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端午节来源新论

何新2022-06-02云阿云智库•家国天下

导读：端午之节，起源于上古之“夏至节”，乃是殷商之“新年”日。端午食粽的风俗，来源于上古于新年日以麦、黍祭祀祖神。龙舟竞渡，则为纪念南游水死的舜帝祝融也。后来随历史之变迁，屈原、伍子胥、介子推、曹娥的事迹亦因都死于“五月五日”而有所增附，但皆非其本原也。

（下文收录于《何新国学经典新考》，已经出版）

何新：端午节来源新论

五月五日端午，上古以为夏至阳盛之日。殷商古历以夏至为尝麦、种黍之新年节日。至今西南彝族仍以夏至前后为所谓“星回”之节，即古代所谓“天中之节”，而又演变为祭祀火神之“火把节”。

故五五端午在上古实起源于火神及夏神的祭祀之节。楚人自命为火神祝融之后裔。故屈原于政治失意后乃择此日而悲愤沉江。后人为怀念屈原，遂以此日作为祭屈原之日也。但今人不明本末，反而以为只是由于纪念屈原而方有端午。

韩国继将首都汉城脱汉化而更名后，又试图将端午节本国化。而国人亦很少知道年节古俗的原始来历。为正本清源，兹略考如下：

一

端午，端，正也，始也。端午即正五，古文字“五”与“午”通用。故端午即夏历五月的第一个五日。

闻一多云“端午为龙图腾崇拜民族的祭祖日”。但何以设定此为祭龙祭祖之日，则前人无说。其实“端午”之设，是起源于上古之“夏至节”。上古以“夏至”（坤日）与“冬至”（乾日），为一年之两大节日。

公历以6月27日为夏至之日。上古历法之夏至,则在五月初略相当于端午五月五。据史学家常玉芝等考证，上古以夏至为大节，乃是殷商王朝古历法的新年，尝新麦、植新黍之日也。

［按：近年商史学者研究甲骨文，发现夏历五月是殷历之岁首。常玉芝说：“气象卜辞证明殷历岁末岁首的交接是在夏季。殷历的岁首一月是种黍和收麦之月，即相当于夏历五月。殷人是以“大火”星昏见南中的夏历五月为岁首，所以殷正建午。”

 “殷历是以麦收后的始食麦、种黍及大火初昏南中之时作为岁首正月的。于农事，则称‘食麦’月；于天象，则称可标志岁首的大火为‘大辰’、‘天子大纪’。此月为夏至所在月，相当于夏历五月，借用月建称名，则可说是‘建午’。”］

古代历法经历多次演变。据《晋书·律历志》：“颛顼以孟夏正月为元。”孟夏，夏历五月也。(此则资料至关重要，它表明汉代以来所谓“古三正”的传统说法是不对的。上古颛顼历法曾经以夏至为正月。)

在古代礼制及宗教文化中，夏至与冬至，是历法的分界线，其意义至关重大。《周礼·春官》：“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方物魅。”贾疏：“冬至日阳气转升而祭鬼神，夏至日阴气转升而祭地祇物魅，魅：百物之神。致人鬼于祖庙，致物魅于墠（音扇）坛。”

《周礼·春官·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地祇皆出。”可见远古有夏至祭地祇的风俗。所谓地祇，就是地灵，包括田禝之神，亦即所谓“田祖”。

殷商历法，以夏至（端午）为正月新年。西周建国后改历，以立春为正月新年。其后，汉代行太初历、三统历，历法运算日益精密，夏至不再确定于五月初五，夏至与端午遂分别为两个节日。

直到晋代，五月五日仍称“地祇节”。《道藏·岁书》：“五月五日为地腊，五帝校定生人官爵，血肉盛衰，外滋万类，内延年寿，记录长生。此日可谢罪，求请移易官爵，祭祀先祖。”

据《风俗通》，古时夏至原曾有煮龟之俗，“令极熟，去骨，加盐豉、麻蓼名曰‘菹’。”龟，龙物也。“秋”字《说文》作“龝”，正象煮禾及煮龟。龟古音近秋。根据先秦古历法，夏至一阴生，此日过后，天遂交入秋令矣。

二

据甲骨文，夏至之日，新麦成，种新黍，故以之为食新麦之节日。西周以后，则演变为端午尝黍并以新黍献神之俗。《礼记·月令》：“仲夏之月，日在东井，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是月也，农乃登黍。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略引）

