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一）：扫黑除恶没有尽头！

云阿云智库•扫黑除恶•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专题

编者按：只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占有局面不变，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也就得不到彻底解决，黑势力存在的土壤也就不会彻底消失，它们或许会随着“雷霆风暴”蛰伏下去，但下一次很可能又会改头换面重新出现。

回看历史，实在太多的触目惊心、太多的难以置信。航道回正不易，且依然任重道远，扫黑除恶的本质是割除政治肌体的腐瘤，是净化政治生态和维护政治初心的自我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这没有尽头。

小思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时代的心理枷锁

欧洲金靴2022-06-10云阿云智库•扫黑除恶•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文 / 欧洲金靴

这个事，从视频里可以看出的「围观者冷漠」和「助殴者嚣张」，让人非常不适，甚至是难过。

我想起一件事：几年前包贝尔和包文婧的婚礼上，韩庚、杜海涛、李灿森等男星故意要将身着薄纱的伴娘柳岩扔进泳池（目的很明显想让她湿身暴露，这就是性骚扰，此处不讨论），起哄者越聚越多，肆无忌惮、浪笑连连……

结果只有贾玲一个女的挡在柳岩面前保护她，最终没让柳岩被那帮流氓男星侮辱。

这两件事在我看来反映的一个共同点是：当今社会，见义勇为的代价成本在增高，因为这背后扎驻着坚不可摧的「阶级分层」。

柳岩事件中，在场的人员不下百人，婚礼摄影师、化妆师、服务员等都在场，里面有力气的男性也不在少数，却都只能眼睁睁目睹韩庚、杜海涛对柳岩进行猥亵。

原因很简单：身位不对等，有心无力。

而贾玲有胆量站出来的理由，不仅是出于所谓友情和勇气，更在于她在圈内的地位并不比韩庚杜海涛等人低，所以她有底气去抒发、去输出、去行动。

爱心、善良、愤怒……这些情绪谁都有，但是敢不敢将它们挥洒出来，这在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里是极为考量一个人的阶级能量的。

再回到本次唐山烧烤店打人这类事件，我可以再举一些相关例子：校园暴力。

我就这么说吧，我如果有朋友的孩子在学校里被欺负了，早已被社会摩擦久了的我，可能第一反应是让我的朋友去打听一下欺负孩子的那位同学，家里是什么背景、他爹是干啥的……

这话听着挺蛋疼，但这就是现实。生活不是念经。

这就是我说的，见义勇为的成本在增高。

今天的我们在看到当众殴打事件、特别是殴打者表现出格外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嚣张气焰时，第一反应也是会思索：这货什么来路？这么狂？是不是背后有人有保护伞？

“昆明王”孙小果，有十九个保护伞并能雇佣一个副部级官员和五个正厅级官员为自己打工；

“内蒙王”郭全生，能为区区八万赔偿款而勒令包头市政法委从办公经费中挤出来代赔、又鲸吞国有资产；

“山西王”陈鸿志，能一年之内拿下五座煤矿；

“四川王”刘汉，组建地下武装并垄断区域内赌博业/高利贷市场、发家逾百亿、还当选政协委员、频频大搞慈善和爱国公益事业……

每一个“地方大王”的背后，都站着一个甚至多个地方诸侯。

简单的思来想去，见义勇为的劲儿已经泄了。

社会与时代，给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上了一把锁，让每一位群众在所谓「关键时刻」都把事情往坏处想、都把自己弱小化、不得不自我保护化，最终形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局面。

几年的打黑除恶运动，除不尽三十余年沉疴。

既是社会沉疴，也是心理沉疴。

回望曾经的年代，面对流氓犯、强奸犯，群众是怎么群起攻之的？群众会考虑这个流氓犯有什么“背景”吗？

想个屁！我身为人民群众，我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我一个人的拳头背后就是千千万万无产阶级专政的拳头，我怕你个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背景”？上街游行走起！

还记得谢步升吗？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反奸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比建政后的刘青山、张子善更具有历史意义。

