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七）：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时代是如何失去的？
云阿云智库•扫黑除恶•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专题
核心观点导读：
私有制是产生黑社会等黑恶势力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制度下，就像围着粪坑打苍蝇一样，黑社会等犯罪也是禁绝不了的。在私有制社会中，人民群众不能成为阶级共同体，成了一个个分散的原子、碎片，只能单独面对罪犯，能不能指望上警察、法庭等国家暴力机器的帮助，就靠运气了。
那么，坏人气焰嚣张，好人窝囊受气，没人敢同犯罪分子积极斗争的社会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社会是如何失去的？或者得到这样的结果，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毛时代，失去了公有制，失去了阶级共同体，失去了集体共同体。相信了个人梦想，相信了法制社会的欺人之谈。如果还是公有制经济，不独黑社会，像腐败，黄赌毒，高利贷，拐卖人口等等，绝没有泛滥成灾的土壤和空间。
那是一个人民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各种犯罪分子如过街老鼠，夹紧尾巴做人的时代。那是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时代。绝不会出现见义勇为者甚至只是受害者单打独斗，他人漠不关心，充当麻木看客的情形。
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时代是如何失去的？——兼谈唐山围殴女性事件
非一非二 · 2022-06-13 · 来源：乌有之乡
导读：私有制是产生黑社会等黑恶势力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制度下，就像围着粪坑打苍蝇一样，黑社会等犯罪也是禁绝不了的。在私有制社会中，人民群众不能成为阶级共同体，成了一个个分散的原子、碎片，只能单独面对罪犯，能不能指望上警察、法庭等国家暴力机器的帮助，就靠运气了。
唐山黑恶分子围殴女性事件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怒。人们愤怒于犯罪分子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极度嚣张，也感叹那么多人无人相救，敢斗歹徒。
于是有人说女性晚上最好不要出门；有人说要加强法律打击力度，最好再来一次严打。前面的说法，让我们想起多年来专家们的办法，比如加强个人保护意识，学习防身术等等；避免激怒罪犯，不要同罪犯硬抗，以免受到伤害；更有专家建议要顺从罪犯，如果女性遭受强奸，就要亨受过程。这些方法，或许对某些个体，确实管用；但对于大多数人，对于人民群众，有用吗(作者本人并不反对人们习武)？其实只是助长犯罪分子的气焰罢了。至于再来一次严打，也许能收效于一时，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再说我们不是经历过一次严打吗？从那以后的社会现实来看，这些现象是减少了，还是严重了？就像反腐一样，被判刑的贪官可比毛时代多的多了，效果又怎么样呢？为什么毛时代只杀了张子善、刘青山等极少的人，就制止了官场腐败呢？就像马门列夫老师的说法，现在的反腐，好比围着粪坑打苍蝇，能打尽吗？
有人说，黑恶势力横行，就像回到了解放前。徐明天先生在公众号中说，在八十年代引进关于黑社会、高利贷的香港影视剧之前，人们尚不知黑社会为何物，以为是影视剧中编的故事；现在的现实黑恶比当时影视剧中更为触目惊心。
有专家说，出现黑恶势力、官场腐败等现象(还可以举很多例子，如娼妓遍地、赌博盛行、毒品泛滥、拐卖人口、各种高利贷等等)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国外都是这样。这专家真是放屁，言下之意就是前三十年经济没有发展。不过这专家还是不小心说了一些实话，这几十年是发展了经济，不过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而已。在私有制下，才使得这些现象死灰复燃，不可禁绝。这些都成了“新常态”，与国际接轨嘛。
私有制是产生黑社会等黑恶势力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制度下，就像围着粪坑打苍蝇一样，黑社会等犯罪也是禁绝不了的。在私有制社会中，人民群众不能成为阶级共同体，成了一个个分散的原子、碎片，只能单独面对罪犯，能不能指望上警察、法庭等国家暴力机器的帮助，就靠运气了。一是因为有时犯罪只是几分钟内的事，警察不可能时时处处在你身边。二是你制服了罪犯，有可能犯了罪。你要具备高超的武功，既能制服罪犯，又不对罪犯构成伤害，还要避免罪犯的事后报复。既要有相当的技术，又要把握罪犯的真正动机，也要把握交战时机。这太难了，一般人根本做不到。许多擂台运动员也在街斗打斗中栽了跟头(当然有擂台赛并不等于街头搏杀的原因在内)。昆山反杀案，如果不是网民的强大舆论，绝不会有正当防卫的判决。邓玉娇最终被免于刑事处罚，也相当不易。至于被判了刑的，就更多了。所以才有人寻求像教父一样的保护者为自己伸冤，但教父这样的人并不总是正义的化身，因为他是黑社会头子。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甚至需要教父这样的人来维持秩序，管理社会。在私有制社会中，法律主要针对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反抗(这就是人民成了维稳对象的原因)，至于有些犯罪，只要不危及阶级统治，能容忍的就容忍。能把阶级斗争转化为族群斗争、恐怖仇杀、宗教矛盾，统治者甚至乐观其成。
那么，坏人气焰嚣张，好人窝囊受气，没人敢同犯罪分子积极斗争的社会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社会是如何失去的？或者得到这样的结果，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毛时代，失去了公有制，失去了阶级共同体，失去了集体共同体。相信了个人梦想，相信了法制社会的欺人之谈。
如果还是公有制经济，不独黑社会，像腐败，黄赌毒，高利贷，拐卖人口等等，绝没有泛滥成灾的土壤和空间。那是一个人民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各种犯罪分子如过街老鼠，夹紧尾巴做人的时代。那是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时代。绝不会出现见义勇为者甚至只是受害者单打独斗，他人漠不关心，充当麻木看客的情形。因为集体的保障，如果有人见义勇为负了伤、甚至献出生命，绝不会有后顾之忧。一般也不存在向犯罪分子负法律责任的问题，因为那时的法律是保护人民的。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受法律的束缚。人民在公有制的保障下结成了牢固的阶级共同体、集体共同体，对敌对阶级实行阶级专政，并不只是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等的职能。不仅阶级斗争，同反革命做斗争，就是同一般坏人做斗争也并不只是警察的权利。
在私有制社会中就不一样了，由于剥削阶级的反人民性，人民就没有这样的权利，或者要限制这样的权利了。君不见抗战中蒋介石就不允许人民抗日，实行的是片面抗战政策。更不用说和平时期，只是打击一般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凭什么赋于屁民使用武力的权利。
而资产阶级，除了废除公有制，实行私有制，把人们变成只为自己、原子化的一盘散沙外，在阶级和法律问题上也跟列宁和毛主席背道而驰。于是，借着要法治，不要人治；以法治国；把法律交给专业人士；除了法律，任何人无权裁定与法律相关的事物；警察、法官、律师等要专业化；法律不讲道德等等，把人民的权利一再限制、剥夺。说到专业化，顺便多说一句，像官僚专业化，管理专业化，技术专业化，军队专业化，都是借着美丽的包装，行欺骗人民，限制人民权利，实行资产阶级统治的东西。于是有了昆明火车站5名恐怖分子致31死、141伤的重大惨案发生。只有5名歹徒，火车站人员众多，却无一人反抗(很像抗战时数量不多的日寇能够屠杀或驱赶数量众多的中国军民)。这次唐山案件也有这个特点。于是有了讨薪女工周秀云被警察扭断脖子、阆中公审农民工“恶意讨薪”的事件发生。至于后两个案件，法律为谁服务再也明显不过了。
不要说那些案件，就说一般的案件中，见义勇为者或受害者自己受伤固然不幸，就罪犯受到伤害轻者花医药费，重者吃官司，也让一般人承受不起，反抗不起，见义勇为更是不敢。因为在资产阶级眼里，反抗、见义勇为也是法律让渡给人民的一种权利。
公有制之下，人与人是共生合作关系，人与人需要互相关怀、帮助、支持、原谅，也必然会这样。而私有制之下，人与人要无事无时无处不激烈争夺。赢者通吃，输者无生存资格，整个社会充满撕杀、陷阱、暗算、勒索、欺骗。赢者高人一等，输者低声下气。人和野兽，没有区则。私有制之下，一切文化、教肓、文艺都在宣场美化这种思想。一切法律、制度、习惯、传统、风俗都在固化这种思想。在私有制之下，对于正义，就算有人良知未泯，法律和金钱的作用也会让他止步不前。
最后，就人治和法治，严打和运动再说几句。说毛主席爱人治，不依法治的人，本质上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人民的权利。希望大家不要被其迷惑。资产阶级真的做到只依靠法治，不依靠人治了吗？就说这次案件，要不是网友发声要求，他们会怎样处理，还真不好说。这样的事太多了。聂树斌是怎样被冤判的？明知是冤案又是怎样才被昭雪的？被冤固然是人治，昭雪又何尝不是人治？
说毛主席爱搞运动，某人的的严打又何尝不是运动？而某人的运动同毛主席的运动能相比吗？在某些地方否定了运动，却在反面又偷偷恢复了运动，还说这样的人懂得矛盾，懂得辩证法，不是很可笑吗？在战争年代，王明等要么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冒险主义，要么畏敌如虎，采取逃跑主义；要么极“左”，要么极右。毛主席在中美接触后说，打仗时要防”左”，谈判时要防右。有的人在革命高潮和革命低潮时不能采取正确的进退方法，要么冒进，要么投降。在站桩中也有类似的道理。站桩要体会正确的松紧矛盾，即筋的相对紧张拉伸(但不同于平常如舞蹈杂技等的拉筋)，肌肉的相对放松，不用拙力而能放松用力，松而不懈，紧而不僵是也。而错误的做法是，筋用不上舒展的力，肌肉用拙力，关节相压迫。用腰椎盘凸出做一下说明。腰椎凸出就是腰椎关节因为不能保持自然挺拨的姿势(懈了)，而导致各关节互相压迫(僵了)，时间长了，腰椎关节突出错位。这个病，有所谓的牵引疗法，但怎比得上站桩的功用。你看，你若不能体会正确的松紧矛盾，不等于这个松紧矛盾就不存在了，它会以错误的方式表现出来。彼亦一矛盾，此亦一矛盾，彼此亦一矛盾也。
像解决腐败、娼妓等问题一样，毛主席也解决了黑社会问题，某人及后继者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挑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利用矛盾倒是真的。成为“新常态”，与国际接轨，然后说这是世界难题，这倒是某种诚实。
又徐明天先生说毛主席能解决这些问题，真是高明。而我要说，当然高明，但这只是一方面。因为他是按马列毛的方法解决的，是从阶级，所有制等问题上，做为一个整体，一以贯之，来解决的。这又是大道至简的方法。不解决根本的问题，从术上着手，就是办法想尽，也是枉然。就是毛主席也解决不了，因为毛主席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讽刺某人的说法)。因为这是围着粪坑打苍蝇的办法。
铲除黑社会的土壤--从唐山菜刀队说起
秦明 · 2022-06-13 · 来源：子夜呐喊公众号
不可否认的是，新时代的反腐败以及打黑除恶，对于十年以前曾经横行的黑社会势力的确造成了沉重打击。但昨天唐山发生的这一幕，这几年零星出现的恶性事件，黄赌毒死灰复燃的客观情况，仍然在警醒我们：想要消除暴力犯罪，根本上还是要铲除暴力犯罪产生的土壤——私有制！
昨天（6月10日）凌晨2点40分左右，河北唐山机场路某烧烤店内“一男子性骚扰一女子被拒后恼羞成怒伙同多名男子殴打该女子”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昨天下午看到视频的第一时间，笔者同样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愤怒的不仅是这帮流氓恶棍的极端残暴、灭绝人性，周围男食客的冷漠同样令笔者愤怒。视频中上去劝架的只有一名男性（疑似烧烤店老板）以及几名女性，而这几名女性无一不遭到匪徒殴打。
同时愤怒的也有当地相关部门的反应速度，微博评论区都被网友炸了，还在那里风轻云淡地发些“美好家乡”的无关视频。不知道你们的微博是不是也“外包”了，就算新媒体业务外包，你们自己好歹也及时审看一下啊？这样的搞法，不就是在给那些故意打拳、搞性别对立的人提供素材吗？
无独有偶，一则“男子实名举报唐山黑社会团伙”的视频冲上了热搜。举报者遭黑社会团伙骚扰是去年7月的事，举报是今年4月的事，借着这次女子被围殴的舆论热点，举报视频才获得了关注，不能不说同样是令人感到遗憾和悲哀的。
如果举报属实，那就应该不仅仅是打掉几个黑社会团伙了，而是应该处理一批人了！
看到视频的第一时间，笔者的心情与舆论的激愤是相通的，那就是希望从快从重处理，按照寻衅滋事罪或者故意伤害罪顶格严惩那几个恶棍。有些网友甚至回忆起了83年的严打，按照当时的标准，这帮恶棍都够得上枪毙了；即便按照解放初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个时代的标准，这帮伤害无辜群众的恶棍至少也该被公审公判，让他们抬不起头、老老实实做人。
然而，我们回过头来审视83年严打，是不是严打之后黑社会、暴力犯罪就真的销声匿迹了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90年代以前出身的人对80年代至新世纪前十年的车匪路霸、“飞车党”、黑社会应该还记忆犹新吧？
相反，新中国成立之初除了罪大恶极、不知悔改的反动派以及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官污吏，并没有杀多少人，连国民党的旧军官和溥仪这样的地主阶级头子都可以被改造过来。尽管毛主席主张的是“少杀、慎杀”，却奇迹般地让黑社会、黄赌毒在毛泽东时代彻底销声匿迹。
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同时也指向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一个经典命题：只有消除了犯罪的土壤，才能彻底消除犯罪。
提起唐山黑社会与严打，很多人都会想到39年前枪毙50余名“唐山菜刀队”团伙成员的画面：
其后，逃窜外地的六百多名菜刀队成员又被陆续抓获。这个在当时从小偷小摸逐渐发展成为当街欺辱女青年、抢劫杀人、为祸一方，折腾得整个唐山不得安宁的庞大黑社会团伙，才就此覆灭。
那么，“唐山菜刀队”是怎么出现的呢？某些学者或历史博主将原因指向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导致的失业问题，“大地震让这座繁华的钢铁城市一夜之间化为废墟，侥幸活下来的人们失去了生存所需的工作，大量年轻人变成无业游民……”
事实上，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靠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体制，唐山的救灾和灾后重建都是非常迅速和及时的，工矿企业和市政、住房在灾后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就得到了迅速恢复。而唐山的工业产值在地震发生两年后就恢复到了震前水平，在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的情况下，地震导致大规模失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也解释不了为何“唐山菜刀队”这样的黑社会组织和现象不仅仅是出现在唐山，而是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 。
当然，失业问题的确是导致黑社会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失业问题是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
1、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劳动力资源需求的压缩。1979年开始扩大国企自主权之后，国企招工总体特征由六七十年代的稳步扩张转向收缩。1978年以前，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一直占80%以上；经过短短十年时间，到1988年，城镇新就业的劳动者中国有单位的吸收比重迅速下降至31.7%。
2、农村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逐渐丧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前，广大农村地区依靠农业集体经济,特别是社队企业、农村办工业，吸纳了庞大的青壮年劳动者；并且这个吸纳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在千万知青下乡的年代，依然稳定地解决了就业问题。然而，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负责协调人口就业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基层主体不复存在，社队企业承包改制以后转而首先服务承包者的利润增长，而非社会稳定和共同发展。
3、70年代末，大规模的知青返乡潮，急剧增加了城镇地区的就业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9年，我国城镇累计待业人口近2000万，达到建国以来待业人数及占人口比重的最高峰。
失业问题当时在首都北京同样严峻，北京市的一份调查称：
“部分青年经济非常困难，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精神负担和压力很重，许多人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家庭争吵，婚姻困难，个别青年想自杀。大批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事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
