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创 申鹏 平原公子 2022-04-12 云阿云智库•讲史

导读：1927 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数据是：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65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后约一 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22万；国民党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所以，大革命中广泛建立的国民党基层党组织、进步的国民党青年才俊，基本被杀绝了。

今天是“四.一二”95大屠杀周年，很多影视作品都讲过这段历史。

其中《建军大业》讲得最详细，从上海青帮杜月笙诱杀工人领袖汪寿华开始，到青帮黑社会殴打工人纠察队，再到蒋介石派军队射杀游行群众，血流成河.....

大家都知道，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 疯狂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此前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等先后牺牲，整个中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但对于其中的起因、却介绍得浮皮潦草，普通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前几天还高喊“社会主义”口号，鼓励工人纠察队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忽然就撕下“左派”面皮，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同志了呢？

一、国民党是共产党帮助下建设起来的。

大家对前因后果要有一定的了解，要知道，国民党这个政党，实际上在“国民党一大”之前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同盟会、光复会、华兴会组成的松散同盟，主要成员都是一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乡绅。充其量就是一个大一点的“帮会”，算不上现代政党。

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是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的，所有的党章、纲领、制度，都是共产党人帮忙设计的，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都是共产党人在做，甚至发展新党员、黄埔军校招生这些事情，也是共产党在做.......

所以，在大革命期间，放眼望去，都是共产党在努力工作，黄埔军校最出色的学生是共产党人蒋先云，国民革命军最能打的军队是共产党叶挺的独立团，宣传、组织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共产党人毛泽东，农民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共产党人毛泽东、彭湃。

北伐期间最深入人心的口号“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共产党人陈独秀提出和诠释的。1926年，维金斯基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中写道：“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实际上所有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在做，几乎所有的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

举个例子，国民党一大中，年轻的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那时候蒋介石还什么都不是）。“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就来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这时候，国民党的组织部长是辛亥元老胡汉民，他去了广州，便把组织工作都交给毛泽东，当时很多人都把毛泽东叫做“胡汉民的秘书”。更有意思的是，他还是黄埔军校上海考区的复试专员，很多鼎鼎大名的国共两党名将，都是他推荐去读黄埔军校的，比如著名的徐向前元帅，再比如国民党的上将胡宗南......

后来在广州，毛泽东还担任过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在他担任宣传部长之前，国民党的宣传只限于广东一隅，他到任之后，立刻建议国民党中央建立了遍布全国的“交通局”，本是一潭死水的中央宣传部，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制度，立即活跃起来。次年5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范围再也不仅限于广东一省，而是遍及12个省市。

再举个例子，当年国民党开办广州农工行政人员讲习所，讲师里既有年轻的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官僚，但两者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完全不同，国民党官僚来讲课就是混薪水的，高高在上敷衍了事；而共产党人来上课，是对农民工人循循善诱，把主义和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有国民党人回忆，“更像是传道”！一堂课讲完，很多人恨不得立刻加入共产党。

而国民党人中最优秀的邓演达.....又是一个亲近共产党的左派。

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国民党的水平不行，党内大部分都是旧时代的老顽固，没有朝气蓬勃、锐意进取、踏实肯干的青年才俊，你让戴季陶、唐生智们屈尊去做工人、学生、农民的工作吗？他们根本做不到。

大革命期间，陈延年同志在广东做区委书记，经常穿着粗衣短裤，腰里系着麻绳，胼手胝足，像个“墨者”一样，和人力车夫这些工人兄弟一起工作......以至于国民党同僚嘲笑说：“共产党的大官拉黄包车”，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什么是实事求是、深入一线、了解群众。

“纯粹的国民党”实在是太无能了，以至于他们的党报没有东西写，只能照抄共产党报纸《向导》上的文章。年轻人加入国民党，首先想的是可以借此机会加入共产党。

这些状况，让国民党右翼势力感到恐惧，他们感叹“这不是容共”，而是在“容国”，比如戴季陶等人，一直在疯狂攻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但因为孙先生在世，这些事情还压得住。

在这个阶段，蒋介石是以“左派”的面孔出现的，他在苏联考察期间，甚至发表演说，称中国人要向“已经战胜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苏联军队学习，“也要准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捐躯”。蒋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打断，他也热血沸腾，结束讲话时，激动得双手发抖。军乐队奏着国际歌》，蒋介石竟是被苏军战士们抬着放到汽车跟前的.....