黍是中国古代五谷之主，古时包粽子用黍。【1】黍乃稷之粘者，有赤白黄黑数种。许慎《说文》：“黍可为酒，从禾入水为意也。”魏子才《六书精蕴》：“禾下从汆，象细粒散垂之形。”“黍者，暑也，待暑而生，暑后乃成也。”所谓角黍，也就是献神尝新的粽子。

晋人周处在《风土记》中称粽子为“角黍”：“仲夏端午，烹骛角黍，端，始也。”注：“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叶裹粘米煮熟，谓之角黍。”

角黍得名，源于牛角形。上古有以牛角装酒食祭祖之俗，取牛角之形似“且”（男阳具）也。据古人说法，角黍之所以要包以宽叶，盖取义于“荫”。古人认为黍具阳火之性，又称“火谷”，《尔雅翼》：“黍之秀特舒散，故说者以其象火为南方之谷。”火属阳，而菰叶生于水中属阴，以之与黍相配，乃具成“阴阳之象。”

《齐民要术》：“俗，先以二日，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夏至，啖之。粘黍一名‘粽’，一曰‘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象。”

三

古人发现，夏至后天气暴热，易生百邪致病，如中暑、痢疾等。故于端午节，自古又有避恶之俗。

《后汉书·礼仪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荆楚岁时记》：“荆楚人以五月五日并蹋百草采文，悬门户上，以禳毒气。”《风俗通》：“五月五日以五彩绳结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以彩绳系结祈福寿绵长，这也就是近年流行国际之间所谓“中国结”的起源。）

端午又有作药浴之俗，药用兰草。《夏小正》：五月：“煮梅。蓄兰、颁马。”疏曰：“此日蓄采众药，以辟除毒气。”蓄兰即洗兰，以兰汤作沐浴。浴兰汤、悬桃符，都是为避毒。因五月阳气至极，极阳伤人，于是要避毒。

以夏至/端午为岁首之俗，今日早已不见于中原。但礼失而求诸野。在少数民族中，则至今仍可见此俗遗风。民族学家卢央指出，彝族太阳历的新年称“星回节”，因为在夏天的星回节有点火把的习惯，所以也称为“火把节”。

陈久金说：“星回——就是北斗星开始回转了。这时，正是谷子成熟的时候。俗说话：星回之日过火把节。我国古代习惯于以北斗斗柄的指向来定季节。彝族也以北斗斗柄的指向来定季节，与《夏小正》以斗柄指向确定正月和六月完全一致。”

陈久金又说：“星回节，又称‘天中节’。‘天中’者，正五月也，因为上古历法一年只有十个月，五月为中。”其实，所谓“天中”，与“端午”（端，正也。午，中也）之意义，本来完全相同。【2】

四

火把节至今仍是东南一带民俗大节。据游国恩说：

 “滇中以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夏至日）为火把节。”

明人李元阳《云南通志》云：“六月二十五日，束松明为火炬，照田苗，以火色占农。”李元阳是明嘉靖中人，当时已有火把节之记载，则其俗由来之久可知。明人杨慎《滇南月节词》云：“六月滇南波漾渚，水云犯里无烦暑。”又云：“松炬荧荧农作午，星回令节传今古。”（摘录《升庵全集》卷三十九）

清人陆次云《峒志》记：“六月二十四日，祭天过岁。”清人许实撰云南《禄欢县志》：“六月二十四、五日，为火把节，亦谓星回节。夷人以此为度岁之日，犹汉人之星回于天而除夕也。会饮至于旬余不息，犹汉人之春宴相集也。儿童执火把，梢松枝，杂煤衽而撷之，见尊者叩首，举燎逼裾，松煤燎之，火满身，谓之‘送福’。”“男女齐会，四面绕坐，脍肉，饮酒，歌舞杂喧，以趁盛节。”“大家小户俱盛酒，合家欢乐，乐为过年。”

许印芳《五塘杂俎》卷二《星回节》谓：“节之日既夕，在所人户，同时燃木，入室遍照幽，口中喃喃作逐疫送穷语，而农人持火照田以祈年，樵牧渔猎各照所适，求利益大光明中。”