为了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各城市使出了浑身解数，办法大致有三种：1、号召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提前退休，允许子女顶替；2、要求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分片包干，限期解决；3、组织待业青年积极发展个体经济和服务业，广开就业门路。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措施，那就是赶走“农民工”。不过，那时的“农民工”概念跟今天完全不同，那时的“农民工”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解决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稳步转变的一个重要手段，全民所有制企业会根据生产的需要定期定量从农村地区招聘工人，这些“农民工”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工作之后，大部分转为了正式职工，端上了“铁饭碗”。1979年4月，国家计委出台《关于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办法》要求当年在已经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基础上，再清理压缩200多万人，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协议工、亦工亦农人员等都要坚决进行清退，今后不得再使用。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也转成了城市游民，是就业问题间接导致的结果……
但是，严峻的就业问题只是导致暴力犯罪以及黑社会在广大城市和农村地区滋生的原因之一，“不患寡而患不均”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
80年代初，贫富分化已经开始在农村和城市地区逐渐出现。
在实行承包制的农村地区，那些家里壮劳动力多的家庭以及从社队企业承包中获益的家庭，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个群体。
而在城市地区，全面所有制企业开始逐步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79年各地的国营企业在招收的新工人中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到1986年《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出台，合同制就作为一项制度被彻底固定了下来。企业管理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国企工人却失去了话语权和管理权，最终导致腐败问题在国营企业内部愈演愈烈，贫富分化首先在城市工厂、企业内部出现。而同样因为权力腐败问题，城镇社会面的贫富分化也开始出现。
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不劳而获的思想开始侵蚀到待业青年以及底层贫困家庭，由最初的小偷小摸，就逐步发展壮大为打家劫舍、组织黑社会活动……
83年的严打固然极大地打击了黑社会的嚣张气焰，但根本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解决。
上述多方面因素叠加导致的失业问题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出了一大批廉价劳动力，这些人再后来被逐步推向了个体经济、民营乡镇企业、服务业以及沿海开放城市的中外合资企业。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记载，1978年城镇失业人员为530万，失业率为5.3%；到1985年，失业率降低到1.8%。但是，因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萎缩、劳动用工制度的变化（由终身制转为合同制）、私营经济的崛起，失业问题成了后来的一个常态化问题。1989年，城镇失业人数又上升至378万，失业率达到2.6%；1996年的实际城镇失业率达到了7%。
到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制大潮，3000万工人下岗，而1998年底全国登记城镇失业率却仅3.1%，同时随着农业的大萧条，一大批失业半失业人口被制造出来，构成了后来的“打工潮”主体。与之同时，比起80年代初刚刚出现的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程度到90年代后期，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是导致严打之后犯罪和黑社会问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茬又一茬出现的根本原因。而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资本的活跃，黑社会在某些地方和领域，又与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了一起，越来越具有了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社会特征……
不可否认的是，新时代的反腐败以及打黑除恶，对于十年以前曾经横行的黑社会势力的确造成了沉重打击。但昨天唐山发生的这一幕，这几年零星出现的恶性事件，黄赌毒死灰复燃的客观情况，仍然在警醒我们：想要消除暴力犯罪，根本上还是要铲除暴力犯罪产生的土壤——私有制！
资本全球化与资本主义黑社会化
子午 · 2022-06-13 · 来源：子夜呐喊公众号
黑社会犯罪出现的源头不是黑社会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度！
最近的热点让笔者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黑社会这么有钱或者有钱人为什么需要黑社会？
前《炎黄春秋》总编吴思，曾经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清除黑社会要靠民主》，吴思的“民主”指的是什么？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吴思无法否定的一个事实是：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彻底消灭了黑社会，而那些所谓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黑社会就从来没有断过根儿，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更是重新变得猖獗。
提起资本主义社会的黑帮，人们首先会想到意大利的黑手党。黑手党的势力范围已渗透到了意大利各经济部门，一度控制着意大利全国约20%的零售商和15%的制造商。黑手党等犯罪组织除从事贩毒活动外，还从事高利贷、敲诈勒索、绑架、诈骗、走私等犯罪活动；黑手党家族至今仍然在是意大利、欧洲和美国等地地下秩序的维护者。
而被吴思们视作民主灯塔的美国，黑社会早已渗透到了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他们从事走私、人口贩卖或协助偷渡、 走私军火、枪械、毒品的生产、运输、贩卖、诈骗、赌博、卖淫、色情出版、地下钱庄等。
上世纪20-30年代，阿尔·卡彭带领帮派火拼以及行贿政客、警界与司法界，至今仍成为另类美国梦的象征；911事件后，塔利班组织曾声称：“和卡彭的所做所为相比，我们的行动并没有那么可怕”；
《时代》杂志和美国有线广播网联合评出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行业奠基人”中，查理·卢西安诺作为“现代有组织犯罪之父”（一手指指挥“暗杀团”，一手负责家族生意）排在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之前；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1978年的调查结论指出，除了军工集团、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外，黑手党也参与刺杀阴谋，黑手党参与的原因，正是肯尼迪上台前为了数百万张选票曾与黑手党合作，上台后却没有兑现“承诺”；
电影《教父》的原型卡罗·甘必诺，1966年，纽约地方检察官亨特在星球饭店将甘必诺和其他12位教父逮捕，不到1小时，130万美元的保释金就摆在检察官桌上，甘必诺等人则回去继续开会……最终法院宣判甘必诺等人无罪，而负责审查的检察官亨特却在半年后竞选连任失败，一生再未担任过任何公职；
1976年，甘必诺病亡，全球100多家电视台实况转播了这场国王般的葬礼，把他当作“英雄”对待；
1986年，黑帮教父高蒂连续3次被美国政府起诉，但3次都被无罪释放了；
在日本，黑帮可以公开活动：教父由民主选举产生，并通过记者招待会公之于众，成员都以纹身作标志。著名的有山口组、稻川会等。日本每次竞选的背后，都有来自黑帮的政治献金和和选票。因此，当山口帮教父因谋杀入狱时，前首相相岸信介和两位前大臣联名保释他。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黑社会也卷土重来，泛滥猖厥，走私军火、贩毒、操纵体育赛事、开拓色情市场（向海外输出妓女，同样这样做的还有乌克兰等前苏东国家）。俄罗斯前内务部长拉希德·努尔加利耶夫曾表示，俄罗斯大约活跃着一百多个犯罪团体，在地区间和国际上拥有强大的关系网，已经侵入俄罗斯经济的几大关键领域，掌控着大约500个重要的经济实体。
1996年6月，台湾地区的“警政署”首次公布各县市黑社会帮派普查情况：帮派组织计1000多个，“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黑帮的势力已经国际化、企业化、集团化、合法化、多元化，以公司名义出现或作掩护，介入诸多经济领域，不再仅仅从事黄、赌、毒。今天台湾利润最丰厚的黑道事业，就是与白道勾结，涉足建筑业、影剧娱乐业以及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和网络，通过“围标”、“绑标”获取巨额利润。（这样的现象同样出现在香港和澳门地区）黑道老大在经济实力增强后，通过漂白方式进入政界发展，主要是通过花钱进行贿选买票，进入地方议会与“立法院”，并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一种风潮……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资本全球化的高歌猛进，黑社会组织不再沿袭传统的家族运营模式，而是演变为新型跨国黑社会网络。
BBC前中欧特派员米沙·格伦尼在《跨国黑手党：全球黑社会犯罪纵览》一书中指出，“跨国黑手党”撑起的“影子经济”产值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至20％，比恐怖主义更具威胁！格伦尼认为，金融和商品市场全球化是上世纪90年代后黑社会跨国发展、全球犯罪网络形成以及跨地区犯罪活动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他在书中指出，全球化为跨国黑社会犯罪网络提供了新型犯罪机会，打开了洗钱的方便之门。黑社会的触角不仅伸向本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遍及全球众多国家，最终形成了庞大的跨国犯罪网络。
跨国黑社会组织将毒品等走私到欧盟国家、日本和美国等可获取高额利润的地区，迫使不少发展中国家深陷跨国黑社会犯罪组织布下的网络之中。
许多西欧国家劳动力紧缺，人口老龄化严重，移民政策严格，这为跨国犯罪创造了机会。发达国家对走私商品、非法劳工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跨国黑社会组织的成为了一种必要的实现途径。
发达国家的人们可以有大把闲暇时间和金钱花在妓女、毒品和走私商品上，花重金购买从发展中国家走私的肾脏器官，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犯罪行为缺乏免疫力。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不少失业警察加入黑社会开创“事业第二春”，他们走私香烟、武器、毒品、黑车，从事非法移民和贩卖人口等犯罪活动。
贩毒集团在发达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商品生产、配送和销售网络，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了庞大的“生产基地”，而欧美的金融巨头为了可观的利润全力帮助国际贩毒集团洗钱。
联合国2008年世界毒品报告《World Drug Report》中的图表显示，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后，阿富汗的毒品生产开始剧增。自2002年起，在塔利班和美国支持的毒枭的促进下，阿富汗的毒品生产已经达到世界非法毒品的93%。为了隐瞒美国在毒品贸易中是共谋的事实，美国缉毒署的官员被要求避开稽查美国盟友的毒品交易。2012年，英国观察者家报采访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主任后报导：美国的大银行为贩毒集团洗钱，金融机构参与的非法贩毒资金的洗钱所获得的3250亿美元，在全球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维持了金融体系的运转。
到这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权力和资本寡头，已经发展到赤裸裸地勾结国际黑帮集团的地步；与之同时，与帝国主义通过扶植恐怖主义对外干涉一样，他们同样通过扶植各国的黑帮，深度影响目标国的政治、经济。
2011年上映的巴西电影《精英部队2》是一部极具思想性的电影。在第一部《精英部队》把矛头指向了巴西特有的贫民窟贩毒问题之后，《精英部队2》毫不留情地瞄准了这个国家的“民主体制”。
纳西门托原以为铲除了贫民窟的毒贩，犯罪腐败就断了源头，没想到制度的腐败非常顽强，他们会自动进入毒贩留下的真空地带，把肮脏的触角伸到贫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有线电视、网络，到水和煤气，腐败的政客们直接把手伸进穷人的口袋，而且还打着冠冕堂皇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征税……纳西门托想从内部反抗，连带他的儿子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当他在最后试图通过类似发动群众（议会演说、公开揭露罪行）的方式，扳倒了一帮腐败政客之后，却悲哀地发现，种种努力和牺牲的结果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而我们回看80年代以后黑社会全球化、变得更加猖獗，逐渐与权力和资本深度勾结的历史，不难发现几个重要的细节：
1、资本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不仅在全球范围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贫富分化，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加剧着贫富分化，从而为犯罪和黑社会的重新猖獗制造着温床。
2、经历了战后的“繁荣”，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只是在被不断转嫁和转移，从未真正消除。资本利润率的下降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长期趋势，而借助黑社会制造的“影子经济”越来越成为资本寡头获取利润的重要手段。
3、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就是“资本积累高于一切”，尽管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标榜的是“市场主导一切”，事实上没有公权力的支撑，市场不可能运作。而“文明”国家的公权力不愿意去自毁形象包揽一切带有明显罪恶特征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有必要留给“地下国王”们去完成……
当人们对黑社会的存在感到恐惧和愤怒的时候，还必须意识到《精英部队2》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黑社会犯罪出现的源头不是黑社会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度！
查清和铲除唐山恶案根源，才能根除黑恶势力
徐明天 · 2022-06-12 · 来源：易经实修公众号
老徐就一再讲一个观点，黄赌毒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投机取巧高利贷，村霸欺压民众，收保护费、黑社会恶性案件和极端案件，曾经被 新中国消除，建立了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明世界，毛主席的社会治理之道确有英明高明之处。为什么这些问题现在沉渣泛起，愈演愈烈。我们真的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了。
胡锡进也评唐山恶案了。
胡锡进批唐山打人者：男人中的人渣。
唐山一烧烤店疑似醉酒的几名男性据称因搭讪不成而暴打两名女生，视频流到网上引起公愤。唐山市表示已经锁定犯罪嫌疑人，正在实施抓捕。
确实太恶劣了，这是严重犯罪，必须依法严惩。同时我想说，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该发生。男人打女人，而且是一群男人打一两个女人，他们怎么下得去手！就算喝酒了，醉了，想占女生便宜不成，也不该释放出这样的兽性。
保护女人才应是男人的天性。如果说他们中有人一时糊涂动粗手了，别人立刻极力相劝，也还算正常。但他们轮番动手，沆瀣一气，这几个畜生真是男人中的人渣啊！
记得年轻时看过一部二战片，叫《解放》，其中有这么个情节：苏军久攻一个德国人占的山头而不下，一名女卫生员爬到半山腰去救伤员，山上的德军发现后，往下爬想要活捉女卫生员。千钧一发之际，苏军军官高喊，保护我们的女人，拼了，冲啊！结果苏军士兵们全往山上冲，救了女卫生员，也顺势拿下了山头，但死伤惨重。那个女卫生员的老公也在那支部队里，他战斗之后狠狠抽了妻子一个嘴巴，因为她造成了那么多战友的牺牲。我看那部电影时20左右，那个情节把我看哭了。我当时牢记了一个道理，男人一定要保护女人。
不保护就罢了，还这样下毒手！等下看他们的报应。
胡锡进对“极左”深恶痛绝，但对现在问题的评论就总是浮皮潦草。比如，江苏人铁链女是贫穷造成的拐卖妇女儿童，深圳宾利女大战劳斯莱斯男，胡锡进说公职人员及其家人要低调，否则会出事。唐山恶案他讲醉酒男人打女人。
这些擦边球的言论没有任何价值。
我们现在是要查找铁链女、唐山恶案的根源所在，这也是胡锡进不敢面对的问题。
80年代香港关于黑社会、高利贷之类电影电视剧引进大陆的时候，中国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黑社会，认为那就是电影电视剧编得故事，现在知道现实生活中的黑恶比电影电视剧严重得多。
中国人面对黑社会这个话题，可能是从2003年的电视剧《走过柳源》开始的，省委书记下乡调查住进柳源县的宾馆，一起强奸妇女、欺压民众的黑社会案件呈现出来，由于官员涉黑当保护伞，县公安局长都无法办理此案，而县委书记为了政绩提拔，也任由案件不断恶化，省委书记直接处理了这个案件，为百姓申冤。这应该是中国第一次承认黑社会的存在，黑社会已经形成巨大的势力。至到今天扫黑除恶，真的是触目惊心。
最近有不少扫黑除恶的电视剧，最新的是《对决》，它表述了三个问题：一是房地产拆迁多涉黑和贪，项目越大事越大；二是黑恶势力渗透到了矿产资源等重要领域；三是贪官就是黑恶势力，黑恶势力是他们的打手和杀手。朱副市长为占据烯土矿产，指示黑社会杀人。这三个问题个个点到要害处。
被陷害的杨副市长跳楼前留下了一封绝命信：