为了获取孙先生信任，为了得到苏联的经济、军事支持，他伪装成了一个“心向革命”的“进步左派”，甚至还和右派元老们划清了界限。他也积极领导“国民革命”，发动东征和北伐。

但是，他是个投机者，“主义”只不过是他获取权力的工具，在掌握了黄埔学生军之后，得到了苏联的全力支持之后，他就有了自己的野心。

二、他们恐惧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

在大革命中，北伐军的每一次胜利，都建立在黄埔学生军的英勇善战上，黄埔学生军为什么英勇善战？因为他们有“党代表”制度，因为他们“政治比军事更重要”，战士们知道为什么而战。

在北伐军中，一大批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党代表或政治处长，或者担任基层指挥员、战斗员。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担任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担任第三军党代表，罗汉担任第四军党代表，林伯渠担任第六军副党代表，肖劲光担任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等。

北伐军中公认战斗力最强的，是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几乎完全是一支共产党人的军队，叶挺独立团是直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各级干部的任命、调动以及兵员的补充，也都是由广东区委决定。这个团以铁甲车队为主要基础组成，从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中选调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独立团当军官，士兵大多数是湖南和广西的贫苦农民。

独立团建有共产党支部：团部直属队和各营建立了党小组党支部设干事会(支委会)，支部书记吴巨严，成员有叶挺、周士第、董朗。党支部初期约有20个党员。党支部不属第四军政治部管，而是属中共两广区委军委直接领导，请示汇报工作就找周恩来，当周不在广州时，就直接找陈延年。

北伐初期，当时，国民革命军的一些部队不愿意派自己的部队先出去，担心自己的部队受损失。而叶挺独立团却作为北伐先遣队，率先从肇庆和新会出发，开赴湖南前线，担当起“北伐先锋”的重任。他们一路上势如破竹，在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和武昌攻城战役等恶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叶挺独立团不但自己名扬天下，而且为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美名。

对于共产党赋予北伐军的战斗力，蒋介石是非常羡慕的，他曾经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拉拢、收买蒋先云这样的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的意志太坚定了，他收买不了，那么多了不起的青年将领和“党代表”，他一个都得不到。

另外，在北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还组织和武装了大批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用以策应和支援北伐军的行动。有些城市，与其说是北伐军打下来的，不如说是军民同心，一起“解放”的。北伐军所到之处，共产党就组织工人农民发动暴动，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乃至于解放农民、平分土地......北伐之所以所向披靡，就是因为得人心，得到群众的支持。

在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广东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在湖南，中共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任务，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

革命势力迅速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全国工会会员也由北伐前的100万人迅速增加到近200万人。这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工人运动发展尤为迅速。1926年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计成立工会约500个，会员达四五十万人。不仅大、中城市建立了统一的工会，而且大部分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会。同年12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

在此期间，最引起中外震动的便是汉口、九江群众收回英租界的事件。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要胜利，中国人民因此受到了极大鼓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在北伐进军中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据1927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记载：“北伐军入湘而后，平江、浏阳诸役，皆得农民为向导与协助，使我军不至陷于逆敌伏军及地雷之险。平江之役，农民引导我军，从间道抄平江北门，敌军几疑我军从天而降，敌将陆法因势穷自杀，农民因此而牺牲者亦数十人。凡我军所到，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常有手持木棍，截击敌兵，夺其枪械，以为我军效力。”

但这一切，都让蒋介石和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感到恐惧，特别是蒋介石，他无法容忍如此强大的力量，不掌握在自己手上。

北伐和大革命，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帝国主义、买办、地主乡绅、财阀资本家、帮派流氓，一切旧中国的反动势力开始联合起来了。

四、投靠帝国主义，内外结合，绞杀革命。

“反共”，是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共识。

早在1927年初，蒋介石就开始接触日本、美国，寻找靠山。

1月26至27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了日本海相财部彪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了长谈。蒋介石说:“我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蒋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随后，蒋介石就派黄郭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联络。他向矢田表示，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

1927年1月26日，蒋介石派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王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

1927年3月，英美干涉中国革命，用舰炮轰击南京城，毁坏房屋无数，南京百姓死伤两千多人。蒋介石方面对美、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打死打伤2000多人的“南京事件”一再退让，最后居然甩锅给共产党，把南京事件说成是共产党煽动而发生的，承认美、英为保护本国侨民“而不得已开炮轰击”。