他12岁起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入党，后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

官职不大，然小官巨贪。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建立，其地方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变质。除了利用工作之便大行贪腐，生活还腐化堕落，与一个大地主续弦的老婆勾搭成奸。

1932年2月，谢步升又强奸同村的一个妇女，被举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

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想要保他。

于是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并称由中央局调查处理谢步升的问题。

后来，事情被调查员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当即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生再次进行公审判决，判处死刑！

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开庭审理，否决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并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三小时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当日下午，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还会有流氓吗？还敢有地痞吗？

凡事呐，就怕想深了。

赵五贞的死不是性别问题，而是阶级问题 | 再谈唐山事件

欧洲金靴2022-06-11云阿云智库•扫黑除恶•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文 / 欧洲金靴

1

犯罪不是孤立的，而必然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而变化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刑事犯罪随着我国的政治形势、经济变革和社会治安情况等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

1950年全国发生刑事案件共51万起，按当时全国5.5亿人口计算，立案率为0.93‰；1952年比1950年下降50%以上，立案率只有0.42‰

1955年为0.37‰，1956年为0.28‰，总体呈现出急剧下降的态势。

在此期间，犯罪主要发生于国民党残存余孽在边缘地带纠集土匪所致，每年平均发生刑事案件29万起，立案率为0.415‰。

能够快速把犯罪减少到如此令人惊奇的程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谓创造了世界奇迹。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1957-1965年)

这一时期的犯罪形势呈现出起伏态势，刑事案件立案率1959年为0.298‰，1960年为0.32‰，1961年为0.64‰，1964年为0.35‰，1965年为0.33‰，1966年0.24‰。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由于假麻子横行、Red二代破坏革命行为猖獗（此处不赘，已说过多次）在一段时间内（主要是1966-1968年）社会秩序大乱，刑事犯罪抬头。

到1973年，犯罪率仍为0.6‰，当年发案数为54万起。

四、粉碎“四人帮”到1983年“严打”期间

粉碎“四人帮”后，刑事案件出现了急剧上升、甚至是难以遏制的势头。

按当时人口计算年立案率，1980年为0.77‰，1981年为0.89‰，1982年为0.74‰。

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青少年犯罪日益突出，在整个刑事案件中的比例高达70%-80%。

五、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以后的犯罪(1984-1999年)

早在1979年时，当年度刑事案件总数就已经首次突破60万起(当年为63.6万起)，十年后的1989年更达到197万起，1991年更是达到263万起，立案率为2‰，实属罕见。

以上数据为我国犯罪学界对20世纪新中国成立后的犯罪问题考察，收录在康树华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犯罪发展变化及理性思考》中，可以参考。

2

治安几近无治安、检法几近无检法，这种黑社会死灰重燃、刑事犯罪如家常便饭的态势，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十年间为共和国难以抹去的时代记忆。

犯罪发展速度最快的年份就是1988年和1989年 ，其环比发展速度分别为145.1%和238.3%；发展速度较快的年份还有2000年，发展速度相对于1999年来说为161.7% 。

追溯长期根源，是1979年逐步废止的知青下乡政策。

自1979年始，知识青年被大规模召回城市，强行往国企里面塞，造成了体制性的人浮于事、大锅饭、“一份工三人干”等恶况。

同时，那些没能进入国企的青年，便游走街头无所事事，随即迎来了83严打……

1983年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1983年起，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

从1983年8月上旬至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此后至2001年，除1985年、1997年外，每年都组织“严打”。

“严打”，即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最早提出这个词的人是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中国各地社会治安不好，成为了当时面临的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根据公安部的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万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

到1983年上半年，案件数量猛烈上升，虽随着开展“严打”发案大幅度下降，但全年立案总数仍达61万多起，其中大案65000多起。

后来迫于无奈，又搞了一段时间的“知青重返农村”运动，并硬着头皮重新正面宣传一度被抹黑的下乡运动。

就城市安置知青的问题，那时候还提出“大城市学上海，小城市学常州”的口号，就是为解决知青在城市的安置难题，什么“父母提前退休、儿女提前接班”的封建之事也在国企内大面积出现。