当组织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深埋黄土，但我的心却难安九泉。在我调任风州的十余年间，见过太多人的底线，在黑恶势力迫害下土崩瓦解。最终不断给黑恶势力让路，甚至用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力给他们开路。我知道，我可以选择苟活，或者从此 把自已藏在风州市的泥潭里，将民众置于水火之中。但是，黑恶势力蔓延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正义和法律的界限拦不住他们的无法无天。如今，我们已经失去了合理的解决方式，我只能把我的尸体横在他们肆意妄为的罪途上，横 在我们助长他们开拓的道路上，横 在这一滑再滑的底线上。如果我今日流的血，能浇醒更多还没有麻木的人，我希望他们站在我尸体上，堵死黑恶势力犯罪的道路，重塑濒临坍塌的组织。
“重塑濒临坍塌的组织”，这才是最深刻的反思。
老徐就一再讲一个观点，黄赌毒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投机取巧高利贷，村霸欺压民众，收保护费、黑社会恶性案件和极端案件，曾经被 新中国消除，建立了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明世界，毛主席的社会治理之道确有英明高明之处。为什么这些问题现在沉渣泛起，愈演愈烈。我们真的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了。
这也是人民群众越越怀念毛主席的原因。
国有企业“改制”，一曲时代的悲歌
作者：欧洲金靴 发布时间：2021-12-17来源：民族复兴网
导读：国企工人曾形象地把这样的“股份制改造”，描述为“量化到个人，集中到干部”。当时最先发生的就是山东诸城将本县国有企业全卖光的改革案例，彼时竟是作为正面事件宣传，全国开始学习“诸城模式”。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
“2004年8月，按照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要求，为加快高技术产业规模化发展，中科院做出加快院所投资企业股权社会化改革的决定。
2009年，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相关规定，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转让了联想控股29%股权。本次转让，严格按照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相关要求进行了审计、资产评估和备案。
经专业机构认定，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77.2亿元，评估值为92.6亿元。本次交易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溢价至95亿元，对应的29%股权交易价格为27.55亿元。
本次股权转让，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历次中央巡视和国家审计署审计均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
这是12月10日联想控股集团针对舆论抨击与质疑的声明。
这短短的文字有没有说服力，民众自有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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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私有化的历史很复杂，但脉络是很清晰的，我简单再做一下梳理。
1984年，建国三十五周年，也是改革开放政策落地的五周年，当时被称为所谓“欣欣向荣、风气大开”的一年，那年的阅兵式也是一派和谐欢腾之景，游行的队伍中甚至打出了“您好XX”的直呼领导人姓名的标语，似乎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同是那一年，刚满不惑的柳传志从中科院下海，远在山东潍坊担任技术开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的处级干部卢志强，也起飞单干，成立山东泛海集团。
两个原本的体制内人士，开始了“创业”的第一步。
四年后，1988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ZHAO亲自设计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这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的改革发展趋势，第一次公开了“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全新构想。
1988年，敏锐察觉到房地产行业的黄金未来、开始将业务转向建筑和房屋开发的，就是卢志强。
两个月后，1988年4月，联想集团、贸促会下属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与香港方导远公司(吕谭平等四港商)成立合资公司：“香港联想”。
这就使国有的计算所公司有了一个“外商”、一个“外资”作为盟友。
为照顾缺乏资金的港方，“香港联想”注册资金仅90万港元。其中联想集团投入30万、技转公司投入30万，两家国企共持股67%，港方持股33%。
虽仍是国有企业控股的合资企业，但港商按“外商”入股，技转公司是国家在港注册的中资机构按“外资”入股，已为柳传志实现“从100%国有，到民营三分天下”，提供了便利的瓜分条件。
这其中，贸促会下属的这家“中国技术转让公司”非常引人关注——如果没有这个中国技转，谈何港商的入伙和香港联想的成立，又谈何日后柳传志对联想的私有化?
可是在联想内部、包括柳传志本人，对1988年中国技转公司的“雷锋式帮助”这么多年几乎是绝口不提。
原因很简单：1998年中国技转的董事长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
也是在1988年，凭借着一张张土地批文转手就可以赚上百万、并在美国成立了“泛海国际有限公司”的卢志强，结识了正在把联想一步步私有化的柳传志。
同时，卢志强进入了泰山会。
2000年时，“联想集团控股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被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66086万元，中国科学院出资42955.93万元持有65%的股权，职工持股会出资23130.11万元持有35%的股权。
2001年6月22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联想集团控股公司”更名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联想控股”，一直沿用至今。
可以看到，从成立至2001年6月，“联想集团控股公司”都是中科院100%控制的国资企业，即中科院持股65%，职工工会持股35%。
然而，到2007年11月到2008年1月这三个月间，泛海的卢志强突然半路杀出，开始筹措个人资金：每月一减持，共套现了民生银行(中国首家民营银行)45.3亿元；
紧接着，2009年，卢志强以27.55亿的价格从国科控股手中买入联想集团29%的股份，正式成为联想第三大股东；
再接着，卢志强向柳传志等5人转让9.6%联想股权；
最后，联想职工持股会转给卢志强9.5%的联想股份，联想就这样完成了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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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私有化落定之后，联想控股股东会随即确定了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由5人组成：柳传志、邓麦村、曾茂朝、卢志强、朱立南，由柳传志担任董事长；其中邓麦村为中科院副秘书长，曾茂朝为计算机所所长，这两人代表中科院，柳传志与朱立南两人则代表管理层。
在有了卢志强的强势加盟后，联想董事会的话事权已落在柳传志手中。
打完了中科院股份的主意，接下来就是打职工持股会股份的主意了。
2010年9月27日，柳传志、蔡金芳、朱立南、李旻、曾茂朝等7人在北京成立北京联持志同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然后，以北京联持志同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相继成立了14家“北京联持会XX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中间以数字区分，比如“十肆”、“肆”等——这十四家“联持会”，股东均为当时在职的公司高管和部分员工。
然后以这14家“联持会”为主体，在2010年12月29日，共同成立北京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上述柳传志等成立的联持志同，也是这个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后第二天，2010年12月30日，联持志远与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签订《合并协议书》，内容为由北京联持志远吸收合并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
吸收合并完成后，联想控股的股权变更为：中国科学院持有36%，北京联持志远持有35%，泛海控股集团持有29%。
由此，职工持股会的股份，全部量化到高管层和员工个人持股的公司，即北京联持志同。
在北京联持志远的14家“联持会”股东中，最大的一家为“北京联持会拾伍管理咨询中心”，持股比例为11.71%——而柳传志正是其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72.14%！
………
就这一番操作，当年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都要直呼高手！
再一年后，2011年12月，卢志强的泛海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9.6%的股权，转让给柳传志、朱立南、陈绍鹏、唐旭东、宁旻等五位自然人，北京联持志远也以协议方式，分别又向泛海和黄少康，转让其所持的9.5%和1.5%股权。
两个月之后，2012年2月，泛海再次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8.9%的股权，转让给北京联恒永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转让后，联想控股的股权结构变更为：中科院持有36%、北京联持志远持有24.00%、泛海控股持股20%、北京联恒永信持股8.90%、柳传志持股3.4%、朱立南持股2.4%、陈绍鹏持股1%、唐旭东持股1%、宁旻持股1.8%、黄少康持股1.50%。
而受让泛海控股8.9%股份的北京联恒永信，也是联想控股高管的持股公司，上述个人股东名单中没有出现的杨元庆、郭为、曾茂朝、李勤、刘军等人，均是北京联恒永信的股东。
至此，高管和高管持股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为44%，完全超过了中科院持股比例，联想控股彻底形成了高管和高管持股公司联合控股的局面，将中科院和职工持股会实质性的边缘化。
3
在联想私有化的过程中，一个新中国国有资产流失历史上的美名：MBO，逐步浮出水面。
MBO，即“高级管理层收购”。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全面影响。
这一期间，诸多国有企业发生大面积亏损，从历史背景看，这一阶段的国企的严重亏损不仅与企业机制有关，更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关。
但是在当时，政府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国企推上了社会、推到了“公海资本”的面前，一卖了之。
其时，公有制企业的“改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各地政府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发展民营经济”和“引进外资”为口号，纷纷攀比公有制企业“改制和“民营经济”的百分比，以清除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为光荣。
在这个时期之前，对原来的集体企业的“改制”已基本完成，许多国企也完成了改制，但“改制”仅基本限于原来的中小型公有制企业——然而在90年代末期，“改制”迅速向中型和大型国有企业蔓延，在各地实成了一场运动，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以极低的代价取得国有企业的私人控股权。
国企工人曾形象地把这样的“股份制改造”，描述为“量化到个人，集中到干部”。
当时最先发生的就是山东诸城将本县国有企业全卖光的改革案例，彼时竟是作为正面事件宣传，全国开始学习“诸城模式”。
到2001年底，国有的中小企业总的数目减少了63000家，从原来的20余万家只剩16余万家，大型企业还仅剩八九千家（中央直管）。这些中小企业所有制转型均是先是采取“全体职工购买”、后演变为“经理人购买”的方式。
2002年10月时，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老师，曾去山东济宁市参观考察樱花纺织集团和大成服饰公司时，发现这两家原先的国有企业已全部实施了管理层收购型即MBO的企业产权改制：拥有1000多名职工的大成服饰公司的总经理个人拥有企业30%的股权，拥有4000多名员工的樱花纺织集团整个的股权由管理层一班人马拥有。
但实际上，这两家企业都本是效益良好的国企，特别是樱花纺织集团，被实施MBO时完全是一个优质企业。
这就是无奈的地方，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一波国企MBO改造浪潮，不管好的和坏的国企，统统被进行了私有化，不由分说……
2002年以后，大部分国企事实上已经度过了经济困难期，效益开始好转，利润也开始大幅上升——在这样的前提下，却依旧掀起了大规模的MBO革命，如2004年开始，各地经贸委尝试给大型国有企业直接下任务，国资委还下发一份《关于开展国有企业规范改制检查工作的通知》到了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要求条件成熟的企业限期完成MBO式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2003年，当时一度被国内的某些“经济学家”定为“MBO年”，宇通客车、粤美的、深圳方大、佛塑股份等上市公司全部试行了MBO方案。
那时候对大型国企的的“改革”，首先是剥离外围资产，又名“主辅分离”，这是一个和MBO齐名的历史词汇。
如青岛海信集团，将其所拥有的海信大酒店卖给了洁神洗涤公司，更名为洁神大酒店，海信购物广场则实现了“管理层收购”，海信集团由33%的控股降为3%的参股。
还有些企业会先进行“主辅分离”，然后再对企业资产的主干部分进行MBO改造。
到2003年时，“主辅分离”被看作是国有企业能够抓住的“最后机会”，全国各地在发改委的部署下，均开始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最后冲刺”。
2003这一年，西安率先宣布出售资产总额为80亿元的60家国企，还宣布下一步要挂牌出售500亿元的市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
紧随其后的是重庆，市委加紧起草《重庆市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准备用3至5年的时间将重庆1000亿元国有资产全部变现；
然后就是深圳，2002年8月对5家大型国有企业成功实现国际招标后，2003年又推出第二批约50家国企进行国际招标…
………
这一波大规模私有化，严格观察，我们与之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我们是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隐蔽的私有化改革，在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下，不知不觉地通过私有化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为一大票绵延至今的财阀奠定了政策基础。
今天中华大地的诸多财阀，细数其历史，七成以上都有国资背景……
也就是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的名言：“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创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共产主义政权遗留的经济基础。”
以至于到今天，历史的演进与发展下，资本家圈养的舆论军队已几近庞然大物…
4
当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群众逐步意识到国有资产流失背后的真正根源，其实并非一系列天花乱坠的商业模式改革，而是一个不可粉饰的历史现象：腐败。
这一点，我也一直在就“司马南vs联想”的舆论争端给出我自己的意见：只有反腐才能撼动柳传志。
否则，仅仅揪着国资流失的点根本打不痛他，因为这实际上早就被定义为一种“历史模式”，被定义为一段“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征程”……
当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证明，让尽可能多的买者相互竞价，卖主才可能得到尽可能大的出售收益，才会尽可能缩小买者由购买所获得的赢余。
在公有企业的出售上尤其是如此，如果由政府官员代行出售公有财产，他们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赢取公有资产的最大收益，反而有足够的动力为个人获得蝇头小利而让公有资产遭受重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私有化的公有企业所有权实行真正公开、公平、公正的拍卖，而任由少数官员与购买企业所有权的人私下商谈，那就无论是将国有企业“卖”给“民营企业家”还是原企业领导人，都会是实际上的低价出售甚至是白送。
就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也曾有隐晦的表达：“这些年，我国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主要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属认识错误和混乱造成的，这种错误就是认为国有资产由政府代表，结果地方的县市政府有权处分国有资产，实际上就沦为县长、市长有权处分国有资产！根据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在政府职权范围的事，行政首长有权作出决定。可见，政府行使国家所有权，就会在地方形成省长、市长、县长可以随意处分全民所有的财产的状况。这是很不公平并且十分危险的。一些地方，一二个领导决定，或某个政府部门决定，就把大片的土地、资源给转让划拔给私人或私人企业，把国有企业给卖了，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代表机关讨论决定，更没有征求职工组织即工会的意见！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原河南省新乡太行饭店，1998年以60万元“改制”，改制后领导层持股达60%；2005年拆迁，开发商一口气开出了4000万元的“补偿价”——这意味着那些在“改制”中“买”下了企业所有权的企业领导层，从这个企业的土地上赚取了近70倍的“投资回报”。