蒋介石还派员到各国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

至此，蒋介石已经完全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

三、撕下假面具，篡夺革命领导权和革命果实。

早在四一二之前，蒋介石就动用各种阴谋手段，排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攫取军政指挥大权，在孙先生辞世后，他就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手段，制造各种事件，夺取革命领导权，通过整理党务案、中山舰事件排挤共产党，通过廖仲恺案驱逐国民党元老......从此大权独揽。

而共产国际和当时陈独秀的步步退让，也让蒋介石愈发肆无忌惮。

1927年3月21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并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英勇战斗，共歼敌5000余人，缴获5000多枪支等大量武器弹药，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第一次“解放了上海”。工人阶级靠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城市，并且迎接北伐军进城。

但蒋介石对上海总工会的壮举并不开心，他心目中的上海，必须是他所戴表的势力的上海，而不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上海。实际上，此刻他已经和日本、美国、江浙财阀、上海帮派勾结在了一起，紧锣密鼓开始准备反革命。

蒋介石在刚刚进入上海的时候，还是伪装出一副“联俄联共”的左派模样的，他首先是“辟谣”，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

然而，口蜜腹剑的蒋介石，屠刀早已举起。

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蒋介石与虞洽卿密谈，双方达成了交易，蒋要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虞要蒋明确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迅速见诸行动，把正在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压下去。

3月初，蒋介石又派张静江去上海，加强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联系。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了300万元。蒋介石曾感谢地说：“此次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

蒋介石早年混迹上海滩炒股投机的时候，曾管上海黑社会大佬黄金荣叫“师父”，3月中旬，蒋介石特派代表王柏龄、杨虎和陈群先后到上海，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人了黄公馆，先与黄金荣会晤，然后由黄召集张啸林和杜月笙来密商合作反共清党事宜，并负责统一指挥。黄金荣、杜月笙等还向蒋介石表示: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工作， “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

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古应芬、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

实际上，“四.一二”只是个开始，更残酷的大屠杀还在后面。

但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清党”并没有杀灭共产党人的信仰，反而摧毁了国民党自己的根基。

1927 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数据是：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65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后约一 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22万；国民党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所以，大革命中广泛建立的国民党基层党组织、进步的国民党青年才俊，基本被杀绝了。《国民党中央周刊》记载：“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 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负责清党的军法处胡逸民感叹：“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他们自己都知道，清党毁了国民党自己的根基。

广东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156915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87202人；

广西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128394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5671人；

湖南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34400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21087人；

湖北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30000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12236人。

国民党的清党活动，致使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被杀害，基层职位空缺，结果被一些当地土豪劣绅所乘。如国民党四川省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占据了原先“共产党少年”的位置，而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原先都是土豪劣绅，他们结党营私，招上来的党员也是些流氓地痞。以河北省为例，“各县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没入过党，有的是小土劣，有的当过税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经病，其余确系不明白党义的盲从青年……”蒋介石清党后，都剩下了些什么人？地痞流氓、土豪劣绅。连黑社会杜月笙都能够去竞选上海市市长，青帮大佬黄金荣还被蒋介石封了官.....所谓清党，其实是一次封建土豪劣绅旧势力的反攻倒算。

很多地方因为滥杀无辜，基层国民党党员几乎被杀绝了，粗略估计，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与进步青年被杀了38万。

蒋介石看起来大获全胜，但他失去了真正的同志和战友，变成了一个可耻的革命背叛者、反动派的代言人；22年后，他将在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力量面前一败涂地。

所以，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地主乡绅、财阀、黑社会可以逞凶于一时，但终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很多年后，教员同志回忆说：

“那时候，我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批、抓了一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不能打他呀？”

“革命不是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因为形势所迫，不能不干。”

“我这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30多年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了枪杆子。”

张宏良：对内大屠杀才是差点儿亡国灭种的真正原因

张宏良2022-04-12云阿云智库•家国天下

导读：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两次大屠杀，几乎杀光了这个民族的抗战力量，杀尽了这个民族的抗战精英，杀掉了这个民族的抗战精神和勇气，结果导致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无论走到哪里都很难遇到像样的抵抗。

作者：张宏良

来源：民族复兴网

今天是2022年4月12日，是上海“412大屠杀”95周年。看到去年关于上海“412大屠杀”94周年的文章，到今天为止才区区400多阅读量，让人感到很难过。一年时间才区区400多阅读量，说明中国人民已经忘却了这场大屠杀，忘却了这场大屠杀以及所有对内大屠杀给我们这个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

