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unxiliang2014  孙锡良

创建新中国的任务为何落在共产党身上？

于今而论，新中国，通常即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近代演进而论，中华民族近代创建新中国的梦想自戊戌维新时便已经萌发，当时维新人士心中有一个“新的中国”，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中国。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甚至是以后的军阀集团，也都提出了要创建一个“新的中国”，此时，“新的中国”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新国家”。

然而，遗憾的是，直到1949年以前，近代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想要的新中国始终未能如愿，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国民党最后成了腐败党和家族党，新中国的梦想如同蒸砂成饭。

1、什么是新中国？

新中国必须跟旧封建彻底决裂。从人的角度看，1949年前的中国，“奴隶根性”仍是封建思想的主流，破除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第一条就要破除“多数人依附于少数人”的奴性状态。

新中国必须是内外政策均独立的国家。一个国家，只要有侵略军驻扎，只要外交上仰霸权鼻息，那都不能称之为有尊严的国家，没有尊严的中国，绝不能称为新中国。

新中国必须是人权解放的国家。首先是解放妇女人权，然后是解放全民族人权。

新中国必须是人民享有和平的国家。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国内战乱不断，人民便无安全与幸福，便不能称为新中国。

2、政党基因决定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到召开“一大”不到一年，组织性极强。从出生始，她便是一个信仰专一的政党，她只坚守一个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理想带有人类性和全民性，不是选举党。

中国国民党，虽然几经易名和改头换面，但从宋教仁组党开始，她就是一个选举党和权力党，她的目标是掌权，无论三民主义还是五权主义，都服务于其获得权力，一旦影响到权力，她便可以改变立场。国民党，自成立到召开“一大”用了十二年时间，组织性是基因缺陷。

组织纪律性决定了两党竞争进程成败的始终。

3、军队基因决定论

国民党军队是军阀集合体，来源混杂，派系纷呈，山头林立。

共产党军队从一开始就服务于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党指挥枪从未改变。

国民党军队有嫡系旁系之分，共产党军队没有。所谓嫡系，即蒋家军，所谓旁系，即军阀与杂牌军，不同的军队，在资产配置、用人配置和武器配置上有天壤之别。共产党军队只有一个目标，战场需要是军队建设的唯一真理。国民党的军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不是为国卖命，也不是为党卖命，是为主卖命。

4、政治保障是根本

国民党讲不讲政治？当然讲。但国民党的讲政治不同于共产党的讲政治，国民党到了蒋介石时代，所谓讲政治，就是服从于委员长。

共产党的讲政治是什么？是服从于党的领导，服务于人民群众。

我们不妨从几次围剿与反围剿中抽几丝痕迹来看看两军的政治生命力。

1930年8月，蒋介石赢得了对冯阎的中原大战，当时可谓春风得意，几十万久经沙场的军阀都能很快拿下，区区几万“残匪”何足为惧？，不久就可以包围消灭。蒋的指示是“统筹兼顾，谋根本解决”，坐定南京遥控指挥。

只有4万红军，毛泽东的应对策略是什么？政治动员。一对军队进行政治动员，二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战斗打响之前，红军内部开展了激烈的政治学习和讨论，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做了预判。

结果是：中央根据地活捉了张辉瓒，歼敌一万三千人，缴获武器大量，更好地武装了红军，战利品中的无线电台尤其珍贵，从此以后，红军便有了通讯设备。

1931年2月，蒋介石部署第二次大围剿，他的设想是，用二十万大军在三十天内消灭红军。这一次，蒋配备了航空队，分驻南昌、樟树和吉安机场，要求一举而灭之。

毛泽东和朱德如何应对？召开青塘会议。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还是政治动员。因为王明派来的人影响到红军的战略方向，政治动员争论得更加激烈，后来，又召开扩大会议，力求统一思想，最后确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部署第二次反围剿。

结果是：历经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五个大胜仗，缴枪两万支，俘敌三万余，通讯电台十余部，其余战利品足以把红军武装成国军水平。