这就难怪原企业职工当时愤怒地上访。
2005年6月时，江苏省无锡市商业大厦职工曾有过静坐请愿的壮举，每天白天在大厦大门口的台阶上都至少坐着五六排身着大厦制服的大厦员工，人数为三四百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
参加那次行动的都是大厦的正式员工，其中大部分是收银员。
静坐的人不时唱起《国际歌》和《国歌》。这样的行动持续了至少四天。
引发这次群众性斗争的直接原因，是那时正在推进中的无锡商业大厦“国有企业改制”。
无锡商业大厦有着本已复杂的权属关系：一方面，有一个A股上市公司“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潘霄燕，该公司的每股收益达到05元左右；另一方面，这个上市公司又有个母公司，该公司的核心资产正是国有的无锡商业大厦本身。
国有的无锡商业经营得并不坏，无锡商业集团是当地百货零售业的龙头企业，2004年完成销售额40亿元，利税1.65亿元。
可就是这样一个经营得很好的国有控股企业，却恰好成了当权者的眼中钉。按照“靓女先嫁”的逻辑，为了消灭公有制企业，这是非得“枪打”不可的“出头鸟”。
也正是这种“靓女先嫁”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引发了群众性的反抗斗争……
早在1998年之前，辽宁省也实行过所谓的“一元钱卖国企”政策，这是对数年前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吞并统一前夕的“一马克卖国企”的模仿。
白送辽宁境内国有企业股权，当时极大便宜了许多靠“开发”或倒卖土地发财的所谓“企业家”。
毛主席时代的“打工人”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都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储存下来，结果一夜之间的私有化又使得众多公立的矿山、煤田、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企和外资，连祖辈们的养老金都要由后世的工作者来支付……
2011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在评价苏联的改革时曾说：“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他就能控制那个州里的几乎所有财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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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2003年那个所谓“MBO年”，一年内就有5到10家MBO基金被筹建，资金规模超过100亿元，出资人则以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为主，一些缺少投资项目的上市公司当时也参与在其间。
值得注意、也是后来刻意被忽略的是，那一阶段由花旗银行、梧桐基金、红塔创投等国内外金融巨鲤合资的MBO基金，也已开始初步运行。
另外，《信托法》也在那时为MBO创造了通过信托投资公司代管股票、让信托公司作为主体进行金融信贷的可行渠道，最终成就了一场外资深度参与的私有化狂欢，也为此后入世了的中国做了外资涌入的铺垫，绵延至今。
滴滴的海报：彼岸中国，此岸美国；突出日本，示好股东（软银与丰田汽车）
我这里再提个事儿。
在那份著名的证监会16号文件（要求上市公司IPO或者再筹资时，其财务报告除了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发布（2001年12月30日）之前（也是加入WTO之前），2001年9月17日，朱相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著名的犹太大鳄乔治·索罗斯。
朱相当时这么说道：“欢迎你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会举办的国际论坛会议。你的新书在中国出版，我在此表示祝贺”、“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在国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国企的海外上市，已经筹集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国内上市企业每年也可筹集1000 亿至2000 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推进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进。”
索罗斯则回复：“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养中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
朱相最后又说：“从你的谈话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找他们，王梦奎、辛福坦（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
我一直一直在重复一句话：这十年，填坑。
而近年来，尤甚。
特别是最近12个月以来大力整治金融业、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可谓风雨呼啸。
以上半年那个连除夕都没等到的赖小民为开始，看今年下半年的全面推倒：
7月30日，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被查；
9月4日，深圳银保监局二级巡视员江裕棠被查；
9月9日，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何兴祥被查；
9月10日，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原行长谢宏儒被查；
9月12日，华兴银行党委书记张长弓被查；
10月20日，人民银行科技司原司长王永红被查；
12月3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行长莫骜被查；
12月3日，上海银保监局局长韩沂被查。
金融系统倒查二十年，依然无尽头。
6
1998年，伴着刘欢在耳畔靡靡不绝的《从头再来》和宋祖英那首刺耳的《好日子》，石家庄的一位工人在毛主席塑像上面挂个了一副对联：
“毛主席，向前看，前面都是贪污犯；毛主席，向后看，下岗工人没有饭。”
那座毛主席塑像的前面就是石家庄市政府，后面则是工人文化宫。
“尊敬的国家信访局领导：
我们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宝石集团电视机厂合同制职工,在企业职工安置这一关乎生存条件并可能直接影响会和谐环节上,我们的合法权益却受到严重侵害,且在几年里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现将这一事件成因及所造成影响反映给领导,请领导在百忙之中能有所关注,体察一下这些为了基本生活条件而维护微薄权利的弱势群体,并希望能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对我们提出的请求给予合法、合理、合情的解决。”
2009年12月，石家庄宝石集团下岗工人分流难的问题被搬上了台面。
它击中了这座城市的痛点，也触达到了这座城市过往的一份记忆。
1997年6月，石家庄宝石集团电视机厂全面改革、停产，厂子里一千多名辛劳多年的员工们全员下岗。
2005年11月20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法院裁定宝石集团电视机厂资不抵债宣告破产，厂里制定了“石家庄宝石集团电视机厂依法破产职工安置方案”，并就此方案召开了职代会。当时企业职工在册人数1267人。
2006年2月，大部分合同制职工接到厂里通知，回厂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并承诺待企业破产资金到位后，拖欠职工的工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医药费等各项费用在破产清算中与其他职工一并解决。
2009年10月13日，厂里召集部分职工开会，又要通过一份“破产职工安置方案”，而此次在册职工人数却只有654人，合同制职工基本都被排除在外……
同样在2009年，一项针对沈阳国企下岗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的21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强制买断的，有6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选择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不同，东北地区约为2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区区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马路上，举着“木匠”、“钳工”的纸板讨生活。
而这些东北男人们的妻子，在世纪之交的关内外，往往担负着各个风月场所里陪酒少妇的重角色。
一个时代的烙印。
以石家庄为例，这里曾经被称为“亚洲药都”，国企“华北制药”的员工是“庄里”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
不仅仅是因为待遇，更是因为国企与国企工人的身份。
直到有一天，“咱国企要改革，隔壁化工厂都辞退不少人啦…”的声音开始在庄里传开，国有企业的“大厦”崩塌了，下岗工人的生活也随之崩塌了。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
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在石家庄这样的老工业重镇，遣散驱离更为严重。
从1998年开始，夜幕笼罩在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的上空，也笼罩在关内关外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心里。
从1998-2001年间，石家庄的下岗人员犯罪数占总犯罪数比例飙升，达到36.2%，比起1997年增长了三倍不止。
最明显的是盗窃罪——一个反映也充斥着饥饿、彷徨、颓唐的罪径，下岗人员的盗窃数量直接占到总盗窃数的50.8%，超过了半数。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大规模下岗潮有着密切关系，引起这些工人犯罪的核心动机就在于“生存断裂”。
他们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
然而，这些现象在北方以北，原本是早早就可以作为恶本教案的。
跋
曾经在苏联大型国有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工作过的亚历山大·贡恰罗夫，2011年在受访中公开倾诉道：“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况都很差。我丢掉了工作，在八个月之内我一直在找工作，是收入为零的状态。”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曾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在私有化的进程中仅卖了372万美元。
低价贱卖的企业远不止这一家，当时超过500家苏联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苏联国有企业的平均售价，竟然只有1300美元……
这与此同时，却是一大批雄伟挺立的俄罗斯寡头，坐拥众多在一夜间拔地而起的能源财阀，把控了俄罗斯人民的命运。
而这些价值连城的俄罗斯资源库，追根溯源，都是1917年无产阶级的“泥腿子们”用血肉之躯从俄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手中打拼下来的，却在半个多世纪归给了一帮由红色重新变为白色的新贵族们。
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一曲时代的悲歌，它在中华大地曾经以三十年前北方邻居轰然坍塌的背影为教训，却又竟然在阴差阳错之间成为了自己的“世纪先声”。
记住毛主席的话吧，初心都写在历史里：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
“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主席：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
耿来意 · 2021-01-23 · 来源：乌有之乡
导读：毛主席一直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界限，就说明在很多人的脑子里，这个界限是不清晰的，容易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个难题，区分它，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看它的经济基础。
1
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个疑问是困扰着很多人的。毛主席一直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界限，就说明在很多人的脑子里，这个界限是不清晰的，容易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个难题，区分它，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看它的经济基础。
1957年10月2日，毛主席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他说过一句话：
“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
这句话非常重要，“基础决定论”，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质。其时，中国刚刚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所有制是根本的经济基础，它的转变，才意味着社会的质的改变，变成社会主义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建国后六、七年才开始的，为什么不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开始？就是因为那段时期的经济基础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尽管成立了新中国，仍然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叫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历经那么多曲折，付出那么大牺牲，目的就是为了一个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最高纲领：社会主义。早在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论述新民主主义时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这就是历史赋予共产党的神圣使命，这就是共产党人所要走的道路。
毛主席无疑是时时刻刻牢记着这一历史使命的，他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中国。
2
办法只有一个，建立社会主主义经济基础。
1952年9月，毛主席提出了“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构想，过渡的办法就是“改造”。1953年2月17日，毛主席在武汉同一些地方领导人谈话时说：
“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于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私人工商业如何转变？资本家转变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就要给饭吃。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1953年11 月 4 日，毛主席在陈伯达等人谈农业的互助合作问题时，提出要“办社会主义之事”，他说：
“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
1953年12 月，毛主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指出了过渡的实质，并最终确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问题，他在改写中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 ，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最后确定的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表达是：
“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过渡时期，是毛主席构建社会主义基石的最重要阶段，是他带领中国共产党人由最低纲领迈上最高纲领的跨越阶段，是向中国人民兑现历史承诺的庄严阶段。
1954年9 月，毛主席在审阅修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修正稿) 》时，关于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的论述，他作了以下修改：
“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的有：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国家的任务是尽力巩固和发展前两种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所以国家要‘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特别要注意逐步建立社会主义主要经济基础的重工业，同时要‘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1955年10月11日，在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式上，毛主席谈到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时说：
