
他们玩的是战争。
同志们，脑子要灵光啊。
决战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跋
「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句话会越来越深入人心、令人信服的。
只有党中央，才能够发动起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
而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赢包括抗疫在内的同西方财阀之间的关于人类未来生存权的争夺。
抗击疫情，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战争。我们是由此切入的，对手更是由此切入的。
抗疫，不仅是在保卫2022，更是在捍卫1949。
文末，我摘录一段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官告，请同志们认真品味：
“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
“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只要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确定最优路径，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只要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发挥出攻坚克难、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能量。”
上海折叠
原创 欧洲金靴2022-03-31 云阿云智库•上海抗疫战争专题
导读：从1843年上海开埠、被动又主动得引入西方资本以来，这座在中国历史上此前并无太大存在感的城市，随着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海权时代降临，其特殊性逐步体现。
“杭州只是后花园，上海才是桥头堡”，百余年后，马云的这句话同样在刻画着上海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对于任何一个新政权都具有在上海进行“制度试验地”和“制度回避地”的价值。
近代上海崛起于鸦片贸易，19世纪50年代以前其作为沿海鸦片运输的枢纽港，处于半公开的地位，鸦片或者鸦片订单在上海几乎和白银有同样的功能。20世纪前三十年里上海市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但庞大的人群却一直生活在四种不同的统治制度之下，分布于五个不同的城区。恰如今天疫情之下截然不同的上海众生相。
文 / 欧洲金靴
1
“既要攻下上海，又要保全上海”，这是以小平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以陈毅同志为市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经济建设及工商业处理上所定下的总基调。
推导开来则是“解放上海十六字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1949年5月，解放上海足足推迟了一个月，这在整个三年解放战争中显得非常特殊。
“在各种准备尚未做好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入上海为好。”陈毅同志在1949年4月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报告中称，他担心仓促进城会让新政权“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
当时集结在上海城外的我军部队驻扎在震泽（现湖州一带），而华东局机关、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和接管干部在丹阳待命。
曾担任20军58师172团政委的丁公量后来回忆：“总攻发起前，我们每天做的就是学习，包括各种文件和纪律。”
长达一个月的“丹阳集训”在历史上绝无仅有，体现了华东局、新的上海政府对上海这座资本重镇的重视。
比如那四十辆装满整整四亿元人民币的美国道奇卡车在丹阳的静候——由于渡江之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这批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集中调运到济南，再转运上海的首套人民币和十二种样票迟迟未到。
进城之后，这些钞票将成为陈云同志麾下“另一场战争”的武器。
事实上，早在国民党政权1927年设立之初，上海同样也是他们要面对的第一场超级大考。
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未竟的“建国计划”的中心点，就是要在上海建立特别市政府，因为那里“资金厚实、实业良广、与西洋通商利捷。”
1927年7月7日，蒋介石在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的就职大会上发表训词：“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此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
从1843年上海开埠、被动又主动得引入西方资本以来，这座在中国历史上此前并无太大存在感的城市，随着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海权时代降临，其特殊性逐步体现。
“杭州只是后花园，上海才是桥头堡”，百余年后，马云的这句话同样在刻画着上海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对于任何一个新政权都具有在上海进行“制度试验地”和“制度回避地”的价值。
2
长期的被殖民史和商业开发史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留了深刻的痕迹，它比中国其他的商业口岸要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
近代上海崛起于鸦片贸易，19世纪50年代以前其作为沿海鸦片运输的枢纽港，处于半公开的地位，鸦片或者鸦片订单在上海几乎和白银有同样的功能。
随着都市化加速，20世纪前三十年里上海市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但庞大的人群却一直生活在四种不同的统治制度之下，分布于五个不同的城区。
恰如今天疫情之下截然不同的上海众生相。
外国租界中的治外法权、有限的城市面积和市区人口过度膨胀的冲突，都为这座城市的冒险、犯罪、投机提供了土壤。
轮船招商局获得晚清特许海运漕粮，便让过去活跃在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大批失业，他们转投其他诸如私盐、鸦片、妓院、赌场这些行业，而他们的旧组织——青帮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并从一开始就与这座城市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正因为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条约口岸的地位，上海到1927年时已成为那些占据中国沿海进行国际贸易的西方世界的一种“在华象征”。
谁都知道：控制了上海，政权就将获得一个拥有强大造血和融资功能的财政机器。
但是，在这样一个拥有“三个政权（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多种阶层、两个社会（大都市社会、地下社会）、政治经济与民间势力错综复杂的上海，启动并驾驭这台机器从来都不容易。
英国学者库寿龄在《上海史》中说：“国民政府当初定都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整理财政，寻觅新税源，于是他们在上海新增了大量税捐。”。
但关税和盐税彼时仍然作为战败赔款与借款的担保，早已被把持在西方帝国的手中，国府的税收新政受到了各个外国使馆的抵制，收效甚微。1936年是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中最好的一年，但整个政府预算也不过只有GDP的8.8%。
蒋介石最后选择了妥协。
财政上没有出路的他开始寄希望上海“警察国家化”，这也是其法西斯专权的试点城市。
蒋介石通过重组警察系统、设立专业化的警察、重申路权与司法权来控制上海的无序和动荡，他强力改造公共卫生、住房、交通、娱乐业以及解决各种居高不下的犯罪问题。
但最后的结局却是重操军阀体制的老路子，他不得不从鸦片贸易和帮会分子那里寻求帮助（比如1924年开始取代黄金荣垄断毒贩生意的杜月笙），这也凸显了蒋府的政治底色。
如此动作的回报是丰厚的。
1927年蒋介石的清党屠杀让杜月笙开始了在上海政治舞台的“处子表演”，四年后蒋介石又出资百万让杜月笙在上海建立反共组织，同时杜月笙在长江流域的贩毒垄断权也被合法化。
这样，杜月笙不仅是黑帮头子、法租界华董、国民政府的要人，而且还控制上海的劳工组织。
上海，进一步被“特殊”，哪怕这是在国民党的体系里。
3
1949年春夏之交，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已先后告捷，早前工作重点在农村的中国共产党也已陆续解放并接管了一些大的城市，但这些城市都不可与上海等量齐观，有限初步的城市执政经验对上海这座当时拥有六百万人口的亚洲最大城市是否适用，也尚待检验。
上海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源地之一，是第一批受到西方成熟资本主义制度熏陶的地域，曾涌现大批著名的民营资本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粉纱大王荣德生、棉纱大王穆藕初、化工大王吴蕴初、颜料大王周宗良等。
尽管受到多年战争冲击，但是在我党我军解放上海前夕，上海的资本主义比重依然不可小视。
1949年5月，上海拥有民营工业企业年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3%，占全国民营工业总产值也有36%之多，民营商业零售额占全市商业零售总额的比重更是达到92%，是国内民营工商业最集中、民营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工业重镇和商业中心。
实际上，进入1949年后，上海许多金融机构的董事长、总经理、经理等主要负责人如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得懋、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铭等叱咤一时的上海滩金融巨擘，均已陆续离沪。
一方面是先前蒋经国的“打虎乱棍”和蒋介石的滥发金圆券弄得资本界失序，另一方面则是慑于共产党的解放事业（当时的香港是主要逃离目的地）。
对此，陈云率先提出：“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各方面称职的专业干部。”
基于此，接管上海的准备从1949年2月就开始，以小平同志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大批量抽调了近两千名财经干部组成准备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由原山东省财政厅厅长顾准担任队长，南下到江苏丹阳地区开展集训。
他们学习了解当时能够掌握的所有关于上海社会经济现状的信息资料，后形成了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包括主任曾山，副主任许涤新、刘少文，秘书长骆耕漠，财政处处长顾准，金融处处长陈穆，贸易处处长徐雪寒，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等一大批党内知名财经干部，“誓死保卫上海秩序”。
由此，有侧重地稳定和发展上海民营经济以带动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成为当时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自上而下在上海解放初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任务。
为此，1949年6月1日，上海市政府决定对重要的及经营面临困难的民营企业以原料供应、产品收购、以货易货、银行信贷等政策手段进行有针对的扶持。
具体包括组织联营、下乡采购、转口贸易、重点贷款、订购产品、委托加工、委托代销等措施，成效显著。
至当月9日，民营工厂中已有钢铁、制革、面粉、碾米、铅器等363家开工，占各业工厂总数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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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1949年6月1日，上海市商会致电毛主席和朱老总申明政治立场，表示希望在上海“奠定社会主义良好基础”。
次日，包括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侯德榜等在内的八十多名工商业代表人士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邀请，在外滩中国银行四层会议厅举行座谈，时任市委书记饶漱石，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曾山、韦悫等市领导悉数参加，堪称解放后上海的首场大型民营资本家座谈会。
会上，陈毅开宗明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三座大山，而不是在座的民族资本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私有财产应该被容许存在和发展。并保证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前提下，政府会考虑资本家们所担心的问题。”
陈毅的讲话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给民营企业恢复发展注入了信心。
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解放前去到香港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和化工大王吴蕴初，纷纷返回上海恢复了企业运营……
1949年7月，民主建国会创建人之一的胡厥文，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创办了上海工商界夏令学习会；12月，在上海商界拥有重要影响力的盛丕华又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一任党外副市长，这对上海的资本家们而言无疑更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上海民营工商业和民营经济的恢复发展，使得资本家抱团联合的需求日渐强烈。
8月5日，六百多名代表与会的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入最后一天，盛丕华在会上提出“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建议。
会上审议通过了“请组织工商联合会”提案，该提案由姜鉴秋、王志莘、项叔翔、严谔声、刘靖基、杨立人等共同提议，连署人包括包达三、陈叔通、徐永祚等二十四人——这等于在5月27日市工业会和市商会联合组织成立“上海市商会、工业会临时工作联合小组委员会”的基础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8月7日，恩来同志在上海市委所发关于准备成立工商业团体电报上批示：“以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公营企业主持人员也要参加，但不要占多数，以利团结并教育私人工商业家。”
今日遍布社会主义中国大江南北的“商会”、“XX会”其源头渊薮或许可以追溯到这里，也彰显了上海在当时全国工商业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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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上海资本家“统战工作”做得最让人熟知的就是对陈光甫。
陈光甫在解放前曾是上海金融界的领袖人物，中国金融界的诸多第一都是由他创造的，他长期担任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南京国民政府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立法委员、上海银行公会会长。
解放战争打响后，陈光甫对中共疑虑颇深，在国共之间摇摆不定，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要极力争取的对象。
1949年1月当李宗仁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和谈时，中共方面就一再表示希望陈光甫能参加代表团赴京，但陈因为担心被视为“亲美分子”而未成行。
必须看到，陈光甫本人是一个绝对倾向于美国的亲美派，他曾和章士钊说：“上海的财政形势变得如此严重，我的意见是，我们所有的财政问题只能依靠美国的财政援助，说得更准确些，我们必须有美元，由于赤色分子持续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我不能想象我如何能愉快地和共产党人谈话。”
陈光甫到香港后，中共对他的统战仍继续争取。
1949年7月，章士钊前往香港，黄炎培向其转达恩来同志的嘱咐：“劝驾早归，共为新中华努力”。
9月，李济深派人持函赴港劝其北上，信中称中共“凡有利国计民生之私营经济事业，均坚决保护，鼓励积极经营及扶持其发展。对于产业金融界诸耆宿，尤能望推诚合作，共策进行。”
11月，章乃器发电报再次邀请其北上，陈光甫在日记中提到：“人民政府邀约北上，此在个人实为无比荣耀，奈余年近七旬，常患失眠，并时有头痛，在港就医，未能复原。倘身体转好，随即回去。”他甚至计划在公私合营后来北京暂住，希望在北京购置住宅。
而“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陈光甫从香港派去的副董事长及副总经理均匆匆离开北京回港。1950年6月，上海政府要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进行公私合营，陈光甫认为新的人民政权已经开始消除私人企业了，故“凶相毕露”，开始抨击党的政策，也不再作北上打算，遂于1951年重新以“上海商业银行”名义向香港当局注册并对外营业，与大陆完全脱离了关系。
1965年，陈光甫将银行迁至台湾，陈光甫也从此定居台湾。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摇摆性，在陈光甫身上体现无余。
跋
上海最让人着迷的一点就是「自由」。
这种自由的体现在于任何人群、阶层、脾性、志趣都可以在上海找到自己的角落。
但这种自由的侧面就是绝对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任何踩着别人的人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任何被踩在脚下的人甚至也能自得其乐得自圆其说。
它像一座旧世界的贵族遗孤。
这样一座早先于先进政治力量崛起而崛起、早先于强势意识形态成长而成长的城市，向来是先进文化难以进入、难以打开缺口的堡垒。
或许早在1949年春夏之交的解放进程中，上海就已经奠定了今天的模样。
他被垂直化得保留了太多野蛮的旧基因以维持“大上海”这个超越共产党执政意志、分离共产党执政秩序的城市景观，最终形成了一幅凌驾七十年的史卷。
它的内核从未改变过。
因为被需要，所以被放逐；
因为「曾经百年间」，所以「最近四十年」。
观念决定命运，为什么精致防疫会失败？
原创 博索2022-04-09云阿云智库•上海抗疫战争专题
导读：上海这一轮疫情的爆发，原因不在精准，而在精致。精准是一种务实的态度，而精致更多的是一种小资情趣。为什么精致防疫会失败呢？因为脱离人民，脱离群众，脱离国情。
为什么偏偏上海不行？因为人家在乎的不是国内的成功经验，人家在乎的是“国际化”，是西方的标准，西式的做法。在这种认知之下，被医药国际背景的网红专家催眠之后，国家的抗疫政策不再重要，在国际化色彩的圣光之下，在网红专家的“科学、理性”的言论之下，“迟早要放开，病毒只是大号流感”，主导了整个社会的认知与行为。
在这个西式价值主导的精英社会中，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动者并不掌握舆论与组织能力，他们被歧视、被剥削、被边缘化，上海成了一盘散沙的失序社会。
上海出现的抗疫物资分配中出现的乱象，说明这个城市长期向美西方看齐，依靠自由市场，依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社会的生产生活，群众组织与组织能力已经消失。
自从美国借助德克里克堡病毒在武汉发动生物战以来，我们早已深陷战争。
此后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贸易战、生物战与地区热战，使得整个人类社会进入了战时状态。
由于中国在抗击生物病毒方面表现出来的强大战力，使得十四亿人免于美英印度的人间惨剧，也正因为国家在面对生物战、贸易战、外交战、遏止热战方面表现出来的强大实力，给很多人造成“岁月静好”的错觉，马照跑，舞照跳，黄浦江畔人如潮……
就在不久之前的1月份，上海甚至把20米精准防控作为抗疫标本作为优秀案例来宣传，言辞之间，志得意满。
作为比较，毗邻香港、往来密切的深圳多点爆发疫情，一时间乌云压城、人心惶惶。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深圳严格执行了此前多地行之有效的“三区管控”的防疫策略，“封控区、管控区、防控区”，根据疫情程度、逐级消除疫情风险。
实践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正确与高效，经历了一个月的严防死守，当时来势汹汹的多发疫情已基本清零，市民也基本回归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即便如此，深圳各个社区仍严格执行出入与检测措施。
上海这一轮疫情的爆发，原因不在精准，而在精致。
精准是一种务实的态度，而精致更多的是一种小资情趣。
拿被作为样本的20米精准防控的奶茶店来说，这里出现了多起感染者，原本应该是作为重点防疫的封控区。当地防疫部门却极大地压缩了安全空间，给病毒的逸散带来机会。喷嚏、风、孩童嬉闹的气流扰动、甚至门窗启闭都可能把带有病毒的空气扩散到20米之外。
当然，上海后来疫情的爆发或许与这家奶茶店并无直接关联，但这个案例足见上海的抗疫逻辑。
上海之所以拿这家奶茶店作为宣传样本，是因为这家店位于上海的繁华地段与地标建筑附近，如果因为这家奶茶店而让整个街区停摆，那损失可就大了。当地防疫部门认为，20米精准防控，是兼顾疫情防控与生产生活秩序最好的做法。
同一时间段，正是网红医生鼓吹“大号流感”、“每次突破一点点”、“中国人的抗疫措施，外国人不认”。作为上海团宠的网红医生，在上海文艺青年有着非凡的吸引力。
从精准防控、无症状感染、大号流感 ，诸多花式概念创新的背后，是对防疫举措的一再降级，是防疫意识的松懈，是斗志的消磨。
抗疫斗争的背后，是与可能造成病毒扩散的人斗争，与自己的警觉性斗争，与消灭病毒的方式斗争。
每次突破一点点，上海进行了了不起的防疫探路试验。
在网红医生们的自我安慰与自我麻醉之下，病毒似乎真的成了能与社会和谐相处，甚至带有一点浪漫色彩的东西。
不畏威，则大威至 。
观念决定行为，行为改变命运。
网红迷恋、红酒哥、洋装仔、文明棍、红裙舞……奇怪的行为背后，是疫情之下毫无畏惧之心，仍沉醉于灯红酒绿的小资趣味，上海社会光怪陆离的文化心理。
上海，是一个历史文化极其复杂的城市。
明末大学士，“圣教三柱石”之首的徐光启（另外两人是李之藻与杨廷筠）最早开启了上海以夷变夏的社会改造，随之而来的欧洲天主教与列强租界，把这里进一步改造成经济与文化殖民地。旧中国的夜上海与上海滩，正是积秽集臭一潭死水的空前绽放。
在自由市场、国退民进、国际化的熏风之下，旧时代的幽灵在新世纪的上海重新复活。
