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江浩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具备世界顶尖水平的业务环节，也是国有企业的重点布局，现已成为当前“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主要领域。中国较高的基建水平使得全球对中国的认知，由“Made in China”成功升级转变为“Designed and Built by China”。

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极大提升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当前落后的配套水平，亦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先导抓手，同时彰显了中国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发展的宏伟决心和强大实力。

以中国交建为例，修建连心桥项目超百座，包括印度洋首座建在珊瑚礁上的跨海大桥中马友谊大桥、非洲最大悬索桥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等；设计并建设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等港口项目；修建了肯尼亚蒙内铁路及其延长线内马铁路、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等项目。

广阔地域、复杂地形和强劲内需使得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于基建领域积累了世界领先水平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专业能力。从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来看，无论是拉动自身的投资就业，还是产生巨大外部经济效益，都使得基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中国复杂辽阔的地域和大规模需求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和经验积累，多个重点工程更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例如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澳门和广东珠海的Y型跨海大桥，兼有海上部分和海底隧道部分，全长55公里，历时近9年时间建成，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中国希望通过基建产能和经验输出，帮助“一带一路”国家改变经济发展受基建落后阻碍的现状。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相对滞后，对经济和产业发展造成巨大阻碍。中国希望借助自身基建拉动经济发展的经验，以及世界领先的基建能力水平，通过基建领域合作开发，帮助沿线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和发展。例如，基建落后一直是制约菲律宾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政府出台了“大建特建”计划，希望将2017-2022年政府基建开支占GDP比重提升到5.4%-7.3%，计划拨款达1600亿-1700亿美元。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目前中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价值体系差异、全球发展前景不确定性、国家与企业战略间不平衡、多利益主体统筹不善、多元化融资工具缺失、国际化人才缺失等。罗兰贝格为中企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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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体系差异带来矛盾冲突

“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中国企业与海外社区在基层价值体系方面的差异成为业务开展的重要挑战。由此，衍生了强调集体主义与关注个人利益的冲突、军事化生产管理与自由舒适工作氛围的对立、效率至上与安全优先的矛盾、企业成本控制与劳工福利保障的对抗、加班文化与私人生活的失衡等。价值体系差异对企业在海外生产经营的影响甚至远超产业环境、基建配套、材料成本等要素，但国内企业并未完全做好准备。

热门纪录片《美国工厂》中所展现的福耀玻璃美国工厂在生产中面临的挑战即是此类冲突的缩影。开工之初，福耀与本地社区经历了蜜月期，地方政府也给予便利和补贴。但随后价值观、管理制度等差异造成劳资矛盾激化，工会的设立更成为冲突焦点。尽管最后福耀以涨薪、聘请外部机构等手段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根源性价值体系差异带来的冲突和分歧仍未得到完全解决。

企业面临价值观差异带来的分歧冲突需提前应对。首先，从根本上认识价值观、文化的重要性，保持对东道国情况的高度敏感，甚至可提前开展针对价值体系的尽职调查。同时，要崇尚互相尊重、交流对话、多样包容的发展理念和机制，从而尽可能实现争端解决，甚至最终实现文化融合。此外，还可聘请有影响力的外部机构帮助进行整合沟通，建立企业与本地劳工和社区，与行业协会和工会的友好关系，强化企业软实力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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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VUCA的发展环境施压

单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紧张使得国际经济前景不明朗。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年全球风险报告》，2019年全球共同应对主要紧迫风险的能力已经降至危机水平，不断恶化的国际关系正妨碍各国应对与日俱增的严峻挑战。同时，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影响，经济前景日趋黯淡，进一步影响国际合作前景。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反复，国际贸易秩序失衡，规则框架面临重构。2018年爆发并延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多边贸易规则与协定遭到进一步破坏，经济逆风给国际合作造成了极大威胁。2019年大国之间的贸易对抗进一步加剧，对全球经济合作和区域共同发展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沿线国家的欧美依赖惯性导致“一带一路”合作对东道国政治经济变动高度敏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体制、宗教文化、经济基础和基建条件差异较大，且经济文化上存在对西方国家的依赖惯性，对中国发展经验和经济合作的认同感不强。一旦发生政治经济变动将对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动力产生影响。例如马尔代夫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并于2017年与中国签订《中马自由贸易协定》。但随着新总统萨利赫胜选，马尔代夫正计划退出与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部分焦点事件给“走出去”前景蒙上阴影，如中美贸易争端导致中兴被高额罚款、国际业务被接管，马来西亚领导层更替导致东海岸铁路项目被紧急叫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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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的平衡

大型项目拓展面临激烈政治博弈，企业发展诉求或让位于国家战略要求。中国企业在部分“一带一路”市场拓展中面临激烈的政治博弈。在某些超大型投资项目中，企业或被政治深度影响，因而难以平衡国家发展需要和企业自身的投资回报需求。以某央企在海外的轨道项目为例，施工后遭遇拆迁难、工程量增加等问题，导致成本急剧上升。但囿于该项目的战略意义，不得不继续投入大量的资源来保证工期按时完成，最终导致该项目亏损。