“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就这样，用了4年的时间，至1956年，新中国搭建起了社会主义的框架，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中国真正迈进了几千年大同理想中的新时代。
3
毛主席为什么要坚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首先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
1956年1月2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 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 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而可靠的保证。
1959年12 月18日，毛主席学习小组成员们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时，读到苏联宪法规定的人民享有的种种权力，毛主席做了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他指出教科书中“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他进而说道：
“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不是一朝建立就可以安于泰山的，它还存在着一个“谁胜谁负”的问题，毛主席一直对此都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认为“要解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时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保护，它的稳固需要斗争去实现。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法制问题，他说：
“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
1959年12月22日，毛主席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时，读到社会主义国家要同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者作斗争这一问题，他说：
“要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为了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1962年12月 21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在谈到精简问题时，他说:
“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我们要保护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
1968年8月，毛主席在改写《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时，在当前斗批改处改写到：
“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 ”
毛主席始终站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最前线，他与一切可能动摇这一基础的思想、现象进行着不屈的抗争。
当美国人杜勒基斯预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时，他说：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当来自高层的单干风越刮越大的时候，他硬着头皮也要坚决地顶住，他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工具落后，如果分田到户，困难户怎么办？劳力不足怎么办？时间长了怎么办？如果那样，不要多少年，一年就可以见分晓，穷的穷，富的富，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几十年，难道还要学洪秀全？还要退回去？难道还要像过去的地主那样向农民收地租？”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
当中国的文艺界充斥着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时，他怒斥：
“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无数的先烈拿生命换来的，是他们用伟大的牺牲为中华民族奉上的最宝贵的财富。它是毛主席最看重的东西，是他不可碰触的底线。毛主席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最坚定的捍卫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主席曾在批评一些知识分子时用过这个话，他说：
“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
经济基础变了，建立在它上面的东西也会随之改变的，一时不变，终归要变，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它依附的“皮”不存在了，它生存的基础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劳动者管理国家权利的基础，从而也是劳动者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的保证，这个基础一动摇，就会地动山摇，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个空名，所谓劳动者的权利自然也就无从保障。
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过去有句妇孺皆知的话，叫“挖社会主义墙角，薅社会主义羊毛”，这实际上就是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如果是偶然性的、不成系统地挖一下，薅一把，还不足以动了这个基础的根本;如果系统的、一贯的挖和薅，按毛主席的说法就叫“修正主义”，危险就大了，就是动了社会主义的“国本”，就会把社会主义挖空，把社会主义变成一个空名。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农村单干风造成的“三农问题”，城市股份制造成的“下岗运动”，以至于现如今广泛存在的侵害劳动者权利的社会痼疾，无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生动摇的后遗症。
毛主席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
这句话不是一句狠话，但它却象一根长鞭，挥舞在历史的天际，狠狠地抽了不少人的。搞社会主义，就要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动了歪心思的人，向资本主义找答案的人，无论说的多么动听，是骗不了人的，终会被人识破，你搞的那不叫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能叫社会主义吗?搞社会主义，真的不能偏离了这个基础。
毛主席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存在不足的，但他懂得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他构建的社会主义是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也是名符其实的，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也是他能够获得世人越来越多尊重的地方。
对资本主义复辟无声的控诉
核心观点导读
现在中国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尽快解决国内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解决官民之间的尖锐对立，政府绝对不能继续再为极少数资本站台，而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维稳对象。这是目前中国能够转危为安的唯一正确选择。从晚清到民国，近代以来中国一系列亡国大难，表面看来是外敌入侵的结果，实际上是政府得罪人民、惧怕人民的结果。之所以会形成政府得罪和惧怕人民的结果，主要根源就是官权泛滥。而如今与那时相比，在官权泛滥的情况下，又多了一个资本泛滥。
官权泛滥是放权让利改革造成的，资本泛滥是推行资本主权的结果。1982年宪法中取消罢工自由条款，就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全世界资本主权最为泛滥的地方，成为老板最胡作非为的地方。富士康只有在中国大陆才有13跳，沃尔玛只有在中国大陆才会造假，美国福喜公司只有在中国大陆才会销售病毒肉，就是中国大陆推行资本主权的结果。
王龙之死，既有其个人的因素，更不能排除社会的因素。人们在惋惜一个已有10年工龄未婚青年炼钢工人之死的同时，更不应忽视它的社会因素。是谁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谁在鼓吹“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谁在制造、哄抬高房价?是谁在开设股市、鼓励人们投机赚钱?是谁在搞“P2P”、纵容股民的贪婪、赌博心理?是谁在“批公扬私”?是谁在……?答案只有一个：都是这个“社会”！一点没错，是这个“社会”。
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存在决定意识；不同环境孕育不同的物种。过去“扬公”的时代，会涌现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焦裕禄；如今“炫富”的年代，自然只能疯长出自私的马云之流。
可见，王龙之死，既有其个人的因素，更不能排除社会的因素。人们在惋惜一个已有10年工龄未婚青年炼钢工人之死的同时，更不应忽视它的社会因素。更应该思考一下：王龙为何要以“跳钢渣罐”如此惨烈的方式自杀?这难道不是他对社会的无声控诉?
张宏良：必须尽快由资本主权向工人主权转变
作者：张宏良2021-03-16来源：民族复兴网
——对《华东纺织巨头失联、员工集体讨薪》的点评
2015-10-29
中国为什么在美舰入侵南海问题上表现软弱？华东巨头破产案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国内贫富矛盾尖锐，官民对立严重，结果只能是攘外必先安内，不安内无以攘外，所以在对外关系上只能节节退让。目前，建立在牺牲资源和劳工利益基础上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以对内掠夺为特征的中国式资本原始积累的矛盾正在逐渐爆发，中国内忧外患的时期正在到来。
美国从抵制九三大阅兵开始对中国启动攻击战略，直到最近派美舰公开侵犯中国领海，并且事前再三公告，就是看中了中国正在处于矛盾爆发期这个历史时机。
中国怎么办?只有一个出路，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回归社会主义，立刻由资本主权向工人主权转换，把特警变成替工人讨薪的特警，而不是镇压工人的特警，只要这样做了，只要中国老百姓像当初重庆那样高呼“共产党又回来了！”中国就会无敌于天下，美国就绝对不敢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否则，中国成为第二个中东的命运将不可避免，中国现代化进程第三次被打断的历史命运将不可避免，甚至弄不好，中国成为第二个印第安人的悲剧命运都将不可避免!
目前实现有资本主权向工人主权的转变，并不困难。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政党的性质就应该维护工人主权。并且90%以上的党员有这个要求，95%以上的老百姓有这个要求，只要中央下定决心，完成这个转换很容易实现。
其次，当年重庆已有前车之鉴，现在做起来有经验可循。几年前重庆特警因为民工讨薪而天下闻名，这是重庆特警与其他地区特警根本不同的地方。一个地区能够做到的，全国更容易做到。道理很简单，重庆一个地区没有大政方针的路线决策权，而国家则有路线决策权。所以路线问题的解决，国家比地区更加容易。
由资本主权向工人主权转换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天理人伦也暂且不管，仅就当今中国矛盾的性质和发展而言，也必须完成这个转变。美国对中国入侵的大幕一旦拉开，就决不会轻易罢休。无论中国怎么妥协退让，都将难逃侵略厄难。此前我们之所以一再呼吁，在对美问题上千万不要妥协退让，所担心的就是妥协退让会带来战争灾难。现在中国的妥协退让已经激起了美国侵略和解体中国的野心，战争对于中国已不可避免。以往我们对避免战争的呼吁已经变成了破碎的幻想。中国走到今天真是让人想起来就扼腕感叹。
现在中国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尽快解决国内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解决官民之间的尖锐对立，政府绝对不能继续再为极少数资本站台，而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维稳对象。这是目前中国能够转危为安的唯一正确选择。从晚清到民国，近代以来中国一系列亡国大难，表面看来是外敌入侵的结果，实际上是政府得罪人民、惧怕人民的结果。之所以会形成政府得罪和惧怕人民的结果，主要根源就是官权泛滥。而如今与那时相比，在官权泛滥的情况下，又多了一个资本泛滥。
官权泛滥是放权让利改革造成的，资本泛滥是推行资本主权的结果。1982年宪法中取消罢工自由条款，就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全世界资本主权最为泛滥的地方，成为老板最胡作非为的地方。富士康只有在中国大陆才有13跳，沃尔玛只有在中国大陆才会造假，美国福喜公司只有在中国大陆才会销售病毒肉，就是中国大陆推行资本主权的结果。本来，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就是对“以资为本”即资本主权的否定，可惜当时的怕折腾使得“以人为本”的路线没有贯彻下去，最终没有撼动资本主权的统治地位。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必须结束资本主权的时候了，不仅外部矛盾决定了我们不能够继续牺牲劳工利益以满足资本的贪婪需求，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劳资矛盾的尖锐对立，更加决定了我们必须放弃以往牺牲劳工利益来捍卫资本主权的发展路线，转而实行工人主权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这不仅仅是为中国摆脱困境而寻求出路，同时也是在为世界摆脱资本统治的困境而寻求出路。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理应为走入绝境的资本主义社会探索出一条出路，为人类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过去有句让中国人伤透心的话，叫做“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现在这句话应该是“救世界就是救中国”。中国能不能以及敢不敢率先打破资本主权的统治，为全世界劳苦大众探索出一条劳工主权的发展道路，不仅决定着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直接决定着目前自身的生死安危。俗语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浪子回头往往要付出头破血流、命悬一线的惨重代价，但愿中国这个浪子回头不要付出血流成河的惨重代价。因为我们山河破碎的祖国已经付不起这个惨重代价了。
201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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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纺织巨头资金链断裂 老板“失联”员工集体讨薪
作者：佚名 来源：民族复兴网
摘要：继纺织巨头宝利嘉、庄吉破产之后，近日，纺织行业又一个服装大亨中瑾集团陷入危局。10月10日下午，江苏中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旗下服装厂几百职工集中在南通区政府门前进行维权，拉横幅讨债，现场人数众多一度难以控制，30多名特勤出动维持秩序。
据悉，下辖17家公司的江苏中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目前已陷入资金危局，旗下地产公司面临破产，位于江苏南通的3个服装厂全面停工，公司老板和部分高管与一个月前处于“失联状态”，欠下工人4个月工资和供应商巨额货款。
中瑾集团资金链断裂 3家服装厂停产 员工讨薪
10月10日下午，江苏中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瑾集团)旗下服装厂几百职工聚集在南通区政府门前进行维权，集体拉起“四个月未发工资，十四个月没交五险”的横幅，现场人数众多一度难以控制，30多名特勤出动维持秩序。
据该公司知情人士介绍，下辖17家子公司、总资产近50亿的中瑾集团老板和部分高管已于1个月前失去联系，目前公司在南通下辖的3个服装厂全部处于停产状态，并拖欠员工4个月工资和14个月保险未缴纳，同时还欠下银行和供应商巨额货款。
知情者：资金缺口极大 至少需要6个亿才能被盘活
据该公司官网介绍，江苏中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江苏中瑾服装板块，涵盖旗下中瑾服饰、景秋时尚、美国newco公司、中樱时装、沃德福时装、富润得布业、优卓服饰等8家子公司，年销售规模近一亿美元。
南通中瑾置业有限公司、南京中瑾房地产有限公司、海门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美国NewcoApparel Group.Inc公司等十几家子公司，触及服装、地产、投资、贸易、能源等产业，员工3000余人，年产服装1000余万件，开发地产200余万平米。总资产规模达50亿元人民币。
好好的一个20年品牌老厂为什么会陷入资金危局?据该公司员工反映，公司这些年大幅度跨领域发展，特别是涉足房地产等领域后，巨额资金被抽出。今年6月左右集团南通中瑾置业有限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通州中瑾翰铂府(南区)现场已处于事实停工状态，9栋高层，面临烂尾结局。这些只是个开始!
