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 · 2014-03-13 · 来源：朱永嘉的博客

封面图片|邓小平与胡耀邦等在打桥牌

胡耀邦缺少的不是说话的口才和技巧，而是如何坚持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以维护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正由于这个根本性的缺陷，邓小平在1987年初迫使他离开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

邓力群在他《十二个春秋》的自述中讲到，1986年9月18日上午10点，邓小平找邓力群去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要他谈谈对胡耀邦同志的看法。邓力群说：“耀邦同志最大的特点，心思用在怎么让他的讲话、他的意见，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激动起来，赢得掌声愈多，他愈高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这方面，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邓小平接着说：“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为什么邓小平如此说胡耀邦同志呢？我们要知道胡耀邦是1952年由毛主席提名任命为团中央书记的，1980年陈云同志提名他担任总书记，因为青年团一直是中央书记处领导的，他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后来任总书记也是得到邓小平认可才走马上任的，所以邓小平会如此说。那么这个老毛病，究竟是什么毛病，就是一味讨好听他讲话的受众，不管这个受众是什么人，这是无原则的老好人思想。《论语·阳货》有孔子的一句话：“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即好好先生，一般人看来，他人缘好，大家都喜欢。问题出在他不讲原则，不讲是非，所以孔子说乡愿先生“德之贼也”。这个“德”是指为人的原则性。《孟子·尽心》有万章问孟子，孔子在《论语》中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今录其文于下：

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孟子)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是)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孟子这段话是对乡愿特征的概括，“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也”，是讲乡愿这样的人物看上去非常完美，从表面上这种人没有什么可以引起人们对他挑刺的地方，面对流俗中的一些错误观念，他为了讨好人，与他们同流合污，用现在的话讲，那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他不能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他处处讨好别人，看他的处世，在口头上很讲忠信，在生活上也还似比较廉洁，所以众人都喜欢他。尽管他那么自以为是，但他那一套东西，与尧、舜的圣人之道是二回事，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他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明明是没有原则性的人，还自以为有德性，所以说他是“德之贼”。孔子所以讨厌那种似是而非的人，认为他们属于莠草，讨厌他搞乱禾苗。佞，是指巧言谄媚，有口才而作风不正派，这样的人会淆乱道义。他为了讨好人，往往喜欢信口乱言，结果往往是言而无信。郑声是指淫荡的黄色歌曲和音乐，他在精神文化领域鼓吹自由化，放纵黄色的东西，搞乱昂扬精神的革命歌曲。以紫乱朱，是指宣扬色情的东西来阉割革命精神，所以厌恶好好先生那种乡愿现象，是讨厌他们违背了为人的基本的道德原则。邓小平同志说这是他的老毛病，那不仅是他的毛病，而且在这个“老”字上，说明这是他长期以来一贯如此。然而也还是有人喜欢他这个毛病。如杜导正对他讲话随便、有失分寸的状况说过：“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这个话就不对了，他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在小区与左邻右舍闲聊天，那么应该讲真心话，即使有几句错话，只要不伤和气，那也无伤大雅。他是国家领导人，他的讲话代表着国家的政策方针，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利益，这是他应有的职责，在原则问题上必须滴水不漏，他怎么有权利能随便讲话呢?如果他的讲话漏洞百出，伤害的不是他个人利益，而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再说，在原则问题上滴水不漏，难道就是假话吗?也是真话，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真话。杜导正如此把真话与假话对立起来，在逻辑上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放任这类观念，那有极大的危害。我们反对官话、套话，领导人讲话应该生动活泼，贴老百姓的心田，要高屋建瓴地把问题说得透彻，让大多数人心服口服。说话当然有口才和技巧的问题，但这个口才和技巧必须建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胡耀邦缺少的不是说话的口才和技巧，而是如何坚持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以维护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正由于这个根本性的缺陷，邓小平在1987年初迫使他离开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

