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颖  党的文献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之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一场关乎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大事变”即将出现。重新研读中共七大文献，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把“准备应付大事变”作为基本方针，科学回答了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运筹帷幄，周密做好了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准备，以高度的战略思维，引领形成七大正确的路线、纲领、策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在其中所体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今天依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风云变幻的形势与各种不同认识

1945年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显著变化。在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尾声，在苏、美、英的合力打击下，德国法西斯即将走向失败。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形势也基本明朗，日本海军濒临覆灭，日军虽然还在勉强维持，但经过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的严重消耗和缅甸战场的惨败，已成强弩之末。在国内，国民党由于1944年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力量受到削弱，但仍继续实行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拒不接受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力图削弱和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准备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经过整风，全党在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力量也有了极大发展，已由长征会师陕北时的不到 3万党员发展到 121万党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已经形成对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和交通线的包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 91万，民兵220万，19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接近 1亿。

在国共之间，美国基于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的考虑，开始采取扶蒋反共的政策。4月 2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宣布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并攻击共产党及其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人们对胜利后世界将向何处发展有不同的估计。有人认为胜利后世界将向反动方向发展，有的甚至认为美、英将联合起来，利用德国和日本残余势力和俘虏，发动反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对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也有两种极端的看法：有些人盲目乐观，看不到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危机；有些人特别是中间势力对国共关系忧心忡忡，对国家的前途陷入悲观。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为发动内战作舆论准备，诬蔑共产党“要颠覆政府”，加重了社会对战后国家前途的悲观情绪。

二、毛泽东对时局的准确把握

（一）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把“准备应付大事变”作为基本方针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很多人还没有察觉时就预见到“大事变”的来临。1944年 5月 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党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这次会议于 1944年 6月 5日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到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

毛泽东深刻意识到“大事变”将带来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他认为，只有全党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占据时局主动，争取革命胜利。1945年 3月 31日，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指出：“现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时期，我们应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

在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更加明确表达应对“大事变”的思想。他指出，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他解释道，光明的命运即战后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黑暗的命运即战后仍为国民党一党专制，继续维持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原稿中曾指出：“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虽然后来对外发表时删去了这句话，但毛泽东一再强调：“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

可见，毛泽东在七大筹备和召开的过程中，始终着眼于即将到来的变局，把应对“大事变”作为会议的基本方针。

（二）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准确把握时局的基本走向，阐明七大的路线

毛泽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国际国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准确辨别各种政治力量新的选择、新的动向，在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局势中指出时局的基本走向。

第一，“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毛泽东指出，尽管历史可能还会发生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反动势力还很强大，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第二，与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将长期存在。毛泽东认为：“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

第三，“资本主义是向下的。”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资本主义打倒了，法国内部最坏的东西垮台了，许多小皇帝也垮台了，小国家起了变化，都进步了，这又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资本主义内部也不稳定，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美国的战时繁荣是带有特殊性的，以后也不会有稳定。“他们要和平，要建立国际安全机构，要做生意，都是求得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针对世界各国反动派散布的反苏反共言论，毛泽东说：“他们的资本很小了，所以只得抓着小辫子不放，放不得，放了就无话可讲了。”

第四，中国人民的力量变强大了。毛泽东分析了实现光明前途的条件：“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他充满信心地说：“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第五，国民党现在更虚弱了，更惧怕人民力量了。毛泽东没有被国民党表面的强硬所迷惑，他说：“对国民党，我们打退了它的三次反共高潮及无数次的进攻，包括思想上的进攻，政治上的进攻，军事上的进攻”，“使它的影响低落了，势力缩小了”，而“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

总之，毛泽东认为：“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大事变”，适时提出了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三）全面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对“大事变”的纲领、策略，指明了争取光明前途命运的途径和办法

要争取中国抗战胜利后光明的前途和命运，就要提出解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中国问题的方案。毛泽东早在 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主张，并将其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到 1945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他在提交七大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指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又作了新的全面阐释，形成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方略。