国企为争抢资源和政绩导致内部不良竞争。为了争取政府认可并获得更多资源，国企间存在以远低于竞争对手价格的竞标或互相压价的情况，通常因未考虑市场情况而导致项目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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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益主体统筹管理不足

囿于固有思维，缺乏多利益主体协调管理意识，影响项目推进交付。因为缺乏对于目的地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宗教、环保等领域的正确认知，企业难以对工程或投资项目相关的利益主体进行通盘考虑和统筹协调，导致项目受阻甚至完全失败。例如，某央企在海外的水电站项目由于缺乏与民众的沟通和宣传，导致民众认为水电站会破坏生态和他们的住所，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从而被迫停工，造成前期投资的损失。

热衷项目独立控制，未能与东道国相关方捆绑形成利益共同体。尤其是在工程建设、资源开发等领域，为强化掌控力，企业通常采取独资、控股形式，至多引入东道国政府参与，而忽视相关产业领域龙头，未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某国企在海外投资的矿产项目，与原控股方发生法律纠纷，被迫卷入耗时耗力的官司之争，项目投资成本进而上升。

与此同时，也经常出现前期尽调重视不足，流于形式的情况。企业往往先入为主，在奠定整体投资基调情况下将尽调视为流程性工作，导致重大投资损失。

未来需要高度重视多利益主体协调管理，改变传统认知，避免赌博式站队，明确识别多元利益主体并制定针对性沟通协调机制。从企业整体认识上，改变项目为核心或企业+政府的传统二元结构印象。明确识别除企业和政府外的当地产业界、环保、监管、NGO、民众、媒体等各类利益相关方，并提前制定相应的沟通和协调机制。

在项目开展机制上引入产业龙头、金融机构等，多方形成利益共同体，强化本地支持和项目推动。转变传统央企绝对主导的拓展模式，除与东道国政府合作外，积极引入当地龙头产业、龙头金融机构等多元化主体，捆绑利益的同时强化本地支持，确保项目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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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融资工具缺失，风险提升

企业“走出去”所需资金主要依赖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无法实现风险分散，也引发国际对于中资金融机构的信用担忧。目前中国企业主要依赖国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及国有商业银行来为海外投资项目筹措资金。该模式对国家资本过度依赖，不能够有效实现风险分散，且过度消耗信贷资源，从而引发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金融机构长期信用评级的担忧。

同时，在管理东道国风险方面，未有效使用多边金融机构产品。以某央企为例，在海外投资建厂所需的百亿资金中60%以上由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提供，自有资金仅投入30%-40%，且缺乏对于国际市场多样化融资工具的使用。

未来需进一步撬动外部资本，并积极探索国际市场的多元化金融工具。中国已经倡议成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提供融资支持，但仍需要撬动更多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本参与。除了传统融资手段外，还需要探索国际多元化金融工具以提升融资多元性和便利性，并降低外汇风险。例如，北控水务集团在马来西亚发行马币计价的伊斯兰债券，以支持在本地投资建设的水处理工程项目。

可尝试以合资模式拓展融资来源并减少风险。从国际商界来看通行做法之一是绿地投资。在东道国成立合资企业，让东道国政府、企业和/或第三方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不仅能让走出国门的国企拿到融资，还能让东道国/第三方和中国企业利益捆绑，减小项目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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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人才瓶颈亟待突破

沿线地区国情的高度差异化和复杂化使得项目成功的核心在于能够兼顾本地政经环境和企业国际业务的高端人才，但当前人才缺失明显。投资项目的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走出去”的企业是否有既熟悉沿线国情又了解政策、业务的高端人才。对很多央企而言，高端人才队伍建设的迫切性甚至超过资金和技术。某咨询公司对央企高管的调研报告显示，近九成的企业高管认为海外并购或投资失败的首要原因是缺乏人才。受访专家也指出，如果在布局“一带一路”地区之前没有及时配备了解沿线国家的人才队伍，贸然在一个陌生区域投入巨大的战略资源将是极为危险的。

未来需提前储备国际化复合人才梯队，并积极与外部机构合作以强化培训和提升人才素质。提前储备懂得当地法律法规、宗教文化、管理运营的国际化复合人才梯队。引入外部的专业咨询机构、智库和龙头企业专家，对国际化业务的实操团队进行专业化和规模化培训。

除以上要点外，企业还普遍面临国际化战略缺位、风险管控和应对能力薄弱、品牌形象管理不足等其他挑战。中企需要进一步强化外部统筹协调，例如深化与专业机构合作、注重媒体手段运用等。同时，需注重内部能力强化，如明确国际化战略、深入进行尽职调查、建立风险管控机制和组织管控优化调整等。

按：本文基于罗兰贝格合伙人江浩10月10日在2019美国国际集团跨国公司“一带一路”2.0会议上的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