邓小平与邓力群在1986年9月18日的这番谈话，背景是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草案，起草和讨论的过程中，有过争论，就是在这个草案中要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所以邓小平在9月28日上午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全会时，就草案的问题说了一番话，这个讲话就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他指出：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就是要把中国现行的政策走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正。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带来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邓小平在中央全会上讲这段话，在当时是有明确针对性的。然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股风并没有刹住，到了12月下旬，在合肥、北京又发生学生上街闹事的问题，这件事是有人在背后鼓动的。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这篇谈话也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上，题目叫《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

“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们。”

他点名应当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党籍，他还说：

“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

“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

“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针对胡耀邦对反右斗争的一风吹，邓小平同志又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头的地方，应当平反，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他还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

1987年1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住地同杨尚昆等谈胡耀邦的失误，在谈话中提出“软处理”，大家表示同意。对胡耀邦的软处理还是正确的，但也因此造成他的错误思想没有得到深刻认识，所以埋下了后面的历史悲剧，对他错误思想的清理至今仍然是一件没有完成的任务。1月16日上午，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上检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

现在看来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非常正确，而且他这个决断也非常正确，如果让胡耀邦这样的人继续处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可能带来的祸害是难以计量的。苏联的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性格上还不都是这样的货色，他们都有喜欢信口开河的习惯，喜欢讨好他的听众，不管听众是些什么人，只求一时言语上的痛快，不管它会产生什么后果。他们都以出卖原则、出卖党和国家的利益来讨好苏联过去的敌对势力。结果导致苏联东欧的解体，这个教训还不惨痛和深刻吗?对于乡愿式的人物，千万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否则的话后患无穷。当然胡耀邦还是一个好人，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他们还是有原则区别的，他缺少的是如何做国家领导人的基本知识和修养，他还不是有意识地要走到那一步。在我们党内，似他这样的乡愿式的人物，也不是仅仅他一个人，所以如他那样乡愿式的为人为言是永远值得我们全党牢记的教训。我只想举一个例子说明他随口讲话之失误所造成的祸害。

在胡耀邦同志逝世廿周年时，何方写了一篇题目叫《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文章，他完全是从正面介绍胡耀邦同志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的观念及其讲话。胡耀邦同志是在1980年3月当选总书记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对边疆的民族问题作了一系列讲话，着重批评党在建国以后在边疆长年累月工作的同志。1980年12月他去西藏考察时，他说“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他提出对西藏的方针是六个字：“免征，放开，走人。”“免征，就是免去自治区农牧民的农牧税，至少两年，还不准随便无偿征用劳动力。放开，就是在所有经济领域都要放宽政策。”“走人，就是逐步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部分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只留少数工作确实很有必要的。”在放宽的问题上，他还说：“我的意思是放宽、放宽、再放宽，犯了资本主义，不要你们检讨，我们检讨。”“还应该对印度、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实行开放，发展地方贸易，对外要采取积极态度，要搞缓和。”他忘了我们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汉族干部去西藏工作，他把仍在西藏服刑的叛乱分子全部释放，请叛军司令拉鲁出山，让其妻子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西藏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他没有为西藏翻身农奴说一句好话。他忘了境外藏独势力还不死心，他忘了国际反华势力还在支持藏独的分裂活动。他如此讨好敌人，敌人并不领情，而是更加猖獗地进行分裂活动。他打开那个潘多拉盒子的结果是1989年春天发生了拉萨动乱，我们不得不施行一年多戒严。2008年又发生了三一四事件。当然，这些事有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我们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胡耀邦同志，但这个口子是他打开的。