至于到了90年代末将国企解体瓦解时，已不会有人愿意去追溯这些根因，只知道大快朵颐得鲸吞国有资产。

以上是黑社会产生的长期根源，而短期根源则是80年代中后期的军队改革。

一方面，“军队要忍耐+军队可以经商”使得原本吃皇粮的制服机构无限下沉，军队内部克扣军饷、社会上又欺压百姓，屡屡上演穿着军装和商户“抢生意”、“争摊位”的奇景。

另一方面，百万大裁军轰轰烈烈，可是却又并未做好退伍安置工作，造就了难以计数流入社会的“兵痞”，成为了各个地方黑恶势力崛起的组成人员。

那一时期，基层警事完全脱离了党的领导，几乎“社会化”。

官方警力一旦社会化，最直接恶果就是警黑勾结。

派出所、公安局沦为了黑势力的保护伞、“铁哥们”，从而使得黑社会不但时隔四十年在华夏大地死灰复燃，并各拥地头、相继做大，让90年代彻底成了“黑色年代”。

像孔庆东老师生动描述的：“百万工人下岗，百万小姐上岗”，黄赌毒在中国死而复生，其背后都是黑社会。

在任何国家，有黄赌毒都必然有黑。

而黑，永远是控制黄赌毒的幕后boss。

回想1949年5月，毛主席曾带着秘书乘一辆吉普车进北平城。在一个胡同口，车子被一群吵嚷的人阻断了去路，原来是妓院的老鸨在当街揍一个逃出来的妓女。

毛主席看到了这一幕赶忙让秘书去阻止：“不准你们毒打她！”

此后不久，彭真同志来见毛主席，制定了党一定要取缔旧社会根深蒂固的妓院产业和黑帮横行的决策。

出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同志随后于深夜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的妓院进行调查，其中一个15岁的小妓女当时触动了所有人，她痛哭流涕讲诉自己是怎么被拐卖到妓院，被老板盘剥后一天的所得就是四个窝窝头……

彭真同志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能坐视不管吗？”

毛主席更是为此事气愤不已，急电瑞卿同志：“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

「黄赌毒黑」兴起的任何地方，「女人」都一定会沦为最直观的玩物和受害者，因为基层治理的原始化和动物化，必然带来“肌肉决定秩序”的构造结果。

在一个依托于拳头和资本、而不是依靠法律治理社会生态的地域，女人一定是弱者中的弱者。

这与性别无关，这只是强弱之间的阶级力量压制。

除了女人，无权无势的底层人物——从民国时期动辄被“坐霸王车”的黄包车小弟到今天被殴打得头破血流的外卖小哥（不久前天津的事儿没忘吧？）——亦是社会主义法治淡漠后的受害者，而他们都不是女性。

