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绍良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形成了一个体系，其中颇具特点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并举的建国战略”理论、“速度与规模并举的经济发展赶超战略”理论和“以农轻重为序、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理论等。

毛泽东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萧绍良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形成了一个体系，其中颇具特点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并举的建国战略”理论、“速度与规模并举的经济发展赶超战略”理论和“以农轻重为序、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理论等。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突出特点，就是将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学说应用于经济建设，非常强调“并举”即“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历史地看，上述经济发展战略理论是正确的，指导实践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处在空前的实践探索过程中，因此，在实施这些经济发展战略时，执行的过程中有时犯了战术性错误，有的甚至还成为影响全局性的错误，而有深刻的教训。然而，从总体上讲，上述经济发展战略理论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民族精神相结合的光辉，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仍有着重大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并举的发展战略

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新中国成立以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就要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道路怎么走，是我们党和毛泽东早就一直在深思熟虑的重大发展战略问题。

(一)选择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道路

总结自鸦片战争以来，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1957年再次作出一个根本性的历史结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①]为什么在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成功，已经将中国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八年之后，还要强调“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呢?毛泽东解释了“救”字这微言之大义：“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②]这又是为什么呢?毛泽东作了回答：“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③]因此，毛泽东将中国的现代化定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他的头脑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二者是一回事。毛泽东，是人民无穷智慧和力量的象征和人格化身，既是人民的保护神，又是人民的造福神。他讲过的有关名言名句，例如，“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④]“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⑤]“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⑥]等等，都能够证明之。

(二)制定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并举的发展战略

正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伟大目标的指导下，毛泽东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并举的发展战略。他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强调：对“结合在一起的”革命和建设，“绝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绝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⑦]因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⑧]1958年1月，毛泽东还提出：“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⑨]社会主义革命与技术革命并举，这是对“革命与建设并举”发展战略的具体化。

(三)依据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为什么要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并举”呢?这和毛泽东一个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分不开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才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⑩]社会主义革命，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于是就可以大搞技术革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大发展了，又能够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应该并举。

强调社土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并举”，同毛泽东重视政治与经济的统一，也有必然的联系。毛泽东指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11]

(四)目的在于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并举”的目的是什么呢?毛泽东作了明确回答：“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2]可见，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大目标结合起来，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的确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一大特点，甚至可以说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战略。这个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又用生产力的发展来巩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成果的战略意图，从“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三面红旗”中的总路线，再到“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中(尽管“促生产”的“革命”的含义与“并举”的“革命”的含义有所不同，然而有其历史和逻辑的联系)，都得到了体现。

二、速度与规模并举的现代化赶超战略

毛泽东思考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战略时，将“规模和速度”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他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就讲过：“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13]

毛泽东认为，要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发展规模”战略理论的实质。根据毛泽东这一理论，党的八大要求“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14]这本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科学技术的赶超大跃进，由于1958年贯彻实施中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挠和破坏，被耽误了一段大好时机。毛泽东和我们党对正确目标的完成期限定在了“1980年以前”;并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实际上，改革开放前，我国已经确实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打下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跃进的坚实基础。这对于我国在国际关系乃至世界格局的大变动中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坚持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深远的意义。

为了在被帝国主义封锁和孤立的外部国际环境中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l958年6月起，毛泽东就一直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5]他还说：“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孟子·离娄上》)，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自力更生，是我们实现现代化坚定不移的立足点。争取外援，实质上也就是实行对外开放。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愿提，甚至不敢提(向外国学习)这个口号”的当年，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6]这是体现了巨大勇气的。而且，这个方针对我国当今的对外开放，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对外学习是自力更生的学习，绝不是依赖别国、依赖外国资本主义的学习，更不是投靠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学习。

毛泽东更认为，中国要用50年到l00多年时间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赶上和超过用300多年时间跃进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强国。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发展速度”战略理论的实质。毛泽东的“赶超”战略理论，尽管“大跃进”期间遇到不少领导干部在实践中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严重干挠，但从总体上和历史地看，即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集中论述，到总结“大跃进”中出现失误的教训，使全党头脑更清醒的更多论述，还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和发展规律的。

