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八）：私有制该为暴力社会担责！

云阿云智库•扫黑除恶•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专题

导读：为什么堂堂中国无一人抗战？就是因为老百姓对各地的恶霸恶行，特别是对官府衙门的恶官恶法已彻底绝望，而唯一主张抗战的共产党红军又成为政府围剿对象，结果就是老实人全都袖手观望，心灵活泛的人干脆当了汉奸伪军，导致中国差点亡国灭种。如果当今中国再不铲除各地的恶官恶法，将来一旦发生外敌入侵，恐怕连几千几百个侵略者都不需要，就会轻松的灭掉中国。这就是唐山打人案所反映出的可怕后果。

暴力蔓延及其社会起源

郑永年、黄彦杰 2022-06-15云阿云智库•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专题

郑永年、黄彦杰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导读】

继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后，多名暴力事件受害者站出发声，四肢打折、殴打拘禁，活埋未遂等，引发公众的密切关注。心痛之余，人们不禁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类个案频发？上外男生投放牛磺酸泡腾片的事件，更使人感慨人与人隔阂之深，竟要动用“药物”暴力逼女生就范。很多人切身感觉到，中国的暴力犯罪和治安案件数目在经历了数年的相对稳定后，均显示出增长的趋势。无论海内外，人们对社会犯罪频发和社会不稳表现出普遍的焦虑。

社会暴力蔓延只是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侧面，但已经成为当下全社会最为关注，也是政府颇感棘手的问题。所有现代化社会都曾经历社会暴力化过程，就中国来说，则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为了符合“做大做强”的GDP主义和减少国家负担的财政主义原则。在那些最需要福利保障，同时也是财政最难以自足的地方，例如县、乡、村级基层政权，以及保障性住房这样的社会政策领域，政府反而从正常的公共领域中退出了，留下一个强者通吃的“无政府状态”真空。维护公平正义的公权力一旦失去规制，本来就存在于转型社会的各种“社会病”也就必然日趋严重。一些社会成员把那些对公权力实施暴力的犯人视为英雄，可见社会和公权力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和矛盾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

更使人忧虑的是，那些已经浮出水面的暴力事件，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在社会高度分化和信任普遍缺乏的今天，重构“主流”价值和基本的道德共识，这个关乎社会整合大局的重大问题，已经摆在了全社会的面前。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杂志，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暴力的蔓延及其社会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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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暴力的形成及其起源

近年来，针对社会成员的各种暴力事件开始在中国社会蔓延。从狭义上看，这些暴力事件限于近年来新闻媒体频频曝光的校园血案、公共场合无特定目标的攻击、针对基层官员和国家执法人员的暴力寻仇，以及多起涉及家庭伦理的惨案。从广义上看，各种暴力体现了各种角色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自我关系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因此，日益上升的青壮年自杀、重度精神性疾病的蔓延，可以看成是一种“个体内在”的暴力；表现在暴力拆迁和公权力滥用行为的官民和警民关系的紧张，可以看作是“国家权力”的暴力；而经常表现为暴力行为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治安事件，则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暴力；最后，也许还可以算上因特网等媒体上频频出没的针对他人的“语言暴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撰写的《社会蓝皮书》，其撰稿人就一直注意着包括暴力犯罪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迅速蔓延。很多人切身感觉到，中国的暴力犯罪和治安案件数目在经历了数年的相对稳定后，均显示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无论海内外，人们对社会犯罪频发和社会不稳表现出普遍的焦虑。

社会暴力蔓延只是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侧面，但已经成为当下全社会最为关注，也是政府最感棘手的问题。媒体、网络、学界和决策层对此都已经有很多的讨论。社会暴力并非中国所特有，它是一种普世现象。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社会暴力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中国特色。把握这两大特色很重要。人们既要理性理解社会暴力的起源，又要从其他国家学习控制、减少甚至化解社会暴力的经验。

具体说来，当代中国社会暴力有两大类型的起源。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必然社会结果，就像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病”。另一根源则具有“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社会后果。可以认为，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互相作用，尤其是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才导致了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暴力”的兴起。

首先必须意识到，社会转型不可能没有阵痛，这早已被西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所证实。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社会能够逃脱暴力的弥漫。尽管表现方式和程度不同，但所有现代化社会都曾经历社会暴力化过程。就中国来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但是，变化对社会的每个阶层甚至每一个体的影响程度非常不同。一些群体能够享受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但可以逃避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另一些群体则要承受市场经济无情的折磨，但得不到任何外在的保护。

伴随市场经济崛起的首先是劳动力和民生产业的市场化。随着社会劳动力从国家控制下的分配走向逐步成型的劳动市场，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保险的全面市场化，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开始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经济实力和劳动市场竞争力。竞争导致普遍的物质生活差距拉大和压力的普遍升高。劳动力和民生经济的市场化又意味着社会关系全面货币化。原来温情脉脉的亲子、夫妻、朋友、同乡、同事和上下级关系，也逐步被各种赤裸裸的利益理性所渗透。社会经济竞争场上的弱者不仅逐渐失去来自社会的一般同情，即使是亲人、朋友和同乡之间也开始疏离，很多人甚至直接被隔绝在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以外（例如由于经济原因不能结婚者）。就算是颇具竞争力的职场强人，也必须面对在社会单位不断原子化的各种生存压力下，个体不得不时时处于高度紧张和焦虑状态这一事实。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毛泽东时代建立在单位和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半传统”社会形态的最终解体。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堡”内必须承受“不自由”的痛苦，现在在“城堡”解体之后，必须承受市场体制下个体孤立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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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暴力生成机制

如果只是以上的转型造成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虽然会面临目前的许多问题，例如高自杀率、精神疾病多发、人际关系淡漠，以及普遍的社会压力，但也许还不会如今天这样面对社会暴力快速蔓延的局面，尤其是“社会化”的暴力。当前的社会暴力更多直接源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和社会秩序某些道德“底线”的失守。这背后更深远的因素，就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种追求交易规模和发展速度的模式，一方面加快了社会转型的步伐，强化了社会转型中各种“压力”的生成机制；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维系社会体系健康运转的根基，从而直接导致社会的暴力控制机能失效。

从90年代初中国各项改革深化以来，在国家的各职能部门中，形成了一种内生的、强调GDP增长的系统动力，即人们所说的GDP主义。在这种动力的直接驱使下，各级政府在行为上开始一味地追求扩大货币“交易”范围和产能规模的增长（尤其是资源产业、民生产业和城市规模）。从权力部门寻租到疯狂的土地开发，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产权改制到经济的“金融深化”，从教育产业化到鼓励房地产投资（投机），从城市房地产热到大幅度压低要素价格以“招商引资”，种种行为一步一步地把GDP主义推向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GDP来自交易，交易越多，GDP越大。毋庸置疑，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交易”化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能力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国民经济取得了近乎年年两位数增长的奇迹。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根本性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原来在西方国家可能需要上百年的市场化、货币化、原子化和共同体解体过程在中国大大地加速了。

在这一点上说中国社会变迁基本上是“经济驱动型社会”，是毫不为过的。社会基本上被拖着向前走。这也使中国有别于西方许多“社会驱动型”（例如新教驱动下的西北欧资本主义发展）或者经济社会发展较同步的东亚国家。应当指出的是，在西方，随着社会关系的市场化，社会保护机制也随之出现。教会等组织在市场化的早期扮演了保护社会的角色，而后来更多的社会保护功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主要表现为通过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确立，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福利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各级政府在大力促使社会关系市场化的同时没有有效的作为来提供社会保护。在亲民和亲商之间，各级政府选择的是后者。

激进的“经济驱动型”社会转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分配结构的严重扭曲。由于国家自始至终主导和控制着市场的开放与封闭，并始终按照国家财富至上（一种单面向的“国家能力”）的原则主宰收入和财富分配，财富的产生和收入初次分配很大程度上服从了“权力”和“资本”共同主宰的原则。这样留给社会大部分成员，包括中小企业、工薪阶层、农民和城市社会底层的所得偏少甚至过少。与此同时，由于民生事业——实质上就是社会细胞赖以生存、发展和再生产的那些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早在90年代中叶就被大规模产业化，以便符合“做大做强”的GDP主义和减少国家负担的财政主义原则。在那些最需要福利保障，同时也是财政最难以自足的地方，例如县、乡、村级基层政权，以及保障性住房这样的社会政策领域，政府反而从正常的公共领域中退出了，留下一个强者通吃的“无政府状态”真空。随着国家公共品投入的相对减少，那些所得偏少的社会底层实际上不对称地承担了相对最大份额的改革成本。在任何社会，诸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社会领域都是政府需要大量财政和政策投入的，但在中国，这些领域在很多年里成为暴富的领域（这一趋势只是在最近几年，在社会改革的逐步推行下，才得到一定的遏制）。

这一切都导致经济起飞初期的一般性社会后果——生活成本的急剧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展开。这其中，又以昂贵的生活成本——医疗、住房和教育价格的飞速提升最为突出。畸高的房价和生存成本对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影响更大，它们不知扼杀了多少无权无钱的普通年轻人融入大城市的希望。扭曲的分配结构，使得大多数人无法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只能含着挫败感和迷茫复杂的心情，接受一种充满“被”的生活。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无数个千篇一律的故事：辛苦工作十几二十年却无法成家立业，最后只得抱怨社会的“专业人士”。那些带着破碎的梦想一跃结束生命的富士康青工，当年又何尝不是坚信能够通过劳动改变命运、城市梦终能实现的年轻人？生活成本的提升和财富收入的畸形分配，构成了社会暴力滋生的经济背景。

维护公平正义的公权力一旦失去规制，本来就存在于转型社会的各种“社会病”也就必然日趋严重。现在中国社会弥漫的浮躁心态、投机主义、暴力倾向、依附权贵、虚无主义等社会取向和各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源头正是权力偏离了公平正义，导致国家和社会规制能力的双重减弱。在极端的情况下，公权力的暴力还会引发个人直接针对公权力的暴力寻仇。在“躲猫猫”、“喝水死”、“自焚抗拆”和袭击警察、法官事件之间，看似毫不相关，实际上两种暴力行为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些社会成员把那些对公权力实施暴力的犯人视为英雄，可见社会和公权力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和矛盾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

此外，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大变迁，在造成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整个民族主流价值的弱化和精神层面的混乱。最近20年来，中国人一直遵循一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对于发展有效的就是好的。从官方到民间，都缺乏一个强有力、能够指导行动的主流价值观。市场化改革培养了物质主义的一代，但当对物质主义具有高度认同感的年轻一代的物质需求得不到基本满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是可想而知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不问是非，只问效果，“潜规则”横行的状态，“自我中心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时代强大的思想潜流。这种状态可以说为暴力滋长提供了一个主观大环境。这种大环境一旦形成，就绝非少数个人的道德榜样，甚至大规模的道德宣传运动所能逆转。有人说当前中国暴力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宗教，应该利用宗教的价值观来制止暴力，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唯效果是问”的宗教工具化的表现。就拿校园惨案为例，施暴者实际上已经泯灭了一切基本的道德，把自己和他人生命弃之如敝屣，又如何能够通过一种宗教来拯救？虽然中国现在到处是自发的宗教复兴趋势，但宗教复兴和暴力增长是同时进行的两个社会过程，因为两者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个体和社会面对压力和失序的自发“对抗”机制（虽然就其功能而言，宗教价值观可以克服对人对己的“暴力”倾向）。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近十年前，中国社会抑制暴力行为的自发机制，就是源于人们对共同体生活的一些基本道德准则，例如在与人交往时，要求将心比心，要讲“情理”，要“有所不为”，要有“不忍之心”，不能为了一己之私为所欲为。但围绕着经济增长的GDP主义，早已将个体与集体割裂开来，将个人“原子化”为只有数量而没有本质差别的“劳动力”，以求最大程度地让个人发挥其经济价值；与此同时，却没有找到重构社会的办法，将原子化的个人重新变成完全的“社会人”。富士康的困局即在于此：以最大化劳动力效用为本的“功能完备”的工人社区，终究只能成为“宿舍”而不是“社区”。据说富士康正考虑把所谓“社会服务”职能还给城市，可是中国城市的社会整合能力，终究受到各种看不见的“社会墙”的限制——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背景的人，享受着完全不同的“公民”权，处于天差地别的生存状态，不同社会群体间充斥着不信任甚至潜藏着仇恨。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在社会高度分化和信任普遍缺乏的今天，重构“主流”价值和基本的道德共识，这个关乎社会整合大局的重大问题，自然摆在全社会的面前了。更使人忧虑的是，那些已经浮出水面的暴力事件，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从互联网上言论反应看来，“仇富”、“仇官”、“仇社会”以及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这种种趋势都已经比几年前更加严峻。在袭击警察法官事件过后，被害的警察法官得不到社会同情，行凶者反而被许多人看作是正义的化身。“杀贪官”成为一个最具时代性的网络情绪标签。诸如此类令人忧虑的趋势可能并不能完全以“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来理解。当前社会信任的解体和暴力蔓延的趋势，更应该放到中国现当代历史和社会心理框架中加以理解。

普通中国人并非天生憎恨官员和富人；相反，普通中国人敬畏权力，向往富裕，为此也完全能接受权力和财富不均匀的分配。“父母官”、“致富光荣”这些十几年前还耳熟能详的词汇，都反映了一种常态下的社会文化心态。问题是当代人对于“钱”、“权”的社会期望与社会现实之间，逐渐形成了巨大的鸿沟。无论是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的“50后”和“60后”，还是成长于改革开放的“70后”、“80后”和“90后”，每一代人大多都发现自身早期熟悉和认同的一套公平正义的标准在被现实不断“更新”中，而自身（以及对于子女）改变命运、开创事业和幸福生活的理想，也在现实中渐行渐远。相反，“钱”和“权”却可以不断改变规则，畅行无碍，并且已经开始将权力和财富向下一代传承。本来应该有责任引导社会成员走向共同富裕的“领路人”和“先行者”，现在被社会广泛视为是相对剥夺感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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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国家和人民的直接联系

