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杜佳  独家网  2019年2月24日

杰夫（Jeff）是纽约人，家住长岛。十多年前他开始滥用“阿片类”药物，其中特别喜欢的是止痛药奥施康定（OxyContin），因为这可以让他“不掺假地嗨”（clean high）。

而且，这种让他上瘾的药物，“到处都是”。

他在嗑药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有一天，他的孩子出生了，生来就带有毒瘾，医生不得不给新生的婴儿打吗啡点滴，以帮助其戒断。

这是正在美国发生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的一个缩影。《纽约客》2017年10月对此进行了长文报道，并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

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估计，2017年有超过4.7万名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使用，170万人生理、精神失调。美国疾控中心估计由此造成的经济负担高达785亿美元。

针对“阿片类”药物泛滥危机，2017年10月26日，川普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这是他上任以后宣布的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紧急状态”。

致命的“阿片类”药物

“阿片”在用作毒品时叫“鸦片”，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止痛药。不仅吸毒者往往以此作为替代品，而且对于接受正常处方类治疗的疼痛病人来说，也会产生上瘾风险。

因此，尽管“阿片类”药物泛滥危机的背后有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但研究人员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的直接因素，就是处方类药物的滥用。以致于，在美国所有海洛因吸食者中，有80%是从滥用“阿片类”处方药物开始的。仅2017年美国就有1.7万例死亡与“阿片类处方药”有关，占比35.78%，超过了海洛因的致死人数与占比。

小小的止痛药，竟然是每年杀害数万人的恶魔。

从1999年到2017年，美国因为“阿片类”药物过度使用导致死亡的人数逐年增长，死亡人数的增长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局势正在愈发失去控制。而其中滥用危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特别是沿五大湖的“锈带”地区。

谁该负主要责任？

生产“阿片类”止痛药的企业巨头是美国普度药业（Purdue Parma）。1995年，美国食品药监局批准该企业的“奥施康定”上市。

《纽约客》文章称，这款在当年被视为“医学突破”的药，几乎是纯粹的“阿片类”半合成物，镇痛作用比吗啡还要强，被媒体称为“止痛药中的核弹”，容易致人上瘾。

普度药业并没有针对该药的成瘾性问题进行研究，但美国食品药监局当时认定该药比同类产品要安全。

公司对药品的“营销”很上心，组织起了多达1000人的医药代理团队，针对全美的医生，展开宣传攻势。因为普度公司相信，只有搞定了医生，才能把药更多地卖出去。

公司的确对医生们十分慷慨，例如包揽全程旅费，组织他们去佛州棕榈县博卡拉顿这类度假小镇参加研讨会。全美有数千名医生参与了这些活动。

作为回报，医生们纷纷写文章为奥施康定背书，并给自己的病人多开药。1996年的一份公司内部文件表明，参加了活动的医生开药量是没参加过活动的医生的2倍。

公司的这一“投资”效果很好。从1995年到2001年，“奥施康定”为公司带来了28亿美元的收入，占公司全部收入的90%。业内人士因此称，是普度公司重新定义了止痛药行业，让更多的“商业因素”加入其中。

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食品药监局主管审批的官员，柯蒂斯·怀特（Curtis Wright），他在奥施康定获准上市后，很快就从食品药监局离职，加入了普度药业。

布兰德斯大学的上瘾问题专家安德鲁·克罗地尼（Andrew Kolodny）评论道：“正是在1996年开（阿片类）药物的行为真正开始放飞。这可不是巧合。”

的确不是巧合，普度药业推广奥施康定的大规模营销攻势就是从1996年开始发起的。如果按照含有阿片类药物成分的剂量来算，奥施康定的市场占有率高达1/3。

克罗地尼说，普度公司应该为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泛滥危机“负主要责任”。

“从没有输过一场官司”

自1996年起，因为奥施康定的恶劣副作用，普渡公司承受了数千起官司。这些官司的原告，既有普通的患者，也有政府部门。

但普度公司总能达成庭外协议，用钱解决问题。公司因此自信地宣称，从没有输过一场官司。

2003年，美国食品药监局指出，正是普度公司推广药物的“激进措施”，让“奥施康定广泛的滥用问题大为恶化”。同年，纽约律师保罗·韩立（Paul Hanly）代表5000名奥施康定成瘾患者对普度公司发起集体诉讼。但2006年，公司又与患者庭外和解，支付7500万美元了事。

此后，美国司法部、食品药监局、国税局等有关部门，开始介入调查，并发起诉讼（美国诉普度公司案，编号：1:07CR00029）。2007年5月10日，公司与有关部门达成认罪协议，7月23日被法庭判罚6.477亿美元。