疫情爆发，物资按户籍选择性发放，做个核酸装模做样，何以如此？
为什么总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享有特权的精英？
不仅自觉与众不同，还要通过行为与言语表现出来。
然而上海实在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上海的红色文化早湮没在国际化色彩的脂粉之下。如果非要强调它的文化，它是一个有着病态殖民地色彩的城市。
对于买办阶层来说，这就够了，它们要的不是文化自信，它们要的是显得有文化，要的是区别于普通人的文化，区别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它们要的是与众不同，而商业资本为了附庸风雅更是把殖民地色彩包装成自己的城市文化。
所以当网红医生说中国五千年文化都是瞎扯，说早上不要喝粥时他们喝彩。当网红医生用英语演讲，他们崇拜，说新冠病毒是大号流感的时候，他们放飞自我。
所以当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的时候他们热心参加，美国资助的各种NGO、女权组织举办活动，派发任务的时候，她们与有荣焉，一个个心甘情愿地跑去杭州、成都、合肥去传播病毒。
那个中年男性杯中装的是红酒么，装的崖岸自高的高卢鸡血，是粉饰冠冕的恶臭虚荣。
那个红裙少女在列队整齐、身着防护服战士们面前款款而舞合适么？这是不是恰当的时机，也不是合适的方式。不管战士们刚从火线下来，还是要奔赴一线。那套密不透风的防护服穿在身上，每一分钟都是折磨。
就舞技而论，这女孩跳得很好。孩子与孩子的父母或许出于好意，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抗疫战士的感激，但这种表达恰恰暴露了其精英趣味，而这种趣味，在战时却显得那么违和。
放过战士们吧，他们不应该遭受如此折磨，身着防护服的每一分钟都应该变成抗疫战争价值。
再看看那个手执文明棍的可怜虫吧，它已经文化阳痿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不得不用一根殖民地的时代棍子来支撑起它可怜的虚荣、可怜的体面。
文化阳痿的不止这个手执文明棍的可怜虫，那个网红医生精神软骨病更严重，它的文明棍是苏美尔、是西方标准，是辉瑞口服药，是牛奶与鸡蛋。
这些生物不靠那根西式的文明棍，就无法支撑起其虚弱的人形，它们缺少华夏文化的滋养，只能借助西方文化的春药，在中西交战的战场上，来膨胀它们可怜的优越感。
理解上海的国际化，要从上海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的角色说起。上海在国际交往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它是一个国际商埠，商业发达，全球商人与商品云集的地方。
这一角色在历史中多次出现，留下的印记并不光鲜。
广州是唐代的国际化商埠，结果却成了阿拉伯商人的法外之地，这些外商甚至组建了军队，与唐朝政府分庭抗礼。无知与狂妄滋生的勇气终究要面对现实，这个胡商集团最终被黄巢的利刃分解还原成了杂碎。
泉州是宋代的国际商埠，结果却成了同样来自海外的蒲氏家庭的势力范围，宋廷落难之时，一向深受朝廷优待的海商，却向赵宋皇室举起了屠刀。当然，这个好事占尽、坏事做绝的商业集团同样受到大明朝廷斩草除根式的优待。
作为徐光启勾结欧洲教廷以夷变夏的基地，作为列强入侵的桥头堡。从一开始，上海这个商人集聚、商业发达的国际化商埠就充斥着殖民文化的浓厚色彩。
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强势入侵之下，被满清奴役了近三百年，惯于投机、利益优先的商人们转投洋人膝下，脑后的辫子也变成了西装、礼帽与文明棍。
既然满清的腐朽文人能把脑袋后面的猪尾巴装扮成浸透香水、油光可鉴的“国粹”，那么，为什么西装、礼帽与文明棍不可以成为新文化的标志呢？
只要奴性充沛，跪拜哪个主子不一样呢？
还记得疫情时坐满不戴口罩的外国人的沿街路酒吧疫情期间拒不关店，路边警察说不归他管的事情么？是不是租界又回来了？
要知道，上海有超过23万的外国人，而这群居留上海的外国人中间，不乏服务美国反人类活动，从事情报、间谍、文化渗透及各种NGO组织的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就是当今世界动乱的前线指挥机构。
在一个主权国家，不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从事危害公共安全的洋垃圾，不应该享受超国民待遇。在染红上海的陈毅市长的年代，这些洋垃圾最好的待遇应该是枪托、铁笼与路灯秆。或许洪武大帝对待恶贯满盈的蒲寿庚做法更为干净，可惜如今不大容易施行。
在被撤职前，某位发言人说，上海不能停下来。
严格执行“动态清零”政策，在存在疫情的区域加强管控，是为了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这恰恰是“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在特殊情况下保生产、保增长最稳妥的办法。
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北京广州深圳与上海都是同一体量，为什么这几个城市可以做得很好，为什么偏偏上海不行？
因为人家在乎的不是国内的成功经验，人家在乎的是“国际化”，是西方的标准，西式的做法。在这种认知之下，被医药国际背景的网红专家催眠之后，国家的抗疫政策不再重要，在国际化色彩的圣光之下，在网红专家的“科学、理性”的言论之下，“迟早要放开，病毒只是大号流感”，主导了整个社会的认知与行为。
那位发言人说，上海是一个有温度的城市。
可惜的是，很多时候上海的温度有很强的阶层属性，我们看到了党员、志愿者、白衣战士冲锋在前，看到了基层群众的守望相助，也看到了洋垃圾与精英们的冷酷无情。
在这个西式价值主导的精英社会中，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动者并不掌握舆论与组织能力，他们被歧视、被剥削、被边缘化，上海成了一盘散沙的失序社会。
上海出现的抗疫物资分配中出现的乱象，说明这个城市长期向美西方看齐，依靠自由市场，依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社会的生产生活，群众组织与组织能力已经消失。
一些网红专家常常拿“科学、理性”说事，用各种实验、数据、指标为自己张本，但观众们似乎忘记了，所有成为“依据”的这一切，无一不是定向的选择与结果。当然，它是“科学的，合理的”。
那么，那些未被关注、未被量化、没形成数据、没有话语权的，是不是就不重要，就不存在了呢，就不科学，不合理了呢？
一个年薪千万的基金经理，他的收入是一个菜农的数百倍甚至上千倍，在他面前，菜农几乎没有价值，是他眼中的下等人。
在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真相是什么呢？
年薪千万的基金经理，并不产生价值，他的价值甚至是负的，他只是流通、转移财富，是纯粹的食利者与剥削者，菜农才是真正生产财富与创造财富的人，没有这些冠冕堂皇的金融群狼，真正的劳动者才能过得更好。
人类社会的本质是分工协作，少了这些整日劳作的社会底层，就不会有国际化大都市的光鲜靓丽。然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永远都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
那些自诩理性的评论家们眼中从来都只有精英社会，都是国际交流、投资、文化与艺术，从来都不会有普通人的影子。
这些以理性自居的评论家们却从来也不愿意去提及美国在这场生物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起到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他们心中的灯塔，这盏灯塔是不能灭的，一旦灭了他们，精英主导的秩序，高人一等的心理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他们口中所谓的理性实则是对事实选择与包装之后的理性，而非真正的尊重事实的理性。
一味瞄准“小”字上做文章，就会失去焦点，看不清全局。
整天意淫“有趣的灵魂”，最终会失去灵魂。
为什么精致防疫会失败呢？
因为脱离人民，脱离群众，脱离国情。
上海这波疫情，是迷信医药国际豢养的专家鼓吹消极抗疫理论，在概念的花式创新中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最终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惨痛的损失。
面对这场美西方发动的针对全社会的、反人类的生物战争，上海呈现出来的乱象，除了深刻的教训之外，更多的还是警醒：肆虐的不只是生物病毒，更有殖民地文化病毒、自由主义病毒、精英主义病毒。
抗疫是一场持久战，思想文化病毒对社会的危害更需要高度防范，只有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发动群众，开展全民卫生运动、开展新时代的思想革命，才能赢得抗疫战争的胜利，才能实现华夏民族伟大的复兴。
上海：疫情之下的思考
原创 博索2022-03-29云阿云智库•上海抗疫战争专题
导读：网红貌似客观的话术与言论，实则是对“动态清零”政策的否定与颠覆，而这么做的目的，是再一次推广疫苗与口服药。在全球医药资本的眼中，并没有生命权之类的概念，只有尚未开发的市场，尚未收获的利益，在它们眼中，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亟待开发的巨大市场。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坚守，福田滨河路以南形似“叮咚鸡”的临港区域终于迎来了解封的时刻，解封当晚，响彻街区的鞭炮，照亮夜空的烟火，让人们更加珍惜久违的自由。
几家欢喜几家愁。与欢乐的福田南居民不同，南山桃源街道一户居民隐瞒亲戚上海来深信息，用私家车接入家中，次日该亲戚在深圳核酸检测确诊。受其牵连，刚刚解封不久的小区再次冰封。
自2022年1月份疫情爆发以来，香港累计确诊已近30万例，占全部人口的近1/20，死亡超过7000人。主要受其影响，深圳疫情多点爆发，来势汹汹，一时间人心煌煌，让人不免想起3年前沉重的压迫感。
所幸深圳反应及时，应对得当，彻底执行了封锁、隔离政策，尽管在核酸检测方面存在过度执行的情况，但总算扑灭了这轮爆发的疫情，到3月27日，基本恢复了全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相比之下，3月27日，上海新增本土确认50例，无症状感染者3450例。
同为超大型城市，为什么深圳、北京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表现出色，而自我标榜“精细网格化”管理的上海到头来却从“模范生”变成了小丑？
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说来主要是舆论的问题、执行的问题、以及城市化自身的问题。
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国家一直把“动态清零”作为抗疫斗争的大政方针，既发挥了人在抗疫斗争中的主动性，也兼顾了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抗疫斗争的灵活性，三年的抗疫斗争也证明了这一政策在保障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上海作为国际化城市，从来都不缺少国际医药资本的代言人。对于国际医药利益集团而言，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也是最肥美的鱼肉。如果中国始终坚持“动态清零”的抗疫政策，国际医药资本就无法从中国获取预期的收益。
所以，他们需要把中国的“动态清零”，消灭侵略病毒的斗争策略向“与病毒共存”、“群体免疫”的方向上卖力引导。
出于这一目的，它们要消除群众对病毒的恐惧与防范，把奥秘克戎病毒描述为“大号流感”，并一再强调疫苗在预防新冠病毒作用明显。
美国、印度逝去的数百万亡灵、香港、武汉、吉林死去的逾万名同胞都已经证明，仍在变异中的新冠病毒并不是网红们口中人畜无害的“流感病毒”，而是收割生命的死神。
国际医药资本存在的意义是追求利益，为了利益，它们不惜制造生物病毒，不惜投毒，更不惜让更多的人口变成它们的市场与韭菜。
知名网红说，“在已经实现群体免疫的国家，病死率已低于流感……近期我国继续采取社会面清零策略…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会持久性地采取封城和全检测的策略…我们要借着社会面清零带来的难得的机遇期与窗口期，准备好更为完备、智慧、可持续的应对策略…老年人普遍的第三针，更好的疫苗与疫苗接种策略、可以广告供给的口服药物……”
貌似“人性关怀”的医药网红很好的掩护了它的目的：借助隔离创造健康需求，而这种需求，是通过采购更多的疫苗与口服药物来实现的。而目前相关的新冠治疗口服药物，是辉瑞生产的，一盒2300元，经过国际医药利益集团的努力公关，辉瑞新冠特效药已经被写入新冠肺炎诊治方案第9版。
美国新冠感染人数已超过8000万，按照每人一盒2300元计，仅在美国，它所形成的市场规模为1840亿元。全球目前感染新冠的人数为5亿，如果能转化为有效市场，这一市场的规模超过1.15万亿。而在追求可持续商业模式的医药公司那里，一盒怎么够呢，最好是一盒接一盒，直到批量制造的患者被装进盒子。
到了这里，仍有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网红貌似客观的话术与言论，实则是对“动态清零”政策的否定与颠覆，而这么做的目的，是再一次推广疫苗与口服药。
在全球医药资本的眼中，并没有生命权之类的概念，只有尚未开发的市场，尚未收获的利益，在它们眼中，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亟待开发的巨大市场。
3月28日，长期窃取舆论高地，化身城狐社鼠的胡主编，说什么“每一轮抗疫都必须同时是探索”，单纯这句话没毛病，可问题是，它无视3年来中国在抗疫方面积累的成功经验，它是在网红在推销群体免疫与辉瑞神药时说这番话，就不仅仅是“探索”字面上的意思了。这颗洋教家庭熏陶出来的歪瓜劣枣，它的立场与所代表的利益，与带货网红是一致的。
历史总是相似的，回顾三年前武汉陷于水深火热之时，另一个代货的网红也是在推销辉瑞的新冠神药。武汉抗疫战争胜利的转折点，是方舱医院的阻断传染与中医药方案，网红口中的辉瑞神药在抗疫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作用。
说辉瑞神药不起作用并不客观，它也是有作用的，它让国际医药集团赚得盆满钵满。这也是网红们兜兜转转，忠心耿耿，一再推销韭菜神药的动力所在。
以为天使在身边，不见魔鬼黑眼圈。
在网红“打左灯、向右转”言论迷惑之下，上海人民倒了大霉。一旦少部分人放松警惕，整个社会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今，大错已酿成，说“大号流感”的，是为国际医药资本开拓市场；说“探索”的，是在为地方阳奉阴违执行国家抗疫政策洗脱罪责。相反，在每次向西方看齐花式带货导致疫情爆发之时，总是中医药紧急灭火，还一方安宁，而主流媒体鲜有报道。
疫情之下，上海人都在执行居家隔离政策之时，沿海街酒吧拒不执行餐饮停业的规定，仍开门营业，里面坐满了不戴口罩的外国人。记者询问路边警察，被告知不归他管。不遵从主权国家的政策法规，不存在什么外宾，只是一堆危害公共安全的洋垃圾。不行使警察的维护社会安全的权力义务，哪是什么人民警察，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因为少数警察未尽到维护公共安全，为本国人民服务的职责，致使我们的国家成了洋垃圾的法外之地。
这一幕，不免让人想起了租界时代屈辱的上海滩。
但我更怀念新中国处理美国驻上海副领事，武警战士用枪托痛砸日本狂徒挑衅时所展现的国威。以威灭之，才是洋垃圾本应得到的待遇。
说什么鼻子高戴口罩难受，砸扁再戴就不难受了。
这轮上海疫情的爆发，虽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至少与抗疫政策执行不到位有关，与对寄生在上海的洋垃圾管控不到位有关。
疫情问题与大城市的经济生态同样息息相关。
3月18日，一位早餐店店主与深圳卫健委的对话爆红网络，很多人由衷赞叹，深圳是个有温度的城市。
确实，冷漠的对待和有温度的关怀有如严冬与春风，深圳卫健委更是营造社会影响力的个中高手，值得各政府部门学习。
然而，回归根本，早餐店小哥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三年过去了，疫情消失的希望似乎仍看不到终结的希望，在人口高度密集的超大城市，不同于家财万贯的房产地主、金融地主，衣食无忧的公务员，手停口停的庞大社会底层人群事实上一直生活在绝望的悬崖边上。对于他们来说，不工作，就没有收入，就没有三餐果腹的食物。
这不是人性关怀的问题，甚至不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这是资本秩序主导的城市生态的问题。
因为几十位香港司机核酸阳性，香港青菜飙涨到几十元。看到自由市场的恐怖之手扼紧香港民生的菜篮子，广东调剂了几十位司机解决供港蔬菜的物流运输，香港菜价迅速回复平常。
创建超大城市的目的，不只是人口、资源与技术的效率聚合，更是建造一个创造利润的巨大市场。尽管华强北的神话被一再提及，但华强北仍只是城市的一个面孔，而华强北的神话也早已终结。
随着物流与互联网的崛起，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实现更具效率的华强北的功能，物联网才是真正的中心，而今日的华强北已经变身为时尚前卫的科技文化街区。
在近些年的城市发展战略中，福田要打造中国的消费高地，这也是华强北由电子市场向科技文化街区蜕变的原因。
华强北的转变，凸显了城市的商业目的与市场功能，在科研与生产去中心化之后，消费与市场被放到了更为突出的目的。
为了创造足够大的市场，城市需要圈养驯化足够多的人群，才能收割预期的收益。
在这种圈养与驯化之下，城市越大，人群独立自主的特性，丧失的越彻底。
进入社会的每个人，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参与社会分工，并获得所需的生存与发展的资源。
在健康的社会生态中，人们在参与社会分工，获取生存与发展资源时，仍能保持相当的自主性，表现为通过家庭、集体获得粮食、住房、教育、医疗等资源，人群获得物品与服务时不需要过多的标价与溢价。财货与服务并不需要数据量化就能很好的实现社会人群的生存与发展。
然而在商业化与过度城市化的过程中，资源、财货、服务都被资本化、市场化、商业化，不同于过去价值服务于生活，经济活动不再服务于人，而转向服务于追求利润，利润的沉积与垄断伴随着财货的沉积与垄断，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在自由市场机制的运作之下，人不再是财货服务的对象，而是剥削与压榨的对象。只要还没烧成灰、装成盒、埋入坑之前，商品化的人创造利润的使命就没有完成。
按照自由市场的逻辑，城市化的意义是尽可能地把具有产生利润价值的人集中到一起，集中榨取他们的生产价值、集中榨取他们的消费价值。由此可见，城市化与城市群，不仅仅是协作生产的需要，不仅仅是集成创新的需要，更是资本秩序奴役劳动者群体、消费者的需要。
在华夏文明悠久的历史中，不乏战争、疫病等灾害，历史上的瘟疫多发生于城市，而止于乡野。疫病初起时，城市中的人也往往逃往乡下以躲避瘟疫。
何以如此呢？
城市与商业，是社会协作生产、社会分工的具体体现，社会生态越发达，它的社会分工与协作程度就越高，人群的交流密度也就越大，疫情爆发时，人群的流动无疑加剧了病毒的传播与扩散，城市封闭围合的生存环境成为病毒繁殖的温床，最终导致病毒的大爆发。
而在乡村，相对单一的生产方式与简单的协作水平，大大降低了人群的交流密度，相对于城市的高密度人群，乡村不具备病毒高效传播的链条，所以在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传统社会，大疫止于乡野是有其道理的。
在互联网、物流系统发展成熟之前，人类社会或许需要通过把人口与资源集中到一起以提高生产效率。当这两项技术成熟起来之后，人类社会的协作生产完全可以实现去中心化，相对于大城市糟糕的交通、昂贵的水电成本，分散于交通线、远离城市中心的乡镇更具效率、成本与环境优势。大城市存在的意义更多是商业意义的，把消费者集中到一起，用住房、教育、医疗、商业等镰刀，一遍又一遍收割。
随着技术的发展，世界上的每个点，都可以成为生产与生活的中心。而不管什么时候，人都应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而非资本秩序的奴隶。
前面提到的那位早餐店小哥，离开城市真的就没有活路了么？
当然不是，作为一朵城市浮萍，他最好的归宿，是故乡。
卫健委解决不了他的生计，而大城市的凋零，很早之前已经发生。
华为需要大城市么？松山湖足够了。
比亚迪需要大城市么？坪山足够了。
在全国2000多个县市，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大型企业、社会经济生态，这些地方没有高房价，没有高物价，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故乡获得基本的衣食所需。在这些县市，缺少的是人才、是技术，是建设家乡的决心与热情。如果自己都不愿意用双手建设自己的家乡，背井离乡给房产地主交租、给产业地主交租、给商业地主交租，劳碌一生，两手空空，怪大城市的资本家与房产地主么，他们又没请你过来。
背井离乡选择大城市，意味着远离父母，留守儿童，意味着在工厂宿舍里透支青春的适龄青年，意味着数以亿计大龄文艺青年在摽梅之岁仍不切实际地做着公主王子的梦，而对整个国家民族而言，是不可承受的灭种之患。用这样的代价换取所谓的经济成就，值得么？
经历了三年疫情笼罩的阴霾，资本秩序主导的社会问题被集中展现。
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自己的家乡，自己不建设，别人不会帮你建设。
河南商丘，人口外流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应天书院是当时全球最顶尖的学府。
陕西延安，旧中国最贫瘠的地区，也曾是全国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
不毛之地的毛乌素沙漠，如今已是水草丰茂、百业兴旺的塞上江南。
美好的生活，是劳动的双手建设出来的，又何苦把这双勤劳的双手为他人做嫁衣呢。
中国的劳苦大众，只有回到自己的土地，只有自己联合起来，分工协作，为自己，为集体创造物质财富，才能真正过上没有三座大山的生活，才能不被资本豢养的网红们带偏方向，才能摆脱国际医药资本的刀俎，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与幸福。
欧洲金靴：到了该重视「上海系媒体」的时候了
作者: 欧洲金靴 日期: 2022-03-31 来源: 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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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东方医院护士哮喘发作死亡，热搜仅四十分钟；
黄浦区精神卫生分中心院长瞒报+医患集体发烧+护士没有卫生巾，压根没有热搜；
永康路外国人不戴口罩+聚集+开party，依然没有热搜；
今日网传世博方舱死人，还是没有热搜（哪怕来个辟谣）；
又有网传浦东封到4月5号，同样没有热搜（哪怕来个辟谣）………
想想之前西安疫情时，一个缺卫生巾的事情挂了多少天热搜、诞生了多少条阅读量破千万的博文。
西安作协主席那事儿，主导力量就是以澎湃新闻为首的上海帮媒体——注意，我不是说官老爷的恶劣言论不允许曝光和声讨，我怼的是双重标准。
再看看这两天登上热搜的都是些什么鬼畜新闻：吃咖啡品红酒、辉瑞2300/盒、电子狗背着大喇叭吧啦吧啦、上海年薪30万什么水平、上海大妈打麻将用蔬菜做筹码……
我想问问，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终身教授吴银根今天上午在发布会上说的：“新冠肺炎变异株感染病属湿毒疫，这是一种以湿和毒为最主要病因的疾病，用的方法是解热毒、化湿毒、祛瘀毒作为主要治疗的法则，在前一个阶段治疗当中发现用了中医中药以后，病人核酸转阴时间能缩短，症状控制时间例如发热比不用中药的也可以缩短，其他症状跟状态调整也是比较好的。中医中药在参与新冠肺炎治疗中取得了很多成绩。目前上海根据国家发布的第九版诊疗方案和地域特点，在定点医院迅速推广，开展救治，取得良好效果。”——这为什么上不了热搜？
打不开？点这里>>>
更有上海广播电台亲自下场制作的、结果评论区直接翻了车的“一位无症状感染者自述隔离生活”小vlog……