不过，从经济和政治精英的角度来看，他们也的确有自己的苦衷。通过设计和灵活运用“规则”增加国家财富和推动经济发展，本身又有什么问题？难道经济增长不是让大多数人在绝对意义上获利？可是，精英、中层阶级和社会底层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之间常常相互隔膜。一方面，生活在政治和经济“城堡”之内的精英与生活在赤裸裸市场经济里的普通人已经完全隔绝，前者根本不能体会到底层生存的切肤之痛。与普通中国人相比，国家和企业管理者生活在一个充满“经济数字”和语言符号的美丽世界。另一方面，这些年来的经济模式毕竟有其自身的制度逻辑，并非某个个人或者群体所能左右。尤其是当精英被自然定义为“受益者”的时候，面对很大程度是属于“体制外”的社会问题，体制内的改革动力自然也就有捉襟见肘之忧。社会实体暴力的蔓延和与其相应的网络空间中的“暴力言论”，都说明体制本身的纠错机制已经失效。如何沟通体制内外，推倒形形色色的社会墙，将极端的暴力行为与言论化作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的渐进改革动力，从总体上进一步协调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避免暴力积累导致的总体社会危机，将是中国今后改革的重大课题。作为掌舵中国发展方向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已经难以坐视形势继续恶化。

“发展”和“稳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是国家之大计，两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某些细微的变化。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是对“社会稳定”这一问题复杂性的最新注脚。如果说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贫穷落后、教育医疗投入不足等问题，还可以分别通过调整分配、加强环保、扶贫助困和加强社会政策等方法来治理，那么“暴力化”作为一个社会深层次问题，治理起来就困难得多。只是通过“以暴制暴”来威慑暴力，就算是应付亡命之徒的困兽之斗都很困难。因为个体随机的攻击，可以随时随地地发生，往往防不胜防，而一个连身家性命都不要的人，除了发明一些更严酷的刑罚之外，大概是很难用一般的武力来威慑的。至于自杀和自残的行为，以及更多潜在的暴力倾向，不仅比犯罪行为更难以觉察和提防，导致其发生的深远社会原因更是难以根治。社会暴力的泛滥和公平正义的缺位，既是我们这个时代影响稳定的两个相关的重大问题，也是难以治愈的体系痼疾。作为“发展”带来的“稳定”问题，这两个问题已经完全不能像其他“稳定”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发展”直接（积累财富）或间接地（政府用钱）解决甚至改善了。暴力现象的剧增，不能不说是对我们的社会政策以致整个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虽然社会暴力有复杂深远的系统性根源，但直接导致社会公平底线失守还是90年代中叶以来的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保护性、矫正性社会政策的缺位。国家退出社会领域的同时，却没有及时找到系统性重建社会的办法。笔者认为，积极推行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以及针对社会底层的生活、教育和就业保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与此同时，要切实保证钱真正用在社会工程上。这就需要配套社会政策改革的行政和管理制度改革。为此，中央政府应当积极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监督，充分利用媒体，让官方媒体成为社会理性声音的聚合器。同时通过有效的行政改革，约束和削弱地方和部门在社会领域的特权、行政干预和寻租能力，在建设平等的“公民权”的旗帜下重建国家和人民的直接联系。

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础，没有“改革”的“发展”，必然是极不均衡的、自我击败式（Self-Defeat）的发展。从当下来看，通过社会改革及其配套的体制改革促发展，是中国逐步解决当前社会问题魔咒的唯一方案。社会暴力的滋生应该成为社会改革全面展开和深化的动力。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2010年8月刊，原标题为《暴力的蔓延及其社会起源》。

张宏良：唐山打人案突破了人类和兽类社会的双重底线

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22-06-14来源：民族复兴网

——在《冲破黑暗》动画片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眼下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唐山打人事件，可以说是既突破了人类社会的罪恶底线，也突破了兽类社会的罪恶底线，堪称是世所罕见的空前罪恶。九个彪形大汉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一个年轻女子遭到拒绝，便把这个女子脑袋摔在地上围起来疯狂踢打，甚至举起铁制椅子砸在已经倒在地上动弹不得的女子身上。莫说是在当今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伦理大国之中，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群黑道流氓，也很难干出这种事来。因为自古以来盗亦有道，即便是那些黑道流氓也看不起九个彪形大汉围殴一个弱女子这种令人不齿的残暴行为！莫说是人类社会，就算是兽类社会，也很少见到九个雄性动物去疯狂死咬一个雌性动物。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九个彪形大汉在没有任何仇恨和利益驱动的情况下，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往死里殴打一个拒绝被调戏的女子，在把人打个半死后十分正常地相约离去而没有一个人慌张逃窜？这些流氓为什么认为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一个拒绝调戏的妇女打个半死没有任何风险？高衙内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林冲妻子不担心会有任何风险，是因为他有高俅这样一个“正国级”的养父，即便如此高衙内也没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林冲妻子打个半死，而唐山这九个流氓凭什么也认为把拒绝调戏的妇女打个半死而没有风险？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今天上年纪的人都知道，在那个被控诉为“浩劫”的毛泽东时代，只要大庭广众之下有妇女高喊一声抓流氓，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马上就会拥上前去把流氓打个半死，然后再扭送到派出所去。在那种环境下，再大胆的流氓也不敢在公开场合下调戏妇女，更不敢把拒绝调戏的妇女打个半死，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流氓歹徒同样具有这种本能。

可见，唐山打人事件绝不是九个流氓的个人品质决定的，而是社会环境决定的。社会环境既会造就英雄人物，也会造就流氓恶棍。虽然毛泽东时代没有现在这种虚头巴脑的见义勇为奖，但是那个时代满街抓流氓抓坏人，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精神满足和周围人们的赞扬，而不会有任何风险，所以只要遇到有抓流氓抓坏人的机会，人人都会挺身而出充当英雄。而今天唐山九个流氓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拒绝调戏的妇女打个半死，同样是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告诉了他们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风险，所以他们才形成了公开调戏妇女和殴打妇女的习惯，并且对拒绝他们这种生活习惯的妇女感到极其愤怒，所以才会举起铁制椅子用力砸在已躺在地的女子身上。正是由于这种突破人类社会和兽类社会双重底线的残暴罪行，是社会环境造成的而不仅仅是个人品行问题，所以在中国古代发生这种事情往往会追究当地官员的责任，现代西方国家当地官员也大多会辞职担责。这次能否追究地方官员责任，也是此次扫黑行动是否真正具有威慑作用的一个标志。运动的作用在于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的运动，除了做做样子之外，没有任何真正的震慑作用。

当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把见义勇为者变成罪犯的法律。只要法律会把见义勇为者变成罪犯，甚至是比真正罪犯更加严重的罪犯，那就永远不会形成见义勇为的社会正气，法律在客观上就永远是在保护犯罪。如果当时武松和鲁智深在场，他们就会成为比九个流氓罪行更加严重的罪犯。道理很简单，一个人要想打败九个歹徒，就必须手持利刃一出手就先干掉至少三四个歹徒，才有可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救出被殴打的妇女。而一旦干掉三四个甚至更多歹徒，那么目前大家看到的公安局通报就不是把几个歹徒缉拿归案，而是把武松和鲁智深缉拿归案甚至是当场击毙。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武松和鲁智深的犯罪要远远重于那几个殴打妇女的流氓犯罪。可见，造成人们不敢见义勇为，罪犯无风险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目前只管结果不管过程，只管法律不管伦理，一再强调“法律不讲道德”、“法院判决不要顾及社会舆论”的法律环境。

可见，人们不敢出手相助，不是怕死，更不是怕流氓，而是怕成为被制裁的罪犯。多年来我们就一直指出，40年来美国对中国最成功的战略，不是什么经济战，科技战，金融战，意识形态之战，而是通过法律党制定的一系列悖逆天理天道的法律，把最崇拜天道正义和英雄豪杰的中国人民，再次变成了冷漠麻木、胆小如鼠的东亚懦夫，为将来再次侵略中国扫除了障碍。我们最近一直强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中最危险的，就是法律把一个人人争当英雄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人人都是懦夫的社会。一旦发生侵略战争，将举国找不到一人抗战。目前的中国法律该清理了，再不清理莫说是老百姓不敢出手相救受害者，即便是执政党都难以出手相救受害百姓。13年前的邓玉娇案就是一个典型。当时湖北修脚女工邓玉娇遭到三名官员的调戏，邓玉娇手起刀落斩杀两名官员，又追出门去将逃窜中的第3名官员刺成重伤。此案震惊全国，轰动世界。当时人民大众站在邓玉娇一边，执政党站在邓玉娇一边，但是面对主流社会、公知大v关于“杀人偿命，依法治国”、“法律不讲道德，不应该受舆论裹挟”的一片喊杀之声，执政党也无能为力，最后只能以邓玉娇是精神病患者为由，迫使法院将邓玉娇无罪释放。为了表示邓玉娇并不是真的患有精神病，释放后将邓玉娇安排在了当地电视台工作。

当时邓玉娇被无罪释放后，老百姓一片欢呼。我们一边和老百姓共同欢呼，一边呼吁必须废除那些悖逆天理的罪恶法律，不能让我们党总是通过“造假手段干预司法”才能拯救百姓。虽然当时由于以法律党为代表的中国右翼势力极其强大，没有能够触动和废除可将邓玉娇判处死刑的法律，但是党对邓玉娇的营救极大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流氓，许多服务行业的底层妇女都准备好了锋利的匕首，准备手刃前来调戏的官员。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很少听说有哪里的官员再敢随便去服务行业调戏妇女（花钱收买除外）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按照邓玉娇一案的处理方向，按照“保护人民，弘扬天理，震慑罪犯”的原则来改革40年来所形成的法律体系，那么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妇女，个个都会成为邓玉娇那样敢于对罪犯出手的英雄，那么就不会出现唐山打人案这样突破人类和兽类社会双重底线的惊人犯罪。

当今中国，应该按照天道天理和人民利益的原则，修改我们现有的法律了，粉碎美国通过中国法律党来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兽类社会的罪恶阴谋。否则中国将很难避免重蹈1840年以来的悲剧道路。鸦片战争英国只派来4000人打败了拥有百万大军的晚清中国；后来900多日本步兵发动“九一八事变”，把拥有陆海空三军的20万东北军赶进关内占领了东北，国民党百万大军只是观望不敢抗战，随后又在没有一人反抗的情况下丢掉了华北……为什么堂堂中国无一人抗战？就是因为老百姓对各地的恶霸恶行，特别是对官府衙门的恶官恶法已彻底绝望，而唯一主张抗战的共产党红军又成为政府围剿对象，结果就是老实人全都袖手观望，心灵活泛的人干脆当了汉奸伪军，导致中国差点亡国灭种。如果当今中国再不铲除各地的恶官恶法，将来一旦发生外敌入侵，恐怕连几千几百个侵略者都不需要，就会轻松的灭掉中国。

这就是唐山打人案所反映出的可怕后果。

（以上内容是2022年6月11日张宏良再复兴网青年群《冲破黑暗》动画片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已经本人审阅修改）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从成龙的发问而想到的

子夜呐喊2022-06-13云阿云智库•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专题

文 / 望长城内外

唐山烧烤店恶性案件发生后，演员成龙于6月11日晚间在新浪微博发文说：

“昨天工作人员给我看了视频，我真的要气死了，一晚上都睡不着，尤其痛心的是全程只有女孩子站出来帮助彼此，围观的男性全都无动于衷，这样的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在我们国家？！听说暴徒现在都被抓获了，期待法律的严惩！过去很多年我的电影总在讲这些话，向暴力说‘不’，男人不可以打女人，一群人不可以欺负一个人，讲多少遍都不多，因为不公平的事情一直都存在。我想说，看到恃强凌弱的恶行，有能力制止的话我们就一定要站出来，因为在这样的时候，帮助他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看了成龙的这个微博，我也在想：是呀，为什么在暴徒打人时，围观的男性全都无动于衷？

我想，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就是大家都在吃饭，突然看见有人打了起来，可是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与她们为什么发生冲突，到底是谁对谁错，于是只好在旁边围观。

我又想，一开始确实有上面这种可能，但是当暴徒抓住女孩的头发把她拽到室外拳打脚踢时，大家看到这种明显的恶行，起码应该出面制止啊，为什么还要继续围观呢？

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大家都不想自找麻烦。

这些年不像几十年前，那个时候，助人为乐蔚然成风，许多人见到坏人坏事都敢挺身而出。而现在，在多年市场经济的熏陶下，人人向钱看，个个为自己，谁会为了别人去牺牲自己？特别是看到是一群膀大腰圆的壮汉在殴打几个女孩，自己如果挺身而出，不仅难免一顿痛打，而且被打伤至残也很有可能。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明哲保身为妙。

二是怕行善反而得恶报。

这些年，做好事反而得恶报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有人看到老人摔倒，上前去扶，却被反咬一口，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要拿出巨额赔偿。又如，有的看见暴徒打人出面制止，因为拿不出证据，被有关部门当成打架斗殴处理。这一次，如果不是烧烤店有监控视频，出面制止也很可能落得个“打架斗殴”的下场。特别是这些年在有的地方，黑恶势力猖獗，但因为有保护伞，却长期逍遥法外。唐山市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呢？看了这几天网上一些人的实名举报，我觉得很有这种可能。这些年大量的事实说明，哪个地方正不压邪，黑恶势力长期横行，有关部门肯定藏着保护伞。