针对当时中国最现实的问题，毛泽东还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阶段的一系列具体纲领。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解决当时中国所有问题的政治前提。毛泽东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步，经过各党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口号，是在国共两党谈判中提出来的，国民党企图通过美国政府的所谓协调来消弭这一口号。到七大召开时，面对“大事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的纲领的形式，突出地打出这一政治口号，产生了更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还提出两个策略转变，即作战方法由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关于运动战，他说：我们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现在我们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胜少，去打敌人薄弱的地方”，“此外，还要转向正规化”。关于转向城市，他说：“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尽管这些不是眼前的现实问题，但是“我们大会就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是一个大量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

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要努力争取。他说，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就获得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这样就能改变长期以来革命根据地分散分布且没有工业的被动局面，我们就会有重工业和机械化的军队，而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牢固的基础。

七大的路线、纲领、策略显示了鲜明的战略性和预见性，后来的实践证明，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四）周密做好应对“大事变”的最坏准备

尽管毛泽东对时局的走向作了乐观的判断，但是他仍然告诫全党：“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

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分析了中共的不利条件：“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

在 1945年 5月 31日作七大结论报告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准备吃亏”，一口气讲了17条困难：要准备挨外国人的骂；国内大骂；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准备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伪军欢迎蒋介石；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帮助蒋介石打我们；外国不承认我们；形势不利于我们时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经济上没有搞好，发生经济困难；日本军队集中到华北，挤压我们；国民党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党的领导机关发生分歧；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其他意想不到的事，等等。

毛泽东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困难，既有国际方面的，也有国内方面的；既有外部条件的，也有自身原因的；既有物质因素的，也有精神因素的，这些都是着眼于应对“大事变”，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基于现实情况而设想的。

准备吃亏，并不是对前途悲观失望，而是要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毛泽东接着又讲了“一定要胜利”的理由，有八条：暂时吃亏，最终胜利；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克服天灾，太行根据地有经验；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获得锻炼；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这八条都是与困难并存的，或者被困难逼出来的。看起来是在说“一定要胜利”，其实是在讲如何坚定信心，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怎样寻找办法。

毛泽东所讲的 17条困难后来有的出现了，有的部分地遭遇了，但 8条胜利的理由也分别应验了，全党没有出现措手不及的情况，因而也就能迅速作出战略调整和合理应对。

三、毛泽东为什么能从容应对“大事变”？

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在七大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把握形势，统揽全局，抓住关键，果断决策，领导党和人民最终取得革命胜利。期间毛泽东显露的洞察力、分析力和决策力令人折服。

（一）敏锐的预见性

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中用很大篇幅讲了增强领导预见性的问题。他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他进一步强调：“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这些话在当时形势下是有深刻用意的，当然在今天也有普遍指导意义。

那么，怎样才能具有预见性呢？毛泽东提倡“多想”，他说：“我们要提倡想各种问题，多思多想，开动机器，开动脑筋。”他还提倡：想问题不要怕犯错误，“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轻装前进”；不要局限在党八股固定的框子里，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不要只靠一个人分析，要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总是想得很远，想得很多。他不是只忙碌地应付摆在眼前的种种具体问题，同时也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动未雨绸缪，早作准备。他常常能够在事物处于“青萍之末”时，就充分预见它的发展方向；也常常像一个高明的棋手，在棋局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做好了“棋眼”，使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这种预见的能力，在“大事变”来临之前显得尤为珍贵。

（二）全局性的眼光

毛泽东向来主张要有全局性眼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还形象地批评了只看局部不懂全局的人：“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

毛泽东在指导工作时，总是首先把力气用在观察和判断全局上，特别是敏锐地察觉出那些对全局发展变化有重要影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在延安的狭小窑洞中，毛泽东的目光没有局限于解放区，而是扩展到全中国和全世界。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关注是一贯的、经常的，有时是不分昼夜的。从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经常夜间提着马灯到新华社抄收电讯的窑洞里来询问有什么新消息。在1942年底到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每天把《参考消息》上刊出的外国通讯社的重要国际新闻抄录下来。正是这种全局性视野，使毛泽东能够敏锐地注意到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经过审慎的思考分析，不失时机地作出“大事变”来临的判断，并以此为依据，作出战略谋划。