包括“上海房东排队4小时买菜送3租客”，搞这种热搜干嘛呢，以为上海老百姓都是傻子？被网上几条泪目滢滢的热搜就给哄骗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粉饰太平？
至于此前给吉林和上海两地做疫情数据报告时的两副面孔（一个加话题和数字海报并不控评，一个无话题无数字海报却控评）这等披萨动作，我只能感叹一句：资本的力量是磅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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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感叹，从晚清到民国再一直走到新中国七十余年时，始终受到上海地区高层重视和扶持的媒体行业，确实永远是中国最发达、战斗能力最强悍的地域。
还记得2020年1月底张文宏的“一线岗位党员先上”的表态吧，文汇报和观察者网（反帝不反修的观网也是上海的）后来的联合报道是这样写的：“张文宏的‘让党员先上’，经过上海媒体的视频报道，‘硬核主任’的形象一下子闻名海内外！”
当年韩市长主政时就曾大力帮扶沪媒，提出“上海纸媒如何摆脱恒隆广场的试衣间命运”的时代之问和“上海要努力在新媒体领域有所作为”的主题讲话，推动了沪上媒体的革新，确实走到了全国前沿。
随后，南方系的北上合流，使得澎湃新闻、界面新闻等上海媒体业的新角色随即崛起，大势不可逆。
澎湃新闻，各位是很熟了。
而这个界面新闻，也是由上海报业集团在2014年打造，是澎湃新闻的孪生兄弟，二者互动频繁、互借新闻素材和论点。
去年4月的二手烟事件（该事件界面实际是暗中支持港Du）以及前年向凉山墨茶泼脏水，已经让人见识界面新闻了。
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看一看界面新闻今年以来报道吉林疫情与上海疫情的数量对比，他一个上海本地媒体竟然更关心千里之外东北的疫情，属实让人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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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说“南方系”，但实事求是而言，自十八大之后、特别是自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之后，传统的南方系、广东系媒体矩阵已经倒塌了。
现在，到了要重视“上海系”的时候了。
就继续拿界面新闻来说，我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界面的创办人团队为《经济观察报》和《第一财经周刊》的何力、华威，主创团队囊括了《华尔街日报》、《财富》杂志、《21世纪经济报道》和《南方周末》、财新传媒成员。
可以去微博查看这条，深扒财新传媒
2014年9月22日，界面网站宣布公测上线，仅仅三天后，《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沈颢和总经理陈东阳被警方带走。
沈灏，1971年3月出生，历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编委；城市画报执行副主编、《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21世纪传媒公司总裁、《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
陈东阳，历任《南方日报》计财处会计员；《南方周末》财务部干部；《南方周末》广告部副经理；《南方周末》广告发行部副经理；《21世纪经济报道》运营总经理。
沈陈二人的倒台显然事先不可能不为南方系舆论集团内部知悉，这种时候，界面新闻和澎湃新闻这两颗蛋被火速孵化，显得就非常吊诡，这标志着南方系在融媒体时代作战模式的精进。
四个月之后，2015年1月25日， 所谓“自媒体联盟成立大会暨界面首次战略发布会”召开，界面自媒体联盟召集了两千个自媒体，号称将覆盖两亿受众人群。
再两个月后，2015年3月，界面新闻宣布将持续发力、每天更新三百篇商业报道，并声称界面已吸引了柳传志、任大炮、潘石屹等商界名人的关注互动。
背靠买办财团，以经济新闻导向作为发动政治进攻的幌子，这种新闻舆论思路极为隐蔽。
上海媒体的强大确实是业界公认的，这一点从业者心中了然。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就曾在上海召开，此前许多地方的官媒还会定期组织去上海学习（去的最多的就是河南报业集团，2008年5月在上海举办高级研修班、2015年12月又和上海文交所合作）。
但是，不禁想问：上海媒体的战斗力都用在了什么地方？粉饰己域+打压他地？
在一个普遍被民众戏谑“媒体水准低下、官方文宣能量不足、舆论阵地打不过西方帝国主义”的国度，出现这么一种霸王式的媒体强域，这似乎也是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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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看到，媒体的强大要么依托于行政层面的意识形态，要么依托于资本层面的金元喂养，无外乎这两种。
差不多百年前，同样是在长三角，蒋介石的法西斯新闻集团正是依靠其背后江浙财阀的权力触手而展开舆论阵地的反共攻势、亲美宣传。
蒋记国府表面是一个拥兵自重、主权独立的中央机器，但实质仍是为资本所控、为财权所掌的傀儡式代言人。
从早期的虞洽卿（荷兰银行买办）、陈光甫、钱新之，到后期的美帝国主义资本赞助，与其将蒋介石国府的统治看做政治机器，不如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视为一种典型性的「资本干预政治」或「资本操控权力」的蓝本。
因而，蒋府针对共产党的舆论战自然也是受到资助的结果。
1928年10月，蒋府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其中规定：“在必要时，国民党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蒋介石认为，当时全国报刊“言论正确的约占25％，失常的约占15％，其中以共党刊物最多。而其他刊物，如国家主义派占总数约5％，第三党、 社会民主党约占3％，国家社会党和无政府党各占3％ 。”
为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当局出台了大量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法规。
根据检索，从1927年到抗战前夕，这类法令法规主要有：《检查新闻条规》(1928年)、《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年1月10日)、《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1929年6月22日)、《出版条例原则》(1929年8月23日)、《出版法》(1930年3月17日)、《出版法施行细则》(1930年5月)、 《宣传品审查标准》(1932年11月24日)、《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1933年9月25日)、《党报及与党有关报纸审查标准》、《查禁反动刊物令》、 《新闻检查标准》(1933年1月19日)、《新闻禁载标准》(1933年10月5日)、《取缔不良小报暂行办法》(1933年10月25日)、《查禁普罗文艺密令》(1933年10月30日)、《新闻报纸在检查期间不服检查之处分办法》(1934年2月21日)、 《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4年6月9日)、《检查新闻办法大纲》(1934年8月9日)、《审查取缔大小日报标准》(1935年5月27日)、《取缔刊登军事新闻及广告暂行办法》(1935年6月10日)、《取缔发售业经查禁出版品办法》、《取缔印刷业规则》、《关于法院制裁新闻纸杂志社编辑人及发行人》、《民营广播无线电台暂行取缔规则》………
如一张铺天巨网，遮盖了蒋记国府控制下中国舆论界的哀鸿遍野。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宣称：“凡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便是反动宣传品；批评国民党便是危害民国；对其统治不满则是反动；这些文稿一律禁止出版。”
这一《标准》的颁布预示着注册登记制向审查制的发展倾向，也就加剧了蒋介石白色统治下的民国进一步的舆论专制化、新闻恐怖化。
想要体会眼下上海媒体群对本地疫情沦陷的舆论庇护，也可以从当年蒋介石治下对“不抗日政策”、“东北国土丧失”的报道得以体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为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下达以及对国际联盟的幼稚期盼，导致了东北三省的完全丢失。
后世对那一时期的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申报》和《大公报》上，很少有人对国民党党报系统的有关注。
比如《中央日报》，因为是国民党党报系统中的最高报纸，其对 “九一八事变 的报道是认识蒋府“国联外交 ”下国民党宣传战线机能的一个切口。
这一时期的《中央日报》正处在从传统的国民党党报管理体制向社长制、企业化管理体制转型的历史出发点，处在党报转型与民族危机的十字路口，围绕九一八事变 的新闻报道与相关言论其实研究意义重大，《中央日报》充分体现了蒋府“不抗日”的本色和舆论管控的特色。
九一八事变之前，当时的《中央日报》总编辑为赖琏，此人在主编《京报》期间曾因批评蒋介石的政策而受到蒋府打压，但由于背靠胡汉民，赖琏还是在《中央日报》谋得高职。
然而“汤山事件”让蒋胡争端白热化，赖琏提出辞职未果，便从此陷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办报心态。
适逢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央日报》也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了蒋介石集团向全国发送反动思潮、怯日情绪、崇美媚洋的工具。
事变后不久，《中央日报》遵蒋介石旨意，宣称“责任及赔偿由国联指定”，对国联的外交充满信心和期待。
当国联做出了要求日本撤兵的决议时，《中央日报》立刻欢欣鼓舞地撰文：“中国的大胜利！”
然而，国联的两次撤兵决议均被日本人破坏，更不用提此后伪满洲国的拔地而起，和日本由于伪满洲国不被国联承认而直接退出国联的闹剧，直接如巴掌一般扇在了蒋介石和《中央日报》的脸上。
此后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仅国民党中宣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家通令查禁的书刊，就达656种。
1938年11月2日，国民党中央作出《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决议》， 借口“战时需要”、“齐一思想”，要求在全国实行“战时出版管制”。
从1939年4月1日起，所有出版书刊，“未经原稿审查者，概予依法取缔”；同月，蒋介石亲下手谕给国民党中宣部和军事委员会，布置加强新闻的审查工作。
据统计，从1941年至1945年间，有关临时性指示就达200余种，多数为镇压要求蒋府加大抗日力度、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声音……
跋
“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党性原则不仅要讲，而且要理直气壮讲，不能躲躲闪闪、扭扭捏捏。”
“2006年，我在浙江工作时，对浙江省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十二个字的要求，即‘为党为民、激浊扬清、贵耳重目’，其中就把为党为民放在第一位来强调。”
“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必须抓在党的手里，必须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
申鹏：上海，“红与白”的斗争
作者：申鹏 发布时间：2022-04-09来源：平原公子
很多人都说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国际化”的城市。
很多人印象中的上海总是外滩、法租界、百乐门、大世界、十里洋场，总是旧时代电影中的那些“西洋元素”，总是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蒋介石这些所谓的“江湖大佬”。
实际上，今天你去上海外滩中心位置，看看那尊雕塑是谁?那是共产党人、革命家陈毅同志，写下“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陈毅，他还是新中国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那个广场，就叫“陈毅广场”。
今天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是一幢沿街砖木结构一底一楼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坐北朝南。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7月30日在楼下客厅举行。党，就是从这里诞生的。
教员最初从事党的工作，也是在上海，1920年5月，他来到环龙路2号老渔阳里，来见陈独秀，这个地方，曾经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
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教员正式上班的地方，那时候教员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除了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外，同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委、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主任，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还是黄埔军校上海考区的主考官。下图是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在孙中山寓所合影。后排左二为教员同志。
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原为蔡和森与向警予的住所，在杨开慧带着母亲、孩子来与教员团聚后，蔡和森与向警予就搬到楼上，把一楼房间让出来，作为教员一家的卧房。
大革命期间，上海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并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英勇战斗，共歼敌5000余人，缴获5000多枪支等大量武器弹药，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第一次“解放了上海”。
但此后不久，大革命就遭遇了至暗时刻。
4月11日当晚，蒋指使杜月笙诱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12日凌晨，被蒋介石收买的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向分驻各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随后，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借口调解“工人内讧”，强行解除20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屠杀，群众死百余人，伤无数。此后，蒋介石继续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三天，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蒋介石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进步群众、工人、学生被屠杀，上海迎来白色恐怖，长期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早期党的领导人先后牺牲......当时在上海滩，反动派抓住穿西服、口袋插钢笔的，就当作共产党肆意杀害。
上海，本就是蒋介石的“福地”，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里炒股投机、逛花街柳巷的，也是在这里结交青帮黑社会，给黄金荣磕头叫师父的。在上海反共的关键时刻，蒋介石“与当地闻人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等深相结纳，请其协助”。上海帮会决定投靠国民党，他们召集旧部，建立武装力量，决定必要时对纠察队“施展铁腕”，“一举加以解决”。上海工人领袖王寿华，就是被杜月笙杀害的，直接进攻工人纠察队的，也是杜月笙的势力。
其实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蒋介石就派人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日本代表、美国领事、江浙财阀、青帮领袖.....共谋反共。日本、美国给了蒋介石政治和军事支持，江浙资产阶级给了蒋介石经济援助，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了300万元，并且宣称：“要多少，有多少”。
上海，从此也成为了蒋介石等买办统治者的大本营，他在这里和日本谈和，勾结美帝国主义，结交江浙财阀、上海资本家、青帮黑社会，一手打造他的“买办帝国”，这个时期的上海，是“白色”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政府的“清党”和“反共大屠杀”，不但导致了国共决裂，还事实上清除了自己38万基层党员，国民党基层党组织被彻底破坏，基层重回地主乡绅手中，国民党退化为给地主、买办看家护院的“打手”，这时候就更不能称之为“资产阶级”政党了，实际上，国民党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迫害也是相当严重的，甚至逼得很多民族企业破产。
《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然而，上海商人和银行家还须酬劳蒋介石。4 月25日，他们再给蒋介石700 万元。但是，这笔款项仅仅提起了蒋介石的财政胃口，因为他的军费每月约达2000万元。他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50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30万元;先施公司捐款25万元。当资本家回避时，蒋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吓、敲诈，甚至绑架的手段。欧文·查普曼报道，“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翁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
但在上海，红色和白色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党中央撤离上海之后，地下党组织一直在“白区”、在敌人的心腹地带坚持战斗，他们获取情报、消灭叛徒、营救同志，从抗战到解放战争，他们从未放弃，直到迎来曙光。
1949年5月1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起了解放上海的战役，5月27日，第三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第51、第37军和5个交警总队全部及第123、第21、第12、第75、第52军大部，共15.3万余人;缴获各种炮1370门，坦克、装甲车119辆，汽车1161辆，舰艇11艘，只用了16天时间，上海完全解放。
我们的部队在解放上海后，不扰民，不入宅;辎重、伙房不入市区，战士们用钢盔盛饭就餐;不受馈赠，不取公物等等!5月25日当天，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时，夜间解放军战士们就在马路边休息。
清晨，上海市民推开窗户，看到了满大街的解放军和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他们见到了史书上描绘过的”王者之师“，有人感叹：”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就蹲在马路边上吃饭，百姓就给我们碗里面倒饭还倒菜，当然我们不肯啦，不愿意，大家就跑啊逃啊，四下里逃，大妈们就四下里追我们，一个追一个逃........”
“当时我记得有一位大妈，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很生气她说：‘我真没有看到像你们这样的部队’”。
虽然上海解放了，但上海“红与白”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建国初期，资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曾经有一次“正面对决”，这就是著名的“银元战争”和“两白一黑战争。”
上海解放后，一些留在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势力利用新生政权面临的种种困难，通过贩卖“黄”(黄金)、“绿”(美钞)、“白”(银元)扰乱金融市场，阻止人民币进入上海。
当时上海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销售的商品也是公然用银元标价，不收人民币，以至于人民币早晨从人民银行发出，当天晚上就如数回到了人民银行。他们公开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人民币则进不了上海。”
“银元之战”中，人民政府直接查封上海证券交易大楼，逮捕投机资本家，抄没黄金(含金饰)3642 两，银元 3.97 多万枚，美元 6.27 多万元，人民币 1545 多万元，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各类囤积的商品折价人民币 3553 多万元，还收缴美式手枪 2 支。“银元之战”大获全胜，沉重打击了上海的金融投机活动，也使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1949年10月15日从上海、天津开始，接着波及华中、西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全国性物价波动，这是投机资本兴风作浪，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共产党的一次大的较量。
1949年底至1950年初，中共首先从浙江、江苏、山东、江西、湖南等粮、棉产区，调集大量粮食和棉花到上海和苏南各大中城市。经过大量的物资准备后，在“两白一黑”物价被投机商抬高到一定高度时，上海与全国主要大城市一起，大量抛售纱布、粮食、煤炭等重要物资，边抛售边降价，迫使投机商赶快出货，政府又适时低价进行收购。这一下，投机商惨重失败，血本无归。
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就止住了物价上涨势头，稳定了市场，并给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歼灭性的打击。事后，上海的资本家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比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更懂“经济”，在后来的“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也证明自己比资产阶级更擅长集中资本、突击攻坚、实现工业化......
