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沫 · 2019-04-08 · 来源：一颗土逗

反对精英主义，并不是反对人的发展与个人的提升，而是要破除这样的一个迷思：历史与成就是由精英创造的。

“我们坚信，哪怕一个小女孩出生在最贫困的环境中，她也与其他人一样拥有成功的机会。”巴拉克·奥巴马在2013年的就职演说中讲到。

“我们必须为美国的公司和工人打造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唐纳德·特朗普于2017年的就职演说中说。

马云曾经是“中国梦”的典范，一个“励志神话”，人们将他的奋斗史奉为圭臬。每当自己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感觉遥遥无期、心灰意冷的时候，想想马云爸爸的鼓励，又浑身充满了干劲：“永远不要跟别人比幸运，我从来没想过我比别人幸运，我也许比他们更有毅力，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熬不住了，我可以多熬一秒钟、两秒钟。”

只要自己足够努力，足够有毅力，就一定能收获成功，这就是精英主义思想的其中一部分。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思想，精英主义最讲究的就是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能不能上好大学、获得好工作、占据高位，都应该根据能力和努力进行分配。对此最常见的比喻就是“公平的竞技场”，每个玩家能够(根据个人能力)各得其所。从概念和道德上讲，精英主义和世袭贵族制度相对。世袭贵族制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卵巢彩票”所决定。而在精英主义之下，财富和利益是对个人能力的合理补偿，而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大多数人不仅认为世界应该是精英主义的，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2009年英国的一项社会态度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认为，要想成功，努力工作是“必不可少”或者“非常重要”的。2016年，布鲁金斯研究所发现，69%的美国人相信人们会因突出的智力和能力而获得奖励。两国的受访者都认为外部因素，如运气和卵巢彩票在获得成功方面占比要低得多。虽然这种想法在这两个国家最深入人心，但其实它在全世界都非常流行。

尽管人们普遍都这么想，但这一观点显然是有陷阱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人拥有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运气的结果，天赋和下定决心为之努力的能力(有时也被称为“勇气”)，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的家庭和成长经历，也就是说，精英主义和贵族世袭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成功者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卵巢彩票”才能获得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来的权力和财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精英主义都有颇多疑点。

看看社会上所谓的“成功人士”吧。虽然不拼爹，不依靠家庭背景的逆袭不是没有，但是少的不足挂齿，不具有代表性，而且包含了太多的偶然。在《成功与运气》(2016)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回顾了比尔·盖茨如何通过运气和巧合青云直上，成为微软的创始人，还有他自己又是怎样依靠这些因素成为学术明星的。人们因为运气获得了一定的能力，又因为运气得以将能力转化为成功。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成功人士的勤奋和才能，然而它确实证明了能力和结果之间的联系至多不过是微弱而间接的。

根据弗兰克的观点，获得的成功越是瞩目，参与的竞争越是激烈，这一观点就显得尤为正确。很多程序员和盖茨一样有很强的技术实力，却没有成为世界首富，只能给比尔·盖茨这样的老板打工;在激烈的竞争中，很多人都很有才华，成功的人却少之又少，这二者的区别就在于运气。

如果精英主义真的名副其实，那么世界上这么多努力而聪明的人，应该都能获得与之匹配的回报，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拥有不错学历的“社畜”和“大学牲”仅仅只是为了基本的生活保障，都要苦苦挣扎，担心过多加班猝死，担心过早消失的发际线、腰间盘突出、黑眼圈眼袋，眼看着什么都在涨，就是工资不见涨呢?

再看看所谓的“精英政治”。“理想”的精英主义说有怎样的能力，配怎样的地位和权力，但是一回顾现实，就会发现这种论述完全站不住脚。绝大多数精英其实只想维护精英的地位，并非真的利用权力为大众做事。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创造出精英主义的政治体制，垄断了政治话语权，而将自己的政治权力世袭给子女，保障精英政治带来的好处无穷匮也。

但其实它和贵族世袭制一样，换面不换里。表面上说大众文化水平不够高，不能为自己做主，只有精英才知道什么是最适合大众的。然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大众政治，叫嚣说大众参与政治会导向“暴民”政治，其实他们对群众的恐惧不就正好说明他们无法代表群众的真正利益吗?不然又怎么会害怕群众呢?