中瑾集团还能活过来吗?据知情认识介绍，由于资金缺口极大，想盘活企业至少需要6个亿!
2015，那些我们所熟悉的纺织服装巨头都倒了
官方数据就显示，仅2015年，全国倒闭的大型纺织服装企业就有数十家，而中小型的破产倒闭企业更是不计其数。
2015年9月6日，温州市庄吉集团正式宣告破产，或产生300多亿银行坏账，5000余名员工面临失业。
2015年8月22日，浙江红剑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停产，1000多名员工上街讨要被拖欠三个月的工资。红剑集团曾是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化纤50强企业。
2015年8月，建厂百年的济南国棉一厂破产，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2015年7月31日，华东纺织大户宝利嘉破产，托欠员工3个月工资，宝利嘉2011年的销售额达13亿元。
2015年7月2日，德棉股份亏损二十多个亿，近2000职工上街维权讨要工资。
2015年5月22日，维斯凯女装老板卷款跑路，5000名员工失业，维斯凯曾被联想投资注资，聘请范冰冰代言，拥有500多家形象店。
2015年5月18日，绍兴印染大佬五洋印染破产，该公司曾有7家子公司，拥有员工2000余人，曾位列民营500强。
2015年5月1日，东莞厚宏制衣厂老板跑路，上千工人上街讨要两月工资和经济补偿金，当地政府出动1500警力维护秩序。
2015年4月20日，李宁、特步核心供应商，雅纶制衣资金链断裂，老板不知去向，2000多名员工失业。
在纺织服装行业，中国制造处境尴尬。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原料成本，曾是中国纺织服装在全球的优势，但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生产环节已经被东南亚、印度、孟加拉等国家挤小，上游环节和高端市场则被欧美日等国“把控”，加之粗放模式下，中国大量纺织服装企业盲目扩大产量和规模，如今，行业面临的内外矛盾，已经非常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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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之死，既有其个人的因素，更不能排除社会的因素。人们在惋惜一个已有10年工龄未婚青年炼钢工人之死的同时，更不应忽视它的社会因素。
钱昌明：年轻炼钢工人为何要自杀?
3月24日，包钢青年炼钢工人王龙，以“跳钢渣罐”惨烈身亡消息，震惊了整个网络。3月30日，包钢钢管公司发布《关于“3•24”王龙死亡情况的声明》，回应社会舆论关切。主要内容有：
——“王龙，男，1987年7月出生，2010年参加工作，系包钢钢管公司炼钢工”；
——“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已排除刑事案件，系自杀”；
——“据工友反映，王龙性格内向，至今未婚，长期通过证券公司购买期货和股票，仅3月24日当日交易就亏损6万多元，怀疑其自杀与亏损数额较大、负债过多、无法偿还有关”。
上述信息，似乎在告诉人们，王龙自杀，纯系个人原因所致：“性格内向”——性格缺陷；“未婚”——无有牵挂；炒股亏损——“当日交易亏损6万多元”，怀疑其“负债过多，无法偿还”。
那么，王龙自杀，真的仅仅是个体因素造成，与整个社会无关吗? 须知，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是社会的人。统计数字显示，当今中国每年有25万人死于自杀，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这难道还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何要自杀? 无非是心理上承受不了某种巨大压力。就个体因素而言，不外乎有诸如健康问题，如患上了绝症，康复无望；生存问题，如长期失业，收入无着；事业问题，如创业失败，对前途丧失信心；等等。这些看来全属个体因素，其实，件件都与社会紧密相连。所谓“工作压力”、“婚姻压力”、“买房压力”、“养老压力”，又有哪一件与社会因素无关?
年轻人踏上社会，无不都有自己的美好愿望，期望值再低，也总得“成家立业”。反观王龙，虽已工作10年，成了一名国企熟练炼钢工人。按传统观念理解，他各方面条件应该是很不错的，这样的小伙子，理该是姑娘们的追求。然而，他居然至今（34岁）仍未能“成家”，成了“王老五”，这显然已不只是个体因素，而与当今的社会因素有关。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阶级、阶层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少数人成了官二代或富二代，经济、社会地位不断上升；反之，原先的工、农大众，沦落为“弱势群体”，一落千丈。像王龙这样的炼钢工人，当然不会是官二代或富二代，其经济、社会地位就像自由落体那样滑落。要不，估计他早就成家了，更不可能会以散户身份进入股市炒股。
在以“金钱为王”、拜金主义风气盛行的当今社会，王龙为何要“长期通过证券公司购买期货和股票”? 开始也许只想賺些钱，想解决“婚房”问题，甚至还梦想由此变为“先富”人群。没想一进股市就被“套”，其后再“借债炒股”，愈陷愈深，直至不能自拔。怎么会这样? 这难道都是王龙的“过错”? 果真如此，那么，
是谁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谁在鼓吹“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是谁在制造、哄抬高房价?
是谁在开设股市、鼓励人们投机赚钱?
是谁在搞“P2P”、纵容股民的贪婪、赌博心理?
是谁在“批公扬私”?
是谁在……?
答案只有一个：都是这个“社会”！一点没错，是这个“社会”。
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存在决定意识；不同环境孕育不同的物种。过去“扬公”的时代，会涌现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焦裕禄；如今“炫富”的年代，自然只能疯长出自私的马云之流。
可见，王龙之死，既有其个人的因素，更不能排除社会的因素。人们在惋惜一个已有10年工龄未婚青年炼钢工人之死的同时，更不应忽视它的社会因素。更应该思考一下：
王龙为何要以“跳钢渣罐”如此惨烈的方式自杀?
这难道不是他对社会的无声控诉?
那个点燃自己的外卖员，能照亮打工人吗？
乌鸦校尉 乌鸦校尉
导读：声讨平台，已经不再有意义，因为他们大可以理直气壮，一脸假正经地表示自己都说合法的。这一幕，竟是如此地熟悉，按理说，它不应该发生在这个国家。我们实在不希望五十年前，手握劳动法烈火焚身的事情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听到了太多不忍卒读的惨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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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江苏泰州，海陵区一小区附近，一名蜂鸟配送员工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他拿起汽油浇身，点燃了自己。
在身上的火被扑灭后，他对着周围的围观人群怒吼：“我要我的血汗钱”。
虽然暂时获救，但全身烧伤面积高达80%，他的一生恐怕已经毁灭，不是被自己，而是被一头吃人的巨兽。
如此事件发生在2021年的中国，足以教人瞠目结合和不寒而栗。
因为我们觉得“拖欠工资”四个大字早就被埋葬进历史了，因为我们觉得时代发展到今天世道不该是这样。
它让人想起了五十年前的韩国，同样的一幕也曾悲剧地上演。
1970年11月13日。这天汉城的服装工业区和平市场上，气氛极为紧张。无数保安来到这里，更有警车来回巡逻。
下午一点。老板们正在警告工人：“今天，有一批恶棍会举行一场示威活动，呆在工厂里，不要出去。”
为了阻止工人来到示威地点，保安将通往国民银行巷子的通道堵死了。
一个叫“三栋联谊会”的组织，没有听从训诫，而是在积极动员，很快，就有500多名工人聚集到了国民银行附近。
为了避免被侦探发现，“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站在和平市场三楼的阴暗的走廊里， 向下探视，观察着形势。此时，已经好几名联谊会成员被保安拉走，并被扣押。
那天早晨，工人全泰壹和其他成员准备好了横幅，将这些横幅藏在衣服里面，同时，离开和平市场三楼。
到下午一点半，他们将准备好的横幅拿出来。
在下楼梯的时候，他们将横幅拉开。结果走到二楼的时候，两名侦探出现了，试图抢夺横幅。横幅上面写着“我们不是机器”。
在争夺的过程中，横幅被撕破了。一些联谊会成员遭到警察痛打。剩下的成员极为愤怒，他们呐喊道：“你以为没有横幅，我们就不能进行示威游行了吗？”
他们转过身，跑向另一个出口。
正是在那个出口，全泰壹转身面对自己的朋友们，用严肃的口气说道：“你们出去，在香烟店那边等我，我很快就会过来的。”
工友们虽然感到奇怪，但还是让他一个人留了下来，他们则赶到香烟店，等待全泰壹的到来。
十分钟后，全泰壹出现了，他拉着工友金基南的袖子，将他带进了一个小巷子，并递给他一根火柴，说：“局势好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中的一个人必须做出牺牲。”
意思是说，让他帮忙点燃自己。原来，此前他告别工友后，已将一整罐汽油淋在了自己身上。
金基南感到恐惧和大惊，但他随即想起全泰壹前一晚说的话：“让我们假设一下，我们中的一个人为了示威而死，那样的话，这些狗杂种们就会有所触动。”
于是，他按照全泰壹的命令点亮了火柴。
一瞬间，全泰壹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他跑到国民银行的巷子里，那里有很多工友。
“遵守《劳工基准法》！” “我们不是机器！”“周末我们需要休息！”“不许剥削工人！”“他们不是机器！”全泰壹大声咆哮着。
工友们被震惊了，有的脱下自己的夹克衫帮他扑灭火焰，这时全泰壹已经倒下去了，他口中不断呼喊着：“不要让我白白死去。”
后来赶到场的记者们，拿出他们的记录本，开始写新闻报道。
他们对着已经烧焦的全泰壹问：“你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此时，全泰壹的嘴唇动了动，但已经发不出声了。
姗姗来迟的救护车将全泰壹带去了医院，而关于他自焚的消息传遍了示威的工友群体。
愤怒的工友们怒吼着“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人”，但他们很快就被警察打破头，然后像狗一样被拖到警察局。
被送到医院的全泰壹已经奄奄一息了，母亲李小善闻讯赶来，他对母亲说道：“妈妈，你必须做完我已经开始的事业。”
焦急的李小善没有放弃希望，她找到医生，医生对他说，如果给全泰壹注射两针的话药剂，那么他的身上的灼伤就会有所好转。但药剂很贵，李小善拿不出这么多钱。
李小善乞求这位医生，给全泰壹注射药物，她倾家荡产也会支付医药费的。那位医生一开始什么都没有说，之后，叫她找那位政府派过来的劳工监察员做医药费的担保人。
全泰壹的母亲找到那位监察员，请求他为注射费用做担保人，但监察员麻木不仁地回答道：“我为什么要做担保人？”随后，就走开了。
作为母亲，她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慢慢死去。
全泰壹的惨烈自焚，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汉城，有三大纺织市场，它们支撑了韩国70%以上的制衣需求。但经济繁荣的背后，是纺织工人的异常艰辛与痛苦。
在和平市场，纺织工人每天必须工作15个小时，年轻的女工怕被老板和管理人员批评，甚至会选择憋尿。
生产任务很重，工人不得不死命加班，但并没有加班费，而且工资极低，全泰壹的工资就不够他付汉城的房租。
在这种环境中，工人们长期被慢性消化病、极度疲劳、尘肺病、肺炎、神经痛、风湿病折磨。
全泰壹看到了自己的工友们遭受的苦难，立志帮助这些在血汗工厂工作的人。
韩国有一部《劳动基本法》，里面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和保障劳动权益，但全泰壹发现这些从来就没有被执行过。
他和工友们做了调查问卷，把和平市场里存在的老板对工人的剥削情况，写成了报告，交给了劳工监察员。不过，他并不知道政府官员早就同工厂老板沉瀣一气，在递交报告的时候自然是被一顿训斥。
请愿失败后，他还想过办一个模范工厂，希望这个工厂能把工人当人看待，并缩短劳动时间，设置图书室和运动设施，安装供热系统。但在当时的资本主义韩国，这一切注定只是空想。
当所有的希望都落空后，全泰壹更看到工友们示威被警察残酷镇压，决定抛弃幻想，准备斗争，他与自己的同志们准备举行一个焚烧《劳动基准法》的仪式。
曾经被他读过无数遍的《劳动基准法》，他要将它还有他自己一起烧掉。
劳动法的“存在”与“执行”之间，有时就是这样有着很长的距离。
中国也是有《劳动法》的，自1995年颁布至今，当初的制定者们，也是在全心全意为劳动者考虑的。
只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多阻碍和困难。
前不久，有件事情引起人们关注，饿了么43岁外卖员送餐时猝死，平台称“不存在劳动关系，只能给人道主义费用”。
这位43岁的中年男人韩伟，不仅是一个骑手，还是父亲、丈夫、儿子，他的愿望不过是多跑几单，攒够钱，在老家盖栋房子，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
现在，这一切都化为泡影，不仅身死异乡，而且连劳动关系都不被承认。
只给2000块的人道主义费用，顿时间被网友怒骂，斥责黑心资本家草菅人命，无情无义。
“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这句话，被我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人们有没有想过，资本究竟凭什么有恃无恐呢？
去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公布了“全国法院系统2020年度优秀案例分析评选活动”获奖名单，其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张三以“乙公司”的名义与甲公司签订《蜂鸟配送代理合作协议》，协议中约定的有效期为2016年4月23日至2017年4月22日。
2017年2月15日，周某进入甲公司运营的“蜂鸟团队”平台，从事配送员工作，3月15日17时28分，周某与案外人发生交通事故。
周某认为自己出了事，可以找甲公司，但甲公司认为周某不是自己的员工，有事请去找张三。
于是，周某提起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周某、甲公司自2017年2月15日起存在劳动关系，但裁决书上却这样写着：“申请人(周某)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周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周某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找工作的人，他来到配送站点时，并不知道这家站点是个人开的还是公司开的，具体是哪个公司开的，他只是想找个工作干。