所以普度公司以后就老实了？美国的医药企业以后就收敛了？

普度公司只是象征性地做了些药品改良。瘾君子不是总喜欢把药片碾碎了吸食么？2010年8月，普度为此发布了“新”药，其与旧药唯一的不同是：不那么容易被碾碎。

与此同时，药企们开始了更加声势浩大的公关活动，试图去降低经营活动的法律风险。《纽约客》文章提到，从2006年到2015年，普度和其他止痛药制造商在游说和政治活动上花费近9亿美元，这是枪支产业游说费用的8倍。

仅普度一家在2010年的销售推广活动花费，就达到了1.2亿美元。

2013年，普度采纳知名咨询机构麦肯锡的建议，让医药代表们“重点进攻”倾向于多开药的医生。效果自然是显著的，马萨诸塞州的某位医生在经历糖衣炮弹洗礼后，比之前多开了167次奥施康定。

几十年的官司，不管是巨额罚款，还是庭外和解费用，都没有动摇普渡公司分毫，公司高薪聘请的律师团队也总能让公司面对官司化险为夷。

资本为所欲为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以千百万人上瘾为代价”

2011年，美国疾控中心正式宣布“阿片类”药物在美国泛滥成灾。

但此后形势不仅未得到控制，且变得愈演愈烈。大概是普度的公关起了作用，到了2015年8月，美国食品药监局进一步批准“奥施康定”可以卖给11岁的儿童。

这显示出了美国官方监管部门的吊诡之处。一方面，他们的确能发现企业的不合规行为，并开出罚单；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而且在另外一些地方放纵这些企业。

根据2013年普度公司自己在肯塔基州派克县的调查，有29%的居民称认识某人因奥施康定而死，70%的受访者称这款止痛药“毁了”他们县。

到了2019年1月，美国36个州联合起来，控告普度药业涉嫌虚假宣传等罪名。

马萨诸塞州总检察长毛拉·黑莉（Maura Healey），指控普度药业的业主萨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应当为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泛滥危机负责。

目前这场席卷全美的法律风波才刚刚开始，笔者杜佳会密切保持关注。

也许美国的有关部门会像2007年那样，与普度公司达成认罪协议，并开出巨额罚款？也许美国有关部门会更进一步采取措施？毕竟现在川普总统让美国又处在一个国家“紧急状态”之中。

普度公司不是上市公司，财政状况没有公开。但据福布斯报道，萨克勒家族2015年通过普度公司赚了7亿美元。在如此巨大的利益面前，公司似乎有足够理由不必太把普通美国人的健康放在眼里。

所以纽《纽约客》的文章称，普度公司“以千百万人上瘾为代价赚取的财富”。

结果就是，到了2016年，根据福布斯的报道，萨克勒家族掌握财富130亿美元，在美国最富有家庭排行榜上居第19位。而作为对比，川普这位“房地产大鳄”，当年连上榜的资格都没有。

因此，看上去，在美国“卖药”比卖房子更赚钱。

而这些钱中的一部分变成了营销的公关经费，进了医生的腰包和政客的基金会。普度公司的生意兴旺，与这些公关活动不无关系。

究竟是什么问题？

那么问题又来了，普度公司是否只是个案？

2019年1月18日，美国波士顿大学儿童医院的斯科特·哈德兰德博士（Dr. Scott Hadland）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探讨医药产业在“阿片类”药物泛滥危机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人员发现，医药企业的销售活动，特别是对医生的公关活动，与药物滥用存在正相关。

这项研究的范围是“非研究性”药企的“阿片类”处方药的营销、公关费用，从2013年8月1日到2015年12月31日，全美2208个县有67507名医生接受了434754笔收入，总额为3970万美元。

为研究医药企业的营销、公关与医生开药行为的关系，作者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构建数学模型，说明了药企的营销和公关投入，与医生们的积极反应，给更多的人开出更多的阿片类药物的行为正相关；也说明了药企营销支出增加，与医生开药增加，阿片类药物滥用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呈现正相关。

作者的正式结论是，“针对医生营销阿片类药物的活动与（医生）开出更多的阿片类药物相关，以及与药物滥用的死亡率上升相关，这是遍布全美各县的”。

早在2010年，奥巴马医改《平价医疗法案》中的次级法案《医生付款阳光法案》（Physician Payment Sunshine Act），就作出规定：医药企业必须向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披露一切针对医生的支付；同时，医生在医疗企业的股权、投资等持有的资产也必须公开。这就等于把医药企业对医生的公关支出暴露在“阳光”之下。

但显然，“阳光”法案并没有阻止药企的公关活动。哈德兰德博士在该研究的最后特别提到，医药企业早已习惯钻各种制度空子，拐弯抹角地给医生输送利益。

论调相当悲观。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阿片类”药物泛滥危机？公众针对普度这样的公司已打了数十年官司，这类“致命”的危机却愈演愈烈。

在此事件中，美国法律体制对医药企业的约束，显得非常有限。

毕竟，像“萨克勒家族”这样掌握巨富资本的隐形力量，川普总统需要启动多少次“紧急状态”，才能收拾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