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今天我们这些人，已经很难体会当年抗日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强烈震动、巨大欢欣与无比喜悦了。

“半世纪的愤怒，50年的屈辱，在今天这一天宣泄清刷了。8年间的死亡流徙，苦难艰辛，在今天这一天获得了报酬了。中国人民骄傲地站在战败了的日本法西斯者前面，接受了他们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呀！谁说我们不该欢喜得发疯？谁说我们不该高兴得流泪呢？”这是当年《新华日报》声情并茂的社论，畅快淋漓地道出当年迎接胜利时人们的心声。

来源：中国军网，作者：金一南少将

中国不自辱，哪国能辱之？

100多年来，在反抗东西方列强的侵略中，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这样的胜利。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25条军舰、1万余步兵就迫使清政府签定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始了近代中国割地赔款的耻辱历史。

20年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万人、法军7200人，如此兵力就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34年后，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又是惨败，一纸《马关条约》把台湾及附属各岛割让日本，还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

仅仅过了6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不但获得空前的4.5亿两白银赔款，更让已经陷入苦难的中华民族到了绝望的境地。

一部中国近代史，耻辱连着耻辱，灾难连着灾难。不但自己落为“东亚病夫”般的孱弱，而且骄纵出别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癫狂。

危机就这样日积月累地堆积起来了。以至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1.9万兵力，就敢对19万东北军发动军事政变，两天占领沈阳，1个星期占领辽宁，3个月占领东三省。

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又以不到8000的兵力，对拥兵10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发动卢沟桥事变，1个月使华北沦陷。

当时日本统治集团认为中国已经不堪一击，以6个师团3个月之内可以征服中国。

侵略者的骄横狂妄，与旧中国的积贫积弱，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中华民族的命运再次跌入历史的谷底。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抗战持续14年之久，我们最终胜了，为什么？

国内各种力量的团结一致、武装力量的英勇奋战、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援等等，都是重要原因。但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

这个民族曾经深深地沉湎于自我封闭的原有社会体系框架之中，不知世界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危险已经来临。

有两段文字颇值得我们思索：

一段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澳门一家报纸评论：“中国之装备，为普天之下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

另一段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策划事变的元凶、关东军大佐板垣征四郎对部下的训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一个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两段文字所揭示的中国武备落后、一盘散沙的现状，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复被侵略、被宰割的两大致命弱点。中国不自辱，哪国能辱之？

苦难中凝聚与艰辛中胜利

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使我们这个民族最终觉醒。

从1861年的洋务运动到1898年的戊戌维新，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觉醒。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觉醒。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则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

而最后的这种觉醒最为深刻、也最为彻底。尽管这一进程中也出现汪精卫这样著名政治人物组织傀儡政权、周作人这样著名学者接受日军保护和伪政权任命、甚至出现百万以上为虎作伥的伪军，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在空前的灾难和空前的历史考验面前，结成了一个日益坚强的整体。

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在这场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的殊死战斗中，凤凰涅盘般地觉醒、再生。

这种觉醒与再生鲜明地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对的不再是一个软弱犹豫的国民党政府，而是整个中华民族。

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总体的胜利，共同的胜利。真正挽救中国人的，是觉醒的中国人自身。

正是这场深重的战争灾难真正唤醒了中华民族，也正是这种全新的民族精神状态，使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最终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我们第一次通过民族的集体觉醒获得民族的集体自尊。如同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盘散沙，不战自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团结凝聚，才坚不可摧。

灾难中获得的力量，是支撑民族思想大厦的栋梁

有人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包袱太重、悲情意识太重，应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有人说岁月能抚平一切，包括苦难，包括伤痕。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当年不甘受辱与日本兵殊死搏斗，被刺37刀，鼻子、嘴边、眼角、脸颊到处是触目惊心的刀伤。