毛泽东看问题站位高远，且尽可能关照全方位。抗日战争是一场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斗争，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仅仅看作是一场民族斗争，而是站在中国革命总战略的高度去认识它，把抗日战争看作实现中国革命总的战略目标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他在抗战一开始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由民族革命贯通到社会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具有统一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毛泽东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纲领，就是基于高屋建瓴的全局性思考之上的。虽然这一目标后来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没有实现，但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七大路线，无论对于民族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善于抓住主要矛盾

毛泽东在七大上分析国际局势时特别强调抓住主要矛盾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必须看到这些大事情，才能正确地进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时不会犯错误。”他这里所说的“大的东西”就是复杂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

毛泽东在他 1937年撰写的《矛盾论》中就将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本质和找出解决办法的关键。他说：“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

在七大上，毛泽东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和主要矛盾理论，分析国际国内局势，排除各种表面现象的干扰，认识“大事变”的总体特征和阶段性特征，提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方针、办法。针对国际局势经常是矛盾的、时好时坏的情况，他指出：“苏联和各国人民的势力是一方，反动势力是另一方。前一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好，第二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坏，这样就要经常斗争。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矛盾的世界。”针对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根据毛泽东的论断，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开展斗争，最终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

毛泽东善于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审视事物，通过对各种矛盾及其各个方面演化的分析，抓住主要矛盾，做出对事物发展进程的预见。这是他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四）坚持独立自主精神

毛泽东在七大上多次讲到“独立自主”，他深刻总结中国革命 24年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国情出发，摆脱苏联影响，坚持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在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说：“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忘记过农民群众。”他指出：“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要求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得清清楚楚了。”

在处理外部关系上，毛泽东强调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利益置于优先地位，绝不因为寻求外来支持和援助而在原则问题上作出妥协和退让。无论是在对待拥有独一无二强大实力的美国时，还是在对待有共同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时，毛泽东都表现出强烈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和倾向。

1945年 5月 31日，毛泽东在七大上指出：战后中国有变成美国半殖民地的危险，“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另外，他还特别谈到美国可能实行对华武装干涉，指出要准备应付危机。6月 2日，他再次强调：“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美国的政策是很危险的。

毛泽东十分重视苏联在远东乃至世界格局中的作用，但是没有套用教条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更没有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方面。毛泽东指出：要考虑到无产阶级国际不能援助中国革命的可能性，“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而正是这种鲜明的自主性，使得毛泽东能够在“大事变”中保持清醒头脑，不为外力所左右，作出的战略决策能够符合中国实际，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共七大独立地制定了自己的路线、纲领和策略，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五）保持忧患意识

毛泽东在七大上设想可能遇到的多种困难，提醒全党在“大事变”中保持清醒头脑，反映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

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强调要谦虚：“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

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关于 17条困难的预计，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忧患意识。他既看到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又做好防患于未然，克服困难的充分思想准备。特别是最后一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耐人寻味。无论怎样周密的设想，都不可能涵盖一切，总会有预料不到的“黑天鹅”“灰犀牛”。毛泽东加上这一条，特别提醒全党，不要只注意设想到的困难，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和非常的不利情况。这样当困难到来时，才不会惊慌失措。毛泽东这种忧患意识，是一种理性的自信。越是在胜利的时候，越要有一种应付重大事变或艰险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在“大事变”来临之时，保持忧患意识，以超前的战略眼光筹划未来，从而牢牢把握了领导中国革命和党的自身建设的主动权，并激发奋斗图强、战胜困境的决心和勇气。他所讲的 17条困难，给在场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代表就说：“毛主席这种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前途的思想，是他一贯的思想。给人的启发是非常深刻的。任何时候，对于做好各种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也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要具备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既要有风险忧患意识，又要有历史机遇意识，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虽然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任务与 75年前有很大不同，但毛泽东应对“大事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仍有宝贵的思想启迪和精神激励意义，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它，学习它，发展它。

作者王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

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