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k · 2019-04-01 · 来源：死火重温

世界上只有两种哲学，反抗的哲学和奴隶的哲学。

前一段时间有个新闻，说已经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存在了六十多年的“陈胜吴广起义”被换掉了，换成了周亚夫治军的故事。表面上看是一个小变化，实际上确是思维立场的大变化。以往的革命年代，革命者当然自动带入到陈胜吴广的角色中，“天下苦秦久矣”，因此要杀官造反。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革命者早已经从反抗暴秦的陈胜变成了镇压叛乱的周亚夫，自然更喜欢纪律严明、秩序井然，这样才好“管”。

但是，如果现存秩序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起源，那么这种看似中立的维护“秩序”，只能便利于强者，同时压迫弱者。强调冲突双方的整体利益，在现实中，就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家庭伦理”、“爱校主义”、“企业文化”还有“民族主义”。

还有人认为，公共领域内的批评不能动摇人们对于国家道路的信心，不能鼓动对立，一定要把事实搞准，再搞准。如果真的有满足以上三者的批评，那么不应该叫做批评了，应该叫“拍马屁”。所有的批评必然针对一个社会负面事件，而这在某些人眼中都会变成“动摇信心”和“鼓动对立”。尤其是最后一点要求把事实搞准再搞准，这对于一个所有“事实”都掌握在国家手里而个人所能听到的仅限于国家宣传的社会来说，无疑是杜绝了批评的所有可能性，除了选择相信官方所说之外别无选择。在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平等地位时，对于批评过分严苛的要求，往往成为犯下过错的权力者的“保护伞”。也就变成了“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陈胜吴广当然不懂什么哲学，但是他们说出来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却饱含哲学的道理。既然王侯将相“没有种”，那么凭什么他们锦衣玉食，我们却要受苦遭罪?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千百条，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这句话精辟就精辟在，以前的历史里，造反者往往是没理的。“没理”就体现在，明明我受尽了压迫剥削，但我要是反抗，你就会说我“破坏秩序”，“破坏生产力的进步”，“破坏和平”云云，成了正史里的盗跖庄蹻”，这样造反者就总觉得自己理亏，就像《水浒传》里的宋江一样，明明已经是“官逼民反”，上了水泊梁山，心里面却还想着“君君臣臣”那一套，总觉得只要接受赵家的招安才是唯一的正道。在赵家的武力胁迫与政治诱降之下，从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蜕变成了替赵家征讨方腊，抵御少数民族南下的马前卒。此中历史，不得不让人细细思量。

而统治者在取得完全的胜利之后，通常还会在史书上利用曾经的敌人农民起义军所犯下的一些错误，从而大肆污蔑，在这方面集大成者当属《明史•流寇传》。

李自成统治下地区的是：”贼又编排甲，令五家养一贼，大纵淫掠，民不胜毒，缢死相望。征诸勋戚大臣金，金足辄杀之。焚太庙神主，迁太祖主于帝王庙。

李自成称帝时“及自成升御座，忽见白衣人长数丈，手剑怒视，座下龙爪鬣俱动，自成恐，亟下。铸金玺及永昌钱，皆不就。”意思是李自成不是“真龙天子”，所以他称帝，上天都生气了。甚至写到"张献忠入四川，杀六万万"人，而实际上明末中国的总人口尚不到两亿。

马克思主义一来，就完全不一样了。马克思不但说造反有理，而且正是造反(阶级斗争)才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了生产力，使得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一直走到资本主义社会，未来还会走到共产主义。正所谓“砸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下就完全不一样了，历史被颠倒过来了，“盗跖庄蹻”之辈[1]也可以“流誉后”了。阻碍生产力发展历史进步的再也不是造反者，而成了统治者了。马克思主义眼中，“更陈王奋起挥黄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严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遏制了地主豪强的兼并，保护了小农的利益，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如果陈胜吴广听说了，该有多高兴。

在世界历史上，是共产主义者第一个站出来声明支持一切被压迫者的反抗，《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雄辩地论证了私有制之下的家庭是“妻子和孩子都作为一种私有财产而出现”，因此，财产为了自己本来作为人的属性的反抗便具有了正当性。

世界上只有两种哲学，反抗的哲学和奴隶的哲学。

《马太福音》第五段说“ 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想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托尔斯泰主义便是从此而来。面对沙皇的专制酷刑，要用爱和善来感化刽子手。儒家对妇女要求三从四德，曾国藩二女儿曾纪曜的丈夫性格偏执，经常打骂妻子，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家暴”。但是曾纪曜严格遵循老爸之前跟她讲的“三从四德”。据曾纪芬所著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记载，“仲姊之嫁人后生涯，有非人所堪者，而委曲顺从卒无怨色。”如果我是沙皇，我定然最喜欢托尔斯泰主义;“三从四德”谁最高兴，全天下的男子最高兴。这两种哲学便是典型的奴隶哲学,对弱者洗脑，告诉他们面对压迫，需要“忍辱负重”。

而反抗的哲学则恰恰相反，认为弱者面对强者暴力的反抗是高于一切法之上的自然法，是任何人都无从质疑的。

黑格尔哲学讲述了绝对精神从一个胚胎开始漫长的演化史，而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不过是绝对精神不同阶段的体现，所以最后的结论是“普鲁士国家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是最完美的存在形式”。那么，谁敢反抗普鲁士，就是跟“世界的精神”作对。黑格尔的结论虽然是奴隶的，但是过程却是辩证法。

后来的马克思和费希特分别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反抗的”和“奴隶的”两个面向。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改造了“头足倒置”的黑格尔哲学，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内涵。提出物质基础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既然辩证法已经说了“世界是不断前进发展的”，那么必然导出“一切现存的体系都会灭亡”这样一个不同于黑格尔结论的新结论，也就为“砸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奠定了理论的基础。而费希特、谢林以及更后面的海德格尔继承了黑格尔保守的一面“世界是在绝对精神内孕育的”，强调秩序、统一和“大全一体”的完美，最终成为了纳粹上台之后的官方哲学。

[1] 此处援引毛泽东所写《贺新郎·读史》，这首词从人类诞生一直写到社会主义，纵贯几百万年的历史，而着墨仅仅115个字，的确是气象恢宏，古今罕见。这首词最早发表在《红旗》1978年第9期。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