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千年的军事冲突形态

――混合战争开启武装冲突历史新篇章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2022-05-23 云阿云智库•军事斗争

作者：亚历山大·库德里亚夫采夫

周宇/编译

【知远导读】本文编译自俄罗斯知名军事评论网站nvo.ng.ru发布于2016年的一篇关于混合战争的旧文，作者是俄军上校，军事科学博士，军事通信学院教授亚历山大•库德里亚夫采夫。文章原地址https://nvo.ng.ru/realty/2016-04-01/6_conflicts.html。时隔6年，作者在文章中进行的很多关于混合战争作战特点的分析，皆已在今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中得到了验证。

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主要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正越来越多地为完善其新一代战争概念，即“混合战争”或“代理战争/代理人战争”而持续投入。但关于这类战争的策略、战术，甚至是指挥控制、通信、情报和电子战等装备的具体形态和它们在混合战争中的作用并没有被清楚地阐释，这一切都需要专家们给予更多的关注，进行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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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现实的出入

关于未来的战争，俄罗斯和美国的军事理论界都曾有类似的论断。他们认为未来战争的特点是大量使用突袭、战争节奏快、战场空间广阔、兵力和火力高速运转、大量投入高机动性部队（分队），在陆海空战场联动使用基于新域新质力量的破坏手段，甚至是核武器。

但在现实中，俄罗斯军人不得不一次次在艰苦和“肮脏”的条件下作战，面对武器精良，组织度高的狂热武装分子（塔吉克斯坦、德涅斯特河地区、车臣、达吉斯坦）或规模小但技术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队（格鲁吉亚），以及维和和执法行动（阿布哈兹、波斯尼亚、科索沃、亚丁湾）。

再看回前苏联时期，我们参与了阿富汗，非洲(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越南、近东和中东的战争或武装冲突，进军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匈牙利反革命运动。而过去20年的现实决定了美国需要参与各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即在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利比亚、科索沃、亚丁湾和其他地方开展形态类似但规模更大的行动。面对城市、山地等作战环境和游击队、叛乱分子、圣战者等非正规武装力量。遗憾的是，双方都没有在这些行动中获得“航空-航天战争”的经验，对于开展“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用处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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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战争

苏联的存在曾为有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国家或“势力”提供了一定的威慑。自苏联解体以来，1991-2015年间，全球范围内发生了20多起重大军事冲突，涉及多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死亡人数超过100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战争几乎都是极其血腥的。在这些战争中，大量正规军、非正规武装力量的作战人员死伤，无辜平民被杀害。同时，这类战争既表现出传统战争的迹象，又呈现出“新型”战争的特征，表现出21世纪武装对抗的特点。这些战争的起源和出现也证实了一个观点，即随着全球政治-军事局势的可控性不断下降，军事冲突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爆发。

根据对近东和中东事件的分析，军事行动的具体情况表明，常规敌对行动开始被一系列局部战斗所取代，战斗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取决于当地正规和（或）非正规武装力量对抗美国和北约部队的能力。

在二十世纪的军事强国中，在计划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和导弹武器的军事行动中，战术是从属于军事艺术的，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受现代武装冲突中军事行动性质变化的影响，指挥员、参谋部、战术指挥系统的指挥员必须抛弃他们习惯的大规模作战模式，在战斗方法的选择、战斗的组织、火力的使用上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他们必须为实现战术目标和取得战术成功创造条件，以其作为取得重大作战成果的先决条件。与其在二十世纪大规模战斗中的作用和意义相比，战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最终，全球主要国家的军政领导人独立得出了接近一致的结论——现代战争已经变得非常昂贵。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消耗了美国近2万亿美元的预算（也有约3万亿美元的说法）。此外，在地缘政治权力中心之间进行大规模现代战争具有极高的风险，可能引发世界性的核灾难。从西方“消费与福利社会”成员国家的务实角度来看，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有以上因素共同促成了“代理战争”或“代理人战争”概念的出现。

根据“代理战争”的理念，两个或多个地缘政治权力中心之间的国际冲突将发生在依附于这些权力中心的其他国家领土上，它们将以解决这些国家的严重内部冲突为幌子，利用这些国家的资源。在军语中，被迫在其领土上“接纳”代理战争的国家可以被称为受援国，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受害国。武装冲突的直接参与者可能是受害国的正规武装部队、各种非正规武装力量、准军事组织、私营军事公司等。代理战争的理念已经在爆发于南黎巴嫩、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的冲突中成为现实。为了提高代理战争的效率、参与方行为的可控性和影响战争胜负的可能性，根据代理战争概念发展“混合战争”概念的想法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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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混合趋势

一方面，混合战争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然和地理条件、复杂的地方势力和五花八门的军事行动参与者（正规军队、私营军事公司、准军事力量）、多样化武器系统的影响而自发形成的。另一方面，它是由这类战争的筹划者在建立对有利可图的土地的控制、煽动意识形态的分裂和故意激化敌对行动的压力下有目的来形成的。