今天，“红与白”的斗争，依然没有停止，《觉醒年代》电视剧中陈独秀有段台词讲得很好——“世界今后的大流倘若没有止境，那么保守派和革新派的斗争，也便没有止期”。世界是变化发展的，斗争是没有止境的。
我写这么多，是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真正的历史传承。
上海的近代化虽然起于清末的列强入侵、租界、通商口岸，但人民的上海，来自于党和人民的斗争!上海真正的自由，不是来自于1843年，而是来自于1921年和1949年。
上海的血管里，流动的不只是“洋气”、“摩登”、“精致”、“财富”，还有那一缕公平、正义、天下大同的鲜红。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去龙华烈士陵园看一看。
张宏良：中国又轮回到了上海滩时代
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22-04-05来源：民族复兴网
看了下面上海这两个贫富极端悬殊的视频，就会明白为什么99%的中国人民会怀念毛泽东，会认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视频中这对老年父母就解决不了儿子人到中年仍然娶不起媳妇的问题，只有毛主席的路线才能解决这个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才能解决这个家庭一年收入加起来也买不起富人超市一瓶酒的问题。
上海富人区超市中远远超过纽约和东京的食品价格令人晕眩，上海穷人的极端贫困更是令人不堪目睹。一家4口挤在19平米的小房间里，两个人过中年的儿子因买不起房而只能挤在家中。这一家四口人有三个在工作，本应该颐养天年的六七十岁老人还同时在打三份工，按道理来讲负担并不重，为什么会穷到这个程度，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买不起？相比之下，武大郎一个半残废只打一份工，都能够拥有一座带前庭后院的两层小楼？他们一家三个人工作，并且老爹一人打三份工，比武大郎创造的财富大多了，他们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
现代社会越发展，一个劳动力创造的财富就越是大于一个劳动力消费的财富，越是富裕地区这个差额就越大，劳动者就应该越富裕。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劳动力的财富差额最大，劳动者应该最富有，至少应该超过武大郎。可现实却是一家4口三个劳动力老人还打三份工，却买不起一套最简陋的住房，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朝代都说不过去，何况是号称“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最富有的上海。
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人的工资由三个部分所组成，第一是能够养活自己的费用，第二是能够养活家庭的费用，第三是用来学习和提高自己知识和技能的费用。这三个部分就是劳动力的买卖价格，就是工资能够达到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这一家三个劳动力的任何一个人的工资都包含购买一套房子的费用。而如今这三个人的工资加起来都买不起一套房子，可见中国劳动者拿到的工资连他实际工资的1/10都不到，否则不可能三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买不起一套房子。
那么中国劳动者绝大部分工资都哪去了？请问他们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上海富人区超市中超越世界最发达国家的食品价格，准确回答了人们这个问题。中国劳动者绝大部分应得的收入，都被1%的富人通过权钱结合的方式强行夺走了。正是由于这些富人的财富是白白夺来的，而不是凭借个人能力无论是经营能力还是演艺等特殊能力挣来的，所以他们才会花成百上千倍乃至上万倍的价格，去买普通商店里就能买到的一件普通商品。是古今中外包括当今世界西方富豪中绝无仅有的现象。比尔盖茨、巴菲特不会干这种事情，西门庆也不会干这种事情，否则他们永远不会成为富豪，而只有当今中国富豪会干这种事情。就是因为他们的财富不是像比尔盖茨、巴菲特和西门庆那样，是通过正常经营剥削来的，而是白白掠夺老百姓财产的结果。
北大那位依靠“权钱学”相结合而成为亿万富豪的教授总是说什么“中国人仇富”。其实这位富豪学者完全是跟着他的主子学坏了，把做学问变成了编造谎言。实际上中国人并不仇富而是仇穷，并且极端地仇穷，几乎把所有贬义词都送给了穷人，诸如穷鬼、穷寇、穷酸、穷凶极恶、人穷志短等等，总之，凡是和穷字相联系的词语，几乎都是用来骂人的贬义词。相反，中国老百姓对富人却是全世界最宽容的，总是把富人和官人看成是好人，古往今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在歌颂富人和官人，连唯一描写穷人造反的《水浒传》，都把富人歌颂为是最有本事最讲道义的人。
可是中国穷人对富人的宽容，并没有换来富人对穷人的仁慈，而是造成了中国富人对穷人越来越没有底线的极端剥削和压迫。就是因为毛主席领导穷人闹革命让穷人仅仅过了三十年好日子，富人就用尽了千百年来最强烈的仇恨和最残暴的迫害来报复穷人，把穷人逼到了在生活上牛马不如，在人格上猪狗不如的极端地步。可以说今天中国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和压迫，超过了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富人对穷人的残暴程度，城市的“996”和农村的“铁链女”，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每经过一场革命，富人就会对穷人好一些，社会就会进步一些，就像格瓦拉所说的那样：“我们走后，他们会来给你们建学校建医院，这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慈善了，而是因为我们来过。”而唯独中国革命来过之后，精英阶级不仅没有对人民大众做出让步，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其它所有国家的革命都是暴力革命，暴力清算，让精英阶级尝到了暴力轮回的苦头，为了避免下一次暴力轮回更加惨烈，所以才会在革命之后做出让步，对老百姓比以往要好一些。
而中国革命由于毛主席在进行思想革命的崭新探索，要用文化革命取代暴力革命成为未来革命的主要形式，所以中国革命便采取了和平手段，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通过和平改造完成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转变思想的和平改造，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暴力清算，精英集团也没有形成对暴力轮回的历史恐惧感，所以才会没有顾忌，没有底线，把该拿走的和不该拿走的全都拿走了。这就是中国穷人最根本的历史教训。
2022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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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海各级领导干部：请挺身而出，为基层分忧，为百姓解难！
2022-04-06来源：上观新闻
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基层分忧，为百姓解难》。
上海疫情，正处在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的关键时期。
这是一个必须尽锐出战、以快制快的时刻，是必须事不过夜、兵贵神速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尤其需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挺身而出，拿出特殊的担当和劲头，展现特殊的状态和作风。
紧要关头，最是考验担当本色，最能看出为民情怀。中央指示上海要态度坚决果断，行动迅速有力，加紧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市委要求我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迎难而上、克难攻坚，坚决打赢这场大仗硬仗；市民群众普遍盼望尽快遏制疫情，早日回归正常生产生活。落实好中央和市委的部署与要求，回应好市民的希望与期盼，都要靠各级领导干部勇于担当、善于作为，身先士卒、以上率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愈是艰难时刻，愈是要强化这样的宗旨意识，愈是要须臾不忘群众观点，将人民的心声与期待视作切实的鞭策。
这段时间，许多市民的生活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不少市民对防控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批评。对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来说，从群众的呼声中查找短板、检视不足，在善意的批评中吸取教训、努力改进，是一种应有的态度，也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过程。
广大市民在默默承受着生活不便的同时，依然尽着最大努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一起守护着这座城市。无数基层一线同志抛下小家，日夜坚守；无数普通市民用自己的奉献、参与和配合，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对于防疫工作的努力，市民也看在眼里；对于许多顺应民心、温暖人心的改进提升，人们从来不会吝惜自己的点赞和掌声。
所有人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好。看到这些，想到这些，我们没有理由不更勇敢地担起责任，没有理由不尽最大的努力为群众纾困解难，没有理由再作任何的推诿、拖延、躲闪。
这段时间，在上海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广大基层干部和一线工作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承担着繁重的防疫任务，更要努力化解群众的焦虑甚至怨气。他们直面着一线的矛盾和问题，被当过“出气筒”“解压阀”，感受过身心俱疲。
对于基层一线的工作，市委领导多次给予高度肯定，并部署了对基层的力量支援工作。对基层一线的同志，我们要由衷致敬，更要切实尊重、切实呵护，不能辜负他们的艰辛付出，更不能让他们流汗又流泪。
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切切实实担当有为，切切实实为基层减负、为基层分忧、为基层增能。我们要为基层干部打气，要鼓励他们一起咬紧牙关、坚持再坚持。这种打气鼓劲，必须付诸于行动之中，体现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尽责尽力、主动作为、跨前一步上。
在这样的时刻，必须真真切切地倾听并重视基层的意见和心声，并用有力有效的行动予以回应。很多环节，组织协调可以更高效，工作流程可以更优化，释放给基层的信息必须更及时更透明，给予基层的支撑必须更有力。
在许多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上，上级部门和领导干部必须围着基层转、围着一线转，必须想方设法解决基层的关切，尽力让基层干部在群众面前不做“难人”，帮助基层干部赢得更多群众的理解支持。
基层的信心，就来自于上上下下的信任和支持。有了这些，就有“上下同心”的基础，就能凝聚起人人参与配合、众志成城抗疫的强大合力，就有了打赢这场大仗硬仗的底气。
疫情日增破万，上海华师大还有心给留学生过生日聚会
降魔杖 · 2022-04-09 · 来源：王母娘娘
祖先也曾教导我们要以夷制夷，恩威并施。而不是自轻自贱，自取其辱。
上海当下病列日增破万，这应该是所有国人都知晓的事实。让我想不到，估计大家也不会想到的一件事竟然会发生。就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中心的老师们不惜冒着违反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的风险，也要自发组织为留学生过生日。虽然学校因为疫情实行了严格的网格化封闭管理，但是也挡不住部分跪族对外国友人那颗关怀滚烫的心。
考虑周全的老师们在生日活动中为留学生准备了各种饮品和零食，就连包装袋也是他们亲手用牛皮纸自制而成。纯手工打造，让你不得不服对国外友人真的很上心。袋里装满饼干、咖啡条、糖果等，袋子上还有老师们亲手写上的学生名字和生日祝福语。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连祝福语都要亲自带笔，可见对外国友人的良苦用心简直让人妒忌。
别说在全城网格化封闭管理的特殊时斯，就是在平时也不知道我们国内的学生有没有享受过老师给的如此待遇。校方虽然在4月8日就此事做了说明和道歉，但是我总觉得心里有点膈应得慌，总想说两句。
说起崇洋这件事，在中国也是有渊源的，这能追溯到民国时期。民国时一群喝过洋墨水的所谓“大师”回来后，从此就做起了国外洋人的精神跪族。看自己的东西那样都不顺眼，全是糟粕。但凡是国外的都是先进的，都是好的，都是对的。反正不管是白人的还是黑人的，只要是外国洋人的不是自己的就对。
在这一伙人的不断鼓吹聒噪下，民国从上到下开始彻底从精神上匍匐在洋人脚下，从此一跪不起。民国时期的官僚文人也直接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洋人家，然后过去养老定居比比皆是。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主席带领全国人民，又重新挺起了脊梁骨，不再自轻自贱仰视外国人，过上了一段正常的短暂时期。
后来，人们的思想又回到了过去，接着几十年的灌输认知：我们比外国落后几百年，那怕倭岛国也比我们要先进上100年，我们这里不如外国人，那里不如外国人，连它们家的月亮都比我们的要圆，在如此绝望的精神落差下大部分人心里定格成：“我比洋大人落后，比洋大人差，我什么都不如国外的洋大人，只要提到中国的一切就会自然的想到糟粕和落后二字。”这种思想根深蒂固，这种软骨病的跪族思想直接影响了好几代人
有时他们也会疑惑，如果说自己不比外国人差，自己甚至比国外洋人还优秀，那为什么洋大人在国内处处都比自己要高人一等呢？通过身边各种大大小小事情长年累月的耳浸目染，慢慢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比他们差，自己就是不如他们。因为洋大人在国内处处都会像祖宗一样被贡起来，洋大人能享受到超常规待遇，优越感十足。如果自己比得上国外洋大人又何至于此？还记得曾经某高校的外国留学生在澡堂多次进入女生更衣室，最后因为他们不懂中文而免受处罚一事。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在这种大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你让他不崇洋媚外都难。因为他们从小思想就被带歪了。自己不如外国人潜意识已经刻进了他们的骨子里，谁不向往优秀，比自己强的人呢？崇洋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为啥毛主席时期连一个普通的黎民百姓都会轻蔑地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呢，因为社会大风气就是如此，从上到下都是把美国当纸老虎。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不卑不亢，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祖先也曾教导我们要以夷制夷，恩威并施。而不是自轻自贱，自取其辱。如果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也别妄想别人会把你当回事，放低身段换来的交往不但得不到别人尊重，还会让对方从心底看不起你。
或许有的人会说，不就为外国留学生过一个生日嘛，用不着上岗上线。其实你错了，这是原则上的事，必须认真严肃对待。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任何贪污腐败往往是从搞特殊化开始。自贱者，人恒贱之。自信者，人恒信之。鲁圣已矣，国人自重。
是谁篡改了中国人的抗疫记忆？上海破案了
青云札记 · 2022-04-06 · 来源：青云读历史
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旧社会能变成新社会，新社会也能变成旧社会，如果没有继续革命的思想，推翻黄四郎的人会成为新的黄四郎，那么新社会和旧社会其实是一样的。如今，又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在于大多数人的觉醒和斗争。
如果做一个中国的抗疫靠什么取得胜利的问卷调查，估计很多人会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尽管国务院的抗疫白皮书里面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媒体的舆论导向却一直在淡化中医药的贡献，以至于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相信中医药才是抗疫的中流砥柱。
每当撰写关于中医药贡献的文章，后台都会有很多网友留言表示质疑，他们的想法是，既然中医这么厉害，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不用中医药抗疫呢？其实原因很简单，现在的世界医疗体系是被西方的医药产业集团控制的，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医药赚钱而不是治病，中医药这么有效，如果用了还怎么发财？
自从西医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就诞生了因病致贫这一现象。一场大病就能让一个人倾家荡产，一生辛苦的劳动所得朝夕之间被搜刮一空。这些巨额利润又形成了资本优势，可以让西医药集团渗透进媒体和教育体系中，让整个社会接受了疾病不可治愈只能终身服药的理念。
中医面对西方的医药产业集团的围剿，为什么毫无抵抗之力呢？因为中医是为了治病不是为了赚钱，这就注定了中医只能养家糊口，不可能形成资本势力。如果中医想赚钱，就得学习西医，能治好的不治好，能快治的慢治，但是这样就等于自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
西方的医药产业集团财大气粗，可以用资本的力量给全世界洗脑，接受西医治不了病，但是中医没有资本力量给全世界洗脑，如果不能治病就会万人唾弃。这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人们能够接受西医治不好病，但是不能接受中医治不好病，又是典型的西方的双重标准。
西方的医药产业集团利用自己的财力和话语权掌握了整个医疗体系的标准，中医都要被迫接受西医化改造，甚至要想获得行医许可证，都要通过西医制定的标准才行，这就成了披着中医外皮的西医。因为西医化所以治不好病，这个恶名最终却要中医来背。
这让中医越来越衰弱，给大众的印象也越来越坏，而这正是西方的医药产业集团希望达到的结果。在疫情防控中我们的封城隔离戴口罩做核酸，这些措施起到的作用只能是发现病人，却不能治好病人，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常识。那么病人被发现之后是怎么治好而且还要几乎零死亡呢？肯定不是用西方的方法，因为单单一个美国就已经死了上百万了。
原因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中医药治好了这些病人，而且写入了国务院的抗疫白皮书。但是为什么很少有人认同甚至都很少有人知道中医药是特效药这个事情呢？因为媒体不报道或者少报道，而且不停制造热点事件转移人们对中医药的关注，西方的医药产业集团有的是钱，可以买无数个热搜。
西方的医药产业集团没胆子治病，但是利用治病之名敛财的胆子还是有的，而且很大。中国有多少人是西方的医药产业集团这条利益链上的附庸呢？就看他是不是对中国的成功经验视而不见，言必称西方香港新加坡。无视成功的经验，学习失败的经验，是他们一致的特征。
他们最善于发明各种新名词，防传染、防重症、防死亡、加强针、序贯针，因为不管用，所以才继续，继续了还不管用那么就再继续，这就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科学和专业。他们可能对“专业”这个词有误解，社会管理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不是一个临床医生的“专业”能够应对的，那正是“政府的专业”，甚至是“政治的专业”。
几个闭门自大的“医生”，不认真投入自己的救死扶伤专业，不反思它们的盲目胡搞，造成上海疫情失控波及全国混乱和由此带来的严重次生灾害，他们肆意改变“无症状”认定标准，放任它们所谓的“无症状患者”居家，造成武汉初期一样的大面积社区传播。
即便按它们私自定的“有症状”标准，此时大量的社区感染者已聚集医院检查，大量的高烧不退患者占用医院病房，大量的感染者“已经得不到仪器检查”的机会，只能在家硬抗，根本不知道有多少是它们所谓的“无症状”，还有大量的有其他病患的感染者可能面临生命威胁，不就是想掩盖它们无法控制“转确诊”“转重率”和根本不会前期治疗的无能吗？
他们说清零太困难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这些困难难道不是他们人为制造出来的吗？怎么可以拿来当作躺平的理由？他们到底是在搞医学还是在一心想着架空政府垄断社会管理权？我们不能不让他们翻译翻译，什么叫专业？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专业？
抗疫白皮书里面总结的成功经验里就有精准防控，哪里用得着再发明另一套？抗疫全国一盘棋，国家有统一的指导方针和实施方案，任何地方都不能凌驾于中央之上，必须严格按照中央的既定政策执行，这是做到两个维护的必然之举。但是有些人就是心怀叵测地搞一些莫名其妙的创新，让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危险之中。
这些人做坏事也不是不害怕遭到人民的清算，所以他们要借助人民信任的组织来做坏事。党员不是说入了党就是党员了，思想上入党才是真入党，有多少人是当着党员做着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事？有多少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低级红高级黑？
大家都说是在抗疫，有人在用先进的体制消灭病毒，有人在用先进的体制扩散病毒，有些人打扮成麻匪，真麻匪怎么消灭病毒，假麻匪就怎么投放病毒，让真麻匪疲于应付，让老百姓身心疲惫，通过人为制造各种困难让老百姓逐渐对真麻匪的动态清零失去耐心。
什么叫阳奉阴违？看看上图中阴戳戳的提示，这就叫阳奉阴违。阴谋没有得逞，被迫走到正确的抗疫抗疫路线上来，但是口服心不服，还要顺带搞点小动作恶心人。不想尽办法给抗疫添点堵，他们心里就不痛快。
他们捞钱我们不拦着，但是你赚了钱得真给国家人民办实事才行吧？如果只想着捞钱不想着办事，甚至还想着怎么制造点事出来以便更好地捞钱，良心何在？这样的人就不该占据那么多重要的岗位，不清理不足以平民愤。