《禄欢县志》亦谓“于野树松燎，高丈余，燃之，以照田祈年，视其明暗，卜其丰歉。”“倒树当门卧，男妇撩衣跨火过，群相贺曰：星回矣！秽气解矣！”

由此可知，星回节、火把节即云南少数民族新年除旧之节，这种风俗与华夏族殷商古代之风俗相同。

上古曾有“十月历法”，每年设为十个月，“天中节”在十月历法之五月。但周秦以后改用夏历，年十二月，“天中节”则成为六月矣。

五

秦汉以后，古礼失传。以至对端午之起源，乃有种种异说发生。

一说端午起源于春秋时，为纪念晋人介子推。春秋五霸之一的重耳（晋文公）曾落难逃亡，介子推跟随。没有食物了，介子推割自己的股肉煮食予重耳。重耳复国后，赏赐随从，介子推独无所得，与母亲隐居绵山（今山西介休东南）。重耳请他出山，他终不肯出。于是重耳烧山，介子推抱木而被烧死。于是重耳为纪念他，规定晋国以五月五日为寒食（不用火）之节。

［东汉蔡邕《琴操》：“介子绥（即介子推）割其腓股以舀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文公惊悟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东汉邯郸淳《曹娥碑》则说，端午节是起源于吴人纪念伍子胥：“五月五日，时迎伍君。”伍子胥尽忠于吴，反被吴王夫差杀害，抛尸于江，灵魂不死，化为钱塘江江涛之神。故吴越人民以其死之“五月五日”为纪念节日。

《会稽典录》则记浙人之俗，认为端午是为了纪念汉代之孝女曹娥：“女子曹娥，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江沂涛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浙人为纪念曹娥，乃称端午为“女儿节”。

但是流传影响最广的，自然还是端午节纪念屈原说。此说始见于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3】

又云：“汉建武中，长沙人区回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绿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其遗风也。”

《初学记》引用《续齐谐记》这一说法，说民间怕祭屈原之米食被蛟龙所窃，因此创造了粽子为祭品，据说蛟龙怕粽子上的楝叶、绿丝。

李时珍《本草纲目》则认为正好相反，粽子就是喂给蛟龙吃的：“糉，俗作粽。古人以菰芦叶裹黍米煮成，尖角，如棕桐叶心之形，故曰粽，曰角黍。近世多用糯米矣。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相馈送，或言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饲蛟龙。”

六

端午日龙舟竞渡之俗，传说起源于越王勾践于五月五日检阅水军。《事物纪原》引《楚传》：竞渡“起于越王勾践。”

《荆楚岁时记》则说其俗也是来自祭祀屈原：“五月五日，为屈原投汨罗，人伤其死，并将舟楫拯之，因以为俗。”《岁华纪丽》则综合之，认为赛龙舟之俗是来自于：“因勾践以为成风，拯屈原而为俗也。”

实际上，上古传说舜帝南巡死于湘水。舜帝多名（有一种别号是“彭咸”）。舜也称“夋”、“俊”，帝俊是《山海经》中的太阳神。舜是楚人之祖，号称“祝融”。楚俗以五月五日为“祝融（火神）生日”，所以为纪念舜帝祝融，而早有龙舟竞渡之俗。

综上所述，端午之节，起源于上古之“夏至节”，乃是殷商之“新年”日。端午食粽的风俗，来源于上古于新年日以麦、黍祭祀祖神。龙舟竞渡，则为纪念南游水死的舜帝祝融也。后来随历史之变迁，屈原、伍子胥、介子推、曹娥的事迹亦因都死于“五月五日”而有所增附，但皆非其本原也。此节于周秦汉以后（也许更早？）流传到东亚（古韩国及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遂成为东方民族普遍之国际节日矣。

（2005年5月稿于上海，2009-2010年重新修订）

【注解1】/黍，黄小米，粘性，上古华夏族之主食嘉禾。黍古代有火谷之称，《礼记·月令》：天子乃以雏尝黍，郑玄注：“黍，火谷。”

【注解2】/夏至建午之月，古代历法不同，换算互有舛误，而统用夏历（旧历），乃有系于五（夏历）、六（商历）、七月（周历）之不同。《礼记·杂记》：“孟献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正月日至，冬至也。七月日至，夏至也。殷周之间改历，春秋名目杂用不同历法，换算之间常有出入。郑注谓：“鲁之宗庙，犹以夏时之孟月尔。《明堂注》曰：季夏六月，以禘礼记周公于太庙。”孔颖达正义：“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日也。”