因而，一味地将暴力黑事往性别战争上拉扯的舆论势力，要么是鼠目寸光的聒噪，要么是包藏祸心的搅浑水。

3

90年代的东北地区（以哈尔滨、沈阳为典型）、华北地区（以石家庄为典型）、西南地区（以昆明为典型），某些黑社会组织的社会地位甚至与当地官方平起平坐。

外地调来的领导干部初来乍到，甚至还得去给当地的地头蛇“拜码头”，否则“日后工作不好开展”……

包括遇到些棘手的事儿，穿警服的“不好出面，不好处理”，还得去“麻烦”黑势力“帮个忙”，所谓“以黑治黑”。

哈尔滨的乔四就是其中翘楚，算是玩的比较早的“初代boss”了，一开始就是靠着帮民警“暴力强拆”、“拔钉子”，开启创业之路。

这些都是90年代基层治理的形态，党组织荡然无存，治安极度混乱。

还是说拿乔四举例。

在乔四爷的时代，连哈尔滨的派出所公安局的传呼机、吉普车、办公桌椅，都让他包了，这哈市的黑社会生态还怎么治？

1993年，公安部刑侦局被迫成立了“有组织犯罪侦查处”，混乱程度可见一斑。

在90年代做生意，就是靠比拼谁更“狠”、更“会玩”、更“有人”，只有规矩，没有规则。

像昆明的孙小果这种，以他后爹和他妈的职务，花点钱改年龄出狱之类，其实并不算难事。

之所以去年有段时间重点宣传他，不仅是因为这孙子涉及明目张胆的官场勾结、腐败庇护，且此人行径过于变态恶劣，在昆明黑道各种“常规的”黑恶淫乱手段不说，还喜欢用一些乱七八糟的“宫廷酷刑”当众折磨小姐和马仔，在昆明的气焰太嚣张。

要非说昆明黑道的牛逼人物，镇雄帮和东北帮才是最拉风的，以及四川帮（蒋家田）、洪兴帮（被香港电影洗脑）等昆明帮派，包括利用美色连睡两个黑老大（候连喜、杨炯明）和一位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昆明地下武则天”徐福英，共同组成了90年代的昆明社会秩序。

昆明这个地方，确实是研究黑社会问题的绝佳案地。

一直到2001年李嘉廷落马、然后2003年严打黑恶势力，才算消停下来。

除了昆明，还有一个城市同样是研究“黑社会时代”与“国企瓦解时代”的范本：石家庄。

从1998-2001年间，石家庄的下岗人员犯罪数占总犯罪数比例飙升，达到36.2%，比起1997年增长了三倍不止。

最明显的是盗窃罪——一个反映也充斥着饥饿、彷徨、颓唐的罪径，下岗人员的盗窃数量直接占到总盗窃数的50.8%，超过了半数。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大规模下岗潮有着密切关系，引起这些工人犯罪的核心动机就在于“生存断裂”。

他们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

当一座又一座国营工厂被粉碎，那些从厂子里双目无神地走出旧世界的工人们，就一点一点地将一个曾经秩序井然的城市，变得“鱼龙混杂”起来。

1999年5月，张宝林的弟弟张宝义，被孙大洪的打手丁旭在石家庄街头当街打成重伤；两个月后，张宝林带人手持猎枪将丁旭和他的超跑堵在巷口，一秒爆头。

从此张宝林的名字前面多了一个称谓：石家庄老大。

两年后，距离东北王、哈尔滨乔四爷被执行死刑整整十年后，张宝林在石家庄终于被捕。

再两年后，以张宝林为原型的电视剧《征服》上映，孙红雷饰演的刘华强基本把张宝林的凶恶面相全貌演绎。

同样是在2003年，昔日张宝林手下的马仔张建设，改名为张家豪，逃出了石家庄、去往了北京，算是和自己在庄里的所有灰与红的记忆挥别。

在北京的娱乐场所看场子时，啤酒瓶飞来砸去之间，张家豪认识了赵刚——一位新的东北大佬的保镖。

一年后，赵刚本色出演了这位大佬制作的电视剧。

困于分身乏术，赵刚便把张家豪介绍给了这位大佬，让他成了大佬身边新的保镖。

两年后，电视剧又拍了续集，早就不说石家庄话、而是一口浓浓东北腔的张家豪，也本色出演了电视剧里的一个狠角儿。

这两部电视剧，就是《马大帅》第一部、第二部。

而这位大佬，就是在“沈阳王”刘涌、以及“乔四爷手下第一杀手”李正光纷纷被绳之以法之后，崛起为新的“东北王”的二人转龙头：赵本山。

刘涌，后文会提。

1998年，伴着刘欢在耳畔靡靡不绝的《从头再来》和宋祖英那首刺耳的《好日子》，石家庄的一位工人在毛主席塑像上面挂个了一副对联：“毛主席，向前看，前面都是贪污犯；毛主席，向后看，下岗工人没有饭。”