从表面上说，周某是跟张三的乙公司签的协议，乙公司承包了甲公司“蜂鸟配送”业务，但周某是不知道的，在他的概念里，自己就是与甲公司建立劳动关系。
因为他下载了甲公司“蜂鸟团队”APP，穿的是甲公司提供的统一制服，接受甲公司的统一管理。
当然，建立劳动关系需要双方都有这个意愿。
甲公司虽然主观意愿上不肯承认，但法院从甲公司系统内调取的周某的配送明细，显示有运单号的订单日期、创建时间和终态时间，配送员的姓名为“周某”。
这一配送明细恰恰证明，周某在2017年2月15日到2017年3月15日期间存在相对稳定地向甲公司提供劳动的情况。
最后，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周某与甲公司在2017年2月15日至2017年3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甲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让周某承担诉讼费用。
二审法院则认为，平台本身并不产生产品，而主要致力于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即时或者约定服务，平台经济下的用工关系，应当兼顾互联网用工的经营模式和特点。
周某自行采购劳动工具，自主安排工作，自行决定何时上下线，自行决定哪一天可以休息。所以，周某、甲公司不存在紧密的人身和经济从属性。
二审法院判定，周某与甲公司就劳动关系缺乏主要的联结点，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
言外之意就是，平台只是提供信息，而周某则找到了信息搞兼职，这怎么能算劳动关系呢？居然还想讹诈甲公司，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结果是甲公司赢了。
这个甲公司是谁，并不难猜测。一个小小的外卖员在提起诉讼时，需要面对一个多么强大的法务和律师团队，也毋庸置疑。
甲公司财大气粗，为何要对一个外卖员不依不饶，且毫不宽容，颇有一番斩尽杀绝的意味？
个中原因，也不难想象，一旦这个外卖员胜诉，那么就开了一个“坏头”，以后会有千千万万个外卖员提起诉讼，他们将会勇敢地面对自己遭遇的不公，去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
这种情况是甲公司不愿看到的，必须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惜一切代价，一切手段，杀鸡儆猴，让任何胆敢违抗自己的外卖员心惊胆战，老实本分。
不就磨破点皮，摔断只腿，死个把人吗，那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喽，与其抗争，不如自求多福吧。
20年前，珠三角的血汗工厂里，热浪袭人，暗无天日，空气令人窒息，工人们以血肉之躯贡献经济的增长。
就像歌里唱得那样，开采我的血肉的火光，发动新世界的前进的泡影，雷鸣交织爆破成动荡，此生再不归太行。
为城市构筑基石的农民工，每年的讨薪都是难上加难的难题，他们所做的太多，得到的太少。
2009年，流年讨薪未果的农民工乔大普，在自己的纪实小说《我的讨薪奋斗史》的封面上，印下了“前进、前进”4个红色大字。他还引用当时热播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台词“不抛弃、不放弃，为讨薪奋斗”，显示自己的决心。
2011年1月16日，河北省兴隆县榆树沟村农民刘德军去要工资，并且带了一瓶百草枯，双方在工资数额等问题上发生争执，一气之下喝下剧毒农药。
2012年6月11日，太原，一男子着爬在南内环汾河公园的一处信号塔上只为讨薪，随后消防、公安、120都赶来救援。母亲看着信号塔上的儿子痛哭。
2013年1月10日11时许，130余名农民工在富平县人民广场集体上访，封堵政府大门讨要工资。其间，他们一度集体跪倒在政府门前，引来大量群众围观。
2013年01月31日，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5位农民工代表分别扮演成“愤怒的小鸟”、“加菲猫”、“唐老鸭”和“财神爷”等不同的卡通形象以静坐的方式讨薪，希望得到社会关注。
今时今日的中国，火车已经开了很远了，已经驶入一片崭新的天地，不应该再以肉身为动力。
农民工的讨薪，以无数鲜血的代价，终于唤醒了社会的关注，在国家从政策到法律强有力的举措下，情况已大为改善。
然而平台下的外卖员，由于没有劳动关系，法律援助不管他们，司法救助不管他们，中小企业保障基金也不管他们，甚至他们的讨薪行为都无法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正义”认定。
如此，声讨平台，已经不再有意义，因为他们大可以理直气壮，一脸假正经地表示自己都说合法的。
这一幕，竟是如此地熟悉，按理说，它不应该发生在这个国家。
那些困苦疲惫难以喘息的人，那些辛勤劳作却一无所得的人，那些身在沟壑不见阳光的人，当遇到不公和欺凌时，所能仰仗的只有法律了。
因为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劳动法》应该是保护劳动人民的。我们实在不希望五十年前，手握劳动法烈火焚身的事情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既然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么就请还原它本来的面目。
南北中国，天寒岁暮，在这个萧瑟的冬天，我们听到了太多不忍卒读的惨烈新闻。
已经有人站了出来，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不是一片孤岛。千百万劳动群众为了改善自己所在群体所进行的事业，正刚刚拉开序幕。
不必自称为“打工人”，也不必自嘲为“小丑”，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无产阶级。请各自尽一份力，发一分光，温暖彼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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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案例：“互联网+”平台经济新业态用工劳动关系认定》子非鱼劳动说法
《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 》赵永来
割完活人割死人，天价墓地面前，普通人已经死不起了
原创 乌鸦校尉
导读：天价墓地，并非北京独有的现象。南京普觉寺陵园每平米墓价超过当地房价20倍，河北涿州家族墓地要价368万元；厦门墓地最高售价达2.2万元/平方米，高于厦门在售房价；西安多数墓园售卖的墓地均价已经达到1.5万元左右，有的豪华墓地总费用超过70万元……
“死人和活人争地”这个问题绝不是随口一说。就在2个月前，有这样一条新闻。一位大学教授去世火化后，儿子拒绝买殡仪馆的骨灰盒，自带一个鞋盒装走了老人的骨灰。此举遭到了结果遭到殡仪馆司仪的怒怼：“文化都到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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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两会期间，在网上引起讨论的提案可是不少。
其中有一条，最为“接地气”，因为它不光关乎生，也关乎死：
安徽省代表崔建梅建议，加快修订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在相关条款中明确“取消经营性公墓建设，全面推行公益性公墓建设”，从法治层面指导、推动和规范城乡公益性公墓的建设和管理。
崔建梅在提案中描述：“墓地开发比房地产更加暴利。‘天价’墓地频现，部分地区竟然出现了‘死不起’、‘葬不起’的情况！”
“在一般用地上修建经营性公墓客观上形成了‘死人和活人争地’的结果。”
“死人和活人争地”这个问题绝不是随口一说。就在2个月前，有这样一条新闻。一位大学教授去世火化后，儿子拒绝买殡仪馆的骨灰盒，自带一个鞋盒装走了老人的骨灰。
此举遭到了结果遭到殡仪馆司仪的怒怼：“文化都到哪儿去了！”
按照大学教授的收入水平，去世后办个体面的葬礼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家属用鞋盒装骨灰肯定是另有隐情。
因为如今中国殡葬的行业的现状，可能真的只能用“魔幻“二字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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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的价格有多离谱？我找到了不同时期的参考。
以距北京市区30多公里的南六环附近的天慈公墓为例，2000年时墓地的单价是6500元左右，而到2009年这个价格已经飙升到2万元。
北京不仅房价贵，陵墓价格也一再飙高，丝毫涨幅不输房价。在2013年左右，北京的陵园已经没有单价低于2万元的墓地！
八宝山公墓凭借极高的知名度和较好的“地段”，早已成为了争抢墓地的焦点。从13年开始这里的墓地都是骨灰埋葬，为了节省空间，墓园规定双人墓穴不得超过1平米。墓地的“产权”只有20年，与其说是高价“购买”，更像是“租赁”，到期后墓园提供续租服务。
其实从2010年以来，八宝山公墓几乎没有空余的墓地，和北京三环内的四合院一样，基本相当于无价无市。
城区里没有空余墓地，那郊区总有地方吧！1998年开始开发的金山陵园地处香山附近，从市中心驱车到此也要一个多小时。但这里的墓园也早已被购买一空。
2013年，这里最便宜的墓地0.8平售价高达八万八，最贵的则要28万一平米。而且地块和朝向都是定死的无法更改。
而“家族墓园”更是贵得离谱，在北京周边从96万到400万不等的家族墓园都能找到。
经营墓地的开发商们，似乎看到了“房地产行业的教训”，他们早早就将墓地价格炒上了天！
天价墓地，并非北京独有的现象。
南京普觉寺陵园每平米墓价超过当地房价20倍，河北涿州家族墓地要价368万元；厦门墓地最高售价达2.2万元/平方米，高于厦门在售房价；西安多数墓园售卖的墓地均价已经达到1.5万元左右，有的豪华墓地总费用超过70万元……
监管法规的滞后同样是墓地价格上天难以遏制的因素，民政部门参照的依然是1992年实施的《公墓管理暂行办法》。
其中规定：“公墓分为公益性公墓和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是为农村村民提供遗体或骨灰安葬服务的公共墓地。经营性公墓是为城镇居民提供骨灰或遗体安葬实行有偿服务的公共墓地，属于第三产业。”
而这次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本质就是让城镇居民也能拥有足够的公益性公墓，来填补高速城市化后，出现的巨量墓地缺口！北京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日益激烈的人地矛盾。
墓地为什么这么贵？“活人和死人争地”正是主要原因。
还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民政局对于墓地其实有明确的定价标准，其中墓穴租赁费(20年租期) 为城近郊区1500元/每平米，远郊区县1000元/每平米；墓穴管理费严格规定为墓造价的5%。
然而现实的情况比规定要复杂得多。不同的墓地被人为赋予了不同的附加值。拥有一块天价墓地，甚至成为了“孝子贤孙”们证明自己社会地位的资本！
而正是这种类似“消费主义”的心理，让墓地开发商找到了财富密码！
远郊墓地扫墓开车来回三四个小时多费劲啊，近郊的墓地凭借地段优势自然是贵的。
我们请国内知名大师算过了，这墓地在北京的“龙脉”上比边上这些“平民的坟地”贵四五倍不过分吧？
墓地本身造价不高，自然卖不了那么贵。但是你忍心让老人和别人一样的“量产墓碑”吗？不来点私人定制吗？
为什么卖的贵？你看我墓园绿化、安保、清洁、哪个不费人力？买房子还有公摊面积呢，买墓地不也得多少摊点？
不收物业费的小区你敢住？不要管理费的墓地你敢埋吗？
香山脚下的公墓为啥贵？其他地方邻居素质太低！葬在这就跟李大钊当邻居了！
种种标签和修辞，让墓地价格飞升。
那如果确实在墓地上的预算有限该怎么办呢？
距离北京40公里的河北涿州成为折衷方案。生在北京，葬在河北，成了不少北京人的归宿。在此推动下，涿州的墓地价格2014年左右也突破了万元大关。
早在2005年就有人预言过未来“中国未来十大暴利行业”。其中殡葬业就已经和房地产业、高速公路业、驾校业、电力业、有线电视业、医疗业、教育、教材出版业、网络游戏业等一起，进入年度十大“暴利行业”的排行榜。
如今再看各地的天价墓地，不能说是一语成谶，只能说是变本加厉！
因为相当程度上受到土地价格的影响，所以一些出现在房地产行业的问题，也变成了墓地行业的“通病”！
在墓地价格开始飙升的时代，许多城市周边的乡镇发现了“致富经”，一些林场、山地甚至原本的公益性墓地，打着“小产权墓地”的旗号，大批量地进入经营性市场。这些墓地许多就在“大产权”墓地的旁边，只不过他们的墓地往往空间更大、绿化更好，价格却比大产权便宜不少。
房子有小产权墓地也有，过世的人真的会在乎“房产证”是不是合法吗？于是小产权墓地以碾压性“优势“成为许多家庭的选择，甚至一度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
小产权墓地，民政部门自然是不承认其合法性的。但执法部门在查处这些小产权墓地时，却遇到了极大的现实困难。一方面，涉案如此之多的墓地，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墓葬规模；人都埋下去了不能再挖出来迁走吧？另一方面许多墓地是农民利用集体土地经营，墓地的利益涉及广大的农民群体。
所以迄今为止，小产权墓地依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比整治小产权房更加棘手。
除了小产权之外，“墓地贷”的玩法也在最近出现。
云南日报3月16日报道，昆明晋龙如意园将金融行业引进陵园，推出“墓地按揭贷”业务，最高可贷款20万元。
墓地部经理表示，这一行业特殊，不需要抵押，信用记录良好、符合年龄条件就可以向银行提出贷款。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阳宅阴宅两份贷的“双房奴”会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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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工作、看病、娱乐，有些人觉得人生在世，扮演待割的韭菜，也算能够接受，而一辈子最后一了百了，该走了总能自己做回主吧。
遗憾的是，或许有些人走了之后还是被割了一大把的韭菜…
所谓“殡葬”，葬礼等祭祀活动称为“殡”，起棺下葬称为“葬”。比起一锤子买卖的天价墓地，在“殡”这个葬礼环节猫腻就更多了。
有这么一句台词：
人生在世屈指算,一共三万六千天。家有房屋千万座，睡觉就须三尺宽。房子修的再好那是个临时住所，这个小盒才是你永久的家呀。
如果把墓地比作宅基地，那骨灰盒确实是往生之人永远的“家”。而如今，就是这个小盒里面却藏着一个“价格黑洞”。