《尧典》已有迎二至的记录。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孙希旦《集解》：“迎长日之至，谓冬至祭天也。冬至一阳生，而日始长，故迎而祭之。礼盛为大，而冬至之礼最盛，故谓之大报天。”

孔颖达疏：“皇侃云：天岁有八祭：冬至，一也。夏正，二也。五时迎气，三也。”通前为七也。九月大飨（大尝），八也，雩与郊禖为祈祭，不入祭。”

【注解3】/上述诸人，皆以五月五日而死，亦非偶然也。

按:近年韩国妄称端午祭祀本源于韩国古俗，而与中国过去所谓纪念屈原水殉之事无关。

韩国人近年多有文化不明本源之妄论，但其妄论实与百年以来中夏学术界之数典忘祖，致使文化根脉迷失有关。例如两韩人种族中，自上古以来本有华夏之血脉。汉武帝以后，两韩之地数度曾为中国之行省。而韩国祖神朱蒙，实即华夏先祖之一的朱明、祝融。“高丽”一词是“高勾丽”转语，而从汉语语源看则与上古华夏东夷之东方神“句芒”有关（韩人会有异说，但余对此有详细考证）。早在《山海经》中即有“朝鲜”之名称。

华夏文明为祖源，而朝韩文化风俗则为别系之枝脉。但其与中华历史、种族、文化之密切联系，则更甚于与古华夏文明关系也颇密切之日本、安南。故至今日本旧俗仍多存唐以前华夏古俗之遗迹，而韩国旧俗则多存宋明文化之遗风。所以，韩国多种风俗文化本非其民族之原创，而是华夏古文明风俗之抄袭复制也。

但是，端午古祭确实并非源于纪念屈原，而是源于商周以前上古新年农事之祭祀。

谢茂松：端午节包含中国文明核心原理

谢茂松2020-06-25云阿云智库•家国天下

端午节与包括纪念屈原、伍子胥等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他们代表着与“龙”一样、具有“龙德”的君子，“龙”在乾卦表示阳气、正气，表示君子以及君子之德行，故而端午节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是端午节的衍生、扩展之意，但本意与衍生意二者又是完全一以贯之的，这本身也是中国文明的天人合一的要义所在，即端午节既祭祀代表天道之“龙”，又纪念、祭祀代表人道之“君子”的屈原，这就是中国文明最重视的家国情怀所在。

谢茂松 |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导读】 又逢端午佳节，观察者网特重刊本文以飨读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茂松】

端午节这一延续几千年的传统节日，“百姓日用而不知”，包含着极为深刻的中国文明原理与智慧。

首先看端午节之得名。端午节在中国农历的五月初五，农历以天干地支来记录，农历第五个月为午月，“端”表示初，五月初一、初二到初五为端一、端二到端五，初五也是午日，五月初五就是午月午日，端午节因此又称“重午节”。这与农历九月初九称为“重阳节”类似，“九”代表阳数之极，所以九月九为“重阳”。午代表阳、阳气，故重午为至阳，代表着阳气最盛，阳气在仲夏的端午节生发到极致，而夏天包括农作物在内的万物在生长，这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端午节在天象上是二十八宿的东方苍龙七宿的主星“大火”，即心宿二，上升到正南方天空的中天，这就是《周易》乾卦九五爻的“飞龙在天”。《周易》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五经》之首，“乾”卦则为《周易》之首卦，象征天、天道的运行，即“天行健”，而“人道”取法“天道”则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即是“天人合一”之根本所在。

天道的运行又以龙从地下到地上再飞升于天来象征，这也就是东方苍龙七宿在一年四季中依序在东、南、西、北天空的运行。中国先民通过观察苍龙七宿的位置，也就知四季的变化，同时知农时。苍龙七宿在春天农耕之时，慢慢上升于东方夜空，露出七宿之首即角宿，在仲夏端午节农作物生长之时，则升至到正南方夜空的中天最高位置，在秋收之时则开始在西方夜空往下降落，冬藏之时则隐没于北方地平线以下。