列宁曾经讲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同样忘记了过去也意味着灾难。由于40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谎言的影响，致使当今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近代以来我们国家几次差点儿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即便是偶尔提到近代以来差点儿亡国灭种的民族劫难，也是充满了诸如“落后就要挨打”的各种历史谎言，掩盖了中国差点儿亡国灭种的真正原因。其实近代以来中国差点儿亡国灭种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落后，也不仅仅是因为腐败，而是因为多次惨绝人寰的对内大屠杀。

一次是晚清政府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两场大屠杀，两场大屠杀的共同特点都是全部杀光，清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后，将男女老少全部杀光，后来又将30万义和团全部杀光，这两场大屠杀的规模和惨烈程度都超过后来日军南京大屠杀，因为日军南京大屠杀并没有把男女老少全部杀光；另一次就是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和左翼人士的上海“412大屠杀”，以及随后展开的对红军苏区的大屠杀，屠杀手段之残暴更是远远超越了包括日军大屠杀在内的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屠杀，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杀戮方式。

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两次大屠杀，几乎杀光了这个民族的抗战力量，杀尽了这个民族的抗战精英，杀掉了这个民族的抗战精神和勇气，结果导致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无论走到哪里都很难遇到像样的抵抗，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军队，全都是闻风而逃，逃不掉的就顺从投降。所以，4000英军就能打败拥有百万大军的晚清中国；不到2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够征服整个中国；“九一八事变”900多日本步兵就能将拥有陆海空三军的20万东北军赶入关内而占领中国东北；后来更是不放一枪便占领中国华北，卢沟桥事变几千日军就敢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就是晚清和民国对内大屠杀的结果。

对内大屠杀是近代以来中国独有的现象。其他国家无论多么残暴比如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大屠杀也只是针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而没有对本国人民大屠杀。即便是偶尔发生像美国“亚特兰大火”那样大规模屠杀本国老百姓，也是因为避免国家分裂，维护国家统一，而很少有像中国这样大规模屠杀保卫国家、抗击侵略的抗战力量。如果说满清政府对内多次大屠杀，还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汉族当作本民族来看待的话，那么国民党大规模屠杀国内人民，就很难从客观上来解释了，而只能归咎为是中国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特别残暴。

日本就是抓住了中国统治阶级屠杀国内老百姓的这个国家致命弱点，成功发动了两次侵华战争。甲午战争日本针对满清政府对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大屠杀，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个深入汉族人心的口号（后来孙中山又借用这个口号成功实现了辛亥革命），以中华民族继承者的身份，实现了日本小国打败中国大国，装备劣势的日本海军打败装备优良的北洋水师的战略梦想。后来日本又再次抓住国民党政府对内大屠杀的机会，提出了“东亚共存共荣”的口号，让处于最黑暗最残暴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产生了一种虚幻希望，所以才没有抵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华北，甚至还帮助日本人很快消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赵尚志等东北抗联名将，几乎全都死在了中国人手中。

为什么中国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会特别残暴，造成中国老百姓无人抵抗外来侵略的悲哀现象？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们进行过反复论述，在此不再赘言，只是概括地告诉大家，就是中国统治阶级特别是满清这个自认为是外来的统治阶级，根本不把中国老百姓当人看，对老百姓的剥削压迫特别深重，动不动就进行大屠杀，特别是满清入关又尝到了大屠杀的甜头，能够迅速平定全国，因而便形成了大屠杀的习惯；后来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又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把他们的利益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连在一起，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看作是与帝国主义交换个人利益的工具，不仅不把老百姓当人看，甚至把老百姓看作是他们投降卖国的最大障碍和死敌，即便是把老百姓全部杀光也在所不惜。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灭绝危险。

可是让人感到悲哀和忧虑的是，中国老百姓对这种差点儿亡国灭种的大难麻木不仁，漠不关心，仿佛是其他国家的事情。我们写上海“412大屠杀”的文章一年只有400多阅读量，而在同样平台上我们写目前上海疫情的文章，仅仅三四天就达到了300多万阅读量，可见人们对涉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冷漠麻木到了何等程度。！对此我们还是那句话：世上万法皆空，唯有因果不空。中国人再不睁开眼睛看世界看历史，恐怕就永远睁不开了。