1931年6月，蒋介石亲任剿匪总司令，亲到南昌作军事部署，调军三十余万，向全军公开训话：“这次围剿如不获全胜，决不回南京。”这一次执行任务的国军都是响当当的将领，何应钦、陈铭枢、赵观涛、蒋鼎文、卫立煌、罗卓英、陈诚、韩德勤等都是精干力量。

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准备怎么干？政治准备和战术准备。因为在反围剿的战略上已经取得共识，这一次的政治准备主要放在了群众动员方面，不是红军内部的动员，重点方向是兴国，从建宁回到兴国，就是看中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利用百姓的支持来执行反围剿的“磨盘战术”，最后让蒋介石感叹“当地老百姓极为棘手”。

结果：八十多天中，歼敌十七个团，其余战利品无数，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二十五个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归要结底一句话：政治保障是军队能打胜仗的根本保证。

5、领袖魅力是无价之宝

从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先生的个人魅力看，我们基本可以窥出国共两党两军的政治生命。不必从两党内部的评价看问题，只须从民主人士、外国人士和人民大众的视角观察便足矣。

“重庆谈判”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页，更是国共两党赢取民心的分水岭，短短几十天，两党两军领袖的魅力豁然于世，得民心者必得天下。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带着对赫尔利的善意及对和平的承诺来到了重庆，自到达机场一刻起，新时代的迹象就呈现了出来，自抗战以来，重庆可能从来就没有出这样的盛况，“毛泽东来了，这一下好哪！”成为几乎所有人的感叹，“毛先生，欢迎你！”成了街头和所有欢迎聚会的标语。蒋先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1945年9月18日，毛泽东在参政会茶话会上第一次提出“建设现代化新中国”的愿望。见《重庆谈判资料》第12页。

毛泽东在重庆媒体获得的口碑达到了什么程度？让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编辑们如坐针毡。大多数报纸都用上了“毛主席维系着中国目前和未来历史和人民的幸福”这样的评价，陈布雷只得亲自审核新闻稿，对毛泽东，不能不报，但标题要小，不能让“人心振奋，万众欢腾的狂热气氛”持续下去。

国民党大佬，民主党派领袖，教育及文化界的精英，他们在接触毛泽东之后的感觉是什么呢？不妨用国民党人胡健中先生对陈立夫讲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只是领导了一大群人，可是没有领导这个时代，这是很危险的。”

重庆谈判的结束，告诉全国人民一个什么样的新方向：领导时代的是共产党，是毛泽东。

6、外力扶助靠不住

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被美国扶为“大国”，实为附庸，由于美国政客长期积累了对蒋本人和蒋军队的不满，美国无能也无意扶着蒋介石赢得对中国的控制。

1942年5月底。史迪威：“我承认我们打了大败仗，但蒋介石报道在缅甸对日作战辉煌胜利，我们仅仅是从缅甸逃出来，真见鬼的耻辱。”（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07页）

1942年6月初。蒋介石对战争的全局不感兴趣，他希望日美打起来，同时又能向他提供物资以备战后对付任何向他政治地位提出的挑战。（（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08页）

1942年8月1日。蒋介石政权把美国当傻瓜作弄，不尽本分地努力去获取胜利，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从而让自己永存下去。（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09页）

1942年底。马歇尔：“蒋介石对战争抱着让别人去打的态度，他们希望用美国建立航空队的努力来代替中国军队。军队营养不良，毫无训练，无人关怀，贪污腐化，不断让步这个怂委员长，他只要坚持，我们又会退让。”（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53页）

1943年11月。亚洲最大国家的领袖蒋介石将会见罗斯福和丘吉尔，他们对亚洲的前途各有分歧，丘吉尔不愿意把中国看成大国，蒋介石的主要兴趣在于消灭共产党，使自己成为中国唯一领袖。（摘自美国约翰·托兰著《日本帝国的衰亡》第670页）

1944年初。蒋介石厚颜无耻地要求援助10亿美元，罗斯福很气愤，要求蒋介石立即全力抗战。（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693页）