混合战争的概念，正如其筹划者所设想的那样，涉及到军事、外交、信息、经济等主要因素的灵活组合。事实上，现代武装冲突的组织及其行为的混合性质在于地缘政治权力中心对这些因素的巧妙操纵。

混合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联合作战，它具有战术技术多样性、独创性和军事行动非“标准”化的特点。然而，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火力的使用。在大量使用多管火箭炮系统、各种用途的火炮系统、小规模分队大量拥有反坦克导弹和肩扛式导弹的条件下，火力的重要性及其与接触战和兵力机动的融合有助于提高联合部队的作战效率并打出“高质量”的战斗。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观察到的混合战争交战方都没有经历过弹药短缺的问题。

混合战争的作战行动具有以下特点：

-交战各方的武装力量人数不等，约为3-6万战斗人员，在战争的顶点，短时间内可达到8-10万人。交战区的面积是有限的，从几十千米到200-400千米。

-武装冲突的“融合”性质，在同一片土地上，军事人员的战争行为与平民的日常经济活动共同存在。

-交战双方之间没有连续的接触线。战场是广域、非线性、前后方界限模糊不清的。在混合战场上，一个摩步旅可以拥有100千米的战场范围而没有连续的接触线。交战双方的行动旨在通过建立排级或连级规模的据点，达成对道路和道路交叉口，以及有砖石建筑的人口密集区的控制。

-高度关注作战单元的可控性问题，引入网络中心化、自组织网络的原则。基于各国军队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乌克兰东南部的行动经验，在战术指挥层面整合异质编队和常规作战力量。

-作战单位和单元的火力输出能力急剧提升，导致战斗编组的密度降低。

-部队的机动性增强—一方面是随着军事运输能力的提升，部队本身的机动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当部队，尤其是火力部队的侦察和指挥周期缩短到用分钟甚至用秒来计算，阵地区域必须要频繁变化。

-集所有可能来源(太空、空中、地面、特战、海洋、战略层面)之力向连、营和旅(团)战术单元提供情报，将联合军事行动与反坦克、防空、反登陆行动以及电子战相结合，通过它们的行动取得战术成功。很可能混合战争的参与者没有自己的情报网络，但就像2008年美国在格鲁吉亚-南奥塞梯战争中的表现一样，试图达成特定目标的外部情报源为他们提供了一切所需的情报。

-在远距离（30-70千米）的部队和分队之间保持火力联系。

-在阻击战中开始运用缘边射击，建立火力走廊等新战术。

-为城市战（在近东、中东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砖石建筑密集的城市和定居点）、平原作战或起伏不平的沙漠地区作战做好准备。在城市战中，作战行动往往以居民的日常经济活动为背景，还伴随着众多民用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客运、电信、广播电视、零售贸易等）的正常运行。随着相应地区城市化程度的提升，战场环境只会变得更加复杂。

-部队（分队）拥有灵活、分散的作战秩序，可以有效使用各类武器和军事装备。

-更加强调在战斗中娴熟地利用地形的战术特性。

-在战斗中结合使用游击战和反游击战技术，即近距离射击（伏击）、攻击军事纵队和检查站（突袭）、在军事人员和装备的行进路线上进行伏击，以及在敌方编队将要通过的地域和路线上大规模布雷

-通过一系列局部战斗的形式组织作战行动，同时还以侦察和破坏行动的形式进行作战。

-移动式无线通信设备的大规模使用。移动式无线通信设备不仅被用于部队的指挥控制，还承担了识别、警告、导航、通联等功能。就密度和饱和度而言，活跃在战区的军用或民用无线电设备（网络）数量可能大大超过（10-100倍）参与部队控制的设备（网络）数量。战区的无线电环境复杂且难以预测。

在详述混合战争的每一个显著特征的内容时，可以补充以下内容。混合战争的开端是以各方缺乏专业性为特征的，更类似于警察行动。这在于无法组织复杂的联合武器行动和集中指挥与控制，以及无法全面解决战斗和后勤问题。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各级指挥部的冒险主义，允许在侧翼不安全和无法疏通“坑”的情况下，为给敌人造成相当大的损失而进行纵深突击，同时无视人员损失等问题。然而，对战争结果更有动力、在道德心理因素上有优势的一方，开始在战术和作战技能水平上超过敌人，并有能力成功抵御在人力和装备上都有多重优势的敌人。此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时，这一方开始进行防御和进攻行动，阻击和摧毁敌方团体。

新一代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同时使用陈旧的武器系统和现代高科技武器。值得注意的是，高科技武器的战斗使用往往由高素质的专业人员--私营军事公司的雇员提供。