三是怕留下一辈子的苦果。

见义勇为要冒较大的风险，不仅有可能落下伤残，甚至送命都有可能。这些年，一些人因见义勇为而落下伤残，虽然受到了表扬和奖励，但却长期背上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有的甚至被老板以各种名目解雇，丢掉了饭碗。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对于鼓励见义勇为，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没有完全解除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如果出现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也无法给予补偿的情况，所有损失还得由自己买单；即使受益人能给予适当补偿，但他管得了你一阵子，却管不了你一辈子。

由此可见，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助人为乐、见到坏人坏事敢于挺身而出的优良风气；有关部门只有坚持公平正义，坚决打击黑恶势力，积极保护见义勇为；只有从经济上解除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这样，大家才能在出现坏人坏事时敢于挺身而出，也才能有效防止类似唐山烧烤店这样的恶性案件继续发生。

见义勇为，需要“专业水平”

平原公子 2022-06-13 云阿云智库•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专题

昨天，因为普通人该不该“见义勇为”，我和朋友争论了很久。

我说面对团体的暴力行为，不要苛责普通人，报警是他们最该做的事情。

朋友却说“你忘了你的初心了，我能理解普通人的懦弱和’理性‘，但社会不能赞扬这种行为，如果都鼓吹明哲保身，那么国家和社会是不是都失去了热血和勇气”？

首先，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

确实是这样，如果你不上，我不上，大家都不上，甚至大家都在鼓吹这种退缩和明哲保身，那就是在纵容罪恶了。

但作为一个20多年前曾经“见义勇为”过的过来人，我想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我在学校的时候，曾经遭遇过校外黑恶势力围攻同学，我曾经脑子一热冲进战团，去援助自己的同学，结果断了四根骨头......躺了半年。

见义勇为， 不只是需要血气之勇、正义之心，还需要手段、水平、能力。

如果今天发生同样的事情，我嘴上喊着“理智”，但可能还是脑子一热就会冲上去.......但事后，我依旧会劝大家，不用鲁莽，先报警——这并不矛盾。情势所迫，热血上涌，想不到那么多；但事后复盘，单枪匹马去拼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敌人，都是日常打架、斗殴、暴力伤害他人的惯犯，他们经验丰富，充满恶意和戾气，擅长伤害人，知道砖头、钢管、折凳、水果刀、螺丝刀、啤酒瓶的正确用法......你平日里和和气气、与人为善、不是上学就是上班，从未想过伤害他人.......以一张白纸去对付一桶泔水，以无意去对抗恶意，你觉得谁会赢？

以唐山烧烤店里的案件为例，你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放倒九个人中的两三个吗？你有办法一击必杀，让为首的失去行动能力，却不会防卫过当吗？如果不能，你有能力在酒瓶、折椅的围攻中全身而退吗？如果不能，你能保证在围殴中不死、不残、日后不拖累家人吗？

这不是市侩、不是功利、不是斤斤计较，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

是，我们看武侠小说，看《史记》中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看荆轲、聂政们一诺千金，看郭解、朱家们扶危济困，热血沸腾，说大英雄大豪杰何曾算过这些小账？但你要知道，荆轲聂政本就是帝王将相豢养的亡命之徒，郭解朱家其实就是地方豪强黑社会，横行一方.......岂是我们升斗小民们比的？

成龙大哥也说，看到恃强凌弱的恶行，我们不应当袖手旁观，一定要站出来.......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讲的也很有道理，但成龙成名久了，已经忘记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了，普通人不是成龙，没有亿万的财富，没有结交那么上层名流，出门不会有十几个保镖，讲话也没有这样的威望。成龙后半辈子，并不会亲身陷入到这样的危险之中，也不会亲身遭遇这样的暴力团伙，也不会有受伤、致残、死亡后，妻儿老小无人照顾的困扰。

有人说，拳击手、搏击专家是不是就可以上了？实际上搏击运动和街头的生死搏杀是两回事，太多拳王、顶级博击运动员死于那些持械的街头混混手上了。

实际上，在面对这件事发声的所有名人中，我只赞同“疯狗拳”陈鹤皋老师的说法，陈海皇说：“只要是我的弟子，就该挺身而出，当场neng死一两个，震慑恶棍们......”，陈海皇讲话我服，因为他的弟子确实是专业的，有战绩的，一对多凭一把剪刀杀死歹徒，毫发无伤，事后还能以正当防卫、见义勇为成为正面典型的。

但你要知道，普通人不是陈海皇和他的弟子，普通人没有经历过那样的训练和实战，别说反杀了，普通人遇到这种事，心跳都是加剧的，眼睛都是花的，手都是抖的，能够冷静报警的已经是人才了，大部分都会身体僵硬不知所措。就算你有专业水平了，你熟读了《刑法》吗？了解那些条款和细节吗？知道几下算正当防卫吗？知道如何杀死、重伤坏人还能免于刑罚吗？

见义勇为，绝不是一句热血沸腾的口号，它需要专业的技术、冷酷的心理、长期的训练、对刑法的深入了解，你一个刚刚出校门的学生，一个996的企业员工，一个养家糊口的奶爸.......你哪来的时间去研究这些？

那么，你可能要反问了，难道以后就看着坏人作恶吗？难道除了报警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当然不是，我鼓励大家见义勇为，但之前要最好准备，如果大家真的要见义勇，就要提前要锻炼身体，练习各种搏击、格斗术，徒手的拳击、摔跤、散打还未必有用，你得去练练兵击，把棒球棍、擀面杖、筷子、水果刀、啤酒瓶、烤串铁签子、板凳、折椅、板砖......练的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你还得去研究一下人体结构，知道什么位置可以一击必杀，让坏人失去抵抗能力，注意一定要“一击必杀”，不能打第二下，因为打第二下可能就超出正当防卫范畴了。

其次，大家要多练抗击打能力，锻炼受到攻击后保护自己的能力，免得被围攻的时候受伤、致残、死亡，平时出去吃饭最好穿上防弹衣、防刺服，头上戴个头盔。

最后，大家要精读法律法规，特别是要熟读《刑法》，把它当作毕生最重要的事业去学习，要对各种条文烂熟于心，知道什么违法什么不违法，知道什么才算是正当防卫，什么才算是见义勇为.......一定要学到比律师讼棍还要懂得情况下，再去见义勇为。

你以为我是开玩笑吗，真不是，因为之前有着太多惨痛的教训了。

更荒唐的是，很多年前，某些人鼓吹“中国女孩不需要中国男孩保护”，今天却又骂“中国男人死绝?没有一个站出来保护女性？”一方面他们痛恨暴力，另一方面当今女性为主流的影视审美中，又充斥着什么“军阀的姨太太”、“古惑仔的女朋友”、“黑帮少爷爱上我”……我不懂这是怎样一种精神分裂？

其实，不是人们怯懦，不是人们怕死，不是人们怕受伤，而是人们怕付出了一切之后，还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是担心那些英勇的人们不顾一切之后，遭到的反而是嘲笑和冷眼。

如果社会的价值观，是真的崇尚英雄，崇尚勇士，崇尚舍己为人，崇尚大公无私，那么这一切都很简单，很久很久前，一群民兵，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大妈，一群下班的工人，就可以把黑恶分子扭送派出所——因为那时候，人民群众站在一边，“敌对分子”站在另一边，泾渭分明。

说难听点，你以为这是什么“人性”的问题，以为是什么“道德”的问题，以为是什么法律的问题？其实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是“教材”的问题。

一个学雷锋的时代，一个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代，一个传诵《为人民服务》的时代，会有人想当黑社会、古惑仔吗？

唐山事件：不要拿枪指着好人

申鹏 平原公子 2022-06-12 云阿云智库•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很多人让我讲讲唐山这件事......

实际上，这件事太简单，没有什么“黑幕”去揭露，也没有什么复杂的逻辑可以研究，这就是一个刑事案件，一群黑恶势力、一群暴徒对弱者的施暴，等待他们的法律的制裁。抓人、判刑、让黑社会把牢底坐穿，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就行了。

按照我的“暴论”，这样怙恶不悛的人渣败类，可能基因上就有问题，没必要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本来就没有资格生活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就算不枪毙，也应当让他们在牢房里做一辈子冰墩墩。

我不关心他们为什么施暴，为什么害人，我也不想了解他们想什么，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危害社会者就应该“社会性死亡”。

人类挑选宠物犬、陪伴犬、工作犬的时候，会一代一代把那些性格乖戾、咬人伤人的狗全部淘汰掉、物理消灭，留下来的就都是温柔、懂事、与人为善的好狗了。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当然，如果我要这么讲，有人又要骂我不讲“人权”，不尊重“自由”了。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正因为这个事情太简单了，所以对恶势力、暴徒、反人类的谴责就够了，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无限扩大，无限上升到对男女、制度、文化、民族性的反思。有人不能就事论事，非要搅浑水、扩大化、拿枪指着好人。

有人在网络上怒斥：“男人都是潜在的暴徒”。

我要反问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追捕罪犯的警察，那些深入火场救人的消防员，那些保家卫国的军人，这次事件中万里追凶抓捕9名暴徒的民警，大部分都是男人吧？他们有什么错？凭什么也要受到指责？

有人谴责唐山这家烧烤店里的顾客和围观者：“弱女子都在反抗，满座食客，宁无一个是男儿”？

我又要反问了，现在诸位在网络上壮怀激烈的，如果你在现场，你的丈夫、你的男朋友义愤填膺、按捺不住了，你会怎么选择？正常的女性，大约都会第一时间拉住自己的老公，远离冲突现场.......因为你知道，你丈夫、男朋友冲上去了，很可能伤残，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我所在的城市，就有一位英雄，不顾生命危险去制止持刀伤人的凶徒，最后身中数刀，虽然抢救了回来，但脏器严重受损，终生伤残需要家人照顾......

大部分人崇拜见义勇为的英雄，大部分人也都有义愤之心，但大家也都是理性人，如果伤了、残了、死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怎么办？

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人，无准备的、没有害人之心的普通人是没有办法和9名有备而来、蓄意害人的暴徒对抗的，选择报警，就已经是正义、善良的群众了，你不能苛责这样的群众。

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对男性是双标的，一方面，逐渐掌握话语权的女权大V们希望男性“温柔”、“体贴”、“贤良”、“不要粗鲁”、“不要大男子主义”、“不要争斗”，我们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温良谦恭让，举止“贤淑”，“女性化”，只知道赚钱和讨好女性的男孩子，一代代的男性青少年不打架、不斗殴、不崇尚武力、比女孩还像女孩；另一方面，女权大V们又批判今天的男性没有担当，不勇敢，不够“武德充沛”，没有保护女性的能力......我真的想象不出，你们心目中的完美男性是什么样子的？面目姣好、温柔体贴、尊重女性、还武功盖世吗？偶像剧看多了。

实际上，武德充沛、英雄气概和“粗鲁”、“霸道”、“大男子主义”大部分时候是分不开的，一个人如果从小不在险恶、粗鲁、暴力的环境中打着架长大，他很难成长为一个可以保护自己、保护别人的“英雄好汉”。

英雄侠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只会是一口一个“直娘贼”的鲁提辖、武二郎，而不是陪你赏花吟诗的宝二爷。

有人把这件事上升到“体制”、“文化”、“民族性”，又逼着所有中国人“反思”。

我想说，这样的事情罕见吗？中国有14亿人口，全世界有70亿人口，夜晚烧烤店、火锅店、麻辣烫、各种夜生活场所，各种暴力事件少吗？在唐山这件事没有发酵之前，我能随便举出100个夜宵场所打人的恶性事件，有男也有女，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用拳脚的，有用刀的，还有动枪的，满地死伤狼藉的都比比皆是——能证明什么？能证明哪个国家的晚上不安全？能证明哪个国家的法制不健全？能证明哪个国家男人的“劣根性”？能证明哪个文明自古以来就没有“绅士风度”？

你们这套路，我太懂了，玩烂了，没意思。

最后，没有什么好说的，希望受害者早日康复，得到赔偿；希望施暴者能够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希望唐山能够除恶务尽，把扫黑除恶进行到底，还人民的一个安全的烟火人间。

细思极恐的唐山烧烤店黑恶势力当街行凶暴力事件

原创 局座2022-06-12云阿云智库•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6月10日凌晨，发生在唐山烧烤店的黑恶势力团伙行凶事件，暴徒之凶残，胆大之妄为，影响之恶劣……可谓是人神之共愤。

屋里打完不解气，继续拖到外面打，他们的每一拳、每一脚，几乎都是冲着女生的脑袋去的，这种爆头式的袭击，显然是冲着要要了对方的性命去的。

既然你不识抬举不让老子摸你，还要反抗？那老子当场立马就要弄死你。哪怕是在公开场合，老子也敢弄死你。

肉体上的摧毁还不够，他们还要从精神、从人格上、从做人的尊严上施暴，强迫女生下跪，逼着磕头认错……

唐山这起事件，可以说是上世纪严打之后，近二十年以来，我国社会影响最坏、给普通人心理造成冲击最大的一次黑恶势力公然行凶事件。

如果说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是唐山之悲的话，那么今日的暴力事件，就是唐山之耻。