既然现实本身和精英主义极其不匹配，那么精英主义又为何产生?古有柏拉图撰写《理想国》，宣称最理想的国家制度就是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是管理国家的统治者，他们的道德是智慧;第二等是保卫国家的武士，他们的道德是勇敢，这两等人实际上是掌握统治权的奴隶主贵族。第三等人是从事手工业、商业和农业的“自由民”，他们的道德是节制，就是要安于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服从统治。

不觉得这和精英主义的思想殊途同归吗?只有拥有智慧和能力的人才能管理国家，那么谁才拥有“智慧”和“能力”呢?可以说，精英主义在内核上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存在与发展既是为了统治者剥削人民群众做辩护，而不准大众有任何质疑。

这种思想还瓦解分化了大众，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和神经系统科学研究表明，精英主义会使人变得更自私，更少自我批评，甚至更容易歧视他人。因此，精英主义不仅仅是错误的，它还对人有害。

“最后通牒赛局”是一个常见的心理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一名玩家(提议者)获得一笔钱，并要向另一名玩家(响应者)提出一种分配方案，后者可以接受或拒绝这个提议。如果响应者拒绝了这个提议，那么两名玩家什么都得不到。这个实验已经试验过数千次，通常提议者会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分配方案。如果分配的金额是100美元，大多数提议都在40-50美元之间。

对这个游戏进行了一些修改之后就会发现，如果一个人更有能力，就会变得更自私。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中，参与者在最后通牒赛局之前玩了一个假的技能游戏。那些(误)以为自己“赢了”的玩家比起那些不玩技能游戏的玩家，会想要为自己争取更多。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发现。

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尔鲁·斯蒂奇尼和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亚历山大·沃斯特洛克努托夫发现，与那些直接玩最后通牒赛局的人相比，先玩了“技能游戏”的参与者不太能接受奖品的再分配。仅仅是多了个人能力的因素，就能让人们接受不太公平的分配结果。这一点对所有的参与者都有效，而且在那些“获胜者”中尤为明显。

相比之下，另一项研究发现，牢记运气在成功中发挥的作用，会使人更大方。弗兰克引用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仅仅要求参与者回忆一下那些促成他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外部因素(如运气、其他人的帮助)，而不是内部因素(努力、技能)，就会让他们变得更慷慨，更愿意帮助他人。

更令人不安的是，把精英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观还会加剧歧视行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学家埃米利欧·卡斯特拉和印第安纳大学的社会学家史蒂芬·伯纳德做了几次精英主义的实验，例如在私企中实施绩效薪酬制。他们发现，公司如果把精英主义作为企业的核心文化，即便男女有一样的绩效表现，经理也会给男性更多的报酬。如果取消了精英主义的文化，这种现象就不复存在。

这简直匪夷所思，因为精英主义在道德上最看重公平公正了。“公平的竞技场”旨在避免基于性别、种族间的不平等。然而，卡斯特拉和伯纳德发现讽刺的是，精英主义制度反而导致了这种不平等。他们认为，“精英主义的悖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精英主义让人以为自己很有道德。当人们对自己的美德感到满意的时候，就不会再去审视自己的行为有没有偏见。

精英主义是一种虚假而有害的思想。与其他任何意识形态一样，它之所以吸引人就在于它合理化了现状，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处在自己现有的社会地位之中。精英主义制造出一种看似美好的心理慰藉，让人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公正的。

然而，除了提供合法性，精英主义也捧高了成功人士。既然成功由个人能力决定，那每一次成功都可以看作是由个人的美德和价值所造成的。讲到分配原则，精英主义最自以为是不过了。这种意识形态大加赞美私有财产，鼓吹贫富差距是由个人能力导致的。这种影响在精英中最为显著，但几乎任何成就都可以用精英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比如上贵族学校、成为有名的艺术家，或者只是有钱都会被标榜为个人天赋和努力的结果。同样的，失败则被看作个人的污点，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底层的人只能待在底层。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成功人士到底有多少是“自我创造”出来的争论不休，对各种“优势”(对成功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争执不下。这些争论不仅仅在于谁配拥有什么;而在于人们所拥有的到底有多少是应得的，在于成功让他们自以为自己有这样的内在品质(而其实并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在精英主义的假设下，如果说一个人的成功靠的是运气，那就简直是对他的侮辱。承认外部因素的影响，似乎就淡化或否定了个人能力的存在。

尽管精英主义为成功人士提供了道德和个人的优越感，但无论是解释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或者是作为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它都应被摒弃。精英主义不仅错了，还有害：导致自私自利、对他人的歧视，以及对不幸之人的漠不关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它是统治阶级用来奴化人们的思想工具。

反对精英主义，并不是反对人的发展与个人的提升，而是要破除这样的一个迷思：历史与成就是由精英创造的。要打破它，需要人们认识到，无论是艺术、技术还是生产力的发展，都是由广大的群众创造出来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或许才是由实践检验出来的真“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