到底是学习汪精卫，彻底躺平不抵抗与病毒共存，还是学习蒋介石，故意让疫情不停反复掏空医保大发战争财？亦或是学习毛主席为了人民彻底斩断制造和扩散疫情的黑手，让疫情从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人在做，天在看，哪些人选择了哪条路，人民看得很清楚。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伟人曾经说过，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那时候很多人不相信。在迎接新世界的那一刻，所有善良的人都对美好的未来充满憧憬，只有伟人还感到深深的忧患，他希望人们继续进行自我革命，不要推翻了黄四郎再成为新的黄四郎。
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旧社会能变成新社会，新社会也能变成旧社会，如果没有继续革命的思想，推翻黄四郎的人会成为新的黄四郎，那么新社会和旧社会其实是一样的。如今，又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在于大多数人的觉醒和斗争。
姚树洁：中央为啥下定了决心“清零”？
姚树洁2022-04-07云阿云智库•上海抗疫战争专题
（一）4月4日是国务院督导组、全国3.8万白衣战士迅速入住上海，进行一次超大规模城市新冠肺炎病毒歼灭战的重大战役。一夜之间，全国最繁华，城市经济体量超4万亿的超大城市2600万人，全部顿足在家，街道从没有过的寂静，一种说不出的惶恐，油然而生。先不说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如何解决，仅就24小时之内做完核酸检测这件事，就看得出中国体制的强大及效力，足以震惊全球。老百姓无怨无悔配合政府的清零行动，更是体现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意志之坚强、步调之一致，在中国大陆以外，再也找不出这样惊天的案例。
（二）一个如此大的城市，每封闭一天的经济损失，老百姓的精神损失，都是巨大的。网上有两股力量和声音，一股坚决认为全球病毒蔓延，中国不能独善其身，必须放开与病毒共存亡。上海这一次疫情蔓延，估计也是与这一思潮有关，才导致局面失控。另一股力量认为，在不明确放开所能造成的最大损失以前，必须持续坚守动态清零。到目前为止，我还属于后一种态度。
（三）那么，为什么中央要集中力量帮助上海进行大规模的清零行动呢？为什么网上许多人还无法理解呢？那是因为，主张与病毒共存的人，一是低估了国家战胜病毒的能力，二是他们只看到清零的巨大经济损失和个人自由损失，没有很好思考不清零的最恶劣后果。
（四）我今天就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例来说明不清零的起码代价吧。香港本次疫情几乎是想“躺平”，模仿英美欧，争取与病毒共存亡的。但是，冷冰冰的要命数字是这样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30万人，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感染率4%，感染死亡率2.67%。同时，感染和死亡人数在大陆医生大力支持之下还在膨胀，如果继续躺平，最终的要害数据还要更加恐怖。
（五）比起美国、英国、西部欧洲其它国家，香港已经算不太糟糕了的。但，我就以香港的统计数据作为样本推断到中国大陆14亿人这个总体吧。按照4%的感染率，大陆很快就会有0.56亿人感染，按照2.67%的感染死亡率，需要死亡150万人作为代价。如果按照美国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这两个扩展了的可能数字（7亿人感染、450万死亡）将足以动摇中国的根基。
（六）按照香港“半躺平”还不是英美“全躺平”的模式抗疫，中国不仅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感染和死亡代价，经济后果还必将比动态清零的代价更高。这就是目前中央必须下定决心坚持清零的政治思考。在中国，政治就是生命，政治就是安全，政治就是体现党的领导的动力、信心和能力，政治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
（七）那么，为什么还有许多人不明白清零的动机呢？还有一种原因，那就是美国、英国、西欧、香港、韩国人能做的，大陆为什么不能做呢？这个问题看似幼稚，但也不难理解。因是他们并不知道上述国家和地区并不具备中国大陆能够清零的体制优势、人民意志和社会经济保障能力。这些国家和地区想清零是白日做梦，所以，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是唯一的选择。中国不一样，清零和共存是两个都可以做出的选择，中国有能力可以选择清零这个比共存的政治、经济、社会代价更低的路径。
（八）只有坚定的信念，才能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而人民的生命健康是压倒一切的最大动机和动力，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何在？中国与西方自由主义又有何区别可言？
岑少宇：防疫的科学背后，处处绕不开政治
岑少宇2022-04-08来源：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岑少宇】
随着奥密克戎成为新冠主要流行毒株，越来越多的国家放松了管控措施，而最近疫情在国内的发展，也使许多人切身体验了管控措施带来的不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出现了许多关于“共存”与“清零”、“科学”与“政治”的讨论，两段对防疫专业人士的采访录音广泛传播，更是引爆舆论。
一些科普人士和防疫工作者主张“新冠等于大号流感”，面对奥密克戎可以很快“共存”甚至“躺平”，或者面对困难就完全倒向“居家隔离”……
这类言论在网上确实得到了不少支持的声音。质疑封控政策的人，有些是确实因物资供应不足，或经济压力、其他心理压力而焦虑；有些是全家都打了加强针，觉得“共存”风险很小；有些是在防疫中感到挫败；有些是真的担心与国际脱节，背上额外的负担……但也不排除某些伪科普人士故意炒作舆论，甚至被怀疑是“网军”。
疫情蔓延之时，焦虑的人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或试图寻求不同的解决办法，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仔细分析现实，目前的条件还不足以让中国社会主动与病毒“共存”。
1
奥密克戎的危害依然需要重视
尽管奥密克戎的致病性、致死性都弱于先前的主要流行毒株，但我们在评估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奥密克戎传播迅速，感染人数大，即使致死率低，造成的死亡总数未必少，甚至与之前毒性更强的毒株比差别都不大。用“大号流感”来形容，并不恰当。
有些国家不同波次间对比明显。比如英国在2021年初时应对不力，每日新冠造成的死亡数最高超过了18人/百万人口，而奥密克戎侵袭时，最高为4人/百万人口左右。
但在有些国家差别就不大。比如“持续拉胯”的美国在2021年初时，每日新冠造成的死亡数最高约10人/百万人口，而奥密克戎侵袭时，最高接近8人/百万人口，下降并不多。
至于德尔塔，肆虐的时间如果大致认为在2021年8到10月间，从曲线图可以看出，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每百万人口致死数均不如奥密克戎。
如果现在中国就主动放松管控，可能会导致大量人口感染，考虑到人口基数大，因新冠死亡的绝对数不会少。
第二，不能简单地套用海外数据。
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先前更为致命的多种毒株都已经广泛流行，造成大量死亡。其中很多老人、有基础疾病的患者，甚至一些对新冠病毒反应剧烈（比如形成“免疫风暴”）的年轻人，如果遭遇的是奥密克戎，也有可能不幸去世。因此，先前毒株的流行，相当于“拉低”了海外的奥密克戎致病、致死数据。
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还没有遭遇过新冠病毒的大规模侵袭，面对奥密克戎时自然就不存在这样的“拉低”效应，很可能会蒙受相对更大的生命损失。
新西兰之前的防疫工作也比较好，没有遭遇大规模侵袭，但奥密克戎登陆后，新冠造成的死亡数明显增加。而在3月23日宣布取消多项防疫措施后，死亡数进一步攀升，每百万人口中每日新冠造成的死亡数已经超过英国一大截，逼近英国在奥密克戎疫情中的峰值。新西兰位于南半球，之后天气将更为寒冷，这一数据很可能继续增长。
第三，也不能简单套用国内数据。
国内现有的数据，是在感染者都能得到全力救治的情况下实现的，各地一般都尽最大努力避免出现重症和死亡病例。
诚然，在“共存”后绝大多数的奥密克戎感染者自始至终都将是轻症，和现在也没什么不同，完全不需要救治。但总有小部分人会发展为肺炎，其中又有极小部分人发展为重症。当患者总数增加后，未必保证能够获得与现在一样的医疗条件，从而造成死亡率上升。
除了医疗资源因病例增加而出现紧张外，甚至还有必要考虑到，比起现在的情况，“共存”状态下各方面对新冠重视度可能下降，这也会影响新冠患者所能获得的医疗资源。
第四，中国目前全程疫苗接种在全球范围内位居前列，但依然有明显的短板。
中国民众对疫苗的接受度更高，“疫苗阴谋论”“疫苗有害论”没有在社会上大肆流行，因此全程接种率已经超过美、英、法等发达国家。
但可能由于中国疫情防控较好，相当一部分民众没有紧迫感，加强针的接种率反而落后于不少国家，而对奥密克戎侵袭下的重症保护来说，加强针也是相当重要的。
中国老年人的接种率更不容乐观。今年3月4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医师余文周表示，6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较低，不足40%；另外，有11个省份的老年人基础免疫的接种率小于等于80%。这些老年人数据都低于全国总体水平。
最近香港的研究表明，当地奥密克戎疫情85.5%的住院病例和95.8%死亡病例来自于60岁以上老年人，而大约90%的死者没有完整接种过两针疫苗。
对于完全接种还打过加强针的年轻人而言，这类信息或许有助于在感染新冠时缓解焦虑，毕竟焦躁不安的心态也不利于自愈。但显然不能只从这方面看问题，新冠对未完全接种的老年人，还是有很大的现实威胁。
探讨新冠疫情要尊重科学，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能不顾科学蛮干。但引用科学研究的结论，要注意研究本身的背景条件，不能简单地套用数据，也不能片面引用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数据。最近舆论上的讨论非常热闹，不管持什么立场的人，很多都在用别国数据来为自己背书，却往往不交代数据获得的时间、各国的背景，这本身就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
有些人或许只是缺乏科学精神，但也不能排除有些人故意利用许多民众相信科学却不懂科学的特点，蓄意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大做文章，煽动舆论。
2
抗疫不只是科学，首先是政治
有两个最近很常见的说法是“要讲科学，不要政治化”，“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然而，防疫的重中之重恰恰是政治决策。科学只能负责提供其“专业”范围内的参考信息，政治的“专业”决策理当由政治家来做。
对于社会而言，即使有少部分人能从疫情防控中获利，总体来看还是一件不得不考虑如何分担损失的事。亲人不幸亡故是损失，封城经济停摆是损失，“共存”后商业万一不景气也是损失，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考虑让哪些人承担多少损失，这显然不是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不同社会对死亡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生命的价值是否能够衡量，该如何衡量，也是政治问题。
英国目前每天新增的因新冠死亡人数为150左右，每百万人口为2.34，大部分人及其亲友确实都不会感受到直接的威胁，因此许多民众连口罩都不戴。
英国人口约6700万，就按7000万比14亿的人口比例简单估算下，中国每天也要因新冠新增死亡3000人，每月就是约9万人。
当然，如前所述，这样的套用是不恰当的，中国即使与病毒“共存”，也不大可能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完全“躺平”，而会继续执行公共交通戴口罩、进入商场测体温等政策，可以减缓病例的增加，从而减少单位时间新增的死亡数字。
我们看上去可以通过已有的实证研究来估计这些措施可能的效果，但民众心态也会导致措施执行不到位，比如口罩不好好戴。当你增加参数，而每个参数浮动的范围又比较大时，结果很可能“随心所欲”，科学意义就不大了。
但是这里为了讨论方便，就给死亡数打个极限折扣，几乎一折吧——哪怕每月只有1万位新冠患者死亡，很可能依然对社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要知道，现在中国累计也只有4000多位新冠患者死亡，一个月就比累计量翻倍还多。
注意这还只是设定一个“极限折扣”，实际情况很可能更糟糕；这还只是一个月，看到几个月累加的数字后呢？要判断普通民众在这些设定下做何反应，是否会导致社会动荡，并非医生或科学家能做的“专业工作”，而是要靠政治判断。
同样人心难测的是，即使支持“共存”的人，万一自己染病或家人不幸身亡，很可能又变卦了。当然我们也不用去苛责这样的人，这是人性使然。但问题在于，“共存”舆论看上去有不少人支持，如何分辨坚定和不坚定的支持者，真正把握民意的变化，也不是医生或科学家能给出答案的，社会调查恐怕也难以通过精巧的问卷测出潜在变卦者的比例。
再举个例子，“居家隔离”还是“方舱隔离”，也是最近人们讨论的热点。
对于普通患者而言，居家隔离确实更舒适，可以得到更好的照料，有利于康复。在方舱不足的地区，事实上已经有大量居家隔离的案例，因此更被认为是可行的。但居家隔离存在隔离措施不得当、导致社区传播的风险，进而造成封控时间被迫延长，产生更多损失。如何衡量这两者的得失，超出了医学范畴，同样是个需要政治抉择的问题。
居家隔离时，轻症突然恶化却得不到及时救治的风险，虽然依旧不大，但比起方舱隔离确实可能增加。如果没有死亡案例，绝大部分轻症患者或许还能安心在家休息，但出现极端案例后，一些人就会恐慌，对新冠导致的发热更为恐惧，想尽办法得到救治，甚至强行出门、闯医院。纸面上可行的方案，也许就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政治责任。
从中又带出另一个热门话题——“医疗挤兑”“医疗击穿”。
各国在新冠疫情下，多少都出现了对医疗资源的占用，但如何判定“医疗挤兑”“医疗击穿”，其实并没有公认的标准。如果中国与新冠“共存”，一些怀有敌意的西方媒体是会报道医疗系统“承受压力”“排队延长”，还是炒作“挤兑”“击穿”呢？这种标准判定其实也是政治问题。
香港这一波疫情，据统计显示，“在任何时间节点，只有不到150例重症病例以及不到150例需要使用ICU的病例”。这数字究竟算多算少，基于不同立场的人会给出截然相反的解读，这其中也有政治判断的因素。
还有一种“挤兑”被称为“防疫挤兑”或“隔离挤兑”：目前国内由于重症少，单纯因新冠造成的治疗需求较少，方舱隔离、全面检测占用的医护人力更多，成为“挤兑”的原因。然而，“隔离挤兑”可以通过各地支援来缓解，如果处于“共存状态”，固然没有了“隔离挤兑”，但各地因新冠产生的医疗压力都要独自承受。
封城导致医院普通门诊停摆，也会导致大量人员得不到救治，有人根据2018年官方数据计算，上海每天有74万人次门急诊和7000台住院手术。如果单看新冠病人的数量，哪怕全部需要门诊，都无法与这样的停摆损失相比。
但封城是为了防止疫情蔓延，不管是讨论“隔离挤兑”还是“封城停摆”，都要考虑到“共存”下新增的新冠治疗消耗比起“清零”的情况，也是种医疗资源的“浪费”。到底哪个对医疗资源消耗更大，浪费更多，其实涉及参数很多，并非“科学”能够清晰界定。
还有人搜集很多国内外数据，推导某地“能扛得住多猛烈的感染”，但是不确定的条件还是太多，推导时考虑了一些数据修正因素，却难以给出可靠的修正参数。当参数的选择有很大的随意性，且会对结果有明显影响时，这就不完全是科学问题，而与立场密切相关了。
从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到，“共存”后每百万人口因新冠住院病人各国大相径庭，中国如果“共存”，考虑继续推行的防疫措施和执行效果等等，数学模型可以把结果落在很大的范围内。这样的“科学”讨论，很难说不是“政治”。
而且，这类推导的最终结论，如果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还是要落实到疫苗注射、民众心态上，这些都是不可能单单在科学层面上解决的。科学分析可以提示哪些问题需要关注，但是否落实，怎样推动，还是政治行为。
更深入的讨论还要进入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可以建立模型来预测“共存”下的经济发展，但这比流行病模型还复杂得多，要考虑更多因素。尽管中国人会更注重自我防护，减少疫情的影响，但恐慌心态也会抑制服务业消费。如何在模型中衡量这两种相冲突的效应，同样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也有人担心，中国与新冠“共存”后，会导致制造业外流。是否相信中国即使在“共存”条件下，依然能比其他国家管控得更好，不会产生明显的制造业外流压力，实际上也是一种基于政治信念的判断，不是经济学家能确切证明的。
综上所述，防疫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医学、社会学、经济学在其中只能提供参考，最终的决策还是政治问题，甚至各学科专家在建立模型时的参数选择，有时本身就体现了政治倾向。
结语
颜宁表示，“从病毒学分类角度这么说不严谨……但我们从实验设计角度都认为Omicron这个病毒和其他SARS-CoV-2已经完全不是同一种病毒，因为它的病毒特性尤其决定其感染和传播能力的S蛋白特征、血清学特征及免疫逃逸、传播能力、致病性、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特征已经和2020年初武汉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野生型完全不同了。”
“认为对待R0=2.79和9.1（R0为基本再生数，指一个感染者平均能感染多少没有针对性免疫力或物理防护的人），病死率差距几十倍的两种病毒采取同样的公共卫生方法显然是没有看到敌我两方中敌方的发展和变化。”
从科学角度来说，颜宁的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中国并非“采取同样的公共卫生方法”，比如《诊疗方案指南》一直在更新，最近已经出了第九版。各地“动态清零”的措施也不尽相同，只不过当“动态清零”未取得预期效果时，都转为“封城清零”，才看上去“同样”。
而且就像前面所说，如何调整公共卫生方法，最终往往还是要看怎么提高加强针接种，怎么把握民众心态等等方面，制定怎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些先决条件是否满足，如何有效推进相关工作，都是政治行为，科学因素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当然，科学、政治并非对立关系，科学的参考意义始终是重要的。比如，我们面对R0数值极高的奥密克戎还坚持“清零”政策时，要认识到流调难度大为增加，而且容错率极低。当R0数值低时，即使有漏网之鱼也能通过再次流调掐断传播链，现在则很难做到。
这意味着“动态清零”转为“封区清零”“封城清零”的门槛不得不大大下调。但在实践中，又得注意一方面要争取尽早“封城”，速战速决，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过于频繁“封城”。
又比如，虽然新冠一年四季都能感染人，但季节变化还是会带来一些差异，目前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处于春季的末尾，仍有数千万人口被“封城”。按照已知的规律，到秋冬季节，疫情很可能比现在更为严峻，要对同时出现多个省市、上亿甚至两亿人口的大规模“封城”有所准备。在那样的情况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模式也会面临空前的压力。坚持“清零”政策不动摇，也意味着要为这样的挑战做好准备。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上海保卫战，团结“外地人”才是制胜法宝！
原创 万小刀 2022-04-08云阿云智库•上海抗疫战争专题
一
上海疫情形势十分严峻，昨天新增本土确诊824例，无症状20398例，现有本土感染者已超过12万例。各省的援助力度也持续加大，上海也进一步加强了防控部署，市委书记还特别强调了一件事：“一视同仁做好外来人口基本保供”。
为何他要强调这一点呢？
最近，网上关于上海“外地人”遭遇的视频不断流出，因此导致的摩擦在舆论场上不断发酵。
不断有外地人反映，在隔离期间太难了，物资供应不上，有些租户没有饭吃，饿着肚子，快撑不住了……
3月30日，一条短视频中，一位山东大姐说自从市场被封闭后，无处可去，3500元租的房子小区不让进去，把她赶到马路上，晴天只能睡大马路上，下雨了就找个桥底睡下……感染了3天也没有人管，就因为自己是外地人……
该事件一度还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无数网友吐槽，这也让上海本地人和外地人话题进一步升温。
不久，该大姐就被120接走，送到指定隔离点救治，她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外地人“遭遇歧视”的问题仍然不时发生。
二
4月3日，一则短视频中，某疑似社区工作者的人公然宣称，物资是镇政府为大家准备的，没有准备给外地人……
这般理直气壮、明目张胆的歧视，着实令人气愤！更令人难受的是，他把不给外地人发物资的“锅”甩给了“政策”。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在一则短视频中，一位外地女志愿者听说抗疫物资只给本地人后，崩溃大哭，她难过地哭诉，“我一个外地人可以作为志愿者，为什么物资不给我们外地人发？我听到了肯定会难过……”
看了以上几个案例，一时间真的有些一言难尽。同样的疫情，同样的病毒，同样的大上海，为什么落在本地人和外地人身上，就是不一样的待遇呢？
外地人可以为这座城市当志愿者冲锋陷阵，可以为紧张的物资供应奔走效力，可以在医疗战斗岗位上严阵以待汗流浃背，为什么分发物资时，就要区别对待呢？
看到这些爆料，我很气愤，但还有更加令人气愤的！
三
在不少外地人发视频诉苦和求助时，另一则短视频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让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冲突进一步加剧，让所有网民都愤愤不平，咬牙切齿！
3月31日，一则上海男人辱骂外地人的短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关注，此人对外地人出言不逊，不仅无知地鄙视外地人的职业，称他们只能干扫扫地洒洒水等方面的工作，甚至还侮辱了外地女性是来卖的，同时，还拿出大把钞票炫富，叫嚣着让“外地人”滚出去……
该视频引发了广大网友极度不适，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义愤填膺，表示想揍他。
果然，据网络传闻，在警察找上他之前，这人就为自己的不当言论付出了惨重代价，被人打得头破血流……