这帮人渣和畜生，践踏的是法律的尊严，击穿的是做人的底线，毁掉的，是全社会的信任和安全感。

我们天天在网上嘲笑“自由美利坚，枪击每一天”，而转过头才发现，公然骚扰、当街施暴、恶性行凶就在身边，这是何等的幽默与讽刺？

然而，而更讽刺是，这样暴力的公然行凶事件，居然发生在唐山市。

要知道，6月8日，唐山才刚刚召开了全市扫黑除恶斗争会议，说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唐山。要知道，唐山是三届全国文明城市，目前还正在申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轰轰烈烈的扫黑除恶斗争，全国已经开展了三年，难道这，就是全国文明城市唐山市交出的打黑除恶成绩单？

然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帮畜生行凶的烧烤店，距离最近的派出所就几百米远。

敢在派出所旁边几百米远的地方，进行这么长时间、这么肆无忌惮、这么凶残的行凶……公然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在眼皮底下蔑视挑衅执法机关。

如果说他们背后没有山，如果说他们上面没有伞，那么我认为就是在侮辱大众的认知和智商。

有媒体报道，几人行凶之后跑路开的车是顶级豪车迈巴赫,车牌是777的豹子号，仅仅是这辆车加这个车牌，就价值数百万。

这种穷凶极恶之人，他们的财富，是遵纪守法、勤劳致富获得的可能性大，还是欺行霸市、恃强凌弱、豪夺获得的可能性大？

有关信息显示，这次暴力事件为首的三人中，一人名下有三家关联公司，业务主要涉及建筑和运输，长期垄断当地的土石方工程；一人为当地水产养殖老板，有名的老赖，多次因为事故纠纷扬言要弄死对方；一人多次参与打砸店铺、非法拘禁，在去年就一直被一名蛋糕店老板实名举报，但至今逍遥法外……

如此疯狂，如此残暴，如此嚣张，他们背后有山，是确定的，不确定的是这座山到底有多高；他们上面有伞是确定的，不确定的是这把伞到底有大多。是只盖住了这一片？还是大到一手遮天，遮住了整个唐山？

这个问题，需要唐山给出准确的回答，如果唐山不能，那么就需要更高级别的部门作出回应。

对邪恶的纵容，就是对善良的毁灭。

如果这帮畜生和人渣，得不到顶格的惩罚，那么我们的扫黑除恶，在黑恶势力的眼中，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如果这帮畜生和人渣，得不到顶格的惩罚，那么我们的社会法治，将倒退一百年，一夜回到建国前。

如果这帮畜生和人渣，得不到顶格的惩罚，那么我们的社会公平，将倒退五百年，一夜回到旧社会。

如果这帮畜生和人渣，得不到顶格的惩罚，那么我们的生命安全，将倒退五千年，回到弱肉强食的野蛮原始社会。

局座请大家持续关注，形成强大的舆论愤怒和人民监督，让这帮畜生和人渣，得到顶格的惩罚。

如果今天这帮畜生公然性骚扰，但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那么明天他们就敢当众轮奸，践踏法律！

如果今天这帮人渣当街行凶，但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那么明天他们就敢当众杀人，兽性爆发！

有人说要让这帮人渣，尝尝人民民主专政铁拳的滋味。

但局座并不这么认为，对于这帮活着的价值只剩下浪费粮食，呼吸的意义完全就是污染空气的畜生而言，最应该让他们享受的不是人民民主的铁拳，而是来自工农联盟共同制造的钢铁“花生米”的味道。

因为我们的社会，如果不能从肉体上干净、彻底、永久地消灭这些垃圾和畜生，那么，明天被当众性侵的、被当街殴打的，可能就会是每一个遵纪守法的人的母亲、妻子和女儿。

而她们，面对如此穷凶极恶的畜生，或许不会再有今天这两位女生这么命大，能够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很有可能是被这些畜生当场打死，陈尸街头！

与黑恶势力的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如果我们不能消灭黑恶势力，等来的必然将是黑恶势力的更加猖狂，就像这次的唐山烧烤店事件一样，而且会有更多更凶残。

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七）：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时代是如何失去的？

云阿云智库•扫黑除恶•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专题

核心观点导读：

私有制是产生黑社会等黑恶势力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制度下，就像围着粪坑打苍蝇一样，黑社会等犯罪也是禁绝不了的。在私有制社会中，人民群众不能成为阶级共同体，成了一个个分散的原子、碎片，只能单独面对罪犯，能不能指望上警察、法庭等国家暴力机器的帮助，就靠运气了。

那么，坏人气焰嚣张，好人窝囊受气，没人敢同犯罪分子积极斗争的社会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社会是如何失去的？或者得到这样的结果，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毛时代，失去了公有制，失去了阶级共同体，失去了集体共同体。相信了个人梦想，相信了法制社会的欺人之谈。如果还是公有制经济，不独黑社会，像腐败，黄赌毒，高利贷，拐卖人口等等，绝没有泛滥成灾的土壤和空间。

那是一个人民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各种犯罪分子如过街老鼠，夹紧尾巴做人的时代。那是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时代。绝不会出现见义勇为者甚至只是受害者单打独斗，他人漠不关心，充当麻木看客的情形。

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时代是如何失去的？——兼谈唐山围殴女性事件

非一非二 · 2022-06-13 · 来源：乌有之乡

导读：私有制是产生黑社会等黑恶势力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制度下，就像围着粪坑打苍蝇一样，黑社会等犯罪也是禁绝不了的。在私有制社会中，人民群众不能成为阶级共同体，成了一个个分散的原子、碎片，只能单独面对罪犯，能不能指望上警察、法庭等国家暴力机器的帮助，就靠运气了。

唐山黑恶分子围殴女性事件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怒。人们愤怒于犯罪分子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极度嚣张，也感叹那么多人无人相救，敢斗歹徒。

于是有人说女性晚上最好不要出门；有人说要加强法律打击力度，最好再来一次严打。前面的说法，让我们想起多年来专家们的办法，比如加强个人保护意识，学习防身术等等；避免激怒罪犯，不要同罪犯硬抗，以免受到伤害；更有专家建议要顺从罪犯，如果女性遭受强奸，就要亨受过程。这些方法，或许对某些个体，确实管用；但对于大多数人，对于人民群众，有用吗(作者本人并不反对人们习武)？其实只是助长犯罪分子的气焰罢了。至于再来一次严打，也许能收效于一时，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再说我们不是经历过一次严打吗？从那以后的社会现实来看，这些现象是减少了，还是严重了？就像反腐一样，被判刑的贪官可比毛时代多的多了，效果又怎么样呢？为什么毛时代只杀了张子善、刘青山等极少的人，就制止了官场腐败呢？就像马门列夫老师的说法，现在的反腐，好比围着粪坑打苍蝇，能打尽吗？

有人说，黑恶势力横行，就像回到了解放前。徐明天先生在公众号中说，在八十年代引进关于黑社会、高利贷的香港影视剧之前，人们尚不知黑社会为何物，以为是影视剧中编的故事；现在的现实黑恶比当时影视剧中更为触目惊心。

有专家说，出现黑恶势力、官场腐败等现象(还可以举很多例子，如娼妓遍地、赌博盛行、毒品泛滥、拐卖人口、各种高利贷等等)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国外都是这样。这专家真是放屁，言下之意就是前三十年经济没有发展。不过这专家还是不小心说了一些实话，这几十年是发展了经济，不过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而已。在私有制下，才使得这些现象死灰复燃，不可禁绝。这些都成了“新常态”，与国际接轨嘛。

私有制是产生黑社会等黑恶势力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制度下，就像围着粪坑打苍蝇一样，黑社会等犯罪也是禁绝不了的。在私有制社会中，人民群众不能成为阶级共同体，成了一个个分散的原子、碎片，只能单独面对罪犯，能不能指望上警察、法庭等国家暴力机器的帮助，就靠运气了。一是因为有时犯罪只是几分钟内的事，警察不可能时时处处在你身边。二是你制服了罪犯，有可能犯了罪。你要具备高超的武功，既能制服罪犯，又不对罪犯构成伤害，还要避免罪犯的事后报复。既要有相当的技术，又要把握罪犯的真正动机，也要把握交战时机。这太难了，一般人根本做不到。许多擂台运动员也在街斗打斗中栽了跟头(当然有擂台赛并不等于街头搏杀的原因在内)。昆山反杀案，如果不是网民的强大舆论，绝不会有正当防卫的判决。邓玉娇最终被免于刑事处罚，也相当不易。至于被判了刑的，就更多了。所以才有人寻求像教父一样的保护者为自己伸冤，但教父这样的人并不总是正义的化身，因为他是黑社会头子。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甚至需要教父这样的人来维持秩序，管理社会。在私有制社会中，法律主要针对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反抗(这就是人民成了维稳对象的原因)，至于有些犯罪，只要不危及阶级统治，能容忍的就容忍。能把阶级斗争转化为族群斗争、恐怖仇杀、宗教矛盾，统治者甚至乐观其成。

那么，坏人气焰嚣张，好人窝囊受气，没人敢同犯罪分子积极斗争的社会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社会是如何失去的？或者得到这样的结果，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毛时代，失去了公有制，失去了阶级共同体，失去了集体共同体。相信了个人梦想，相信了法制社会的欺人之谈。

如果还是公有制经济，不独黑社会，像腐败，黄赌毒，高利贷，拐卖人口等等，绝没有泛滥成灾的土壤和空间。那是一个人民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各种犯罪分子如过街老鼠，夹紧尾巴做人的时代。那是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时代。绝不会出现见义勇为者甚至只是受害者单打独斗，他人漠不关心，充当麻木看客的情形。因为集体的保障，如果有人见义勇为负了伤、甚至献出生命，绝不会有后顾之忧。一般也不存在向犯罪分子负法律责任的问题，因为那时的法律是保护人民的。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受法律的束缚。人民在公有制的保障下结成了牢固的阶级共同体、集体共同体，对敌对阶级实行阶级专政，并不只是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等的职能。不仅阶级斗争，同反革命做斗争，就是同一般坏人做斗争也并不只是警察的权利。

在私有制社会中就不一样了，由于剥削阶级的反人民性，人民就没有这样的权利，或者要限制这样的权利了。君不见抗战中蒋介石就不允许人民抗日，实行的是片面抗战政策。更不用说和平时期，只是打击一般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凭什么赋于屁民使用武力的权利。

而资产阶级，除了废除公有制，实行私有制，把人们变成只为自己、原子化的一盘散沙外，在阶级和法律问题上也跟列宁和毛主席背道而驰。于是，借着要法治，不要人治；以法治国；把法律交给专业人士；除了法律，任何人无权裁定与法律相关的事物；警察、法官、律师等要专业化；法律不讲道德等等，把人民的权利一再限制、剥夺。说到专业化，顺便多说一句，像官僚专业化，管理专业化，技术专业化，军队专业化，都是借着美丽的包装，行欺骗人民，限制人民权利，实行资产阶级统治的东西。于是有了昆明火车站5名恐怖分子致31死、141伤的重大惨案发生。只有5名歹徒，火车站人员众多，却无一人反抗(很像抗战时数量不多的日寇能够屠杀或驱赶数量众多的中国军民)。这次唐山案件也有这个特点。于是有了讨薪女工周秀云被警察扭断脖子、阆中公审农民工“恶意讨薪”的事件发生。至于后两个案件，法律为谁服务再也明显不过了。

不要说那些案件，就说一般的案件中，见义勇为者或受害者自己受伤固然不幸，就罪犯受到伤害轻者花医药费，重者吃官司，也让一般人承受不起，反抗不起，见义勇为更是不敢。因为在资产阶级眼里，反抗、见义勇为也是法律让渡给人民的一种权利。

公有制之下，人与人是共生合作关系，人与人需要互相关怀、帮助、支持、原谅，也必然会这样。而私有制之下，人与人要无事无时无处不激烈争夺。赢者通吃，输者无生存资格，整个社会充满撕杀、陷阱、暗算、勒索、欺骗。赢者高人一等，输者低声下气。人和野兽，没有区则。私有制之下，一切文化、教肓、文艺都在宣场美化这种思想。一切法律、制度、习惯、传统、风俗都在固化这种思想。在私有制之下，对于正义，就算有人良知未泯，法律和金钱的作用也会让他止步不前。

最后，就人治和法治，严打和运动再说几句。说毛主席爱人治，不依法治的人，本质上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人民的权利。希望大家不要被其迷惑。资产阶级真的做到只依靠法治，不依靠人治了吗？就说这次案件，要不是网友发声要求，他们会怎样处理，还真不好说。这样的事太多了。聂树斌是怎样被冤判的？明知是冤案又是怎样才被昭雪的？被冤固然是人治，昭雪又何尝不是人治？

说毛主席爱搞运动，某人的的严打又何尝不是运动？而某人的运动同毛主席的运动能相比吗？在某些地方否定了运动，却在反面又偷偷恢复了运动，还说这样的人懂得矛盾，懂得辩证法，不是很可笑吗？在战争年代，王明等要么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冒险主义，要么畏敌如虎，采取逃跑主义；要么极“左”，要么极右。毛主席在中美接触后说，打仗时要防”左”，谈判时要防右。有的人在革命高潮和革命低潮时不能采取正确的进退方法，要么冒进，要么投降。在站桩中也有类似的道理。站桩要体会正确的松紧矛盾，即筋的相对紧张拉伸(但不同于平常如舞蹈杂技等的拉筋)，肌肉的相对放松，不用拙力而能放松用力，松而不懈，紧而不僵是也。而错误的做法是，筋用不上舒展的力，肌肉用拙力，关节相压迫。用腰椎盘凸出做一下说明。腰椎凸出就是腰椎关节因为不能保持自然挺拨的姿势(懈了)，而导致各关节互相压迫(僵了)，时间长了，腰椎关节突出错位。这个病，有所谓的牵引疗法，但怎比得上站桩的功用。你看，你若不能体会正确的松紧矛盾，不等于这个松紧矛盾就不存在了，它会以错误的方式表现出来。彼亦一矛盾，此亦一矛盾，彼此亦一矛盾也。