故而端午节与二月二龙抬头联系在一起就能更好地理解。农历二月二龙抬头，是苍龙七宿在仲春二月初二开始出现在东方夜空，这就是乾卦九二爻“见龙在天”；苍龙七宿继续运行，往上升，到端午节则上升到最高位，即乾卦九五爻“飞龙在天”，九五爻既正且中，代表“中正之道”，这正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原理，强调阴、阳的和谐平衡。

乾卦九五爻“飞龙在天”表示天下大治，九五爻的天下大治来自于从初九爻开始的不断累积、办好自己的事，九二爻“见龙在田”是有所作为，在其之前的初九爻“潜龙勿用”表示在自身势力微弱时，不宜主动向外发挥作用，但这并不等于无所作为，潜龙之谓潜龙是在于“龙德而隐者也”，是在修身养性，默默壮大自己。

《周易》一卦内部又为上、下卦，九三爻要由下卦上升到上卦，在上下之际，最是要面对各种风险、挑战，这就是九三爻爻辞所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是说君子终日精进不已，从早到晚都戒慎恐惧如有危厉，所以最终能够没有咎害。今日中国所处形势正是如此，即在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时，需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同时面对着大国竞争，中国更要精进，同时要做好各种风险的挑战，方能达到两个百年的目标。

由端午节所包含的深刻的文明原理，我们就能真正理解端午节的来源与衍生所在。赛龙舟与端午节联系在一起，近于端午节的本意，即与“龙“之天象、天道联系在一起，龙代表着阳气，赛龙舟祭祀龙，则是象征着扶持阳气、正气，从而能使农作物生长。龙代表着云行雨施，雨水是农作物生长所需，祭祀龙则代表着中国文明的“回报”的深刻原理。回报的对象包括有用于民的天地自然，还有祖先，还有有德、有功于民的先烈。

端午节与包括纪念屈原、伍子胥等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他们代表着与“龙”一样、具有“龙德”的君子，“龙”在乾卦表示阳气、正气，表示君子以及君子之德行，故而端午节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是端午节的衍生、扩展之意，但本意与衍生意二者又是完全一以贯之的，这本身也是中国文明的天人合一的要义所在，即端午节既祭祀代表天道之“龙”，又纪念、祭祀代表人道之“君子”的屈原，这就是中国文明最重视的家国情怀所在。

今天在中国文明伟大复兴之际，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端午节的中国文明原理。同时，在疫情之下还可以理解端午节更多一层意义。

端午节习俗是家家悬挂艾草、菖蒲、桃枝，并以之煮水沐浴，还有喝雄黃酒、吃灰水棕即碱水粽，这些都与中医在夏季祛病防疫的预防措施有关。中医思维对于疾病的理解是天人相应的思维，即四时的阴阳之气与人的身体相应，若四时的阴阳二气不平衡，过或不及，人就容易得病，甚至出现四时之疫。四时之气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天之气该藏而不藏，出现暖冬，各种病毒就会跑出来，就容易发生疫情，中医对于这次疫情的发生的解释就是如此。

基于中医的独特思维，这次的中药全国通用方排毒清肺汤在这次疫情治疗中起到了非常显著的疗效，被认为是特效药，其原理正是扶持阳气，即阳气、正气存乎中，则邪气不能干。中国历史上出现几百次大疫，正是因为有中医，所以中华民族的人口能得到最大的保全。

端午节还包含着中国文明的阴阳消长、转化的极高明的辩证思维，即端午节在阳气达到极致，“飞龙在天”之时，阳极而阴生，乾卦九五爻之后为上九爻的“亢龙有悔”，亢则为过，这就出现“一阴来姤”之姤卦，姤卦在表示一年12个月的阴阳消长的《周易》十二消息卦中正是在5月。这正是端午节也在很多地方被视为毒五月、“毒月毒日”的深层原因之所在。

中国文明对于“毒”的理解是不正、不中之气，阴阳二气之过或不及都是不中正，上九爻“亢龙有悔”是由九五爻的“飞龙在天”之“中正”转向了“亢”之为过，以及阳极而阴生之“有悔”而有“毒”。百姓则不明所以，其中的要义正在于端午节处于阳极阴生、阴阳转换的几微之际，有的人看到端午节“飞龙在天”的中正之道，有的人则看到盛极而衰的细微苗头，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看则是“执两用中”。从端午节所包含的阴阳转化的高明智慧，这也就可以理解中国未来不会像近代西方崛起大国一样“国强必霸”的深层文明原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