“赶超”战略理论在新中国的产生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昂首挺胸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有着以数千年先进文明为深厚底蕴的巨大自豪感的中国人民，是绝不甘心处于现代世界发展后列的。何况，新中国处于资本主义的全面封锁之中，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于是，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努力赶超发达国家水平，极大地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必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毛泽东将这些历史的必然性上升为赶超战略理论：

首先，落后就要挨打。“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7]

其次，落后就要遭致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18]

再次，只有“赶超”，才能振兴中华民族。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一种责任”;“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19]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阔步迈向世界前列的强烈愿望和赶超实际行动，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尽管1958年“大跃进”中遇到了急于求成、盲目冒进那样的左倾错误的干挠，但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并没有放弃“赶超”战略，而是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充分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两阶段”理论，尤其是提出了用一百年的时间去“赶超”的战略计划，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及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从而，进一步丰富、完善了“赶超”发展战略理论。

三、以农轻重为序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发展战略

毛泽东考察了世界各国的诸种工业化道路。他认为，西方的工业化道路，虽然是由轻工业发展到重工业的，但走的是帝国主义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道路，侵略和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圈地”和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中国绝对不能走;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也损害了本国人民的利益，中国也不能走;中国必须走出一条特殊的工业化道路。他把握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关键问题：即“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20]

正是因为汲取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制定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发展战略。[21]为什么要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呢?毛泽东列举了一个前提、六大理由和一个辩证命题：这一个前提，就是“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22]这六大理由，就是“首先，农业关系到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23]这一个辩证命题，就是“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24]这些首创性理论观点，对我们这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至今仍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正因为有了上述科学观点，毛泽东才纠正了党内一个影响颇大的片面认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全面的、辨证性认识——“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25]在这些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后来又发展成“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改变了一开始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苏联式发展战略模式。至此，一整套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理论在中国全面形成，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农、轻、重三者在国民经济中协调发展，互相促进的理论。

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发展战略理论，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又符合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历史要求，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上述发展战略理论的形成，仍为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既快速发展工业，又持续发展农业生产，并不断提高人民、尤其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新式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条件和理论指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工农业并举”发展战略，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这个既别于西方侵略掠夺式的资本主义建设道路，又别于僵化孤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先河。

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理论的特点和意义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形成了一个独具特点的体系。上述的三大“并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并举”理论，已经显示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突出特点——在坚持中国古典哲学唯物辩证思维的基础上，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理论充满唯物辩证法的精神，既高瞻远瞩，又全国一盘棋。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在我国，在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思想，确立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思想，确立了。”[26]这段重要论述，可以说是毛泽东对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理论特点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关于通过一系列唯物辩证法的“并举”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是非常多的。例如，他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27]他同时还指出：因为在事物矛盾的两个侧面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因此，“并举也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28]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并举”的发展战略理论，与其哲学著作《矛盾论》中的主要矛盾理论、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理论的精神实质，也是一致的。

毛泽东还有其他许多论述，也讲出了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理论的特点。他在1959年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29]他在上述场合还讲道：“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30]可见，在毛泽东心里，“并举”、“两条腿走路”和“兼顾”，在此是同义语。在他的一系列论述中，这些概念用得非常多。例如他还讲过：“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31]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理论的基本特点，就是直接体现中国传统哲学唯物辩证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的“两条腿走路”，既平衡，又协调;既平稳，又快速。

历史地看，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理论是符合新中国社会主义建没的发展要求和发展规律的。因此，它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辉。从实践上看，从1953年至197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6.1%，(其间的1953至1957年，年均增长达9.2%)，并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号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上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作为整体的年经济增长率也就是4.4%。[32]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展开了新的、气势恢弘的战略谋划，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我们的经济建设还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又出现了难以解决的“三农问题”，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33]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非得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原则、非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学说不可。在前进的征程上，我们还必须坚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理论，尤其是其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学说的一系列“并举”和“两条腿走路”的理论，对于我们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应该是有特殊意义的。

(注：摘自《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辑要》书稿)

[①]《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1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②]《中共党史文献选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144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③]《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9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④]引自《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 。

[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⑦]《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⑧]《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3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5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⑩]《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1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5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1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50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13]《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4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4]《中共党史文献选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145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1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8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1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1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1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1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2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4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2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1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2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4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2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99-20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2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2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1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26]《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6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2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2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3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29]《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30]《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3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32]参见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国际互联网大型博览会》的资料。

[33]《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8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