像解决腐败、娼妓等问题一样，毛主席也解决了黑社会问题，某人及后继者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挑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利用矛盾倒是真的。成为“新常态”，与国际接轨，然后说这是世界难题，这倒是某种诚实。

又徐明天先生说毛主席能解决这些问题，真是高明。而我要说，当然高明，但这只是一方面。因为他是按马列毛的方法解决的，是从阶级，所有制等问题上，做为一个整体，一以贯之，来解决的。这又是大道至简的方法。不解决根本的问题，从术上着手，就是办法想尽，也是枉然。就是毛主席也解决不了，因为毛主席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讽刺某人的说法)。因为这是围着粪坑打苍蝇的办法。

铲除黑社会的土壤--从唐山菜刀队说起

秦明 · 2022-06-13 · 来源：子夜呐喊公众号

不可否认的是，新时代的反腐败以及打黑除恶，对于十年以前曾经横行的黑社会势力的确造成了沉重打击。但昨天唐山发生的这一幕，这几年零星出现的恶性事件，黄赌毒死灰复燃的客观情况，仍然在警醒我们：想要消除暴力犯罪，根本上还是要铲除暴力犯罪产生的土壤——私有制！

昨天（6月10日）凌晨2点40分左右，河北唐山机场路某烧烤店内“一男子性骚扰一女子被拒后恼羞成怒伙同多名男子殴打该女子”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昨天下午看到视频的第一时间，笔者同样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愤怒的不仅是这帮流氓恶棍的极端残暴、灭绝人性，周围男食客的冷漠同样令笔者愤怒。视频中上去劝架的只有一名男性（疑似烧烤店老板）以及几名女性，而这几名女性无一不遭到匪徒殴打。

同时愤怒的也有当地相关部门的反应速度，微博评论区都被网友炸了，还在那里风轻云淡地发些“美好家乡”的无关视频。不知道你们的微博是不是也“外包”了，就算新媒体业务外包，你们自己好歹也及时审看一下啊？这样的搞法，不就是在给那些故意打拳、搞性别对立的人提供素材吗？

无独有偶，一则“男子实名举报唐山黑社会团伙”的视频冲上了热搜。举报者遭黑社会团伙骚扰是去年7月的事，举报是今年4月的事，借着这次女子被围殴的舆论热点，举报视频才获得了关注，不能不说同样是令人感到遗憾和悲哀的。

如果举报属实，那就应该不仅仅是打掉几个黑社会团伙了，而是应该处理一批人了！

看到视频的第一时间，笔者的心情与舆论的激愤是相通的，那就是希望从快从重处理，按照寻衅滋事罪或者故意伤害罪顶格严惩那几个恶棍。有些网友甚至回忆起了83年的严打，按照当时的标准，这帮恶棍都够得上枪毙了；即便按照解放初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个时代的标准，这帮伤害无辜群众的恶棍至少也该被公审公判，让他们抬不起头、老老实实做人。

然而，我们回过头来审视83年严打，是不是严打之后黑社会、暴力犯罪就真的销声匿迹了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90年代以前出身的人对80年代至新世纪前十年的车匪路霸、“飞车党”、黑社会应该还记忆犹新吧？

相反，新中国成立之初除了罪大恶极、不知悔改的反动派以及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官污吏，并没有杀多少人，连国民党的旧军官和溥仪这样的地主阶级头子都可以被改造过来。尽管毛主席主张的是“少杀、慎杀”，却奇迹般地让黑社会、黄赌毒在毛泽东时代彻底销声匿迹。

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同时也指向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一个经典命题：只有消除了犯罪的土壤，才能彻底消除犯罪。

提起唐山黑社会与严打，很多人都会想到39年前枪毙50余名“唐山菜刀队”团伙成员的画面：

其后，逃窜外地的六百多名菜刀队成员又被陆续抓获。这个在当时从小偷小摸逐渐发展成为当街欺辱女青年、抢劫杀人、为祸一方，折腾得整个唐山不得安宁的庞大黑社会团伙，才就此覆灭。

那么，“唐山菜刀队”是怎么出现的呢？某些学者或历史博主将原因指向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导致的失业问题，“大地震让这座繁华的钢铁城市一夜之间化为废墟，侥幸活下来的人们失去了生存所需的工作，大量年轻人变成无业游民……”

事实上，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靠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体制，唐山的救灾和灾后重建都是非常迅速和及时的，工矿企业和市政、住房在灾后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就得到了迅速恢复。而唐山的工业产值在地震发生两年后就恢复到了震前水平，在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的情况下，地震导致大规模失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也解释不了为何“唐山菜刀队”这样的黑社会组织和现象不仅仅是出现在唐山，而是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 。

当然，失业问题的确是导致黑社会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失业问题是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

1、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劳动力资源需求的压缩。1979年开始扩大国企自主权之后，国企招工总体特征由六七十年代的稳步扩张转向收缩。1978年以前，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一直占80%以上；经过短短十年时间，到1988年，城镇新就业的劳动者中国有单位的吸收比重迅速下降至31.7%。

2、农村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逐渐丧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前，广大农村地区依靠农业集体经济,特别是社队企业、农村办工业，吸纳了庞大的青壮年劳动者；并且这个吸纳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在千万知青下乡的年代，依然稳定地解决了就业问题。然而，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负责协调人口就业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基层主体不复存在，社队企业承包改制以后转而首先服务承包者的利润增长，而非社会稳定和共同发展。

3、70年代末，大规模的知青返乡潮，急剧增加了城镇地区的就业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9年，我国城镇累计待业人口近2000万，达到建国以来待业人数及占人口比重的最高峰。

失业问题当时在首都北京同样严峻，北京市的一份调查称：

“部分青年经济非常困难，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精神负担和压力很重，许多人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家庭争吵，婚姻困难，个别青年想自杀。大批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事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

为了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各城市使出了浑身解数，办法大致有三种：1、号召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提前退休，允许子女顶替；2、要求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分片包干，限期解决；3、组织待业青年积极发展个体经济和服务业，广开就业门路。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措施，那就是赶走“农民工”。不过，那时的“农民工”概念跟今天完全不同，那时的“农民工”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解决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稳步转变的一个重要手段，全民所有制企业会根据生产的需要定期定量从农村地区招聘工人，这些“农民工”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工作之后，大部分转为了正式职工，端上了“铁饭碗”。1979年4月，国家计委出台《关于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办法》要求当年在已经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基础上，再清理压缩200多万人，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协议工、亦工亦农人员等都要坚决进行清退，今后不得再使用。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也转成了城市游民，是就业问题间接导致的结果……

但是，严峻的就业问题只是导致暴力犯罪以及黑社会在广大城市和农村地区滋生的原因之一，“不患寡而患不均”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

80年代初，贫富分化已经开始在农村和城市地区逐渐出现。

在实行承包制的农村地区，那些家里壮劳动力多的家庭以及从社队企业承包中获益的家庭，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个群体。

而在城市地区，全面所有制企业开始逐步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79年各地的国营企业在招收的新工人中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到1986年《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出台，合同制就作为一项制度被彻底固定了下来。企业管理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国企工人却失去了话语权和管理权，最终导致腐败问题在国营企业内部愈演愈烈，贫富分化首先在城市工厂、企业内部出现。而同样因为权力腐败问题，城镇社会面的贫富分化也开始出现。

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不劳而获的思想开始侵蚀到待业青年以及底层贫困家庭，由最初的小偷小摸，就逐步发展壮大为打家劫舍、组织黑社会活动……

83年的严打固然极大地打击了黑社会的嚣张气焰，但根本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解决。

上述多方面因素叠加导致的失业问题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出了一大批廉价劳动力，这些人再后来被逐步推向了个体经济、民营乡镇企业、服务业以及沿海开放城市的中外合资企业。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记载，1978年城镇失业人员为530万，失业率为5.3%；到1985年，失业率降低到1.8%。但是，因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萎缩、劳动用工制度的变化（由终身制转为合同制）、私营经济的崛起，失业问题成了后来的一个常态化问题。1989年，城镇失业人数又上升至378万，失业率达到2.6%；1996年的实际城镇失业率达到了7%。

到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制大潮，3000万工人下岗，而1998年底全国登记城镇失业率却仅3.1%，同时随着农业的大萧条，一大批失业半失业人口被制造出来，构成了后来的“打工潮”主体。与之同时，比起80年代初刚刚出现的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程度到90年代后期，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是导致严打之后犯罪和黑社会问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茬又一茬出现的根本原因。而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资本的活跃，黑社会在某些地方和领域，又与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了一起，越来越具有了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社会特征……

不可否认的是，新时代的反腐败以及打黑除恶，对于十年以前曾经横行的黑社会势力的确造成了沉重打击。但昨天唐山发生的这一幕，这几年零星出现的恶性事件，黄赌毒死灰复燃的客观情况，仍然在警醒我们：想要消除暴力犯罪，根本上还是要铲除暴力犯罪产生的土壤——私有制！

资本全球化与资本主义黑社会化

子午 · 2022-06-13 · 来源：子夜呐喊公众号

黑社会犯罪出现的源头不是黑社会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度！

最近的热点让笔者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黑社会这么有钱或者有钱人为什么需要黑社会？

前《炎黄春秋》总编吴思，曾经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清除黑社会要靠民主》，吴思的“民主”指的是什么？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吴思无法否定的一个事实是：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彻底消灭了黑社会，而那些所谓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黑社会就从来没有断过根儿，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更是重新变得猖獗。

提起资本主义社会的黑帮，人们首先会想到意大利的黑手党。黑手党的势力范围已渗透到了意大利各经济部门，一度控制着意大利全国约20%的零售商和15%的制造商。黑手党等犯罪组织除从事贩毒活动外，还从事高利贷、敲诈勒索、绑架、诈骗、走私等犯罪活动；黑手党家族至今仍然在是意大利、欧洲和美国等地地下秩序的维护者。

而被吴思们视作民主灯塔的美国，黑社会早已渗透到了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他们从事走私、人口贩卖或协助偷渡、 走私军火、枪械、毒品的生产、运输、贩卖、诈骗、赌博、卖淫、色情出版、地下钱庄等。

上世纪20-30年代，阿尔·卡彭带领帮派火拼以及行贿政客、警界与司法界，至今仍成为另类美国梦的象征；911事件后，塔利班组织曾声称：“和卡彭的所做所为相比，我们的行动并没有那么可怕”；

《时代》杂志和美国有线广播网联合评出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行业奠基人”中，查理·卢西安诺作为“现代有组织犯罪之父”（一手指指挥“暗杀团”，一手负责家族生意）排在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之前；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1978年的调查结论指出，除了军工集团、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外，黑手党也参与刺杀阴谋，黑手党参与的原因，正是肯尼迪上台前为了数百万张选票曾与黑手党合作，上台后却没有兑现“承诺”；

电影《教父》的原型卡罗·甘必诺，1966年，纽约地方检察官亨特在星球饭店将甘必诺和其他12位教父逮捕，不到1小时，130万美元的保释金就摆在检察官桌上，甘必诺等人则回去继续开会……最终法院宣判甘必诺等人无罪，而负责审查的检察官亨特却在半年后竞选连任失败，一生再未担任过任何公职；

1976年，甘必诺病亡，全球100多家电视台实况转播了这场国王般的葬礼，把他当作“英雄”对待；

1986年，黑帮教父高蒂连续3次被美国政府起诉，但3次都被无罪释放了；

在日本，黑帮可以公开活动：教父由民主选举产生，并通过记者招待会公之于众，成员都以纹身作标志。著名的有山口组、稻川会等。日本每次竞选的背后，都有来自黑帮的政治献金和和选票。因此，当山口帮教父因谋杀入狱时，前首相相岸信介和两位前大臣联名保释他。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黑社会也卷土重来，泛滥猖厥，走私军火、贩毒、操纵体育赛事、开拓色情市场（向海外输出妓女，同样这样做的还有乌克兰等前苏东国家）。俄罗斯前内务部长拉希德·努尔加利耶夫曾表示，俄罗斯大约活跃着一百多个犯罪团体，在地区间和国际上拥有强大的关系网，已经侵入俄罗斯经济的几大关键领域，掌控着大约500个重要的经济实体。

1996年6月，台湾地区的“警政署”首次公布各县市黑社会帮派普查情况：帮派组织计1000多个，“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黑帮的势力已经国际化、企业化、集团化、合法化、多元化，以公司名义出现或作掩护，介入诸多经济领域，不再仅仅从事黄、赌、毒。今天台湾利润最丰厚的黑道事业，就是与白道勾结，涉足建筑业、影剧娱乐业以及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和网络，通过“围标”、“绑标”获取巨额利润。（这样的现象同样出现在香港和澳门地区）黑道老大在经济实力增强后，通过漂白方式进入政界发展，主要是通过花钱进行贿选买票，进入地方议会与“立法院”，并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一种风潮……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资本全球化的高歌猛进，黑社会组织不再沿袭传统的家族运营模式，而是演变为新型跨国黑社会网络。