那座毛主席塑像的前面就是石家庄市政府，后面则是工人文化宫。

4

黑钱色，这是自古以来三个“干政效率”最高的民间工具，后两者「钱色」是诱惑，而前者「黑」则是依托。

权力依托黑恶去做一些权力无法明做的事，黑恶则反过来依附权力拿到无法通过白道获取的利益。

“黑社会干政”，这是各种腐败类型里尤为损伤政治能量、颠覆我党形象的腐化形式。

回看历史，我党我军当年在解放事业中俘获民心的一大显著之举，就是砸碎剿灭一切旧制基层自治武装，将老百姓从地方宗族武装、前朝余匪武装的黑暗统治中拯救出来，全部纳入到党的治安体系内。

多少老一辈人提到共产党、解放军和毛主席，除了“让我吃饱饭、不再饿肚子”，另一个功绩和恩情就是“让我不再受欺负、不再挨打、不再被抢儿抢女”。

这个“受欺负”，就是我党建政之前数不尽的地方黑社会武装势力。

黑恶的种子在80年代被种下，可以说荼毒至今。

比如孙小果，有十九个保护伞并能雇佣一个副部级官员和五个正厅级官员为自己打工；

再比如能为区区八万赔偿款而勒令包头市政法委从办公经费中挤出来代赔、又鲸吞国有资产的“内蒙王”郭全生；

再再比如能一年之内拿下五座煤矿的“山西王”陈鸿志；

再再再比如组建地下武装并垄断区域内赌博业/高利贷市场、发家逾百亿、还当选政协委员、频频大搞慈善和爱国公益事业的“四川王”刘汉……

每一个“地方大王”的背后，都站着一个甚至多个地方诸侯。

大树不倒，猢狲长吠；大树若坍，猢狲则散。

把目光从天高皇帝远的西南，移到官场衙味浓郁的东北，同样逻辑相通：像有“沈河王”（沈河为沈阳市一区）之称的李俊岩，1999年被擒并被判处死刑，直接原因就是著名的沈阳官场大地震“慕马案”。

1999年初，时任沈阳副市长马向东、财政局长李经芳、建委主任宁先杰三人，在澳门频繁出入赌场，被国家相关部门一举拿下；一年后，“东北最后一位黑老大”、“沈阳王”刘涌正式被公安机关逮捕，其背后靠山、时任沈阳市长慕绥新随即下野。

慕市长与之前落马的马市长就此一起落位沈阳历史，江湖人称“慕马案”。

那场震动幅度巨大的沈阳官场大地震，牵连甚众，总涉案人员达100多人，其中副省级1人，副市级4人，仅各级的“一把手”就有17人，贪腐金额达数百万美元。

这场大地震也导致了相传打了刘德华一巴掌的“沈阳王”刘涌的后续倒下。

黑道事交给黑道办，这种治理思维至今还是存在。

过去很多年，城市资本大举下乡，全国各县城大兴土木搞房地产和工业园区，实力雄厚的老板们在碰到诸如征地拆迁问题时，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其背后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都不愿意碰这个雷。

怎么办呢？很简单：将相关业务“转包”给那些具有黑社会势力的“拆迁公司”！

比如2010年的大连道由家村，比如2012年的山西朔州，比如2014年的山东五莲县……

至于欠薪欠款、还对讨要者动辄殴打，对于曾经各地涉黑的企业更是“常规操作”了。

比如南昌讨薪不成反被威胁的农民工张桂生，比如云南省巧家县双河村被骗400亩土地反被黑社会殴打的村民们（和《人民名义》中大风厂事件如出一辙），比如河南小庄村被侵占生产楼反被黑社会头目李含富征收保护费+围殴暴打的向阳生……

2016年，山西晋城曾一篇传遍全国的热文：《黑老大出狱：120人迎接放炮，现场有20路虎30奔驰》……

数不胜数，让人脊寒齿冷。

二十予年前，2001年的4月，全国治安工作会议开幕，长者发表重要讲话，对开展新一轮“打黑”提出明确要求。会后，再次开展了以综合整治为目的的全国打黑整治斗争。

配合着长者领导的停止军队经商和灭轮运动，社会风气开始有了好转

二十年后，人民领袖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上再度雷霆发声：“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侵蚀党的执政根基。”