2022-04-12

批判与现实：白区，真的解放了吗？

原创 欧洲金靴2022-04-13 云阿云智库•大批判官僚主义

导读：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九十五年，而七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最重要课题，就是防止自身的「国民党化」。看得见的白区容易推翻，看不见的白区难以解放。革命，是没有尽头的；解放，是没有终点的。

文 / 欧洲金靴

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沙坪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开幕。

1月24日下午至25日，毛主席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

1月27日，根据代表们讨论的情况，毛主席作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之后拟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在讲话中，毛主席提醒代表们要着重注意两个问题，即“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和“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对于实现党“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这一“中心任务”至关重要。

然而，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是因为当时在苏区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严重影响着工作开展的成效。

在长冈乡调查中，毛主席就发现：很多人不了解乡苏（维埃）、市苏（维埃）的工作，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

他通过调查还发现：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

汀州市群众没有柴烧，当地资本家还把盐藏起来又导致群众没有盐买，还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同时哪里缺米米价就贵……

这些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汀州市政府竟然一点也不讨论！

为此，在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主席点名批评了汀州市苏维埃政府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

他指出：“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官僚主义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

1

昨天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十五周年。

没有共产党人加入的国民党，是什么样子？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严格来讲其并不是一个由志同道合人士组成的政党，而是一个由各式各样政客为了共同利益而组成的政商联盟。

在这些人中既有像林觉民这样真心信服三民主义、肯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青年，也有像黎元洪、陈炯明这样的政治投机分子。

改组前的国民党，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杂烩。

正是由于鱼龙混杂，孙中山才决定在1924年“改组”，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打算用共产党的生命力与革命斗志去改造国民党。

在共产党和毛泽东（上海党部执行委员）等的影响下，国民党才开始形成自己的基层队伍，很多有为的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的基层队伍，成为了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基石。

从1926年-1929年，国民党党员的人数从15万增至63万，这些党员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且大部分都持左派或者同情左派的政治立场。

但是这对于极其厌恶共产党与左派观点的蒋介石来说，是决不能容忍的。

蒋介石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基本盘，就必须清除掉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左派；各怀鬼胎的各路军阀、江浙财团、买办势力，同样需要聚拢在蒋介石法西斯集团这面大旗下寻找利益空间。

“四一二”，就是他们清除异己、割除共产党人的血腥时刻。

伴随着大量共产党人、工人和无辜市民的被屠杀，当时很多国民党左派也惨遭清洗。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掌权后，立即命令全体党员重新进行登记，凡是有左派倾向的党员一律清除出党。

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地方旧官僚与地主立即开始报复这些曾经与共产党一起执行土地改革的国民党左派。

在浙江，多名左派领袖被暗杀打伤，在蒋介石支持者张人杰的主持下，大批国民党左派被秘密逮捕、杀害，左派党报《民国日报》也被强制停刊。

在各地右派势力的打击下，国民党左派逐渐式微，他们要么心灰意冷、不再议论政事，要么干脆投靠了共产党、彻底抛却了被蒋介石自己扔掉了的三民主义。

据身为国民党左派的汤良礼估计，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员有多达80%的党员属左派，其中青年党员更是大部分都同情左派（1929年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员在25岁以下）。

可以说，在当时中国，但凡是来参加革命的年轻人或是有理想的人大都是左派人士或是同情左派。

「左」，俨然成为了革命的一个标志。

左派人士不仅在国民党中为数众多，更是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据何应钦回忆，在和共产党合作之前大部分的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使得党与基层的农工互相分离。

但在和共产党合作后，由于共产党的号召与生命力，大批的青年国民党员投入到基层工作中，并成为了国民党与基层民众联结的纽带。

据当时的统计，在基层工作的人员中只有1/4是共产党员，其余3/4全是国民党左派。

四一二政变就像是一张用来过滤的大网，自动将那些贴近群众、为国奉献的革命青年全部一一筛掉。

而那些自私自利的旧官僚、地主与政治投机分子，却安然的留在了网内，并成为了政变之后国民党的中坚力量。

如果说孙中山的重组是想取之精华弃之糟粕，那么蒋介石的清党就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

对国民党左派的驱逐，直接导致了今后国民党对于基层控制的无力以及组织的低效。

三十年后，当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面对中共的百万后勤民夫感到艳羡和无奈时，不知蒋介石会不会后悔“自毁长城”之举。

2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以工农阶级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而言，毛泽东是教员，蒋介石同样是教员。