BBC前中欧特派员米沙·格伦尼在《跨国黑手党：全球黑社会犯罪纵览》一书中指出，“跨国黑手党”撑起的“影子经济”产值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至20％，比恐怖主义更具威胁！格伦尼认为，金融和商品市场全球化是上世纪90年代后黑社会跨国发展、全球犯罪网络形成以及跨地区犯罪活动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他在书中指出，全球化为跨国黑社会犯罪网络提供了新型犯罪机会，打开了洗钱的方便之门。黑社会的触角不仅伸向本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遍及全球众多国家，最终形成了庞大的跨国犯罪网络。

跨国黑社会组织将毒品等走私到欧盟国家、日本和美国等可获取高额利润的地区，迫使不少发展中国家深陷跨国黑社会犯罪组织布下的网络之中。

许多西欧国家劳动力紧缺，人口老龄化严重，移民政策严格，这为跨国犯罪创造了机会。发达国家对走私商品、非法劳工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跨国黑社会组织的成为了一种必要的实现途径。

发达国家的人们可以有大把闲暇时间和金钱花在妓女、毒品和走私商品上，花重金购买从发展中国家走私的肾脏器官，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犯罪行为缺乏免疫力。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不少失业警察加入黑社会开创“事业第二春”，他们走私香烟、武器、毒品、黑车，从事非法移民和贩卖人口等犯罪活动。

贩毒集团在发达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商品生产、配送和销售网络，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了庞大的“生产基地”，而欧美的金融巨头为了可观的利润全力帮助国际贩毒集团洗钱。

联合国2008年世界毒品报告《World Drug Report》中的图表显示，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后，阿富汗的毒品生产开始剧增。自2002年起，在塔利班和美国支持的毒枭的促进下，阿富汗的毒品生产已经达到世界非法毒品的93%。为了隐瞒美国在毒品贸易中是共谋的事实，美国缉毒署的官员被要求避开稽查美国盟友的毒品交易。2012年，英国观察者家报采访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主任后报导：美国的大银行为贩毒集团洗钱，金融机构参与的非法贩毒资金的洗钱所获得的3250亿美元，在全球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维持了金融体系的运转。

到这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权力和资本寡头，已经发展到赤裸裸地勾结国际黑帮集团的地步；与之同时，与帝国主义通过扶植恐怖主义对外干涉一样，他们同样通过扶植各国的黑帮，深度影响目标国的政治、经济。

2011年上映的巴西电影《精英部队2》是一部极具思想性的电影。在第一部《精英部队》把矛头指向了巴西特有的贫民窟贩毒问题之后，《精英部队2》毫不留情地瞄准了这个国家的“民主体制”。

纳西门托原以为铲除了贫民窟的毒贩，犯罪腐败就断了源头，没想到制度的腐败非常顽强，他们会自动进入毒贩留下的真空地带，把肮脏的触角伸到贫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有线电视、网络，到水和煤气，腐败的政客们直接把手伸进穷人的口袋，而且还打着冠冕堂皇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征税……纳西门托想从内部反抗，连带他的儿子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当他在最后试图通过类似发动群众（议会演说、公开揭露罪行）的方式，扳倒了一帮腐败政客之后，却悲哀地发现，种种努力和牺牲的结果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而我们回看80年代以后黑社会全球化、变得更加猖獗，逐渐与权力和资本深度勾结的历史，不难发现几个重要的细节：

1、资本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不仅在全球范围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贫富分化，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加剧着贫富分化，从而为犯罪和黑社会的重新猖獗制造着温床。

2、经历了战后的“繁荣”，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只是在被不断转嫁和转移，从未真正消除。资本利润率的下降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长期趋势，而借助黑社会制造的“影子经济”越来越成为资本寡头获取利润的重要手段。

3、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就是“资本积累高于一切”，尽管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标榜的是“市场主导一切”，事实上没有公权力的支撑，市场不可能运作。而“文明”国家的公权力不愿意去自毁形象包揽一切带有明显罪恶特征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有必要留给“地下国王”们去完成……

当人们对黑社会的存在感到恐惧和愤怒的时候，还必须意识到《精英部队2》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黑社会犯罪出现的源头不是黑社会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度！

查清和铲除唐山恶案根源，才能根除黑恶势力

徐明天 · 2022-06-12 · 来源：易经实修公众号

老徐就一再讲一个观点，黄赌毒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投机取巧高利贷，村霸欺压民众，收保护费、黑社会恶性案件和极端案件，曾经被 新中国消除，建立了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明世界，毛主席的社会治理之道确有英明高明之处。为什么这些问题现在沉渣泛起，愈演愈烈。我们真的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了。

胡锡进也评唐山恶案了。

胡锡进批唐山打人者：男人中的人渣。

唐山一烧烤店疑似醉酒的几名男性据称因搭讪不成而暴打两名女生，视频流到网上引起公愤。唐山市表示已经锁定犯罪嫌疑人，正在实施抓捕。

确实太恶劣了，这是严重犯罪，必须依法严惩。同时我想说，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该发生。男人打女人，而且是一群男人打一两个女人，他们怎么下得去手！就算喝酒了，醉了，想占女生便宜不成，也不该释放出这样的兽性。

保护女人才应是男人的天性。如果说他们中有人一时糊涂动粗手了，别人立刻极力相劝，也还算正常。但他们轮番动手，沆瀣一气，这几个畜生真是男人中的人渣啊！

记得年轻时看过一部二战片，叫《解放》，其中有这么个情节：苏军久攻一个德国人占的山头而不下，一名女卫生员爬到半山腰去救伤员，山上的德军发现后，往下爬想要活捉女卫生员。千钧一发之际，苏军军官高喊，保护我们的女人，拼了，冲啊！结果苏军士兵们全往山上冲，救了女卫生员，也顺势拿下了山头，但死伤惨重。那个女卫生员的老公也在那支部队里，他战斗之后狠狠抽了妻子一个嘴巴，因为她造成了那么多战友的牺牲。我看那部电影时20左右，那个情节把我看哭了。我当时牢记了一个道理，男人一定要保护女人。

不保护就罢了，还这样下毒手！等下看他们的报应。

胡锡进对“极左”深恶痛绝，但对现在问题的评论就总是浮皮潦草。比如，江苏人铁链女是贫穷造成的拐卖妇女儿童，深圳宾利女大战劳斯莱斯男，胡锡进说公职人员及其家人要低调，否则会出事。唐山恶案他讲醉酒男人打女人。

这些擦边球的言论没有任何价值。

我们现在是要查找铁链女、唐山恶案的根源所在，这也是胡锡进不敢面对的问题。

80年代香港关于黑社会、高利贷之类电影电视剧引进大陆的时候，中国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黑社会，认为那就是电影电视剧编得故事，现在知道现实生活中的黑恶比电影电视剧严重得多。

中国人面对黑社会这个话题，可能是从2003年的电视剧《走过柳源》开始的，省委书记下乡调查住进柳源县的宾馆，一起强奸妇女、欺压民众的黑社会案件呈现出来，由于官员涉黑当保护伞，县公安局长都无法办理此案，而县委书记为了政绩提拔，也任由案件不断恶化，省委书记直接处理了这个案件，为百姓申冤。这应该是中国第一次承认黑社会的存在，黑社会已经形成巨大的势力。至到今天扫黑除恶，真的是触目惊心。

最近有不少扫黑除恶的电视剧，最新的是《对决》，它表述了三个问题：一是房地产拆迁多涉黑和贪，项目越大事越大；二是黑恶势力渗透到了矿产资源等重要领域；三是贪官就是黑恶势力，黑恶势力是他们的打手和杀手。朱副市长为占据烯土矿产，指示黑社会杀人。这三个问题个个点到要害处。

被陷害的杨副市长跳楼前留下了一封绝命信：

当组织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深埋黄土，但我的心却难安九泉。在我调任风州的十余年间，见过太多人的底线，在黑恶势力迫害下土崩瓦解。最终不断给黑恶势力让路，甚至用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力给他们开路。我知道，我可以选择苟活，或者从此 把自已藏在风州市的泥潭里，将民众置于水火之中。但是，黑恶势力蔓延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正义和法律的界限拦不住他们的无法无天。如今，我们已经失去了合理的解决方式，我只能把我的尸体横在他们肆意妄为的罪途上，横 在我们助长他们开拓的道路上，横 在这一滑再滑的底线上。如果我今日流的血，能浇醒更多还没有麻木的人，我希望他们站在我尸体上，堵死黑恶势力犯罪的道路，重塑濒临坍塌的组织。

“重塑濒临坍塌的组织”，这才是最深刻的反思。

老徐就一再讲一个观点，黄赌毒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投机取巧高利贷，村霸欺压民众，收保护费、黑社会恶性案件和极端案件，曾经被 新中国消除，建立了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明世界，毛主席的社会治理之道确有英明高明之处。为什么这些问题现在沉渣泛起，愈演愈烈。我们真的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了。

这也是人民群众越越怀念毛主席的原因。

国有企业“改制”，一曲时代的悲歌

作者：欧洲金靴 发布时间：2021-12-17来源：民族复兴网

导读：国企工人曾形象地把这样的“股份制改造”，描述为“量化到个人，集中到干部”。当时最先发生的就是山东诸城将本县国有企业全卖光的改革案例，彼时竟是作为正面事件宣传，全国开始学习“诸城模式”。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

“2004年8月，按照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要求，为加快高技术产业规模化发展，中科院做出加快院所投资企业股权社会化改革的决定。

2009年，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相关规定，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转让了联想控股29%股权。本次转让，严格按照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相关要求进行了审计、资产评估和备案。

经专业机构认定，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77.2亿元，评估值为92.6亿元。本次交易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溢价至95亿元，对应的29%股权交易价格为27.55亿元。

本次股权转让，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历次中央巡视和国家审计署审计均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

这是12月10日联想控股集团针对舆论抨击与质疑的声明。

这短短的文字有没有说服力，民众自有判断。

1

联想私有化的历史很复杂，但脉络是很清晰的，我简单再做一下梳理。

1984年，建国三十五周年，也是改革开放政策落地的五周年，当时被称为所谓“欣欣向荣、风气大开”的一年，那年的阅兵式也是一派和谐欢腾之景，游行的队伍中甚至打出了“您好XX”的直呼领导人姓名的标语，似乎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同是那一年，刚满不惑的柳传志从中科院下海，远在山东潍坊担任技术开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的处级干部卢志强，也起飞单干，成立山东泛海集团。

两个原本的体制内人士，开始了“创业”的第一步。

四年后，1988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ZHAO亲自设计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这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的改革发展趋势，第一次公开了“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全新构想。

1988年，敏锐察觉到房地产行业的黄金未来、开始将业务转向建筑和房屋开发的，就是卢志强。

两个月后，1988年4月，联想集团、贸促会下属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与香港方导远公司(吕谭平等四港商)成立合资公司：“香港联想”。

这就使国有的计算所公司有了一个“外商”、一个“外资”作为盟友。

为照顾缺乏资金的港方，“香港联想”注册资金仅90万港元。其中联想集团投入30万、技转公司投入30万，两家国企共持股67%，港方持股33%。

虽仍是国有企业控股的合资企业，但港商按“外商”入股，技转公司是国家在港注册的中资机构按“外资”入股，已为柳传志实现“从100%国有，到民营三分天下”，提供了便利的瓜分条件。

这其中，贸促会下属的这家“中国技术转让公司”非常引人关注——如果没有这个中国技转，谈何港商的入伙和香港联想的成立，又谈何日后柳传志对联想的私有化?

可是在联想内部、包括柳传志本人，对1988年中国技转公司的“雷锋式帮助”这么多年几乎是绝口不提。

原因很简单：1998年中国技转的董事长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

也是在1988年，凭借着一张张土地批文转手就可以赚上百万、并在美国成立了“泛海国际有限公司”的卢志强，结识了正在把联想一步步私有化的柳传志。

同时，卢志强进入了泰山会。

2000年时，“联想集团控股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被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66086万元，中国科学院出资42955.93万元持有65%的股权，职工持股会出资23130.11万元持有35%的股权。

2001年6月22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联想集团控股公司”更名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联想控股”，一直沿用至今。

可以看到，从成立至2001年6月，“联想集团控股公司”都是中科院100%控制的国资企业，即中科院持股65%，职工工会持股35%。

然而，到2007年11月到2008年1月这三个月间，泛海的卢志强突然半路杀出，开始筹措个人资金：每月一减持，共套现了民生银行(中国首家民营银行)45.3亿元；

紧接着，2009年，卢志强以27.55亿的价格从国科控股手中买入联想集团29%的股份，正式成为联想第三大股东；

再接着，卢志强向柳传志等5人转让9.6%联想股权；

最后，联想职工持股会转给卢志强9.5%的联想股份，联想就这样完成了私有化。

2

当时在私有化落定之后，联想控股股东会随即确定了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由5人组成：柳传志、邓麦村、曾茂朝、卢志强、朱立南，由柳传志担任董事长；其中邓麦村为中科院副秘书长，曾茂朝为计算机所所长，这两人代表中科院，柳传志与朱立南两人则代表管理层。

在有了卢志强的强势加盟后，联想董事会的话事权已落在柳传志手中。

打完了中科院股份的主意，接下来就是打职工持股会股份的主意了。

2010年9月27日，柳传志、蔡金芳、朱立南、李旻、曾茂朝等7人在北京成立北京联持志同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然后，以北京联持志同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相继成立了14家“北京联持会XX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中间以数字区分，比如“十肆”、“肆”等——这十四家“联持会”，股东均为当时在职的公司高管和部分员工。

然后以这14家“联持会”为主体，在2010年12月29日，共同成立北京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上述柳传志等成立的联持志同，也是这个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后第二天，2010年12月30日，联持志远与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签订《合并协议书》，内容为由北京联持志远吸收合并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