当然，这样公然鄙视外地人的无知言论，只能代表他自己，显然代表不了上海人，但这种言论无形之中，就激化了上海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矛盾，让本来就十分艰难的抗疫工作，更加复杂。
因为更早真有一则谣言疯传，说是浦东三林镇不给外地人发蔬菜……好在官方迅速辟谣，并解释了是由于运力不足，无法避免部分居民先拿到，有些居民后拿到，并不存在歧视。
毕竟，在一座近25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面对异常严峻的疫情形势，突然封控，高速运转的城市一下子突然静止下来，物资供紧张，还要逐一分配到户，本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大难题。
林子大了啥鸟都有，面对一些声音，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不能听风就是雨。疫情发生后，我联系了上海的朋友，他们反馈的情况是，整体上物资保障没有问题，能满足日常需求，正安心地待在家里响应封控政策。
有的不能出门，但未雨绸缪还在家里种了蘑菇。有的朋友甚至还能去菜地弄新鲜的蔬菜吃……
客观地说，本地人日常储备可能更丰富一点，物资也更充裕一些，而外地人生活条件更艰难，这是事实。很多从事服务业的，如送外卖和快递的、单身的平时都没在家做饭，哪来的物资储备呢？遇到这种情况捉襟见肘，吃了上顿愁下顿，内心十分焦虑也不难理解。
很多外地人是租房住，甚至是多人合租，还有些租赁可能不那么正规，在按户发放物资的情况下，他们每个人分到的物资很少，这大概也是实情。
再加上基层落实工作的水平有差异，存在各种不足也很正常，少数人最基本的需求得不到有效保证，居民的很多合理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
但疫情形势严峻，病毒大敌当前，2000多万人还在封控之中的情况下，本就应该多理解，相互宽容。闹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矛盾，确实令人心寒，很不利于团结一致齐心抗疫。
事实上，在上海抗疫的艰难会战中，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留下了很多令人感动的瞬间。
四
这次防疫过程中，有不少人对“外地人”也颇多照顾，有个社区在分发物资时，志愿者们表示上海外地人、本地人应一视同仁。
浦东新区一居委会在发放生活物资时，甚至优先发放外地人的，他们表示“就算本地人不吃，外地人也要先安排！”
还有一位上海阿姨十分热心，亲自把大袋的蔬菜、香肠、零食等送到外地女子的门口，说她们从外地来很不容易。
这样的温暖之举，迅速让人破防，女子提出该转多少钱就转给她，但阿姨坚持不要，说疫情大家都有难处，我们帮你是应该的，大家都是一栋楼的，是朋友……
我相信，关心外地人、同情外地人遭遇的是大多数，拥抱团结的也是社会基本面。一位上海大爷说得对，应该多关心租户，他说：“这次给上海打脸了，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疫情当前，工作人员除了封控管制、物资供应、垃圾收集处理等繁重的工作，还要应对随时出现的应急情况，精力本来就不够，谁还有空去刻意区分“本地人”“外地人”，对他们区别对待呢？
毕竟，“本地人”和“外地人”本来就很难区分，谁都没有写在脸上，是吧？
我们还是要相信，上面的政策没有歧视，出现外地租户没有领到物资的情况，一般都是基层在落实工作时的疏漏和偏差。出现问题，承认错误不丢人，不甩锅，不推诿，及时亡羊补牢一切都还来得及。
当然，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群众完全可以举报投诉！
而且，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外地人和本地人并肩作战的感人故事。
五
4月3日，一位来自安徽的外卖小哥，深夜疾驰27公里，跨越几个区，历时7个小时，终于将菜送到了客户手中，完成了并不怎么划算的一单，但能帮到有困难的老人，他很开心。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顾客遭到了网暴，受到了巨大的网络舆论压力。这位外卖小哥还为此牵肠挂肚，替顾客的遭遇担心，整夜都睡不着……
正是这些奔跑的外地人，将必要的物资输送到千家万户，将补给输送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才让各项保障更加有力。
4月6日，一则新闻更加令人动容。为上海送物资的19位司机被困高架，他们有家不敢回，怕回到家就被封在小区，不能送物资。好在附近的村民给他们送来锅碗瓢盆和食物，他们能在路边用柴禾煮一点粥吃，还相互匀给同伴……
也正是有了这样一批相濡以沫的人，各种物资才能得到有效转运，两千多万人民才能安心地居家隔离。这些普通的小人物，用人性的光辉，照亮了这座城市，尽管没人知道他们这几天一直都在高架桥下的某个角落风餐露宿……
4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表示已从全国15个省份调派医务人员3.8万余人和每日238万管核酸检测力量支援上海，后续还有增援人员源源不断地加入“共同守沪”的防疫战斗中来……
在抗疫一线的很多人都是“外地人”，但是，为了上海抗疫的胜利，他们从全国各地来了……
无数“外地人”不怕苦不怕累，不讲条件，不计得失，和上海人民并肩战斗，日以继夜坚守在防控岗位上。他们也是血肉之躯，累趴了，有的直接躺在马路上暂时休息一下，就是为了这座城早日康复……
全国各地援助的物资也正在源源不断地运进上海，无数“外地人”也正在为这座城市源源不断地输血。
备受瞩目的运20也一批批抵达上海，解放军也来了……
此时此刻，疫情还在上升期，这是一场硬仗，打赢病毒，需要团结一致。少一点地域歧视，少一点门户之见，就会多一点团结合力，多一份战斗力，胜利就会更早一点到来。
就在今天早上，外卖员27公里送菜，女顾客遭网暴后坠楼的消息登上热搜，这个温暖的新闻突然变成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悲剧，这也让万小刀十分痛心。有些键盘侠，不顾外卖小哥的担忧，一而再再而三网暴谴责那名顾客，制造事端，制造分裂，破坏团结，酿成了这样的悲剧，这些人无疑是在给困难重重的抗疫添乱！
在此，万小刀也奉劝那些不怀好意的键盘侠们顾全大局，留点口德，做个人吧！
历史上，上海也遭遇过不少劫难，但每一次，这座城市都在国人的团结奋战中，战胜强敌，迎来新生，获得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造就了它海纳百川的气度，赢得了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
相信在无数“外地人”和上海“本地人”的共同努力下，大家齐心协力，同舟共济，众志成城，一定能让上海尽快走出疫情的困扰，战胜疫情，恢复往日的荣光。
上海加油，上海必胜！
制造共识还是制造分裂？再评朱主任电话录音事件
子午 · 2022-04-08 · 来源：子夜呐喊
中国人民的确需要共识，但这个共识绝不应该是服膺于跨国医药资本利益、罔顾民众生命的“欧美共识”，而应该是更加稳妥、更加可持续的服务于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积极抗疫共识。
身处上海的余亮先生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他所住的小区做志愿者，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壹寸灰”里，记录了他昨天亲眼目睹的一幕：
十来个小区居民“围着防疫人员，控诉某楼道有阳性病人没有被拉走，而且在家不戴口罩，那家里人肯定都传染了，给楼道居民造成极大威胁。”
事情的起因是4月3日这家有老人测出来阳性，女儿认为老人身体差，有糖尿病，需要注射胰岛素，不信任方舱的条件，坚决不同意集中隔离。居委会及民警均劝说无效，最终……拒绝成功！
姑且不去说老人明明只有70多岁却被女儿谎报成80岁的事，老人女儿的说法与4月2日广泛传播的浦东疾控主任“朱主任”电话录音的说法如出一辙：“去方舱条件很糟也没啥治疗”、“方舱条件差，你不肯去，那你就在家里隔离呀”……
“共存派”接力传播朱主任的电话录音，把朱主任塑造成“敢于讲真话”、“为民请命”的上海亲民官员形象，把电话录音说成是某地专家、基层官员、老百姓的“共识”。
我们从余亮记述的这件事可以看到，朱主任的电话录音似乎是替这户居民的老人女儿“说了话”、“出了气”、“撑了腰”，代表了这户人家的意见；那么，这个小区大多数居民的意见和“共识”谁来代表？居委会、社区民警的意见和“共识”谁来代表？
上海阳性感染者已达10万，这就可能涉及10万个家庭、30万人口。且不说电话录音能否代表这30万人口的“共识”，上海还有2500万未被感染的人群，他们的“共识”呢？还有全国其他省市近14亿人的“共识”呢？
余亮所在的小区居民担忧有没有道理呢？
2020年初武汉初期轻症居家隔离的做法导致大面积社会传播这是已经发生的惨痛事实，气溶胶传播确实是存在；
阳性老人在家不戴口罩，正常活动，家人有被感染的风险，而老人家人每天还要在小区里面活动，这更增加了小区其他居民被感染的风险；
有阳性病例居家隔离，就意味着这个小区可能迟迟不能解封，小区绝大多数居民迟迟不能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最后“撑不住”了，只能逼着全上海在有大量阳性感染者的情况下直接解封，其他省市的近14亿老百姓怎么办？
上海处于目前的防疫管控措施当中，还在发生大量感染者外溢其他省市的事，真要是放开了、“共存”了会是什么后果？
昨天杭州通报了一起奇葩案例：4月5日早上，上海一对阳性母女关掉手机，借用上海南站核酸检测点工作人员绿码乘车到杭州，然后逛遍了半个杭州，购物、吃饭、喝咖啡，一路还不戴口罩，直到晚上才被杭州警方寻获。
被防疫人员寻获时这对母女还在很得意地笑
这样的行为不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表现吗？笔者不知道她们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是故意的，实质上不就等于在向杭州“投毒”吗？如果是无意的，她们或许就是因为听信了某些网红专家的话，认为这就是个“大号流感”，在“用脚抗议”吧。但是，站在杭州老百姓的角度，这还是在投毒啊。
这起案例处处透着诡异，不讨论这对母女的想法和动机，就问她们是怎么“借”到绿码顺利坐上高铁，又怎么顺利从杭州出站的？这不处处都是漏洞吗？
杭州的案例并非个例。成都这几天搞得风声鹤唳、本土病例连续几天两位数增长，起因同样是来自上海的旅游者一落地就专找人多的商圈，一个900多人聚集的酒吧最终成了此轮成都病毒扩散的爆点；三亚同样遭遇了两位旅游者一落地就去人群密集的景点导致病毒扩散的事；合肥刚刚也通报了一起类似案例，旅游者深夜出火车站，立即到合肥最繁华的步行街逛街……
豆瓣上，某个网友突发奇想：招募上海博主去全国景点打卡。虽然只是“奇想”，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奇想”呢？
笔者就不去猜测什么“行走的50w”了，这是某些部门应该去调查的事；而且这些旅行者大多可能也并非什么“50w”，即便如此，他们以及支持他们行为的网民不正是“共存派”鼓动的结果吗？——这就是一个“大号流感”，搞什么“动态清零”？你要“动态清零”，我偏偏让你清不了零。
最近，有不少上海市民在网上爆料自己接到境外“机器人语音”电话，鼓动上海人民放弃抗疫：
从美国的中文媒体、英国的中文媒体一直到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最近一直在为“动态清零下不堪重负的魔都百姓”代言，呼吁中国放弃清零搞“共存”，“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关心中国人民的生存问题了？这无关什么阴谋论，别忘了，美国前总统奥马巴在10多年前对着公开媒体讲：“如果10多亿中国人都过上了和美国与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而国际垄断资本正在操纵媒体和专家不断制造着这样的伪学术“共识”：他们拿奥密克戎表现最好的英格兰和流感表现最差的新西兰对比，言之凿凿地宣称奥密克戎就是普通流感，死亡率还比不上流感，所以应该全面放开防疫管控；对于新冠后遗症的研究，他们一概斥为不严谨；他们宣称Modena和辉瑞有最好的疫苗，宣称辉瑞有有效率高达89%的口服药，足以让感染者待在家里自愈……
他们忧心忡忡中国始终不肯接受这样的“共识”，于是鼓动起中国的某些官员、专家、自媒体一起在中国制造着这样的“共识”，最终演绎成了发生在上海的一幕幕。
而这样的现象又不是孤立的。远的不说，就说同样关乎人民健康的问题，如福岛核废水“保证安全”、转基因食品“实质等同”，不都是国际垄断资本“制造共识”的结果吗？
美国学者赫尔曼和乔姆斯基有一本专著就叫《制造共识》，通过对数十年间的一系列案例研究分析，详细描述了美国资产阶级是如何操控舆论、欺骗民众，维护对国内社会、国家以及全球秩序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议程。
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共识”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社会，也影响到了中国社会，如“资本全球化”就已经成为中国主流精英的共识。
具体到这场持续了两年多的新冠大流行，一方面是坚持“动态清零”的中国在GDP增长率上的较好表现，让急于转嫁危机的跨国资本如坐针毡；另一方面是辉瑞、Modena这样的跨国药企巨头，急于让中国彻底转变防疫政策，以便它们在新冠预防、治疗领域尽快撬开庞大的中国市场的大门。这才是它们竭尽全力联合起中国的某些专家、官僚以及媒体，在中国推广欧美“共识”的根本原因。
而中国实行的“动态清零”+中医药主导治疗的措施，阻碍了它们的这个意图，于是中国人民便看到了铺天盖地的“中医黑”的舆论轰炸，看到了就是要让你无法清零的舆论鼓动和行为“倒逼”。
“动态清零”能否顺利执行，不仅依赖于行政系统的组织协调能力，更依赖于人民群众的配合以及群众路线的贯彻。只要破坏中国社会原有的“共识”，制造新的“共识”，瓦解人民群众的团结斗志，“动态清零”就将难以为继。所以，回过头来看，某些媒体人将电话录音热捧为“xx共识”，究竟是在“制造共识”，还是在“制造分裂”呢？
当然，“动态清零”绝非没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的确主要在由底层百姓承担。如管控导致的小生产者经营困难甚至破产以及这个过程中资本垄断化趋势的加剧，如管控措施导致无法工作、房贷还不上，如买菜难、买菜贵，如其他疾病的急症得不到救治，甚至真如朱主任所讲的，某些隔离点没有提供医疗服务……这样的状况的出现，既有基层组织混乱低效的问题，也有市场配置资源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均、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但核心本质其实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
而即便没有这场大流行，这些问题就已经在显著发生着了，大流行只是加剧了这些问题。“动态清零”想要坚持和继续下去，就不得不去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放弃“动态清零”对精英阶层来讲其实是非常容易转变，甚至可以由此转嫁原有的问题，但对于绝大多数没有足够医疗资源的底层百姓来讲，绝对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面对现实困难，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去积极战胜困难，例如哪个隔离点没有医疗介入，那就投诉、解决啊，绝不应该是倒退选择一种更加糟糕的方式去躲避困难、制造更新更大的问题。
由此，我们其实可以设想另一个问题。
笔者在昨天的文章《朱主任一句话就抹杀了中医人的付出！》分析了，奥密克戎之所以在中国的死亡率远低于流感，一方面是“动态清零”下少量出现的病例可以得到充足的医疗资源进行“免费”的救治；另一方面就是中医药的全面介入、提前介入、治疗前移。试想，如果患了别的流行性疾病的底层群众都能得到这样的免费救治，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以及健康程度又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这也是笔者一直为“免费医疗”主张说话的重要原因。
促进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绝不应该看成所谓的“社会负担”。（共存的美国治疗新冠要民众自费）在《魔都那个能算“现代”模式的精准防控吗？》中，笔者介绍了毛泽东时代抓革命促卫生，抓卫生促生产的历史。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通过中西医结合的低成本方式遏制传染病的发生、大幅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水平，将会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短短二十多年人均寿命翻一番、从落后农业国跻身世界六大工业强国的历史经验。
在今天的生产力水平下，这个事情本来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但上海白领体检结果异常率超98%的结果又是恰恰相反的。而这最终又回归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上来了……
中国人民的确需要共识，但这个共识绝不应该是服膺于跨国医药资本利益、罔顾民众生命的“欧美共识”，而应该是更加稳妥、更加可持续的服务于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积极抗疫共识。
朱主任一句话就抹杀了中医人的付出！
子午 · 2022-04-07 · 来源：子夜呐喊
中医药仍在忍受种种暗箭、负重前行，这是上海人民之幸，是中国人民之幸。
4月2日，共存派的自媒体接力传播一段上海浦东疾控中心朱主任与“群众”对话的通话录音，《光明日报》专栏作者朱昌俊将这段录音吹捧成所谓的“上海共识”，接着就是各路魑魅魍魉的狂欢与表演。
在这段录音出来之前的文章中笔者就已经说过，网红的观点代表不了绝大多数上海普通老百姓的看法。国家“出手”之后，上海的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笔者在上海的朋友反馈的情况是，周一凌晨他居住的小区终于来了一次真正的全员核酸筛查，发了生活物资，也发了中药预防汤剂，对这样的变化老百姓是非常欢迎的。
所以，所谓的“共识”究竟代表了谁的共识？某地官僚的共识，某地公卫专家的共识还是某地老百姓的共识？恐怕都代表不了。
这段录音听起来充满了怨气。在已经累计了数万阳性感染者的情况下，负责流行病学调查的朱主任当然很累，但这时进行“流调”本身的意义和急迫性都已经变得不那么大，当前上海防控的主要工作环节已经不在朱主任这里了。
录音中的朱主任透露自己的职责只是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不归自己管，核酸结果上传“健康云”不归自己管，收治病人不归自己管，重点人群隔离管控不归自己管，上海被封控的老百姓的吃穿用度更不归自己管……既然如此，朱主任又能了解多少其他环节一线的真实情况？身兼官员和专家身份的朱主任在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地上又能代表当地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官员和专家多大的“共识”？
朱主任抱怨的某些情况当然是有目共睹的：如“健康云不可信，阳性也绿码，是否为阳要疾控的电话通知”，又如“医疗资源已经非常紧张120也派不出去”，前者是朱主任亲历的，后者是很多自媒体都在反映的，朱主任大多也是听来的，不仅朱主任听说了，全国民众都听说了。
哪怕暂且不去追究搞到几万人阳性是谁的责任，面对当前的问题，难道不该是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经济没那么发达，管理没那么“先进”的武汉、西安都经历过类似的局面，但他们都解决了，资源更充沛的上海为什么反而就不能解决，而要选择“居家隔离”、“当流感”处理呢？
武汉最开始也采取轻症居家隔离，最后导致大范围的社会面传播；上海几万人感染的确很少重症及死亡，但真正的原因朱主任搞清楚了吗？面对已有的教训，这样的态度不像是在站在专业角度提出专业的方案，更像是单纯地抱怨、撂挑子、甩锅，如果其他环节、其他部门的官员也是这个态度，那首先该被“清零”的，真不是病毒了！
上海健康云的建设和运营都承包给了一家民企，三月初就已经出现过系统崩溃的问题，这会儿又整出“阳性也绿码”，大量病例外溢、闹到全国各地都紧张，总得追究一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吧？是核酸检测企业数据上报不及时？还是健康云更新不及时？
至于医疗资源、群众生活物资供应的困难，无外乎两方面的可能原因：一种是官员不作为或工作能力差，那该换就换，武汉当初这么搞一轮不就立竿见影了？另一种是资源确实不够用，那就该拉下面子早点求援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困难多不应该成为不解决困难的借口。
朱主任倒是在录音里讲出了“共存派”的共识和心声，新冠就是个“流感”，不应该把这个病变成“政治性”的一个疾病，所指责的无非就是“动态清零”。
而上海此轮大流行如此多的感染人数却至今“零死亡”的事实，也给了共存派更多的底气；即便是医疗资源没有上海发达的吉林，本轮已报告了4万多人感染，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也占比超过97%，重症率仅0.03%，还赶不上流感的死亡率；从2020年5月中旬至今，中国大陆地区新增感染数字也早已破了10万，仅仅死亡4人，而且都是高龄基础病，死亡率几乎为0。
新冠变种到当前的奥密克戎看起来的确是个“流感”，甚至比“流感”还弱。然而，说奥密克戎是“大号流感”也仅仅在中国大陆地区才有意义。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因流感“诱发”的死亡率为0.13%，这个死亡率已经是往“高”统计了，因为很多死亡病例里流感不一定是主因，大多还是高龄或基础病。但奥密克戎在今年前三个月在美国造成的感染死亡率为0.91%，是流感的7倍；即便是疫苗接种率已经很高的英国，高发期的周死亡率依然高达0.4%以上，而且英国的统计方式是感染28天以内死亡才算做新冠导致的死亡，这已经是往“低”统计了。
那么，新冠在中国变成之所以死亡率如此低，是不是因为“人种”原因呢？似乎也不是。香港本轮大流行在108.9万人确诊时，已经出现6364例死亡，死亡率高达0.59%；4月2日，韩国确诊234301例，死亡339人，日本确诊47377人，死亡103人。
很多专家解释中国之所以现在主要是轻症和无症状，是因为疫苗接种率高，这为“共存派”提供了另一个理由。但比起日本、韩国，中国的接种率也并没太大优势，接种率依然解释不了中国死亡率这么低的原因；而同样接种科兴疫苗、接种率比中国还高的智利，在4月1日确诊了5978例，死亡了116例。
在笔者看来，中国目前的新冠死亡率之所以能够如此低，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中国坚持了两年的“动态清零”政策，将感染数字控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少量病例可以得到充足的医疗资源进行“免费”的充分救治；
另一个就是中医药的全面介入、提前介入，治疗前移，有效地遏制了重症转化。
而第二个因素是关键性的因素。在“共存派”鼓吹的英国、新加坡，也并非完全放开，只是阶段性地封控，将感染曲线拉平，避免医疗资源被严重挤兑，但西医技术远远领先中国的这些国家依然无法做到中国的这种趋近零死亡。
朱主任在电话里主张“居家隔离”，称“去方.舱条件很糟也没啥治疗”，笔者不知道这是不了解情况，还是认为“中医治疗”就是“没啥治疗”，这一句话就等于抹杀了无数中医人默默无闻的付出。