回看历史，实在太多的触目惊心、太多的难以置信。

航道回正不易，且依然任重道远，扫黑仍存有死角，除根仍未到深茎，决不可再重蹈覆辙。

扫黑除恶的本质是割除政治肌体的腐瘤，是净化政治生态和维护政治初心的自我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

这没有尽头。

跋

1919年11月，长沙青年女子赵五贞被父母强迫出嫁，反抗无效后在迎亲花轿中用剃头刀割破喉管自杀。

此事引起巨大社会反响，长沙《大公报》当时为此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年轻的毛泽东本人则在十二天中连续发表九篇文章，指出“婚姻问题是个社会问题，赵五贞的死根源于社会！”并号召人们向吃人的旧社会发动进攻。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就不复制了，这篇理论雄文具体阐述了中国的妇女问题，从七个方面对妇女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如果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形成的标志，那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应该可言之毛泽东妇女思想形成的开端。

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严肃指出：“黑暴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唐山事件亦根源于社会！”

在任何一个黑暴横行的国度或小范围地域，一定是存有着私有制，其与封建官阀的彼此勾连是造成社会弱势群体被欺凌压榨的本源缘由。

鲁迅曾在《关于女人》中有这样的描述：“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当作私有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

所谓“男人应该保护女人”言论的深层逻辑

欧洲金靴2022-06-12云阿云智库•扫黑除恶•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文 / 欧洲金靴

连日来，唐山事件的恶劣令人瞠目结舌也让人发指。

而在众多舆论聒噪声中，有一种言论格外醒目：

“保护女人是男人天性”、“男人应该保护女人”，“女人应该被男人保护”……

又是一通乍一听没有毛病、但经不住细品的论调。

在此前两篇文章中，我已经剖析了黑社会性质暴力犯罪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社会制度的时代性变革，导致了阶层力量的震荡直至人际秩序被重组，最终在私有制和地方官僚主义复活的背景下造成了垄断资源的一方获得了欺侮弱势群体的隐形权力，且见义勇为的公共成本也在潜移默化间被无限抬高，酿就了数不胜数的一出出暴力悲剧。

只是，在向来主张“去阶级化”的胡锡进笔下，却可以轻快地横炮一打、将矛盾瞬间从阶级议题引入两性议题中：男人与女人的保护和被保护关系。

可以再审视一番胡锡进举苏联红军例子时的字眼，“保护我们的女人”——注意这个用词：“我们的女人”。

在他胡锡进的眼里，女人是从属于男人的，所以保护女人就成了男人的义务——因为之因为，义务与权力是相生的，行使“保护女人”这一义务的另一面，实质就是把持“控制女人”这一权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在微博评论区和读者探讨时认为，胡锡进这种爹味十足的言论，其本质与行凶打人的那几个男子本质是一体两面的：都是在维护封建父权体系。

只不过，胡锡进充当了一回父权体系的公关经理罢了，把那个动手打人、“破坏了父权体系公共形象”的暴徒痛批一顿而已。

瞅瞅他说的话，“这几个畜生真是男人中的人渣啊”，翻译一下就是：都照你们这么直白地暴力输出，我们男人这统治还怎么进行的下去啊？

类似无厘头的还有成龙：

大哥，您一个从香港黑帮时代一路走过来的滚刀肉，眼皮底下我都不用说见过多少殴打断腿砍手，恐怕连死人都是亲眼见过的吧？搁这装什么震惊、摆什么泪目呢？

去年我党建党百年，您来蹭热度“想入党”，今年这遇到个唐山事件，您又来蹭热度“气抖冷”……

我算是从中看出来了一个事实了：香港市场确实是GG了，您晚年想捞金的话看来是只能抱紧大陆市场了。

“男人不可以打女人”，对对对，对于你们这帮爹味大佬而言，女人确实不是用来打的，而是用来玩的。

上一个如是作态的是谁？《老炮儿》里的六爷。

在后辈面前，爹味十足的逼，你要装；在儿子面前，又教导他，霞姨一个女流不是自家人——人家身子也给你上了、钱也借你了、在你生病时也为你跑东跑西忙里忙外了，结果就换来你一句轻浮的“女人？”