“正义是杀不完的”，但邪恶同样是杀不完的。

如毛主席在革命胜利后所言：“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这个人在中国可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同胡志明谈话时，曾忧心吐露：“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他曾还尖锐地指出：“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就在一年多前，1965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转批陈正人给一波同志“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信，毛主席做了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的老战士，1964年10月上旬时，时任八机部部长的他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研究。

当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纪大，要给他开招待所。而他拒绝了，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同吃同住。

陈正人在信中感叹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与群众生活的距离如果不缩小，群众必然是会离开我们的！”

毛主席的批示则如下：“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做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主席那几年时常与秘书、警卫员等谈起，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而是做起了“老爷”……

他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过像：“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就在那个月月初，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领导同志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这就是他一直批评的“包办代替主义”。

包办代替主义，使毛主席敏锐觉察到官僚主义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忧心地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山雨欲来风满楼。

3

五个月后，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路，踏上了“重登井冈山”的旅途。

路上，毛主席带着一股苍凉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他不停地给众人说着当年的起义盛况，所有艰苦、磨难、九死一生，全部涌上心头。

没经几个小时就驶上了汽车路，毛主席在车上无限感慨：“当年我就是从古城骑马走旁边小路到大仓村的林凤和家与袁文才见面的。可惜这次我看不到了，袁文才、林凤和都不在了，我也快见马克思了。”

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委员在林凤和家里面见袁文才，是党史上浓墨重彩又真相模糊的一页。

林凤和当时是当地的一个大财主，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他当年曾特地杀了一头猪迎接毛泽东委员一行。

解放后土改，毛主席三令五申要延续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待地主富农也要采取教育改造的路线。

然而，林凤和被没收了土地之后，村里的党委竟然不给他饭吃。

没有办法，这位对中国工农革命有功的旧地主最终在自家后山自杀而亡。

林凤和在自杀之前其实是想过给毛主席写信的，他想揭发基层过左的官僚主义手段、阳奉阴违的懒政行为，但是信件一概寄不出去。

毛主席也曾打听过他，从北京派人来找过他们，但是井冈山当地的干部却搪塞：“他家没人了”……

多年后，林凤和的孙媳妇进一步揭露真相：“地方上一直不愿意让外面知道林凤和自杀的真相，是为了掩盖他们在执行中央政策时不负责任的'左’。不是毛主席的土改政策不好，而是具体办事的人执行过分了，执行歪了。以后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又把什么错都推到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吊楼前那两棵金桂花树，有人出一万五千元买走，我没有卖，我不能卖。吊楼和金桂花树都是毛主席当年来大仓村的见证，我相信国家会管这件事。”

这就是党内干部官僚化、阳奉阴违的最典型写照。

毛主席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在山上饭后散步时，毛主席继续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之外，不分上下。现在看，我们的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了，我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去年开始有所下降，但仍有10倍以上。这样的部队怎么能有战斗力呢？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

主席还特地提到了张子清，秋收起义时的三团第三营营长：“那时候医疗条件差，有一点点药，张子清他们都先给战士用，战士们都流着泪留给张子清，他又坚决不肯。这就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

说着这些，主席在山间小道上踱着步，又喃喃自语：“我们的高级干部啊，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专门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呢？”

4

基层的信件往毛主席那里一概寄不出去，其实，毛主席那里往下面分发的文章又何尝出得了门？

72岁再上井冈山之前，主席曾与斯诺谈话，那次谈话足足抽了十二支烟。

袅袅烟雾中，主席淡淡然地说：“我的两个弟弟全被敌人杀死了，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中被杀死，我儿子又死在朝鲜……”

就在仅仅六年前的庐山，竟有人在党内公然批评他：“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这句话当时深深地刺痛了主席。

那些失去爱人、特别是失去心爱的岸英的日子里，他在泪中抚摸着爱子的遗物，度过不知多少个月夜，却被昔日的同志这般言说…

他向中央委员会发问：“我将无后吗？嗯，毕竟我一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了，另一个疯了…”

他觉得委屈，真的好委屈。

1957年5月15日，他亲自写的、后来被认为是“吹响了反右号角”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其文中已有强调反右基本的指导方针，是尽量缩打击面，防止扩大化，必须“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但是有人听他的吗？到了下面便成了另一幅光景。

1958年人民公社的提法同样压根不是自己的创造，浮夸风更是背着他在基层大刮特刮，他连《人民日报》都发不了文、只能用党内通信去遏止：“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但是为什么，所有人最后都把矛头指向自己？就因为他是领袖、他是毛主席吗？

