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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住房公积金解码都市圈经济发展潜力
   日期 2019-12-2 

原创: 聂伟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不受户籍限制的公积金缴存数据是个多棱镜,能够折射都市圈及其承载人群现在与未来的方方面面!

公积金缴纳人口增长、缴纳单位结构变化的数据,是否也隐藏着城市经济结构的变迁?

从公积金缴纳人数的变化中,能否透视“抢人”大战的成效?

从公积金提取的数据情况里,能否找到直击人口老龄化危机的方案?

近年来,我国城镇空间的都市圈化特征日益明显,都市圈内跨城通勤和跨城资源流动增多。基于户籍和行政区划统计的宏观经济数据,在反映出都市圈时代的城市经济特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上显得力不从心。与之相比,公积金缴纳无户籍限制,从公积金缴纳人数、结构和增长情况的数据入手,可更为客观地观察我国主要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及其未来潜力。

从公积金实缴人数看城市GDP

近年来,随着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步完善和企业经营管理逐步规范,城市公积金覆盖面逐步扩大,国有、城镇私营及外商投资等企业单位已经成为新增缴纳公积金职工的主要来源。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生产经营行为也是创造经济价值的载体。企业的公积金缴存情况无疑可以成为分析城市经济发展情况的一个视角。

从实缴职工总数看,北京、上海和深圳均达到600万人以上,广州461.5万人,虽与北上深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但显著高于其他新一线城市。成都、杭州、天津、重庆、南京、武汉、西安的实缴公积金职工人数处于200-400万区间。其中,成都市以338.9万的实缴公积金职工数领跑新一线城市。

从GDP和公积金实缴职工人数散点图可直观看出,两者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大城市的公积金缴存主体为各类企业。实缴公积金职工人数多,体现就业岗位多,企业经营情况好,表明当地市场经济越发达,GDP自然水涨船高。

从住房公积金缴纳结构看城市GDP成色

人均GDP常被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当前的计算方法为GDP总量除以常住人口。但各地的经济结构、劳动参与率、人口年龄结构等,会对人均GDP产生影响。特别是交通提速、产业转移、空间都市圈化的发展背景下,人口流动更为频繁,人均GDP度量存在一定不足。

公积金实缴职工数占常住人口比重,可作为反映当地劳动参与率的一项指标。公积金实缴职工数占比越高,可能体现当地实际就业更充分,经济发展更有活力。从人均GDP和公积金覆盖率的散点图可以看出,两者存在高度相关性。

对比深圳和广州。深圳实缴公积金职工占常住人口比重接近50%,处于全国主要城市最高水平。尽管深圳常住人口(1302.7万)低于广州(1490.4万),但深圳实缴公积金职工却比广州多187万人,说明深圳的人口结构优于广州,且深圳的GDP高出广州约1360亿。这两组数据辨明深圳的发展潜力优于广州。

对比成渝两市。重庆实缴公积金职工占常住人口比重仅8.3%,处于全国主要城市最低水平。常住人口超3000万,重庆的公积金实缴职工数远低于人口1633万的成都市,经济发展差距相当明显。重庆人均GDP仅6.59万元,低于成都市近3万元。重庆作为面积全国最大的直辖市,以农业为主的远郊区县占比大,能为职工提供公积金保障的企业数量少,其实际的城镇化率和就业还有待提高,发展潜力也有待挖掘提升。

从住房公积金缴纳单位来源看,企业成为新增实缴公积金职工的主体。到2018年底,各大城市公积金实缴职工单位来源比例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差异。

可以看出,深圳、广州、杭州、宁波、成都的非国有企业单位实缴职工占比超过70%。与之相比,重庆、海口、南宁、石家庄和乌鲁木齐的实缴职工中来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比例超过30%。这个数据直观体现出不同城市经济结构特点和活力的差异。

根据职工单位来源比例粗略计算出各城市的企业实缴职工人数(含国有企业和外资、民营及民办团体),与城市GDP进行简单线性回归,与图3、图4相比,可发现企业实缴职工数与GDP表现出更高的相关关系。