早在3月25日，笔者就在文章《舆论吵翻天的上海背后，中医人在默默付出》中介绍了上海中医药工作者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情况：
自3月1日以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和上海市中医医院3支中医医疗队，已经在第一时间快速进入病区收治患者。
在具体遣方用药上，中医专家们灵活应用中成药，配合使用中药汤剂，着力解决患者发烧、头痛、咳嗽、咽痛等症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医疗队员们还通过应用针灸揿针治疗和推拿等非药物疗法，着重突出了中医驱邪扶正的理念，帮助患者提高自身免疫力。
即便是西医主导的瑞金医院、华山医院也组建了中医医师和西医医师共同参与的医疗团队，全程开展中西医联合查房、会诊，并根据患者病情采取中西药并用的策略，第一时间将预防方送到患者手中。
根据新的态势，上海及时发布了《2022年春季易感人群外感疫病中药内服预防方案》，以推动各区联动四大区域中医医联体和上海市中药行业协会等形成中医药预防干预实施网络，为集中隔离点密接、次密接等重点人群提供中药预防茶饮、煎服方，实现了点开药到、中药愿服尽服全覆盖。为隔离场所重点人群等发放中药预防方药达35万余份，重点人群预防干预率连续保持97%以上。中药预防干预还延伸到高校、养老机构等。
就在朱主任电话录音广泛传播的当天，上海《文汇报》就报道了中医药在隔离收治点全力提供救治的情况，与朱主任说的截然相反。在朱主任看来，大约中医这么多品种、分类施治的预防祛疫方治疗都算是“没啥治疗”，“太极拳、八段锦”就更是没啥治疗了。
央视网报道，在4月5日的发布会上，上海有关部门介绍，中医药在此轮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阳性感染者中药使用率一直稳定保持在98%以上，中医药物大多具有益气健脾、清热化湿、解毒化瘀的功效，服用中医药的方药，具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这才是上海在感染这么多病例的情况下，至今零死亡的真正原因！
由此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悖论：一方面中医药将重症率死亡率控制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另一方面“共存派”又反过头来拿零死亡率大肆鼓吹这是一个“自限性疾病”、“大号流感”，污蔑中医药就只是个安慰剂，为辉瑞的口服药和疫苗鸣锣开道。
笔者看到某些专家和基层官僚带节奏的做法就气不打一处来：
幸亏这些人只是跳梁小丑，幸亏这样的声音没有成为主流“共识”，中医药仍在忍受种种暗箭、负重前行，这是上海人民之幸，是中国人民之幸。
上海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听听百姓的声音吧
子午 · 2022-04-01 · 来源：子夜呐喊
拿管理不当造成的“次生灾害”攻击“动态清零”和“中医药主导”，为“共存”和“特效药”洗地，不是蠢就是坏！
一位网友在本号后台留言，希望笔者呼吁一下让山东来支援上海：
其实这两天，各地的医护、救援物资已经源源不断地抵达上海。然而，暴露出来的种种状况真的让人心急如焚。上海最紧缺的真的是支援吗？
我们先来看看上海当地老百姓这两天的呼声吧：
看到这些内容，笔者恍然大悟，原来上海市民到今天才“知道”风险区的核酸应该怎么做；大约也知道了为何上海之前老百姓的工作、生活已经受到极大影响、筛查做了很多轮的情况下，新增感染数量依旧几乎不受控地蹭蹭上涨。
23日，上海东方医院护士突发哮喘，因其就职的医院急诊部停诊，未得到及时救治身亡；昨天，上海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悲剧，上海浦东瑞祥苑一位老人哮喘发作，接另一病人的救护车未及时进行救治且拒绝出借车载除颤仪，导致病人离世。
今天上午，上海卫健委将当事急救医生停职：
据死者女儿讲述，接小区另一个病人（情况相对没那么紧急）的救护车已经先到达了现场，邻居已经同意把救护车先让给情况紧急的老人，但先到的这辆救护车就是拒绝提供救护；反而是在小区进行核酸采集的医护帮忙做心肺复苏，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携带专业的救援设备，而120又拒绝出借车载除颤仪，这才导致老人被延误救治。
同样的悲剧发生一次被曝光出来，可以因为“手忙脚乱、处置不当”被原谅；在第一次悲剧已经被舆论曝光，相关改进措施已经出台的情况下，还要重复悲剧，而且是“举手之劳”就可以避免的悲剧，那就根本无法再用“经验不足、处置不当”来推诿了。负责120急救的医生没有“急救经验”？这是说不过的！
而更令人着急的是，悲剧并不止这一两起：
3月26日，上海闵行某小区一位老人坠楼，网上传言老人是因小区隔离，无法出门配药而跳楼自杀。上海当地媒体辟谣说，老人去世不是因为配药受阻，不过老人为何跳楼，报道中并未提及。
3月28日晚，浦东管控区内一位77岁的老人因为无法做血透，最终心肌衰竭，不幸去世。老人的儿子在微博上反映情况后，他的账号一度被封，后又解封。
3月29日，网传上海徐汇区“华欣家园有孤寡老人被饿死”，而据网友@兜兜家的Cindy “辟谣”：“华欣家园那个不是孤寡老人，有儿子的，儿子在松江，知道小区封了后在松江还没封的情况下也没回来过，期间也没有联系过居委会！老人没有手机的。”“他儿子下午发讣告了”。
还有网友在微博上向部门投诉：阳性密接被放任不管，血透老人没有医院敢接：
……
这样的状况，在武汉、西安、瑞丽、扬州……，不是没有出现过，但出现之后相关责任人都被处理了，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解决。
大流行是对上海“精细化管理”的一次大考！以往媒体和专家的言论看多了，人们总以为上海不会出现同样的状况，事实却是如此的残酷，而上海至今还没有真正走到“封城”这一步。被形容为“东方的纽约”、“小孟买”、离蓝色文明最近的上海，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难道不值得好好思考吗？
然而，某些鼓吹“共存”的媒体与专家依旧拒绝思考。面对上海出现的种种状况，他们反过头来将矛头指向了“清零”，大肆鼓吹所谓的“次生灾害”：
笔者想说的是：
在逾百万人感染、医疗资源被严重挤兑的香港，那些其他病症的病人就不会被耽误治疗？
在百万人死亡的美国，经济就没有受到严重影响？是，美国自己的确没有受到致命影响，可美国的“疯狂印钞、大水漫灌”已经在向全球输出恶性通胀。
放到半个多月前，上海如果能严格控制，又何至于发展到现在的感染规模，又何至于让社会停摆这么久，又何至于让全国至少七十多个城市被“外溢”、一起紧张一起停摆？
同样有“次生灾害”，你的“次生灾害”总不能比那些没有“精细化管理”的城市更严重吧？
但是，笔者相信，随着“训练有素”的外省医护源源不断地援助上海，随着上海人民不断地问题反馈以及自救展开，这些问题终究会被一一解决。
上海的标新立异不仅仅是在“精细化管理”上，还有在救治手段上。
有网友统计了2020年4月9日以前各地的救治水平，无论是治愈率还是死亡率，上海都处于中下水平，这与其在全国名列前茅的人均医疗资源严重不相符：
我们看看网红是怎么介绍这个经验的：
我们是第一支试遍了各种抗病毒药物的医疗队伍，洛匹那韦、利托那韦、阿比多尔、羟基氯喹，比较了各种不同的抗病毒药物，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们可以推荐任何一种。
你提到中医药，因为我们同时使用了西药和中药，我只能告诉你，没有观察到中药有明显的副作用。中药的疗效，我认为很难评估。
而直到今年三月初，上海的专家依旧透露了这样的“顽强”：坚持“三素一肽”的方案！也无怪乎“特效药”和“更好的疫苗”都要从上海进来。
不过，有些专家是不可能一直这么折腾下去的。听说现在上海也开始中药漫灌了，中医药在预防、救治的全过程又充当了主力位置。
只要措施得当，上海人民终有“拨开迷雾，重见天日”，“度过严寒，春暖花开”的那一天。
上海之前的确在探索另一条道路，但事实证明，无论是所谓的“精准防控”还是“辉瑞特效药”，至少在目前来讲，是不适合此前已经实现了“动态清零”的中国，14亿人搞共存是什么场景已经被上海预演；认识不到这一点，还要反过来拿管理不当造成的“次生灾害”攻击“动态清零”和“中医药主导”，为“共存”和“特效药”洗地，不是蠢就是坏！
子午：警惕媒体和网红专家对上海的“捧杀”
子午 · 2022-03-29 · 来源：子夜呐喊
抗疫两年多，在中国大地上大凡能够取得局部抗疫成功的，离不开两条重要经验，一条是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配合，这就需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另一条相信中医、充分依靠中医药。而上海做得怎样，大家自可去评价；笔者并不认为网红专家的意见代表了上海普通老百姓的意见。
在单日破三千之后，上海终究还是“封控”了，熔断黄浦江板块轮动全员核测。
时至全国七十多个城市出现“外溢”病例，就连刚刚“解封”不久的成都也中招；周边的江浙各自陷入了苦战，放到半个月前，大家还有足够的余量帮忙，现在大家都苦、都紧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就在26日专家声称“上海不能封城”、“上海不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的时候，周总理创办的现处江苏的《新华日报》在第一版发了一篇评论文章：《容不得迟疑，来不得虚功》，虽未点名，但大家都知道在说谁。
笔者以前讲，对立面的媒体最喜欢搞“捧杀战略”，它骂你并不是最可怕的，它夸你的时候就得十二分小心了。
前两天，港媒也跟风使劲儿夸上海“在进行了不起的防疫探路试验”，给上海戴高帽的同时，为自己的抗疫无能洗地。
上海刚宣布一系列新措施，凤凰卫视的记者就在今天的发布会上问林郑怎么看？林郑答曰：“每个地方做防疫工作都有差异，哈。无论上海、广州、深圳或者是新加坡，都有一定的差异。不过最终香港采取乜嘢政策，都係由香港的情况（决定）……”（根据视频录入，笔者在南方只待了四年，粤语不大好，个别文字可能有误，见谅）
林郑既然也提到了广州、深圳，为何前两天放着比邻的深圳不学，却声称要学上海呢？到现在又说各有差异，要根据自身情况。
这几天围绕上海舆论场争议得非常热闹，争论早就超出了上海防疫本身，背后隐含着两种“抗疫模式”的激烈争论：一种是“中西医结合+群众路线”的自主“清零”模式，一种是“依靠特效药+精英路线”的西方“共存”模式。此前被捧上天的上海，说到底也仅仅是后一种模式鼓吹者利用的工具。
微博上那几家大媒体统一开启了“精选评论”功能，例如每日经济新闻的这条微博，“评论区”和“转发区”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画风，区别只是转发区无法精选，只能“过滤”：
因为子夜呐喊首发的此文被删，这里就恕笔者不截完整的图片了，感兴趣的自己去看。
对于不熟悉微博运行机制的人而言，此举无疑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和假象：“网友都是支持上海探索新路的”。而这样的假象一旦变成决策的依据，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了。
到上海今天调整防疫政策之后，之前那些捧杀上海的精英专家还在那里“死鸭子嘴硬”，说什么上海进行了“一种非常有必要的尝试”，作出了“牺牲”：
笔者疑惑的是，上海究竟尝试了什么？又究竟牺牲了什么？全国七十多个城市因此陷入新一轮防控就不算损失了？
别的城市走过的弯路，上海似乎一条也没落下：
例如，东方医院的护士突发哮喘因为自己工作的医院停诊被耽误抢救；
又如，社区居民同样遭遇买菜难、菜价飞涨……
有人拿蔬菜供应的事来指责今天开始的封控，昨夜上海超市抢菜的场景也占领了朋友圈和热搜，搞得好像今天才开始的“封控”造成了这些问题。事实上，买菜难、菜价飞涨前几天就已经发生了，而且是在不封城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会儿你还能说“共存”对生活不会造成影响吗？而“死鸭子嘴硬”的人非但不认错，反而还倒打一耙。
要说上海此前半个多月来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新试验”，无非就这两条：
一是核酸检测……笔者前天的文章《需要重新确立“精准防控”的标杆了！》转述了上海市民的自述，社区通知全体核酸，工作却做得严重不细致，大量漏检，最后逼到小区居民自己出来当志愿者排查。
另一个就是上海迟迟不限制进出沪，结果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怕的就是媒体和网红专家们“死鸭子嘴硬”，怕的就是对立面的“捧杀”。
抗疫两年多，在中国大地上大凡能够取得局部抗疫成功的，离不开两条重要经验，一条是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配合，这就需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另一条相信中医、充分依靠中医药。而上海做得怎样，大家自可去评价；笔者并不认为网红专家的意见代表了上海普通老百姓的意见。
笔者在本文最后还是有些话不吐不快。笔者的某些朋友现在也开始大肆指责现行的防控了，认为是防疫本身造成了民生的艰难。然而，凡事我们总得讲事实，讲前因后果吧？
旷日持久、反复发作的大流行，导致局地反复的防疫举措升级，加剧了底层生存的艰难处境，然而也仅仅是加速；经济下行的趋势在大流行到来之前就已经非常明显，“始作俑者”正是资本所有制。真正该被改变的是后者，而非防疫举措本身。“共存”的美国已经死了100万，英国也已经死了16万，虽然在秉持社会达尔文理念的精英眼里，死去的那些只是“对社会无用”的底层穷人和老人；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这样的“共存”真的可取吗？
买菜难、买菜贵的问题除了揭示出基层权力的不作为、不担当，更重要的就是揭示出市场化的供应链本身的脆弱性以及其“追涨杀跌、唯利是图”的本来面目。不去向老百姓解释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根源、促成群众的觉悟，反而跟着西方一起鼓噪“动态清零代价巨大”，你确定不是在替资本甩锅？
还有诸如“拒诊”、“封校”这样的“一刀切”现象，以及建方舱的工人被欠薪、自费隔离，等等等等……不过是让旧问题在抗疫形势下得到了集中的、充分的暴露而已。
即便没有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流行，这些问题早晚还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
冰川思想库讲出了“沪吹”的真实意图
子午 · 2022-04-03 · 来源：子夜呐喊公众号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应对病毒、瘟疫这样的天灾，“最优解”是什么？显然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保证公平的资源分配，保持人员、物资的有序流动，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中西医结合，建立更加稳妥、更加主动的人民至上的“群防群治”体系……这一点上，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
“冰川思想库”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为上海的精准防控进行了辩护，所强调的仍旧是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上海实施全面清零、全面封控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上海GDP达4.32万亿元，贡献了全国3.8%的GDP”，“税收收入对全国的贡献超过10%”，“这座城市一旦停摆，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要遭受巨大损失，都会对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产生巨大影响”……
这些是不是事实呢？当然是事实！但这样的事实并没有那么夸张，相比上海外溢对全国一百多个城市造成的损失，上海在3月初咬牙封一周的损失真的是不可承受吗？
这两天网上类似的说法非常多，一个比一个夸张。例如下面这种被各路财经类媒体及自媒体纷纷转载的说法：
笔者查了一下这个说法最早应该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家”宋铮的假设计算，这样的假设是基于让上海全年365天封控、GDP清零的得出的“脑残”假设，上海2021年全年的GDP刚好是4.3万亿。
类似的说法还有什么“深圳封城七天损失了600亿”，这个数据怎么来的呢？原来深圳2021年的GDP是3.07万亿，平均每天84.1亿，封城七天GDP“清零”可不就是损失“589亿”，约等于“600亿”嘛！
问题是“动态清零”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全面停摆，经济活动彻底停止吗？深圳封城七天只是餐饮、娱乐停摆，工厂封闭生产、大厂员工居家上班、海关照旧通关，GDP咋就清零了？更可笑的是，这么脑残的假设还能忽悠那么多人相信，在微博和各媒体平台评论后面不断刷屏这些数字。
冰川思想库的文章虽然并未如此“脑残”，但基本逻辑却是一致的。但就是认为如果上海进行更严格的防疫措施，会让这个经济引擎遭遇巨大挫败。
这几天，“上海养活了中西部省份”的说法不胫而走，冰川思想库的文章显然也想表达类似的意思：
“去年，全国仅8个省市对财政有正贡献，其他省份都需要中央财政补助。其中，上海净上缴中央税收达到9294亿元，超过了中央对河南、黑龙江和四川等三省的合计净补助规模。”
且不说这个“9294亿”本来就与官方公布的“6797.27亿”净贡献有出入，财政转移支付也远远到不了“养活”某个省、补齐财政缺口的地步，就连上海自己也享有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多的是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居民债务的急剧攀升：
所以，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有极大的片面性；而强调这样的数字本身就是在制造地域仇恨，是在破坏“举国一盘棋”。经济学家们在讲珠三角、长三角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贴”中西部地区的时候，是否考虑过中西部地区按照国家计划采购价格向东南沿海源源不断输送的水、电、气、煤以及各种矿产资源？是否考虑过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在东南沿海的巨大贡献，而他们的养老、子女教育等各项负担还留在中西部的问题呢？
为了继续吹嘘上海的“精准防控”，贬低全国其他地区的防控努力，冰川思想库的文章声称：
“正是由于上海采取了快速反应、精准防控措施，实行更为精准的动态清零政策，才让这座城市这两年多以来享有了难得的安稳，并为国内经济的复苏和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国内不少地方不时开启全面封城、全员核酸、全面清零等疫情防控措施。因此，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事情做过头、防控措施不到位、民生保障不及时等现象。”
然而，我们对比过去两年间各地的GDP增速（虽然笔者对GDP数字本身也不感兴趣），“精准防控”的上海也谈不上“优秀”：
反而是三月份以来，上海在防疫方面的种种消极做法，给上海市民的民生保障造成了极大阻碍，使得医疗资源被挤兑，其他疾病患者得不到救治，感染病例外溢一百多个城市。
笔者一向是反对防疫过程中官僚主义的“懒政”和“一刀切”的，而且对上海以往的“精准防控”一直报以谨慎支持和观察的态度。
然而，“精准防控”从来都不是哪一种固定的模式，“精准”必须要结合各地的实际状况、敌我力量对比，随时地进行变通和调整，不应该“一刀切”，更不应该“一成不变”。
上海此前的“精准防控”政策，是“精准流调+局部核酸及封控”。这样做首先是得益于上海相对国内其他地方充足得多的医疗资源的快速响应，优势很明显，那就是每次防控受影响的人都不多，只有局部暂停；再加之高风险人群高密度、高频次的核酸，就能把病毒传播消灭在萌芽状态。
然而3月份以来，上海已经出现了大面积、多点散发的社区传播，加上奥密克戎变异株初始症状不明显，假阴性比较多。上海之前的那套“精准防控”其实就已经不适用了，有人形容为“打地鼠”，有人形容为“添油战术”，都很形象。
当不是一个“地鼠”露头，而是一百个“地鼠”同时露头，就算别的地方只有一把锤子、上海有十把锤子，也是远远不够用的。还要固守之前的“精准防控”做法，就相当于是拿相对有限的医疗资源去拼消耗战了；不仅起不到预期效果，反而让医护人员各处转战、连轴转，最后全累趴下！
上海在3月份以来的做法明显存在巨大的错误，“沪吹”们认个错有这么难吗？
冰川思想库文章中有一段话倒是暴露了他们继续给错误贴金的真正原因——“尽量地少动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尽量多地借助市场的竞争手段”。
反观上海这几天出现的种种乱象，阳性病例得不到收治、民生得不到保障、急症病人就医困难、买菜难、买菜贵……这不正是基层组织动员力薄弱的表现吗？不正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吹了几十年的“小政府大市场”的结果吗？
一面是平民小区老百姓买菜都困难，一面是富人小区物业帮忙遛狗；一面是护士突发哮喘在自己工作的医院都不能被抢救，一面是为了一个外国友人的“丁丁”上演一场规模浩大的保卫战；一面是底层民众生存艰难，一面是富人财富规模在这两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长……这些不正是资本主导的结果吗？
长达两年多的大流行的确让经济遭遇了巨大的困难，让底层遭遇了巨大的艰辛。但无论是官僚主义“一刀切”的严控做法，还是西方共存的做法，对底层百姓来讲都是灾难，这些问题笔者在前面的文章已经讲过很多遍；病毒是天灾，但天灾之外的“次生灾害”无论选择哪种模式都会发生，只是表现不同、程度不同而已（仍旧需要强调是，只有积极的防疫措施才能使底层百姓受到更好的保护），而“次生灾害”发生的真正根源正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这才是需要被改变的，至少是公众应该从问题中得到的认识和觉悟——这又是“改变”发生的第一步。
“沪吹”们一面希望继续鼓吹“小政府大市场”，一面又很恐惧人们因为认识到现实去反思，于是才有了这种死不悔改、死不认错的劲头。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应对病毒、瘟疫这样的天灾，“最优解”是什么？显然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保证公平的资源分配，保持人员、物资的有序流动，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中西医结合，建立更加稳妥、更加主动的人民至上的“群防群治”体系……这一点上，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
真实的上海已经足够让人泣血
曹侯 · 2022-04-09 · 来源：大汉丞相
这段时间关于上海的谣言有很多，连我都收到了一些。各色各样的，夸张到连武警接管都出来了，有关部门不得不辟谣。
某种程度上我能理解这些编造谣言的人，希望大众能关注上海的困境。但我实在恨死了这些谣言，因为他们转移了应该关注的焦点，因为真实的上海足够让人流泪泣血。
今天晚上，一个聊天记录刷屏了朋友圈，著名投资人徐新希望邻居能把自己拉到团购群里，好买点面包牛奶。