1995年77岁的李秀英老人接受采访时说：“我年轻的时候，脸上这些刀痕是很吓人的”，“现在58年过去了，皱纹已经掩盖了刀痕”。

老人2004年在南京病逝，岁月连她的生命都已掩去。

都知道不应该忘却。但现实在迫使人忘却。老人在逝去。遗迹在消失。记忆在淡忘。新诱惑、新追求、新概念、新梦想层出不穷。

今天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人们已经少有发问：为什么抗日战争爆发地不在边关而在卢沟桥？中国人是怎样一忍再忍、最终才忍无可忍的？

岁月的皱纹，就这样无情地、默默地淹没着历史的刀痕。我们还能不能保持曾经获得的觉醒和自尊？

2010年上海世博会，德国馆作为最热门的场馆之一，展示一些特殊物件，给人留下至深印象。

那是一些巴掌大小、闪闪发亮的黄铜板，每一块上面铭刻一位犹太人的姓名及简历，星星点点镶嵌在今天德国一些城市的马路上，提示经过的路人，路旁住宅曾经居住过哪个或哪几个犹太人，他们的最终归宿是逃向美洲、非洲、亚洲，还是死亡于哪个集中营。

驻足端详镶嵌在地面上这些小铜板的人们，即便对那段历史毫不了解，也会被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回顾所震动。

德国人除了在世博园展示他们的国家科技实力，还展示了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和思索。他们通过如此顽强的方式，阻止岁月的皱纹淹没历史的刀痕。

对一个民族来说，灾难中获得的力量，是支撑民族思想大厦的栋梁。

我去过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哭墙”。那是一段几十米长的残破墙段，两千年前被罗马人毁掉的以色列圣殿的遗迹，今天以色列人的圣地。

一批又一批以色列人来到这里，尤其是那么多面孔稚嫩得像五月鲜花一样的年轻人，虔诚地站在这段象征他们祖先遭受巨大苦难的“哭墙”面前，把自己的头轻轻抵在被两千年岁月风霜磨砺得粗糙不平的墙面上，许久许久，默默地祈祷。

那时候作为旁观者的我，突然觉得这些向“哭墙”倾诉心声的以色列年轻人，一定也从这段残破墙面的石缝之中，倾听到从历史中传来的遥远回声。

这是他们的精神圣地。他们在这里进行心灵洗礼。这些年轻人也会老去，岁月的皱纹也会悄悄取代他们鲜花一样的容颜。

但当他们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到这里一次又一次完成精神与心灵洗礼的时候，谁还能遏制这样民族的活力和生机？谁还能毁灭这样民族的意志和生命？

一个自强的民族，必然千方百计呵护自己的精神财富

民族自尊，是一个民族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屈求的意识和习性。它从来不是养尊处优中的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与自我炫耀，往往是在民族命运经受大挫折、前进之途充满艰辛、生命集合体面临大苦难时期的精神历练与展示，是在最黑暗时刻和最低谷境遇中对自己信念的执着与坚守。

有了民族自尊，才有民族自信，才有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结合成的民族凝聚力，才有繁衍不息的民族生命力，最终才有民族自强。

一个自强的民族，必然是千方百计呵护自己精神财富的民族。

在黑龙江抚远三角洲，一位边防团长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访问，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该市无名烈士墓旁，看见幼儿园老师领着一群孩子，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老师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团。

幼儿园的孩子，懂得多少历史？竟然在烈士墓前潸然泪下。关键是了解历史的老师流泪了，孩子们看见以后也跟着流泪。

一个民族有在烈士墓前讲故事的老师，有在烈士墓前流泪的孩子，有向烈士墓连袂献花的新婚夫妇，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堕落，怎么可能被黑暗吞没，怎么可能被其他民族征服？

从这个意义上审视，中华民族对抗战胜利的隆重纪念，就是对先烈的崇敬，对苦难的追思，对未来的警醒。

这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分享作为中国人的尊严的时刻，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分享胜利者荣光的时刻！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奔腾不息的光阴长河里面，这些命题还将长久萦绕着我们：关于历史与现实，关于觉醒与自尊，关于记忆与忘却，关于岁月的皱纹和历史的刀痕。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流向，开拓我们的精神家园，才能养育并坚守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