吸收合并完成后，联想控股的股权变更为：中国科学院持有36%，北京联持志远持有35%，泛海控股集团持有29%。

由此，职工持股会的股份，全部量化到高管层和员工个人持股的公司，即北京联持志同。

在北京联持志远的14家“联持会”股东中，最大的一家为“北京联持会拾伍管理咨询中心”，持股比例为11.71%——而柳传志正是其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72.14%！

………

就这一番操作，当年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都要直呼高手！

再一年后，2011年12月，卢志强的泛海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9.6%的股权，转让给柳传志、朱立南、陈绍鹏、唐旭东、宁旻等五位自然人，北京联持志远也以协议方式，分别又向泛海和黄少康，转让其所持的9.5%和1.5%股权。

两个月之后，2012年2月，泛海再次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8.9%的股权，转让给北京联恒永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转让后，联想控股的股权结构变更为：中科院持有36%、北京联持志远持有24.00%、泛海控股持股20%、北京联恒永信持股8.90%、柳传志持股3.4%、朱立南持股2.4%、陈绍鹏持股1%、唐旭东持股1%、宁旻持股1.8%、黄少康持股1.50%。

而受让泛海控股8.9%股份的北京联恒永信，也是联想控股高管的持股公司，上述个人股东名单中没有出现的杨元庆、郭为、曾茂朝、李勤、刘军等人，均是北京联恒永信的股东。

至此，高管和高管持股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为44%，完全超过了中科院持股比例，联想控股彻底形成了高管和高管持股公司联合控股的局面，将中科院和职工持股会实质性的边缘化。

3

在联想私有化的过程中，一个新中国国有资产流失历史上的美名：MBO，逐步浮出水面。

MBO，即“高级管理层收购”。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全面影响。

这一期间，诸多国有企业发生大面积亏损，从历史背景看，这一阶段的国企的严重亏损不仅与企业机制有关，更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关。

但是在当时，政府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国企推上了社会、推到了“公海资本”的面前，一卖了之。

其时，公有制企业的“改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各地政府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发展民营经济”和“引进外资”为口号，纷纷攀比公有制企业“改制和“民营经济”的百分比，以清除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为光荣。

在这个时期之前，对原来的集体企业的“改制”已基本完成，许多国企也完成了改制，但“改制”仅基本限于原来的中小型公有制企业——然而在90年代末期，“改制”迅速向中型和大型国有企业蔓延，在各地实成了一场运动，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以极低的代价取得国有企业的私人控股权。

国企工人曾形象地把这样的“股份制改造”，描述为“量化到个人，集中到干部”。

当时最先发生的就是山东诸城将本县国有企业全卖光的改革案例，彼时竟是作为正面事件宣传，全国开始学习“诸城模式”。

到2001年底，国有的中小企业总的数目减少了63000家，从原来的20余万家只剩16余万家，大型企业还仅剩八九千家（中央直管）。这些中小企业所有制转型均是先是采取“全体职工购买”、后演变为“经理人购买”的方式。

2002年10月时，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老师，曾去山东济宁市参观考察樱花纺织集团和大成服饰公司时，发现这两家原先的国有企业已全部实施了管理层收购型即MBO的企业产权改制：拥有1000多名职工的大成服饰公司的总经理个人拥有企业30%的股权，拥有4000多名员工的樱花纺织集团整个的股权由管理层一班人马拥有。

但实际上，这两家企业都本是效益良好的国企，特别是樱花纺织集团，被实施MBO时完全是一个优质企业。

这就是无奈的地方，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一波国企MBO改造浪潮，不管好的和坏的国企，统统被进行了私有化，不由分说……

2002年以后，大部分国企事实上已经度过了经济困难期，效益开始好转，利润也开始大幅上升——在这样的前提下，却依旧掀起了大规模的MBO革命，如2004年开始，各地经贸委尝试给大型国有企业直接下任务，国资委还下发一份《关于开展国有企业规范改制检查工作的通知》到了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要求条件成熟的企业限期完成MBO式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2003年，当时一度被国内的某些“经济学家”定为“MBO年”，宇通客车、粤美的、深圳方大、佛塑股份等上市公司全部试行了MBO方案。

那时候对大型国企的的“改革”，首先是剥离外围资产，又名“主辅分离”，这是一个和MBO齐名的历史词汇。

如青岛海信集团，将其所拥有的海信大酒店卖给了洁神洗涤公司，更名为洁神大酒店，海信购物广场则实现了“管理层收购”，海信集团由33%的控股降为3%的参股。

还有些企业会先进行“主辅分离”，然后再对企业资产的主干部分进行MBO改造。

到2003年时，“主辅分离”被看作是国有企业能够抓住的“最后机会”，全国各地在发改委的部署下，均开始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最后冲刺”。

2003这一年，西安率先宣布出售资产总额为80亿元的60家国企，还宣布下一步要挂牌出售500亿元的市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

紧随其后的是重庆，市委加紧起草《重庆市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准备用3至5年的时间将重庆1000亿元国有资产全部变现；

然后就是深圳，2002年8月对5家大型国有企业成功实现国际招标后，2003年又推出第二批约50家国企进行国际招标…

………

这一波大规模私有化，严格观察，我们与之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我们是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隐蔽的私有化改革，在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下，不知不觉地通过私有化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为一大票绵延至今的财阀奠定了政策基础。

今天中华大地的诸多财阀，细数其历史，七成以上都有国资背景……

也就是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的名言：“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创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共产主义政权遗留的经济基础。”

以至于到今天，历史的演进与发展下，资本家圈养的舆论军队已几近庞然大物…

4

当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群众逐步意识到国有资产流失背后的真正根源，其实并非一系列天花乱坠的商业模式改革，而是一个不可粉饰的历史现象：腐败。

这一点，我也一直在就“司马南vs联想”的舆论争端给出我自己的意见：只有反腐才能撼动柳传志。

否则，仅仅揪着国资流失的点根本打不痛他，因为这实际上早就被定义为一种“历史模式”，被定义为一段“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征程”……

当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证明，让尽可能多的买者相互竞价，卖主才可能得到尽可能大的出售收益，才会尽可能缩小买者由购买所获得的赢余。

在公有企业的出售上尤其是如此，如果由政府官员代行出售公有财产，他们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赢取公有资产的最大收益，反而有足够的动力为个人获得蝇头小利而让公有资产遭受重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私有化的公有企业所有权实行真正公开、公平、公正的拍卖，而任由少数官员与购买企业所有权的人私下商谈，那就无论是将国有企业“卖”给“民营企业家”还是原企业领导人，都会是实际上的低价出售甚至是白送。

就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也曾有隐晦的表达：“这些年，我国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主要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属认识错误和混乱造成的，这种错误就是认为国有资产由政府代表，结果地方的县市政府有权处分国有资产，实际上就沦为县长、市长有权处分国有资产！根据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在政府职权范围的事，行政首长有权作出决定。可见，政府行使国家所有权，就会在地方形成省长、市长、县长可以随意处分全民所有的财产的状况。这是很不公平并且十分危险的。一些地方，一二个领导决定，或某个政府部门决定，就把大片的土地、资源给转让划拔给私人或私人企业，把国有企业给卖了，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代表机关讨论决定，更没有征求职工组织即工会的意见！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原河南省新乡太行饭店，1998年以60万元“改制”，改制后领导层持股达60%；2005年拆迁，开发商一口气开出了4000万元的“补偿价”——这意味着那些在“改制”中“买”下了企业所有权的企业领导层，从这个企业的土地上赚取了近70倍的“投资回报”。

这就难怪原企业职工当时愤怒地上访。

2005年6月时，江苏省无锡市商业大厦职工曾有过静坐请愿的壮举，每天白天在大厦大门口的台阶上都至少坐着五六排身着大厦制服的大厦员工，人数为三四百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

参加那次行动的都是大厦的正式员工，其中大部分是收银员。

静坐的人不时唱起《国际歌》和《国歌》。这样的行动持续了至少四天。

引发这次群众性斗争的直接原因，是那时正在推进中的无锡商业大厦“国有企业改制”。

无锡商业大厦有着本已复杂的权属关系：一方面，有一个A股上市公司“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潘霄燕，该公司的每股收益达到05元左右；另一方面，这个上市公司又有个母公司，该公司的核心资产正是国有的无锡商业大厦本身。

国有的无锡商业经营得并不坏，无锡商业集团是当地百货零售业的龙头企业，2004年完成销售额40亿元，利税1.65亿元。

可就是这样一个经营得很好的国有控股企业，却恰好成了当权者的眼中钉。按照“靓女先嫁”的逻辑，为了消灭公有制企业，这是非得“枪打”不可的“出头鸟”。

也正是这种“靓女先嫁”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引发了群众性的反抗斗争……

早在1998年之前，辽宁省也实行过所谓的“一元钱卖国企”政策，这是对数年前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吞并统一前夕的“一马克卖国企”的模仿。

白送辽宁境内国有企业股权，当时极大便宜了许多靠“开发”或倒卖土地发财的所谓“企业家”。

毛主席时代的“打工人”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都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储存下来，结果一夜之间的私有化又使得众多公立的矿山、煤田、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企和外资，连祖辈们的养老金都要由后世的工作者来支付……

2011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在评价苏联的改革时曾说：“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他就能控制那个州里的几乎所有财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5

回看2003年那个所谓“MBO年”，一年内就有5到10家MBO基金被筹建，资金规模超过100亿元，出资人则以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为主，一些缺少投资项目的上市公司当时也参与在其间。

值得注意、也是后来刻意被忽略的是，那一阶段由花旗银行、梧桐基金、红塔创投等国内外金融巨鲤合资的MBO基金，也已开始初步运行。

另外，《信托法》也在那时为MBO创造了通过信托投资公司代管股票、让信托公司作为主体进行金融信贷的可行渠道，最终成就了一场外资深度参与的私有化狂欢，也为此后入世了的中国做了外资涌入的铺垫，绵延至今。

滴滴的海报：彼岸中国，此岸美国；突出日本，示好股东（软银与丰田汽车）

我这里再提个事儿。

在那份著名的证监会16号文件（要求上市公司IPO或者再筹资时，其财务报告除了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发布（2001年12月30日）之前（也是加入WTO之前），2001年9月17日，朱相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著名的犹太大鳄乔治·索罗斯。

朱相当时这么说道：“欢迎你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会举办的国际论坛会议。你的新书在中国出版，我在此表示祝贺”、“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在国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国企的海外上市，已经筹集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国内上市企业每年也可筹集1000 亿至2000 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推进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进。”

索罗斯则回复：“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养中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

朱相最后又说：“从你的谈话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找他们，王梦奎、辛福坦（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

我一直一直在重复一句话：这十年，填坑。

而近年来，尤甚。

特别是最近12个月以来大力整治金融业、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可谓风雨呼啸。

以上半年那个连除夕都没等到的赖小民为开始，看今年下半年的全面推倒：

7月30日，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被查；

9月4日，深圳银保监局二级巡视员江裕棠被查；

9月9日，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何兴祥被查；

9月10日，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原行长谢宏儒被查；

9月12日，华兴银行党委书记张长弓被查；

10月20日，人民银行科技司原司长王永红被查；

12月3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行长莫骜被查；

12月3日，上海银保监局局长韩沂被查。

金融系统倒查二十年，依然无尽头。

6

1998年，伴着刘欢在耳畔靡靡不绝的《从头再来》和宋祖英那首刺耳的《好日子》，石家庄的一位工人在毛主席塑像上面挂个了一副对联：

“毛主席，向前看，前面都是贪污犯；毛主席，向后看，下岗工人没有饭。”

那座毛主席塑像的前面就是石家庄市政府，后面则是工人文化宫。

“尊敬的国家信访局领导：

我们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宝石集团电视机厂合同制职工,在企业职工安置这一关乎生存条件并可能直接影响会和谐环节上,我们的合法权益却受到严重侵害,且在几年里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现将这一事件成因及所造成影响反映给领导,请领导在百忙之中能有所关注,体察一下这些为了基本生活条件而维护微薄权利的弱势群体,并希望能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对我们提出的请求给予合法、合理、合情的解决。”

2009年12月，石家庄宝石集团下岗工人分流难的问题被搬上了台面。

它击中了这座城市的痛点，也触达到了这座城市过往的一份记忆。

1997年6月，石家庄宝石集团电视机厂全面改革、停产，厂子里一千多名辛劳多年的员工们全员下岗。

2005年11月20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法院裁定宝石集团电视机厂资不抵债宣告破产，厂里制定了“石家庄宝石集团电视机厂依法破产职工安置方案”，并就此方案召开了职代会。当时企业职工在册人数1267人。

2006年2月，大部分合同制职工接到厂里通知，回厂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并承诺待企业破产资金到位后，拖欠职工的工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医药费等各项费用在破产清算中与其他职工一并解决。

2009年10月13日，厂里召集部分职工开会，又要通过一份“破产职工安置方案”，而此次在册职工人数却只有654人，合同制职工基本都被排除在外……

同样在2009年，一项针对沈阳国企下岗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的21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强制买断的，有6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选择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不同，东北地区约为2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区区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马路上，举着“木匠”、“钳工”的纸板讨生活。

而这些东北男人们的妻子，在世纪之交的关内外，往往担负着各个风月场所里陪酒少妇的重角色。

一个时代的烙印。

以石家庄为例，这里曾经被称为“亚洲药都”，国企“华北制药”的员工是“庄里”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