看似保护女性，实则凌驾和不屑。

仔细观察，这次唐山事件的殴打行为具体是因何而起？

是那个被骚扰女生的抗拒，激怒了对她骚扰的男子。

于是，暴徒们在恼羞成怒之下扬起了拳头——这个在两性对比中他们唯一占据优势的东西。

所以，引发殴打的实质就是女性的“不服从”，而这种“不服从”可谓是犯了爹味老爷们的大忌，这是对父权尊严的挑战，尤其在众目睽睽之下更是放大了爹味老爷们的所谓“丢面儿”，故而只能用拳头抒发愤怒。

举起的拳头也好，砸下的桌椅也罢，其行为内核都是一种「镇压」，镇压一切敢于不服从父权统治的女人。

这个时候胡锡进大摇大摆地走出来，笑意涟涟地圆场，那种看似是在对女性示好、予之温柔抚恤的伪相，让我想起了马克·吐温的一段话：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

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

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

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

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

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

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

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

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

很显然，即便是眼下这么一个群起怒火的舆论场上，依旧有人在不动声色地转移矛盾——本质是在掩藏矛盾。

他们深知黑暴问题的出现其根本缘由是什么，也深知彻底解决黑暴问题的手段是什么。

但是他们抗拒谈论，他们只会一味地涂抹、粉饰、遮盖。

这样的人，不论满脸堆笑地给受伤的女孩们递去多少张纸巾，也无法阻挡下一波眼泪的涌出。

所谓“男人不可以打女人”被大肆传播，那么女人打男人呢？男人打男人呢？女人打女人呢？

明明是阶级问题、制度问题、社会问题，到头来都被当做流量密码引入了性别问题，让“男人打女人”上了热搜，掩盖了其他的黑暴。

女人需要男人保护吗？如果真的“需要”，只能说明根本性的矛盾依旧未能解决，女性依旧是需要依托于「性别」去寻求庇护。

那么这种场景其可怕之处就在于：女性既然不得不依托「性别」去寻求庇护，那么也可能会因为「性别」遭受打击，亦或是不得不依靠「性别」去保障生计……

这种场景，是绝对不符合毛主席“妇女能顶半边天”思想的。

女性需要“被保护”，本质是女性的“未被（完全）解放”。

我也举一个苏联红军历史的例子。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年仅18岁的卓娅与一批热血青年于10月跟随苏军党组织潜入敌后，参与秘密作战。

11月底，在莫斯科以西九十公里的彼得里谢沃村，卓娅在焚烧德军马厩时不幸被事先埋伏的纳粹逮捕。

在集中营里，小小年纪的卓娅受尽惨无人道的折磨，你能想象到和想象不到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暴行，德国鬼子几乎都对卓娅单薄如风的身躯倾泻施虐。

但是，卓娅死也不肯吐露半点秘密。

在11月29日临刑前，卓雅的嗓子其实已几乎无法发声，但她还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对鬼子高喊：“你们可以把我绞死，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有两万万人！他们会为我报仇的！德军士兵们，趁现在还不晚，赶快向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共产党投降吧！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接着，她扭过头来对同样等待着被处极刑的彼得里谢沃村的村民们说：“永别了，同志们！别怕，同他们斗！为自己的人民而死，这是幸福！”

为了纪念卓娅，苏联人民为她树立了庄严的雕像，她成为了苏共党员“不怕牺牲、不惧敌人、永远为苏联人民而战”的革命象征。

卓娅雕像的神态，和当时18岁被德军绞死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在苏军1943年开启全线反攻时，战场上红军同样有一句响亮的口号，但不是如胡锡进笔下的什么“为了我们的女人”，而是“为卓娅同志报仇！”