从住房公积金看城市劳动人口变化

常住人口增长率一直以来是城市吸引力和发展活力的代表性指标。在近年来的“抢人”大战中,深圳、广州、西安、杭州、重庆和成都等市常住人口出现大幅增长,北京、上海由于人口调控,新增常住人口处于历史低位,东北、西部的部分城市面临人口增长乏力,甚至负增长的情况。因此,这一指标难以客观反映城市的发展态势。数据分析发现,住房公积金实缴人数的变化情况与城市经济发展实际更为接近。

2018年各城市公积金实缴职工人数和常住人口变动情况显示(图11),北京、上海虽然常住人口增量较低,但新增公积金实缴职工超过45万人,客观说明了北京、上海就业数量的增长和人口结构的改变。比较各城市GDP增量和公积金实缴职工增量散点关系图,可看出两者存在明显相关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西安、重庆和郑州出现常住人口增量远超公积金实缴职工增量的现象,这说明人口净流入中劳动人口占比偏低。可能的因素还包括老龄劳动人口回流(回流后因为年龄问题退出动力市场)、常住人口统计口径问题(例如落户购房但实际在外地就业人口可能被统计为常住人口)等。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部分早期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面临退休高峰期,劳动力大量退出会对城市发展潜力产生一定影响。

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因各类事由提取公积金的提取额占比(主要事由为购建房和离退休)。从一线城市因离退休提取公积金金额比重来看,各大城市离退休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反映出城市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上海因离退休提取公积金金额占比高达16.44%,这与当前基于户籍人口所统计的老龄化率特征类似。根据上海市统计,截止2018年底户籍老年人口达到503.28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34.4%。从国际维度比较,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伦敦、纽约等处于城市化后期的特大城市。随着上海市退休职工逐年增加,外来流动人口持续处于低位,预计未来上海将面临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压力。与之相比,深圳作为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退休提取公积金比例约5%,老龄化率仅3.4%。深圳更为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和更低的社会老龄化负担,将为其发展提供相比较而言的人口结构红利。

我国二三线城市的劳动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从2016-2018年各城市因离退休提取金额的平均占比来看,老牌工业城市如太原、哈尔滨、石家庄、长春占比超过18%,叠加当地常住人口增量维持低位、公积金实缴职工增加缓慢等趋势性因素,预计未来城市发展将承受严峻的老龄化压力。

公积金视角的都市圈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潜力评价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具有数据真实,与企业就业等情况紧密关联的优势,公积金缴纳人口数量、结构和提取情况等可以作为分析城市经济发展现状和潜力的重要依据。为此,本研究尝试从资源增量、资源增幅和资源结构3个角度,搭建起一个基于公积金、GDP、一般公共预算等维度数据的都市圈经济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表1)。

除传统GDP数据外,公积金实缴职工数能够侧面反应当地企业的发展状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能够反映当地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越高,表明GDP中来源于企业生产经营产生的经济价值比重就越高,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比重越小。

按照这个评价体系,我们选取能体现企业发展情况的系列指标,对全国30个都市圈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潜力进行评价。经标准化处理后,各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潜力综合评分如下所示:

综合评分结果显示,深圳、上海、北京、杭州、成都的经济发展潜力居前五名,南京、广州、宁波、厦门、长沙位列6-10名,11-20名城市排序依次为合肥、武汉、福州、贵阳、青岛、郑州、西安、乌鲁木齐、济南、南昌。

深圳:在公积金实缴职工人数、GDP和公共预算收入上均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与此同时,作为一座年轻的新兴城市,深圳市养老负担小,高度年轻化的劳动人口结构意味着未来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

上海/北京:在各类经济资源的增长总量上处于前列。但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加和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北京和上海的经济资源增幅已经趋于下降。随着城市本地人口老龄化和外来人口流入的持续减少,北京和上海面临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压力,经济发展潜力承压。

杭州/成都:杭州和成都作为近两年的“网红”城市,在经济资源的增长总量和增幅上均表现优异。同时,受益于近年来持续的人口流入,城市整体的老龄化程度已经大幅减缓,巩固了城市未来的产业发展基础。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和都市圈经济成型,处于新一线水准的杭州和成都有望加速追赶一线城市。

今年3月修订的《公积金管理条例》要求企业应为职工按规定缴纳公积金,部分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这使得公积金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受法制化水平、经济结构特点以及企业经营质量的影响。

引入公积金视角来评价都市圈发展潜力,这项研究还比较初步,本文只是阶段性的成果,欢迎有兴趣的专家和机构联系合作,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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