1944年1月。摩根索：“他们中国人简直是一群无赖，我不会去国会给他们请求一个五分钱镍币，蒋介石正拿着一支枪对着我们的脑袋。”（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695页）

1944年6月。当中国人无法抵抗日本的春季和夏季攻势而溃退的时候，蒋介石却约有50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在北边封锁着同样数量的共产党军。（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698页）

1944年6月28日。华莱士对摩根索说：“我想要弄明白的是，中国军队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不打？蒋介石拒绝调动任何他的嫡系部队上阵。”（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701页）

1945年11月4日，赫尔利在辞职之前讲：“共产党相约不进行攻击交通线，只要政府答应停止运送部队至华北，但政府明确加以拒绝，大使馆感觉情况已经几乎绝望。”（《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73页）

1946年1月，马歇尔回国述职，对于“营口冲突”，他讲：“我提议派遣调查小组营口，中共赞成这个建议，但是国民党政府不同意这个建议。”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马歇尔讲：“蒋委员长的判断力是很低劣的，国民政府的若干地方给了共产党指责国民党缺乏诚意的机会。”有关长春问题，马歇尔讲：“我提了三个建议，周恩来将军同意，但蒋委员长觉得一定能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愿意跟共产党妥协。”（《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02－23页）

1946年10月1日，马歇尔在备忘录中记述：我完全相信自己从中国召回的时间已经到来，因为蒋委员长的确正在拖延谈判的掩护之下，从事其真正的武力政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38页）

1947年6月7日，司徒离登大使概述：国民参政大会在抗日期间曾起过重要作用，在其解散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邀请共产党到南京重开谈判的决议，但同时又通过了政府军继续讨伐共军的行动方案，这就被共产党视为政府缺乏诚意的一次证据。（《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86页）

1948年3月，美大使馆报告：国民政府控制力孱弱，民心士气日趋败坏，地方主义倾向明显，崩溃不可避免，在此情形下，需要有振奋人心的领导，但这种领导未能出现，执政人物疯狂寻找出路。（《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311页）

7、集体领导是致胜法宝

三大战役，一直以来被视为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最后决战，也是决定天下命运的关键之战。共产党军队赢了，国民党军队输了，赢，到底赢在哪？输，到底输在哪里？

前面，我提到过蒋介石的国民党也讲政治，前期的讲政治是指绝对服从蒋介石，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讲政治主要指服从蒋介石和蒋经国，蒋家不只有派系支线，还有两条家线，即帝系和太子系。

共产党呢？无论哪一路军，无论谁是部队指挥，最终都得服从于一个中心——中央领导集体。所有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均受命于中央领导集体，各支部队的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各部队的权限是服务于战略大局下的战术灵活。

过去，大家一直认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军事指挥。到了现代，恐怕不全是这样，战争的成败取决于政治统帅，野蛮的战争模式由战场决定结果，“文明”的战争模式由政治决定结果。

8、共产党对创建新中国的回答

天下，是打下来的，更是争取来的。争取什么？争取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七十年了，共产党创立了新中国，建设得怎么样？是否赢得了民心？

我觉得，从数据面上回答这些问题还不够全面，因为很多东西并不能完全体现在数据上，我在《新中国七十周年》一文中讲了个人观点。今天，还想从以下几个简单视角做新的总结：

如果把14亿人交给美国，美国不只是天天有枪击案，美国还天天有革命。

旧中国，曾经以“被蹂躏”苟活于世；新中国，始终以“特殊力量”影响世界。

中国人，不只是站了起来了，还能自信地面对所有不同的民族，关注自己与关注全人类实现了统一。

新中国，还有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多很多治世之才。人多，解决问题的人也多，这就是新中国未来的希望。

附言：

最近，有媒体在数据上对新中国前三十年进行否定，让部分同志颇感不快。我的看法是：要反击，但不必害怕，总的氛围是不错的，很多方面也看到了改变，问题出在人的使用上，属于资本的问题。那个骂娘的大姐值得尊敬，语句上有点粗，思想上很有境界，是个良心人，她对毛主席的爱是真诚的。

写于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