徐新名声不用多说，身家上百亿，所住小区最便宜的房子也得上亿。可这么一位亿万富翁，现在竟然为面包牛奶发愁。
亿万富翁如此，普通人更不用说。昨天同样刷屏的那个小哥和总局的对话，两个人全程没有说普通话，但即使听不懂上海话的朋友也能听出其中的挣扎。
打电话的小哥甚至希望自己能被抓进去好吃一顿饱饭，四天没怎么吃东西了。而对面的答复是他们也没有东西吃，让小哥问问小区的人能不能借两个馒头充充饥。
这段对话我反反复复听了五遍，听得我都流泪了。因为我知道他还算好的，毕竟还会使用网络，那些连智能机都不会用的老人只会更惨。
大上海，和平年代，亿万富翁为面包牛奶发愁，普通小哥要借两个馒头来充饥。如果不是真实发生了，平日你敢想象？
如果说没吃的的只是让人流泪，看病这个话题下患者们的经历完全让人泣血，我强烈建议朋友们都到抗疫求助这个话题下认真看一看。
这位闵行的妈妈5天没有透析了，随时有生命危险，还有600多名患者跟这个妈妈一样没法透析。
胰腺癌术后腹腔感染流脓，雪上加霜新冠抗原检测阳性，发烧痛不欲生。联系各个部门都没人理，现在只能在宾馆绝望等死。这么痛苦真的不如死了算了，可谁不想活着？
一个孕妇，怀孕六个月，抗原阳性，老公现在已经被隔离。联系有关部门也没人理，一个人只能天天在家绝望哭喊，听得邻居都跟着掉眼泪。
孕妇，本就生活不便，现在还要遭到新冠折磨，家里吃的也快没了。这种孤独，这种绝望，这种无助，亲爱的你能想象吗？不行了，再写下去我要哭出声来了。
这就是上海，此时此刻的上海。
真的，这段时间看到那些歌功颂德的文章我就充满了愤怒。是的，我们需要歌功需要颂德需要正能量，但能不能请集中精力先关注一下绝望挣扎中的同胞？
不知道能不能说话，但请让群众吃的上饭，请让百姓看的了病。
此时此刻的上海，不需要任何谣言。因为真实的上海，已经足够让人流泪足够让人泣血。
为什么全员核酸需要一轮紧接着一轮做？吴尊友解释
2022-04-08来源：观察者网
4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 在微博发文，解读近期疫情相关热点称，刚刚修订的区域核酸检测第三版要求，全员核酸检测要在24小时内完成。当完成第一轮全员筛查，那些感染且已经向体外排毒的感染者，都能被筛查出来。但那些感染了病毒但还没有向身体外排毒的感染者，在第一轮筛查中会呈现核酸阴性。这些尚未排毒的感染者会继续留在社区，如果不能及时发现，他们将很快发展成为向体外排毒且具有传染性的感染者，将会继续在社区传播病毒。因此，第二轮筛查必须紧接着开展，赶在其将病毒传染其他人以前，能将其筛查出来，切断传播。
吴尊友称，由于核酸检测超敏感，只要咽喉部位有病毒，一般来说都能检测阳性。如果感染者核酸检测为阴性，用棉签采样都无法采集到病毒，那么，其在24小时内通过呼吸或讲话，将病毒传染给别人的风险几乎可以忽略。因此，全员筛查必须快，而且，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筛查，必须接二连三，一轮接着一轮连续开展，就能很快实现社会层面清零。
全文如下：
昨天，上海单日新增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数达到近2万例，成为我国新冠流行以来省、自治区、直辖市单日新增感染者人数创纪录的新高。近一个月，上海公布单日新增感染者人数持续增高。同时，全国的每日报告新增感染者人数也呈现持续升高态势。大家非常担忧。上海的疫情何时能出现拐点？全国严峻的新冠疫情形势何时能得到好转？
这种疫情状态持续的时间长与短，取决于我们的防控策略、以及防控措施落实的力度。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从严从实把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近期呈现的疫情上升以及多点散发的情况很快会得到好转。
实现疫情好转要努力做几方面工作。一是要对疫情特别严重的上海和吉林两地，采取雷霆行动，强化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切断传播链，阻断新感染，扭转疫情上升局面。二是在目前有疫情的地区，要特别注意进一步加大防控力度，防止出现类似的规模性的疫情反弹。三是对于没有疫情的地区，要提高疫情监测的灵敏性，对于新疫情的出现，要努力做到发现在第一代、控制在第一代、消灭在第一代病例，把可能发生的新疫情遏制在萌芽中。
在孙春兰副总理到上海调研指导新冠防控工作后，上海单日报告新冠感染者人数仍然呈现大幅度上升，应该解读为，大量感染者的发现，是上海强化落实防控措施效果的显现，特别是短时间内开展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发现了既往累积的大量新冠感染者。上海这波疫情十分严峻，一方面，感染者数量大，而且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感染者；另一方面，感染者分布广，波及到上海市各区的200多个街道，社区传播广泛。感染者的治疗管理、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管理等，都远远超出了当地医疗卫生系统的承载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及时控制住疫情，难度非常大。
当疫情出现广泛的社区层面传播后，要实现社会层面清零，全员核酸检测是最有效的策略措施。以清零为目的的核酸检测，一要快，二要全。
奥密克戎毒株的平均潜伏期为3天，确诊病例一般在首次出现症状前1-2天就开始向体外排出病毒。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与新冠感染者发生有效接触(即被感染)，在当天甚至第二天进行核酸检测，基本是阴性。第三天核酸检测，才有意义。
鉴于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潜伏期短、传播速度快，刚刚修订的区域核酸检测第三版要求，全员核酸检测要在24小时内完成。当完成第一轮全员筛查，那些感染且已经向体外排毒的感染者，都能被筛查出来。但那些感染了病毒但还没有向身体外排毒的感染者，在第一轮筛查中会呈现核酸阴性。这些尚未排毒的感染者会继续留在社区，如果不能及时发现，他们将很快发展成为向体外排毒且具有传染性的感染者，将会继续在社区传播病毒。因此，第二轮筛查必须紧接着开展，赶在其将病毒传染其他人以前，能将其筛查出来，切断传播。由于核酸检测超敏感，只要咽喉部位有病毒，一般来说都能检测阳性。如果感染者核酸检测为阴性，用棉签采样都无法采集到病毒，那么，其在24小时内通过呼吸或讲话，将病毒传染给别人的风险几乎可以忽略。因此，全员筛查必须快，而且，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筛查，必须接二连三，一轮接着一轮连续开展，就能很快实现社会层面清零。
对于具有27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来说，如果在2-3天内完成一轮全市范围内全员核酸检测，连续开展3至4轮全市全员核酸检测，理论上说，10天至两周，就能实现社会层面疫情清零。
在全球第四波新冠疫情的影响下，特别是周边国家及地区疫情处于疫情高位流行，给我国“外防输入”造成巨大压力。要严格坚持“四早”，即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落实四方责任，将新冠防控的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广大群众要理解、支持和配合防疫工作，保持良好健康习惯，积极接种疫苗，做自己健康的责任人，坚持戴口罩、手卫生、保持社交距离等预防新冠个人防护措施。
只要落实好这些措施，我国严峻的新冠疫情形势很快就会好转。
上海昨日本土新增1006例确诊病例、无症状23937例
2022-04-10来源：微信公众号“上海发布”
据微信公众号“上海发布”消息，上海市卫健委今早（10日）通报：2022年4月9日0—24时，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06例和无症状感染者23937例，其中191例确诊病例为此前无症状感染者转归，228例确诊病例和23412例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管控中发现，其余在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新增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例和无症状感染者2例，均在闭环管控中发现。
阳性感染者居住地信息按区划分进行统计，您可关注所在区的官方微信，第一时间了解本区阳性感染者的居住信息，稍后小布也将汇总各区信息。
本土病例情况
2022年4月9日0—24时，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06例，含19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217例。
病例1—病例92，居住于浦东新区，
病例93—病例151，居住于黄浦区，
病例152—病例157，居住于长宁区，
病例158—病例160，居住于静安区，
病例161—病例197，居住于闵行区，
病例198、病例199，居住于宝山区，
病例200—病例206，居住于嘉定区，
病例207—病例226，居住于金山区，
病例227、病例228，居住于崇明区，
均为本市闭环隔离管控人员，其间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经市级专家会诊，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病例229—病例608，居住于浦东新区，
病例609—病例639，居住于黄浦区，
病例640—病例667，居住于徐汇区，
病例668—病例684，居住于长宁区，
病例685—病例705，居住于静安区，
病例706—病例725，居住于普陀区，
病例726—病例730，居住于虹口区，
病例731—病例749，居住于杨浦区，
病例750—病例780，居住于闵行区，
病例781—病例803，居住于宝山区，
病例804—病例809，居住于嘉定区，
病例810，居住于金山区，
病例811，居住于松江区，
病例812、病例813，居住于青浦区，
病例814，居住于奉贤区，
病例815，居住于崇明区，
在风险人群筛查中发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异常，即被隔离管控。经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经市级专家会诊，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病例816—病例860，居住于浦东新区，
病例861—病例871，居住于黄浦区，
病例872—病例887，居住于徐汇区，
病例888—病例890，居住于长宁区，
病例891，居住于静安区，
病例892—病例895，居住于普陀区，
病例896—病例902，居住于虹口区，
病例903—病例915，居住于杨浦区，
病例916—病例935，居住于闵行区，
病例936—病例946，居住于宝山区，
病例947—病例954，居住于嘉定区，
病例955—病例977，居住于金山区，
病例978—病例986，居住于松江区，
病例987—病例993，居住于青浦区，
病例994—病例1005，居住于奉贤区，
病例1006，居住于崇明区，
为此前报告的本土无症状感染者。经市级专家会诊，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目前，已追踪到以上病例在本市的密切接触者1733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对病例曾活动过的场所已进行终末消毒。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情况
2022年4月9日0—24时，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3937例。
无症状感染者1—无症状感染者10312，居住于浦东新区，
无症状感染者10313—无症状感染者10756，居住于黄浦区，
无症状感染者10757—无症状感染者11812，居住于徐汇区，
无症状感染者11813—无症状感染者12528，居住于长宁区，
无症状感染者12529—无症状感染者13087，居住于静安区，
无症状感染者13088—无症状感染者13701，居住于普陀区，
无症状感染者13702—无症状感染者14007，居住于虹口区，
无症状感染者14008—无症状感染者15047，居住于杨浦区，
无症状感染者15048—无症状感染者19537，居住于闵行区，
无症状感染者19538—无症状感染者21748，居住于宝山区，
无症状感染者21749—无症状感染者22089，居住于嘉定区，
无症状感染者22090—无症状感染者22110，居住于金山区，
无症状感染者22111—无症状感染者22592，居住于松江区，
无症状感染者22593—无症状感染者23139，居住于青浦区，
无症状感染者23140—无症状感染者23245，居住于奉贤区，
无症状感染者23246—无症状感染者23412，居住于崇明区，
均为本市闭环隔离管控人员，其间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无症状感染者23413—无症状感染者23713，居住于浦东新区，
无症状感染者23714—无症状感染者23716，居住于黄浦区，
无症状感染者23717—无症状感染者23766，居住于徐汇区，
无症状感染者23767—无症状感染者23781，居住于长宁区，
无症状感染者23782—无症状感染者23799，居住于静安区，
无症状感染者23800—无症状感染者23814，居住于普陀区，
无症状感染者23815—无症状感染者23845，居住于虹口区，
无症状感染者23846—无症状感染者23853，居住于杨浦区，
无症状感染者23854—无症状感染者23899，居住于闵行区，
无症状感染者23900—无症状感染者23913，居住于宝山区，
无症状感染者23914—无症状感染者23920，居住于嘉定区，
无症状感染者23921—无症状感染者23923，居住于金山区，
无症状感染者23924—无症状感染者23931，居住于松江区，
无症状感染者23932，居住于青浦区，
无症状感染者23933—无症状感染者23937，居住于奉贤区，
在风险人群筛查中发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异常，即被隔离管控。经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已追踪到以上无症状感染者在本市的密切接触者1525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对无症状感染者曾活动过的场所已进行终末消毒。
境外输入病例情况
2022年4月9日0—24时，通过口岸联防联控机制，报告9例新增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10例，其中来自中国香港2例，来自瑞士2例，来自波兰1例，来自新加坡1例，来自荷兰1例，来自英国1例，来自美国1例，来自日本1例。
病例1为中国籍，暂居香港，自香港出发，于2022年3月15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解除隔离前出现症状，即送指定医疗机构隔离排查。经专家组会诊，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病例2为中国籍，在毛里塔尼亚工作，自毛里塔尼亚出发，经法国转机，于2022年3月22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解除隔离前出现症状，即送指定医疗机构隔离排查。经专家组会诊，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病例3为中国籍，暂居香港，自香港出发，于2022年3月23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解除隔离前出现症状，即送指定医疗机构隔离排查。经专家组会诊，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病例4为中国籍，在香港工作，自香港出发，于2022年3月24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解除隔离前出现症状，即送指定医疗机构隔离排查。经专家组会诊，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病例5为中国籍，在加拿大留学，自加拿大出发，于2022年3月25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解除隔离前出现症状，即送指定医疗机构隔离排查。经专家组会诊，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病例6为中国籍，在法国旅行，自法国出发，于2022年3月25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解除隔离前出现症状，即送指定医疗机构隔离排查。经专家组会诊，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病例7为中国籍，在英国留学，自英国出发，经芬兰转机，于2022年3月25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解除隔离前出现症状，即送指定医疗机构隔离排查。经专家组会诊，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病例8为中国籍，在丹麦留学，自丹麦出发，于2022年3月30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其间出现症状。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病例9为中国籍，在丹麦留学，自丹麦出发，于2022年4月6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其间出现症状。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9例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已转至定点医疗机构救治，已追踪同航班密切接触者52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境外输入性无症状感染者情况
2022年4月9日0—24时，新增境外输入性无症状感染者2例。
无症状感染者1为中国籍，在香港探亲，自香港出发，于2022年4月1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其间例行核酸检测异常。经排查，区疾控中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无症状感染者2为中国籍，在香港工作，自香港出发，于2022年4月4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其间例行核酸检测异常。经排查，区疾控中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2例境外输入性无症状感染者已转至定点医疗机构医学观察，已追踪同航班密切接触者36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自2020年1月20日上海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至2022年4月9日24时，累计本土确诊6806例，治愈出院1116例，在院治疗5683例，死亡7例（2020年疫情初期发生）。现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0例。
截至2022年4月9日24时，累计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4560例，出院4500例，在院治疗60例。现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28例。
截至2022年4月9日24时，尚在医学观察中的无症状感染者165356例，其中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65337例，境外输入性无症状感染19例。
孙春兰在沪调研：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咬紧牙关持续奋战
2022-04-10来源：上观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4月9日至10日在上海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出席疫情分析、医疗救治专题会，并前往市大数据中心、在沪相关高校，察看全员核酸检测进展、大学校园疫情防控等情况。孙春兰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咬紧牙关持续奋战，坚决做到“四应四尽”，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市委书记李强参加相关活动。
9日晚，孙春兰召开疫情分析会，听取工作组关于上海疫情防控形势的汇报，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进一步研判并部署安排下一步工作。10日，上海进行新一轮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孙春兰来到市大数据中心，详细了解核酸检测各环节耗时、分时分区统计数据，要求进一步强化“采、送、检、报、转、收”各环节的高效衔接和协同联动，最大限度压缩时间、提高效率、快出结果，及时发现风险人员并快速转运收治隔离。随后，孙春兰先后前往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深入了解高校落实防控措施、疫情应急处置、教学活动开展、师生生活保障等情况，要求高校进一步严格闭环管理，压实责任、完善机制、堵塞漏洞，在思想、教学和生活上切实关心好广大师生，全力守护师生安康、校园安全。
孙春兰指出，作为拥有25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当前上海疫情防控正处在最紧要的关键阶段，要进一步统一思想，以快制快、兵贵神速，在核酸检测、转运收治隔离、方舱医院和隔离点建设等各方面迅速有力推进。要及时深入分析疫情趋势，以科学专业的研判为优化疫情防控举措提供有力支撑。要根据本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动态调整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三区”设置，尽量减少疫情对生产生活的影响。要切实做好医疗救治工作，坚持中西医结合、分类施治，按照同质化、规范化原则，持续提升救治水平，护佑好每一个生命，并做好救治经验的积累。在快速有序组织好入院入舱工作的同时，要做好康复患者出院出舱工作，建立从医院、方舱到社区的衔接机制，确保出院出舱群众顺利回家。各级党委、政府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不折不扣将部署的任务落实到位，以更大决心实现日清日结。要持续充实基层防控力量，细心做好群众工作，积极帮助排忧解难，更好团结带领广大群众打赢疫情防控的大仗硬仗。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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