卓娅，她不是什么“我们的女人”，而是红军的同志。

被党解放了的灵魂，是不会被物化的，不会被驯服的。

铁骨铮铮的阶级战友，不论是什么性别，也不论是多大的年龄。

毛主席早在《女子自立问题》一文中就指出，造成男女“政治、法律、教育、以及职业、交际、娱乐、名分”差别的原因，在于“社会罪恶”。

1956年10月，毛主席在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指出：“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是少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仅仅占20%……”

他认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提出：“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中国妇女运动曾在50年代实现了县县都有女县长，乡乡都有女乡长，促成了50年代妇女政治参与的高潮。

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参与社会建设之深之广，使西方国家的女权团体都羡慕不已。

再审视当下，当妇女节、女权运动、女性的社会功能，这些都已经被消费主义与田园牧歌式的极端女权重新解构并导致了异化、邪化时，今天的互联网，最典型的现象便是：张雨绮的“碎钻理论”可以大行其道；《小时代》里的浮华炫景可以迷得姑娘们头晕目眩；非诚勿扰里的女嘉宾可以以“宁哭宝马、不悦单车”的媚相登堂入室；微信群里的标题党《男人爱女人就该给她买这十样东西》《直男不懂化妆品，如何追到女神》可以篇篇10万+………

然而这些处处物化和婴儿化女性的人，却可以被封为“女性意见领袖”、“女权之光”……

女性不再自我定义，而只能趋附于男性审美为坐标、服从于资本割韭为价值体现。

即：你作为一个女人，只要你不消费不剁手不“买买买”，那么你就失去了社会价值；在公共场合，只要你不黑丝高跟、不艳妆芬芳，那么你就失去了性别价值。

这种性向化，实际是一种对女性的“客体化”。

三十余年来，随着资本重夺话语权，男权思维和大男子主义重出江湖，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化妆、必须挤出一定长度的沟、必须露出一定面积的腿，成为了“职场规则”，否则就是“失礼”。

某商家为了卖化妆品，竟打出广告语“不涂口红，你和男人有什么区别？”——女性难道是为了取悦男性审美而存在的吗？

“男人不给你买xx就是不爱你”——女性难道是嗷嗷待哺的宠物吗？

“你负责xxxx，我负责貌美如花”——女性难道是*盆吗？

“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中国女性难道是用来配种的吗？

这就是今天的“女拳”。

职场装束标榜“高跟鞋端庄、黑丝露腿自由”，这反而正中高高在上的男性当权者的审美下怀。

如“我骚我有理”，最爱灌输这种观点的恐怕并非田园女权，而是男权食利阶层。

一旦觉醒了的女性摘去了“骚”、而撸起袖子去参加劳动生产、社会竞争，那么传统父系的利益结构必定会被打破。

所以，极端女拳竭力张扬自由化的结果，反而是论证了传统男权的合理性。

如鲁迅所言：“连续向左转，最后便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脸上免不了火辣辣的。”

“女人需要男人保护”，此等言论宛若玛丽苏偶像剧中“霸道总裁爱上灰姑娘”的桥段，剧情中的各种“灰姑娘奋斗论”实为阶级自贱。

“灰姑娘”们真正崛起的方式，是嫁给霸道总裁以实现所谓“阶级跃升”吗？

不，强行融入，本质依旧是服从和奴化。

灰姑娘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推翻和消灭「霸道总裁阶级」，而不是幻想着摆脱灰姑娘身份、遁入霸道总裁的胯下沦为资本附庸。

幻想当霸道总裁的“小公主”，这种精神贵族病、精神公主病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自我矮化和自我物化，把一个堂堂正正的无产阶级女儿身，堕落为一只供资本喂养与玩弄的母狗。

女人不应该需要男人的所谓“保护”，而应当共同去建设一个「不需要男人被迫以力气去“保护”女人不收到伤害」的社会场景。

这个建设的过程，也许是斗争，也许是打破，也许是艰行，但一定不是“改良”，不是“妥协”，不是什么“退而求其次”。

请记住毛主席在1955年说的话：“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