不仅仅是因为待遇，更是因为国企与国企工人的身份。

直到有一天，“咱国企要改革，隔壁化工厂都辞退不少人啦…”的声音开始在庄里传开，国有企业的“大厦”崩塌了，下岗工人的生活也随之崩塌了。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

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在石家庄这样的老工业重镇，遣散驱离更为严重。

从1998年开始，夜幕笼罩在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的上空，也笼罩在关内关外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心里。

从1998-2001年间，石家庄的下岗人员犯罪数占总犯罪数比例飙升，达到36.2%，比起1997年增长了三倍不止。

最明显的是盗窃罪——一个反映也充斥着饥饿、彷徨、颓唐的罪径，下岗人员的盗窃数量直接占到总盗窃数的50.8%，超过了半数。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大规模下岗潮有着密切关系，引起这些工人犯罪的核心动机就在于“生存断裂”。

他们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

然而，这些现象在北方以北，原本是早早就可以作为恶本教案的。

跋

曾经在苏联大型国有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工作过的亚历山大·贡恰罗夫，2011年在受访中公开倾诉道：“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况都很差。我丢掉了工作，在八个月之内我一直在找工作，是收入为零的状态。”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曾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在私有化的进程中仅卖了372万美元。

低价贱卖的企业远不止这一家，当时超过500家苏联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苏联国有企业的平均售价，竟然只有1300美元……

这与此同时，却是一大批雄伟挺立的俄罗斯寡头，坐拥众多在一夜间拔地而起的能源财阀，把控了俄罗斯人民的命运。

而这些价值连城的俄罗斯资源库，追根溯源，都是1917年无产阶级的“泥腿子们”用血肉之躯从俄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手中打拼下来的，却在半个多世纪归给了一帮由红色重新变为白色的新贵族们。

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一曲时代的悲歌，它在中华大地曾经以三十年前北方邻居轰然坍塌的背影为教训，却又竟然在阴差阳错之间成为了自己的“世纪先声”。

记住毛主席的话吧，初心都写在历史里：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

“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主席：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

耿来意 · 2021-01-23 · 来源：乌有之乡

导读：毛主席一直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界限，就说明在很多人的脑子里，这个界限是不清晰的，容易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个难题，区分它，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看它的经济基础。

1

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个疑问是困扰着很多人的。毛主席一直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界限，就说明在很多人的脑子里，这个界限是不清晰的，容易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个难题，区分它，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看它的经济基础。

1957年10月2日，毛主席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他说过一句话：

“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

这句话非常重要，“基础决定论”，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质。其时，中国刚刚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所有制是根本的经济基础，它的转变，才意味着社会的质的改变，变成社会主义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建国后六、七年才开始的，为什么不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开始？就是因为那段时期的经济基础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尽管成立了新中国，仍然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叫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历经那么多曲折，付出那么大牺牲，目的就是为了一个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最高纲领：社会主义。早在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论述新民主主义时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这就是历史赋予共产党的神圣使命，这就是共产党人所要走的道路。

毛主席无疑是时时刻刻牢记着这一历史使命的，他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中国。

2

办法只有一个，建立社会主主义经济基础。

1952年9月，毛主席提出了“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构想，过渡的办法就是“改造”。1953年2月17日，毛主席在武汉同一些地方领导人谈话时说：

“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于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私人工商业如何转变？资本家转变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就要给饭吃。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1953年11 月 4 日，毛主席在陈伯达等人谈农业的互助合作问题时，提出要“办社会主义之事”，他说：

“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

1953年12 月，毛主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指出了过渡的实质，并最终确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问题，他在改写中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 ，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最后确定的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表达是：

“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过渡时期，是毛主席构建社会主义基石的最重要阶段，是他带领中国共产党人由最低纲领迈上最高纲领的跨越阶段，是向中国人民兑现历史承诺的庄严阶段。

1954年9 月，毛主席在审阅修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修正稿) 》时，关于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的论述，他作了以下修改：

“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的有：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国家的任务是尽力巩固和发展前两种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所以国家要‘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特别要注意逐步建立社会主义主要经济基础的重工业，同时要‘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1955年10月11日，在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式上，毛主席谈到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时说：

“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就这样，用了4年的时间，至1956年，新中国搭建起了社会主义的框架，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中国真正迈进了几千年大同理想中的新时代。

3

毛主席为什么要坚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首先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

1956年1月2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 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 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而可靠的保证。

1959年12 月18日，毛主席学习小组成员们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时，读到苏联宪法规定的人民享有的种种权力，毛主席做了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他指出教科书中“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他进而说道：

“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不是一朝建立就可以安于泰山的，它还存在着一个“谁胜谁负”的问题，毛主席一直对此都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认为“要解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时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保护，它的稳固需要斗争去实现。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法制问题，他说：

“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

1959年12月22日，毛主席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时，读到社会主义国家要同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者作斗争这一问题，他说：

“要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为了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1962年12月 21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在谈到精简问题时，他说:

“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我们要保护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

1968年8月，毛主席在改写《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时，在当前斗批改处改写到：

“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 ”

毛主席始终站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最前线，他与一切可能动摇这一基础的思想、现象进行着不屈的抗争。

当美国人杜勒基斯预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时，他说：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当来自高层的单干风越刮越大的时候，他硬着头皮也要坚决地顶住，他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工具落后，如果分田到户，困难户怎么办？劳力不足怎么办？时间长了怎么办？如果那样，不要多少年，一年就可以见分晓，穷的穷，富的富，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几十年，难道还要学洪秀全？还要退回去？难道还要像过去的地主那样向农民收地租？”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

当中国的文艺界充斥着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时，他怒斥：

“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无数的先烈拿生命换来的，是他们用伟大的牺牲为中华民族奉上的最宝贵的财富。它是毛主席最看重的东西，是他不可碰触的底线。毛主席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最坚定的捍卫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主席曾在批评一些知识分子时用过这个话，他说：

“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

经济基础变了，建立在它上面的东西也会随之改变的，一时不变，终归要变，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它依附的“皮”不存在了，它生存的基础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劳动者管理国家权利的基础，从而也是劳动者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的保证，这个基础一动摇，就会地动山摇，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个空名，所谓劳动者的权利自然也就无从保障。

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过去有句妇孺皆知的话，叫“挖社会主义墙角，薅社会主义羊毛”，这实际上就是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如果是偶然性的、不成系统地挖一下，薅一把，还不足以动了这个基础的根本;如果系统的、一贯的挖和薅，按毛主席的说法就叫“修正主义”，危险就大了，就是动了社会主义的“国本”，就会把社会主义挖空，把社会主义变成一个空名。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农村单干风造成的“三农问题”，城市股份制造成的“下岗运动”，以至于现如今广泛存在的侵害劳动者权利的社会痼疾，无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生动摇的后遗症。

毛主席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

这句话不是一句狠话，但它却象一根长鞭，挥舞在历史的天际，狠狠地抽了不少人的。搞社会主义，就要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动了歪心思的人，向资本主义找答案的人，无论说的多么动听，是骗不了人的，终会被人识破，你搞的那不叫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能叫社会主义吗?搞社会主义，真的不能偏离了这个基础。

毛主席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存在不足的，但他懂得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他构建的社会主义是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也是名符其实的，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也是他能够获得世人越来越多尊重的地方。

对资本主义复辟无声的控诉

核心观点导读

现在中国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尽快解决国内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解决官民之间的尖锐对立，政府绝对不能继续再为极少数资本站台，而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维稳对象。这是目前中国能够转危为安的唯一正确选择。从晚清到民国，近代以来中国一系列亡国大难，表面看来是外敌入侵的结果，实际上是政府得罪人民、惧怕人民的结果。之所以会形成政府得罪和惧怕人民的结果，主要根源就是官权泛滥。而如今与那时相比，在官权泛滥的情况下，又多了一个资本泛滥。

官权泛滥是放权让利改革造成的，资本泛滥是推行资本主权的结果。1982年宪法中取消罢工自由条款，就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全世界资本主权最为泛滥的地方，成为老板最胡作非为的地方。富士康只有在中国大陆才有13跳，沃尔玛只有在中国大陆才会造假，美国福喜公司只有在中国大陆才会销售病毒肉，就是中国大陆推行资本主权的结果。

王龙之死，既有其个人的因素，更不能排除社会的因素。人们在惋惜一个已有10年工龄未婚青年炼钢工人之死的同时，更不应忽视它的社会因素。是谁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谁在鼓吹“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谁在制造、哄抬高房价?是谁在开设股市、鼓励人们投机赚钱?是谁在搞“P2P”、纵容股民的贪婪、赌博心理?是谁在“批公扬私”?是谁在……?答案只有一个：都是这个“社会”！一点没错，是这个“社会”。

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存在决定意识；不同环境孕育不同的物种。过去“扬公”的时代，会涌现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焦裕禄；如今“炫富”的年代，自然只能疯长出自私的马云之流。

可见，王龙之死，既有其个人的因素，更不能排除社会的因素。人们在惋惜一个已有10年工龄未婚青年炼钢工人之死的同时，更不应忽视它的社会因素。更应该思考一下：王龙为何要以“跳钢渣罐”如此惨烈的方式自杀?这难道不是他对社会的无声控诉?

张宏良：必须尽快由资本主权向工人主权转变

作者：张宏良2021-03-16来源：民族复兴网

——对《华东纺织巨头失联、员工集体讨薪》的点评

2015-10-29

中国为什么在美舰入侵南海问题上表现软弱？华东巨头破产案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国内贫富矛盾尖锐，官民对立严重，结果只能是攘外必先安内，不安内无以攘外，所以在对外关系上只能节节退让。目前，建立在牺牲资源和劳工利益基础上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以对内掠夺为特征的中国式资本原始积累的矛盾正在逐渐爆发，中国内忧外患的时期正在到来。

美国从抵制九三大阅兵开始对中国启动攻击战略，直到最近派美舰公开侵犯中国领海，并且事前再三公告，就是看中了中国正在处于矛盾爆发期这个历史时机。

中国怎么办?只有一个出路，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回归社会主义，立刻由资本主权向工人主权转换，把特警变成替工人讨薪的特警，而不是镇压工人的特警，只要这样做了，只要中国老百姓像当初重庆那样高呼“共产党又回来了！”中国就会无敌于天下，美国就绝对不敢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否则，中国成为第二个中东的命运将不可避免，中国现代化进程第三次被打断的历史命运将不可避免，甚至弄不好，中国成为第二个印第安人的悲剧命运都将不可避免!

目前实现有资本主权向工人主权的转变，并不困难。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政党的性质就应该维护工人主权。并且90%以上的党员有这个要求，95%以上的老百姓有这个要求，只要中央下定决心，完成这个转换很容易实现。

其次，当年重庆已有前车之鉴，现在做起来有经验可循。几年前重庆特警因为民工讨薪而天下闻名，这是重庆特警与其他地区特警根本不同的地方。一个地区能够做到的，全国更容易做到。道理很简单，重庆一个地区没有大政方针的路线决策权，而国家则有路线决策权。所以路线问题的解决，国家比地区更加容易。

由资本主权向工人主权转换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天理人伦也暂且不管，仅就当今中国矛盾的性质和发展而言，也必须完成这个转变。美国对中国入侵的大幕一旦拉开，就决不会轻易罢休。无论中国怎么妥协退让，都将难逃侵略厄难。此前我们之所以一再呼吁，在对美问题上千万不要妥协退让，所担心的就是妥协退让会带来战争灾难。现在中国的妥协退让已经激起了美国侵略和解体中国的野心，战争对于中国已不可避免。以往我们对避免战争的呼吁已经变成了破碎的幻想。中国走到今天真是让人想起来就扼腕感叹。

现在中国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尽快解决国内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解决官民之间的尖锐对立，政府绝对不能继续再为极少数资本站台，而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维稳对象。这是目前中国能够转危为安的唯一正确选择。从晚清到民国，近代以来中国一系列亡国大难，表面看来是外敌入侵的结果，实际上是政府得罪人民、惧怕人民的结果。之所以会形成政府得罪和惧怕人民的结果，主要根源就是官权泛滥。而如今与那时相比，在官权泛滥的情况下，又多了一个资本泛滥。

官权泛滥是放权让利改革造成的，资本泛滥是推行资本主权的结果。1982年宪法中取消罢工自由条款，就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全世界资本主权最为泛滥的地方，成为老板最胡作非为的地方。富士康只有在中国大陆才有13跳，沃尔玛只有在中国大陆才会造假，美国福喜公司只有在中国大陆才会销售病毒肉，就是中国大陆推行资本主权的结果。本来，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就是对“以资为本”即资本主权的否定，可惜当时的怕折腾使得“以人为本”的路线没有贯彻下去，最终没有撼动资本主权的统治地位。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必须结束资本主权的时候了，不仅外部矛盾决定了我们不能够继续牺牲劳工利益以满足资本的贪婪需求，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劳资矛盾的尖锐对立，更加决定了我们必须放弃以往牺牲劳工利益来捍卫资本主权的发展路线，转而实行工人主权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这不仅仅是为中国摆脱困境而寻求出路，同时也是在为世界摆脱资本统治的困境而寻求出路。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理应为走入绝境的资本主义社会探索出一条出路，为人类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过去有句让中国人伤透心的话，叫做“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现在这句话应该是“救世界就是救中国”。中国能不能以及敢不敢率先打破资本主权的统治，为全世界劳苦大众探索出一条劳工主权的发展道路，不仅决定着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直接决定着目前自身的生死安危。俗语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浪子回头往往要付出头破血流、命悬一线的惨重代价，但愿中国这个浪子回头不要付出血流成河的惨重代价。因为我们山河破碎的祖国已经付不起这个惨重代价了。

2015-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