在详述了混合战争的显著特征后，我们还应注意到：混合战争往往由执法力量的行动开场，参战各方并未做好参与激烈军事冲突的专业准备。这使得各方都无法组织复杂的联合军事行动，不存在集中的指挥与控制，更无法顾及后勤等问题。这一时期军事行动的特点是各级指挥机构大量存在冒险主义倾向，一旦有机会给敌人造成大规模损失，就将无视己方人员损失，不惜在侧翼不安全和无法掌握关键节点的情况下进行纵深突击。然而，哪怕是面对人力和装备等方面都具有优势的作战对手，更渴望取得最终胜利、在道德-心理因素上握有优势的一方也将会在战术和作战技能上胜过对手，有能力成功实施防御和进攻行动，阻击和摧毁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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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前线

在混合战争中，总兵力不足导致兵力密度偏低，战场上很难出现由交通壕、防御工事和战壕构成的连续接触线。接触线上的支撑点最终会被排和连级别的部队用作据点。同样，由于缺乏连续的接触线，战场上活跃着侦察-破坏团体、私人武装、私营军事公司、“当地人”组成的游击队、有组织犯罪团伙、军火商人、盗墓者等形形色色的武装团伙。

或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或为了获取报酬，甚至是“出于善意”，所有以上这些正规和非正规武装力量都可能具备执行侦察、破坏、引导飞机或火力、架设无人值守的小型干扰基站或进行黑客攻击等任务的能力。他们都可能对指挥通信系统、军事后勤或民用基础设施造成重大损害。

无人值守、可通过无线电信号被远程开启和关闭的小型干扰基站会对按照“经典”方案，以几十辆专用指控车辆为载体分散部署，各节点间由几十千米长野外电缆连接的指挥通信系统造成极大影响。虽然目前还未见这种干扰手段被大规模使用，但它已经成为了趋势所向。为应对这一威胁，我们应当积极探索技术解决方案，减小指控和通信设备的质量和尺寸，以便将它们安装在通用型车辆平台上，避免使用具有典型特征的车辆。

无线电电子设备（系统）的应用规模可以达到几千甚至几万台/套。在现代战场上，无线电电子设备将大大缩短作战单元的探测周期和控制周期，这就意味着每一种无线电电子手段、每一个区域无线电电子作战小组都将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由于战术侦察设备可能会直接服务于火力打击单元，大规模摧毁指控系统、侦察设备、数据交换系统等无线电电子设备已成为混合战争的典型标志。混合战争中交战各方都积极寻求破坏对方的无线电电子设备，这使得分布在大规模战场的部队失去了通常意义上的可控性，并意味着我们要寻找非标准的解决方案、技术手段及无线电伪装方法。当然，这也对一线指挥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无人机在作战行动中的大规模应用正在成为现实：虽然它们更多地被赋予侦察任务，但现代化的无人机已经具备执行多种任务的能力。各国都在基于混合战争实践探索无人机的战术使用方法，解决其抗打击能力较低的问题，平衡其制造与全寿命成本、提高其破坏力。总的来说，无人机参与混合战争是一个明确的趋势。

大量携带便携式反坦克和防空武器的小规模步兵分队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战术编组方式。他们可以击退乘坐装甲车辆的优势敌军。在中东战场上，美国陆军先进的“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被俄罗斯“短号”反坦克导弹大量击毁，导致美军不得不改变大规模集中使用坦克部队的战术，将其主要作为大型步兵分队的伴随力量或采用“独狼”方式单车游猎。在空战场上，便携式防空导弹和由几十架无人机组成的小型无人机星座（网络）（注：仅美国具备组织大型无人机星座的能力）已经具备在5000-6000米高度上摧毁空中目标，或将其驱赶到作战效率大幅降低的高度的能力。

混合战争还有另一个显著特点——如果某些域外权力中心需要得到特定战争结果，他们可能会从外部对战争进程施加影响。要想混合战争可控，我们需要在既定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人为构建分叉点，激活或扭转战争趋势，吸引国际金融机构、政府机构、重要企业的关注，寻找新的赞助方或参与者。为成功构建分叉点，交战双方都需要积极（混合地）动用军事、外交、信息等多种手段。

人为“制造”具有大量受害者和伤亡的人道主义灾难已经多次被证明是一种高效的混合战争手段，这种“通用武器”是西方战略分析家的工作成果，域外权力中心积极寻求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事态发展。他们通常在关键时间点抛出“灾难”，然后在外交、经济和信息领域开展协调一致的活动，诋毁敌方军队及其背后的权力中心。

混合战争的概念与手段违背了传统的战争准则，但其目的仍然是为敌方或竞争对手造成具体伤害，其本质仍然是反人类的。进入新千年后，世界主要权力中心根据自己制定的规则肆意妄为，整个世界——也包括俄罗斯——正在进入一个混合战争当道的复杂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