他是农民出身，他一直认为农民、农业是共和国的根基，因而农村地区的生产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农民民主问题，非但不是国家建设的边缘，反而应该是国家政策的核心。

大跃进时，1957年12月中旬的一天，警卫中队的一位战士探家回来，不但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窝头。

这个窝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糠皮，他把窝头交给毛主席：“主席，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人们就是吃这种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我爹我娘也是吃这个！”

主席的手有些颤抖，接过窝头，眼圈一下子红了起来，两滴泪珠滚落下来。

他掰下一块窝头放进嘴里嚼了嚼，让李银桥叫几个人来，给每人都分了一小块窝头：“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人吃的粮食啊……”

毛主席眼里含着泪水，看着身边的人们，特别看了看为他制定食谱的保健医生……在饮食上，他一直坚持粗茶淡饭，尤以粗粮为主，不肯吃保健医生为他设计的有营养的高级食品，还经常敲着自己盛着红糙米和小米的饭碗说：“全国人民如果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

当天晚上，他没有吃饭，晚上睡不着。

李银桥上前劝慰，可他却感叹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嘛……”

他久久不能入睡，起身冒着冷风到院中散步，不断地自言自语：“我们是社会主义嘛，不该是这个样子。要想办法，一定要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一连几天，一直在念叨：“要想个办法，要想个办法…”

大跃进时他曾经相信1956年八大的成果，但事实表明，官僚主义的周期性似乎是一缕阴魂不散的历史青烟，「阳奉阴违」在基层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1960年3月30日，他起草的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开门见山点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当时间来到60年代中期，他不再迷信党内，开始转而发动他信任的孩子们。

加之1968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国防等成就显著，也提振了他和他的“红小鬼”们的革命信心。

只是遗憾的是，那场伟大的尝试又一次的被破坏…

5

毛主席的秘书员王力同志曾有回忆：“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但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该怎么办呢？这是使毛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毛主席曾严厉指出：“如果有人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么高，资格有多么老，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就不但应该撤职，还应该受到法律处分；如果他是共产党员，就更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前文提到的1960年3月底毛主席起草的那封党内指示，其缘于山东省委1960年3月下旬报送的一份简报，反映了干部作风问题，如虚报浮夸、大建楼堂馆所、吃喝浪费、贪污腐败。

他由此指出：“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和突出表现，可以概括为‘五多五少’，即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

早在十年前的1950年2月，主席从苏联访问回国在哈尔滨停留、应中共松江省委负责人的请求为松江省委的题词时，他就写下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的词匾。

这一题词是有针对性的。

当时毛主席到达长春，在视察市区时他发现大街小巷不见行人，后来得知这是当地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搞了戒严……

对此，主席生气地批评说：“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

脱离群众，就是官僚主义。

而官僚主义，往往其具体表现就是阳奉阴违，就是对上阻挡中央的问询调查与政策落地、对下压制基层党委的战斗堡垒能量。

1952年11月，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有言：“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

为此，毛主席要求各地要向官僚主义和阳奉阴违现象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其后，主席又一再声明：“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

2019年8月，中宣部主管的党建网曾刊发一篇社论《让阳奉阴违者受惩戒》，文中特别提到：

现在存在着理论学习当“二传手”、贯彻落实当“传声筒”、甘当“佛系党员”“积极废人”等问题，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阳奉阴违的现象，甚至有的党员干部对阳奉阴违“情有独钟”。

阳奉阴违者，在主题教育中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装样子——这种人表面上看是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究起来，则是政治立场丧失，忘了初心，丢了使命，对中央决策部署置若罔闻，对存在问题熟视无睹，对人民群众的期待视而不见，却对小团体或个人私利孜孜以求、煞费苦心。

不知敬畏，不存戒惧，不守底线。

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不绝；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编造假文件谎称围填海项目已停建，实则顶风作案、加快违法项目建设……

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场景历历在目，一个个阳奉阴违的细节犹在眼前

跋

1960年，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谈到一些变质的干部时，毛主席指出：“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

1962年的中央扩大会议上，他又发难：“我们有些同志，不允许群众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呀！凡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2013年1月22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领袖尖锐指出：“如果不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九十五年，而七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最重要课题，就是防止自身的「国民党化」。

看得见的白区容易推翻，看不见的白区难以解放。

革命，是没有尽头的；解放，是没有终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