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立即在新疆引起了连锁反应，特别是汉族干部要撤出西藏的消息，动摇了边疆汉族干部的地位，新疆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乘机抬头。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新疆自治区党委的干部到北京开会，搞了一个纪要，这个纪要的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新疆的维族干部，结果反而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就不让胡耀邦同志插手边疆的问题了，请王震同志考虑在新疆问题上如何善后。于是接受王震同志建议，恢复新疆建设兵团。1981年的8月间，邓小平同志亲赴新疆调查研究，他就没有要胡耀邦同行了。回北京以后，他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的确有恢复新疆建设兵团的必要，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于是决定派王恩茂赴新疆上任，并找他谈话，明确指出了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于是在12月3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恢复新疆建设兵团的决定》。既然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要稳定新疆的秩序和民族关系，需要作长期努力了。是邓小平同志在努力稳定新疆，巩固我们的边疆，胡耀邦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发言权了。

今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的恐怖袭击事件，说明它向内地蔓延，搞突然的恐怖活动。由于在售票处和火车站，那么多群众在那里排队购票，对他们突然的恐怖暴力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所以造成29人死亡，140多人受伤，而这些暴徒用砍刀砍人时，一共也只有八个人，而且其中二人是女性，可见他们分明受过专门训练，否则不会一下子便死伤那么多人。现在案子已经破了，当场击毙四人，前后抓获了四人。这个事件震惊了全国和中央，也震惊了世界。我们要知道东突的恐怖活动是得到国际反华势力支援的，在2004年，流亡在美国的“东突分子”便有一千多人，在华盛顿地区有三百多人，他们与藏独分子在那里活动的资金是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这个基金会的主席是美国众议员、前少数党的领袖。他们在经济上支持达赖和东突的热比娅。

知道这一段历史，就可以懂得骆家辉到西藏与新疆去究竟为了干什么。当然新疆、西藏地区后来藏独、东突暴乱之事态的发展有各种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归咎于胡耀邦同志的讲话，然而他的讲话，也确实为藏独、东突这二股反动势力的猖獗开了口子。

记得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底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引用过古希腊《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的故事，他引用这段寓言说：“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毛泽东接着这段寓言说：“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我想，我们不能忘记《农夫与蛇》这个寓言，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告诫，3月1日昆明火车站这件恐怖暴力事件固然是一件坏事，但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决不能怜惜毒蛇那样的恶人。

3月3日，是全国政协开幕的日子，3月5日，全国人大开幕，在开幕的仪式上，集体唱了我们的国歌，还集体为3月1日昆明火车站上遇难的中国同胞静默致哀，让全国人民不忘这一哀痛的事件。我们的国歌，是聂耳作的曲，田汉作的词，无论它的曲子还是歌词，都是为了振奋我们精神的。他们作词作曲的时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最为嚣张的时候，所以要以它作为国歌，那是为了不忘忧患。正如歌词所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国歌中保留这几句歌词，那就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领土的完整，我们要永远保持一种不怕牺牲奋发图强的精神，那样的话才能不畏惧任何强敌的侵犯。

最后我还想重提柳宗元《敌戒》中说的道理，如果“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祇益为瘉”，即不能因为出现敌情而生畏惧之心。反之，如果看不到敌情，放弃戒备。那样的话，只能对自己有害。要懂得“敌存灭祸，敌去召祸”的道理，换一句话说，脑子里始终要有敌情观念，那才真正能长治久安。胡耀邦同志的乡愿，缺的就是这一条，对国际反华势力分裂我国边疆的图谋没有充分认识。我们要在保持国家统一、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努力处理好那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当然相信边疆地区无论藏族还是维族，绝大多数人民都是爱国的。他们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应该团结他们，更多地关怀他们，落实好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地如亲兄弟那样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对于一切分裂主义者、宗教极端主义者、恐怖主义者，他们毕竟是少数，只要大多数维族同胞共同起来，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来反对这些极端分子，分裂势力和恐怖分子便会被完全孤立。对于少数分裂势力和恐怖分子，则不能有任何怜悯之心，只能报以铁拳，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镇压下去，而且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

今年是胡耀邦同志逝世二十五周年，在纪念他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不要忘记胡耀邦同志曾经做过对国家人民许多有益的事，同时对他的“老毛病”所带来的祸患也要永远吸取教训。希望大家今后再也不要犯他这种“老毛病”，那样的话社会主义中国才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