有朋友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家人去世，他花1000多元在某大城市殡仪馆购买了一个骨灰盒。出于好奇他想看看这东西利润究竟有多高。于是特意地将骨灰盒的出厂标签留了下来。
在办完丧事之后，他就想循着标签上的电话询问厂家骨灰盒出厂价，标签上的厂家电话始终没人接听。打到第二天中午，一位老者接了电话，朋友问他是否为骨灰盒厂，对方十分气愤，骂骂咧咧地挂断了电话。
下午再次拨通这个电话，接电话者为一名女性，她说这个电话根本就不是骨灰盒厂家，而是住宅号码。朋友这才明白，管不得那个老人会如此气愤。
江西靖安县特种工艺厂生产的骨灰盒出厂价100元左右，好一点的牛黄檀木制的也就300元左右。这些产品加上些运费运到上海就能卖出2080的天价！10倍的利润绝对秒杀了中国大部分的行业。
上海的西宝兴路是上海知名的“殡葬一条街”，这里聚集着许多殡葬用品商铺。可是你在这里却几乎找不到价格低于1000元的骨灰盒。
墓碑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政府部门对于墓地相关定价标准中，“墓地工料费”等方面并未给出明确价格限定，只是规定为“面议”。这一定程度上为墓葬价格留下了一个“活口”。
这些墓碑，根据形状大小、石材好坏，售价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但很少有超万元的石碑。北京房山某石材厂的师傅看了公墓宣传单上售价15万元的墓碑照片说，“这样的整套墓碑，在我们这里出厂价不过3000多元。”
在很多人眼里，巨量的利润已经成为殡葬行业的“潜规则”。许多人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不能还价的行业”。人们内心对亲人的怀恋和敬意，以及由此而来的“家庭责任”负担被商人拿捏得死死的，成为他们谋取暴利的工具。
教授的儿子宁愿用鞋盒来装父亲的骨灰，也不愿意买殡仪馆的骨灰盒。不是因为买不起，而是极度痛恨这种乱收费不正之风！
某种意义上，或者这反倒是尊重了逝者的遗愿吧。毕竟谁愿意死后还被当成韭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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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你可能觉得，上面这些套路是收割大城市有钱人的。我小地方简简单单一办，也没啥困难的啊？
如果你不幸在小地方经历过一次葬礼，那么除了沉痛的心情之外，最深刻的感觉应该就是迷惑。
与同样重视习俗的婚礼不同，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亲手操办过葬礼，不同地方葬礼习俗也大相径庭毫无标准可言，也就没办法上网百度。
因为殡葬是一个忌讳的话题，所以也没有多少办过葬礼的长辈，愿意把习俗和流程详细地教给孩子。
这就形成了一个充斥着民俗和封建的“文化黑洞”。所以，如何给过世老人办一个“不让街坊邻居说闲话”的葬礼成为许多家庭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个时候，填补这一市场空缺的“葬礼司仪”出现了。因为各地对他们的称呼不同，我们姑且叫他们“殡葬经纪人”。
当你来到殡仪馆或者殡葬用品店，甚至是在医院的附近，一定能找到一位这样的经纪人。从出殡到葬礼，从告别到火化，他一个人可以hold住全程。
花圈往哪摆放问他，灵棚怎么搭问他，头怎么磕问他，怎么布置仪式问他，吹响器的从哪找也问他！某种意义上，他是真正的“灵魂工程师”，手把手教你怎么“最科学”地完成一整套过程复杂的“传统”葬礼。
相当一部分的殡葬经纪人会收取2到3倍于葬礼成本的佣金。许多殡葬经纪人不知道从哪些古籍的字缝里学到了“最传统”的殡葬习俗。这些你压根搞不懂“源流”的习俗绝对能多收不少钱。
额外的服务自然也要额外收费：买柳条收费加倍，买贡品加倍，买花加倍，加捧土加倍，墓碑描红加倍，买纸人加倍，请人唱曲儿加倍，找人哭丧再来个超级加倍！
你永远不知道，他领来的灵车到底有没有消过毒…
等你从悲痛中缓过劲儿来，在想找他们理论，你就发现人家一没留合同二没给收据，除了一个无人接听的空手机号之外，这个人就像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毫无踪迹。
我们没有人想在死后也成为韭菜，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死亡的老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如今已经有不少老人在生前要求子女不要浪费资源，葬礼从简就好。
可是从唯物的视角来看，殡葬服务满足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
葬礼不止是为死者举办，更主要的作用是给生者提供追思的空间，让一段亲情、友情进行的过渡，用一个仪式把一个相处过的人，从自己的心里送走。
所以客观来说，越是与父母情感深厚的子女，就越愿意花更多的资源好好地送送父母。这也科学地解释了传统“孝心”的内涵。
现在的年轻一代不少是独生子女，从小就与父母关系特别密切，开放的思想和时代让不少子女与父母既是亲人也是朋友，在血缘、情感、思想上有更为复杂的关系。
所以可以料想，未来中国很可能会有一个殡葬行业的爆发期！如果天价墓地、乱收费、缺乏监管等问题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越拖影响的人也就越多，影响的力度越大！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直观地表现出这个趋势，殡葬消费正以每年18.9%的速度迅速攀升。同时，近年越来越多的大公司甚至是上市公司，开始盯上了殡葬业的利润，计划入局殡葬行业。
利润率高达90%碾压了房地产行业，利润率简直可以媲美茅台，这便是中国殡葬行业的现状。在中国社会走向老龄化的时代，未来30年殡葬业无论在服务质量还是市场体量都将迎来巨大的增长。
但是，从业者素质良莠不齐，整体服务缺乏标准和监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几乎可以预见，殡葬行业会和婚庆行业一样出现各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场面。
某地婚礼新郎被人扒光泼绿漆，恶臭的婚俗走向葬礼或许只是迟早的事吧…
2001年贺岁片《大腕》在国内上映。凭借荒诞的内容，和一众老戏骨的夸张表演，《大腕》上映之初给国内观众带了不少欢乐。
时过境迁，人们发现《大腕》中的很多用来搞笑的荒诞梗竟然真的变成了现实：
精神分裂的疯子说北京4000美金一平的高档公寓未来会供不应求。结果不到10年北京大部分房价都轻松越过了这个价格。
“做网站就得砸钱”，找水军、蹭热点、赚流量……早在20年前编剧似乎就已经参透移动互联网时代才被广泛应用的财富密码！
《大腕》从此变成了“神预言”被人津津乐道。
可是别忘了，这些神预言不过是《大腕》的小插曲。电影主线讲述的是给名人“策划一场葬礼”！
明星直播的葬礼？自带歌舞表演，还插入广告？
但愿这魔幻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
乌鸦校尉整理编辑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乌鸦校尉（ID：CaptainWuya）
参考资料：
《中国殡葬报告》咏慷
《中国殡葬服务：核心问题与发展思路》郭林
张宏良：不承认邓小平错误和改革失误必将导致国家分裂
作者：张宏良2021-03-01来源：民族复兴网
2014-9-27
昨天9月26日，习总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代表团时，提出了我们一定要统一台湾的口号，随后俞正声主席也确认了我们一定要统一台湾的口号。在毛主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被废除三十多年后，习总重新提出“我们一定要统一台湾”，不能不说是一件让国人十分振奋的事情，中国的国家统一于终于提上了历史日程。目前尽快实现两岸统一的意义在于，中国东海南海的摊牌已经不可避免，如果不实现两岸统一，东海南海摊牌无论输赢，结果将难以预料。
但是，在统一台湾，结束国家外部分裂的同时，还要防止国家内部分裂，目前国家内部分裂的因素越来越明显，新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暴恐活动就是一个方面。新疆问题的本质不是民族矛盾，不是宗教矛盾，而是阶级矛盾。虽然内陆问题与新疆问题情况不同，但是内部分裂因素越来越严重，却是不容忽略的事实。而当今中国内部分裂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邓小平和改革的评价上。
本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有错误，一个时代有失误，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对内实行阶级投降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对外实行民族投降主义，致使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了中国，在领土上割让中国南海为国际水域，在外交上连续25年对中国实行制裁。在制裁中国的同时，还通过建立“中美国”，把中国越来越多的财富转移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致使中国老百姓在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三十多年的情况下，却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中国精英富豪对此欢欣鼓舞，中国百姓对此愤怒不满。贫富矛盾和官民对立，双双达到了历史上最尖锐的程度。
老百姓由此形成的愤怒和不满，集中爆发在了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头上。邓小平的网络纪念馆设立了多次，每次都因老百姓铺天盖地的责骂而不得不仅仅几天就被迫关闭，据说开馆时间最长的一次只有四天。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眼下正在播放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同样是民间舆论一片责骂，多年来播放了那么多领导人传记性电视剧，被老百姓骂得狗血喷头的只有这一部，再也找不到第二部被老百姓如此痛骂的电视剧。如此滔滔民意史所罕见，政府居然不管不顾，仍然只迷信军警的力量，实则已经把中国推上了分裂和动荡边缘。
目前对老百姓的愤怒不管不顾已经十分危险，可是还在火上浇油地侮辱人民信仰。中国90%以上的老百姓信仰毛泽东，这是连茅于轼这种极端反毛的右翼人士都承认的客观现实。可是当今政府却千方百计侮辱人民信仰，宣称在中国五代领导人当中，只有毛主席有三分错误，其他所有领导人都完美无缺。这种单单整一个人的方式，几乎所有老百姓在生活中都十分熟悉，许多老百姓也这样被整过，所以对毛主席比其他所有领导人都矮三分的恶意评价，越来越感到愤怒和难以容任。一旦遇到社会矛盾的导火索，这种愤怒就会爆发出来，把整个社会炸得粉碎。
再从反共反华势力的角度来看，改革的致命失误也是十分明显。几乎所有反共反华势力，都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问题决议，当作是反共反华的政治武器。笔者就曾在各种场合亲眼看到那些反共人士把历史决议当做口头禅的现象，只要一谈到文革和毛主席，那些反共人士的本能反应，就是拿出六中全会的决议，作为打人的棍子和帽子，此时的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反共立场，仿佛共产党突然变成了他们的亲爹亲娘。仅此一例，就从反面证明了这个所谓完美时代的失误有多么严重，多么致命，让人民多么痛心，让敌人多么高兴。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首先就要遵从民意，正视现实，顺应历史，对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真正把前后30年统一起来，避免国家的内部分裂，这是民族复兴的前提和基础。
张宏良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7
张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2014-9-27
网友评论共有6条评论
本站网友 wrj4312092000 ip:110.186.53.*
2021-03-01 20:11:09 发表
匡山清泉
张教授这篇文章指出了当今中国问题的要害，指出了解决当今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对当今领导无疑是一剂医治社会顽疾的良药。
在当前愈来愈清楚的突现D氏特色路线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失，愈来愈显示毛泽东时代伟大，成就辉煌，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觉悟的情况下，在全国，不仅文艺战线，而且科技战线，百姓生活改善方面，人均寿命增长速度，工农业生产总值（或言GDP）增长速度等等方面，改开后都远远比不上毛泽东时代。现在是到了毛派和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敦促现领导清算DXP路线，回归毛主席路线的时候了。建议中央在通过吸收全国著名毛派人士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第二次遵义会议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本站网友 匿名 ip:14.108.204.*
2021-03-01 18:40:02 发表
如果非得等到中华民族成为人间地狱的时候，才想起为毛主席平反，怕是已经来不及了吧。
本站网友 匿名 ip:14.108.204.*
2021-03-01 18:14:29 发表
不是毛主席建立的人民军队和公有制余荫的庇护，这次新冠疫情一定会让中华民族陷入比美国更加严重的灾难，难道整个中华民族还不应当向毛主席谢罪，为毛主席彻底平反吗，中华民族就是这么样感谢大恩人的吗。
本站网友 15169233358 ip:223.96.65.*
2021-03-01 14:52:54 发表
什么是改革开放？改革，就是改变革命的方向，以前是无产阶级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现在是党内资产阶级革无产阶级的命。对外开放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
本站网友 旱地惊雷 ip:27.186.12.*
2021-03-01 10:43:32 发表
千古一贼！
本站网友 东鹤人 ip:112.43.24.*
2021-03-01 10:37:27 发表
我倒认为，现在纪念华国锋，是在保护邓小平，保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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