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刘伟  党的文献

全面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由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既相互配合又各自独立，“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然而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却暗中散布中共“游而不击”的谣言，企图贬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价值和贡献。对此，中共运用各种策略宣传人民军队的抗战业绩，揭露国民党制造磨擦的事实，对“游而不击”的谣言作出一系列回应和反击。分析“游而不击”谣言产生以及中共对此的态度与应对，对研究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及其开展的宣传工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游而不击”谣言的散布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严密控制社会言论，制定了《指导党报条例》《审查刊物条例》《出版法》《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等各种条例法规来钳制社会思想。此外，国民党还通过新闻管制来控制民众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在抗战期中政府对国营的中央通讯社扶植不遗余力，充分予该社以电讯，交通，采访，各种便利……至是中央社几乎成为新闻的唯一补给站，全国报纸差不多百分九十九的消息，皆来自中央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国统区的舆论引导中占据主导地位。

国民党在国统区实施严厉的新闻审查、监控和管制。国民政府虽然允许中国共产党、青年党等其他党派在国统区办报，但对各种报刊实行严厉的新闻管制，导致社会新闻舆论“一边倒”。有批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倾向的报刊，通常会遭遇取缔，其附属的报馆和书店也会被捣毁。“国民党对新闻的管制变本加厉，内容审查更加严格，言论追惩极为频繁，暴力事件不断出现，舆论环境恐怖森然。”诸多进步报刊在国统区发展非常艰难。

中共“游而不击”的谣言，始于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骑兵连叛变的原党支部书记李法卿。他歪曲事实，指称中共领导人曾召集部下训话：“中日战争为本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1940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在韶关演讲中也大肆宣扬“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就是证据”等语。这些缺乏事实佐证的片面之词，立即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反共宣传的材料。蒋介石授意何应钦、白崇禧等散布谣言，污蔑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游击武装，既“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又“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中共军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再三无端指责“所谓八路军与新四军均抗而不战，游而不击”。国民党不遗余力地制造和散布中共“游而不击”的谣言，企图将中共游击战略与敌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割裂开来，进而贬低中共在抗战中的贡献，以达到其限制、取消中共和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企图。

谣言传播初期，部分在国统区的民众受到谣言蛊惑，对中共领导的军队开展抗战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如果任由谣言传播，将会产生不良影响，使人们对中共产生误解，使中共领导的抗战军队的形象受损，不仅不利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影响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还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乃至抗日战争的大局。

二、中共对谣言的驳斥反击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针对“游而不击”的谣言，通过广泛宣传游击战的产生、抗日战绩等，对“游而不击”的谣言进行正面驳斥反击。

（一）宣传中共游击战的原因与实际

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所总结的重要经验。抗战以来，国民党不断质疑中共领导的游击战，批评中共“避免作战，保存实力”，中共向外界解释了采取游击战的原因和开展游击战的实际情况。

关于采取游击战的原因：

第一，敌强我弱的现实。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游击战之所以在中国发生，是因为“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此外，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器装备与日军、国民党军队相比处于绝对劣势。毛泽东指出：“红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应该承认在技术和兵员教养的程度上，现时我们不及敌人”。这就决定了中共“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而重视保存实力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更多敌人。对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反复强调：“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1945年，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

第二，地理自然因素是实行游击战的客观条件。在对日作战中，中共领导人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如何使有限的兵力发挥最大作用，这就决定了中共必须结合地理自然条件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

面对军事实力落后于敌人的现实，朱德在指导游击战和运动战时指出，“一切正规军与游击队，应以最积极地进攻敌人，而不应呆板地防御我某一地域或城镇”，只有充分利用各种自然地理条件，才能在一切活动中“力求与保持主动地位，不为敌人所吸引而陷于不利地位”。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说”，“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可见，中国的地理自然条件决定了广泛地开展敌后抗战主要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而不是阵地战。

关于开展游击战的实际情况：

针对国民党极力阻止外界获得关于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消息，并散布中共“游而不击”谣言的行为，中共采用多种方式，积极邀请中外人士访问延安及解放区，让外界了解中共开展游击战的因由和实际效果。

1942年 5月，周恩来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表示希望美国代表团和记者访问延安，并委托埃德加·斯诺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业绩的有关材料和信带给总统特使，说明现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已牵制日本在华兵力总数的将近半数，中共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必定坚定抗战。1943年初，英美两国计划派记者来延安及解放区，加以实地考察。3月 9日，周恩来受毛泽东、朱德及中共中央委托，向即将到来的记者团表示欢迎。1944年 7月，由 21名中外记者组成的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周恩来对接待工作作出指示：我们“要把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和我党、我军、我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在具体实践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成绩宣传出去”，“多做解答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的造谣污蔑，提高他们对我们的认识，加深他们对我们的了解”。

中外记者团还采访了敌伪军俘虏，观察了八路军及其游击支部夜袭日军据点的过程。他们结束访问后发表了参观感受。

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他在《北行漫记》一书中撰述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从我两月中和八路军在敌后一起活动中所见到的事实——真地从事参加于这种坚强据点与碉堡的占领与毁坏——我才相信共产党的说话并无夸张之处”，“华北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和青岛，目前虽在敌人控制下，却直接与时常受到八路军的威胁，他们只是缺少武器去把它们克复”。

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指出：中外记者团成员“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的记者 G·史坦因将他在边区的见闻写入《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在华北和华中那些匆匆忙忙地放弃了的土地上，迫切地需要组织起大规模的游击战，来反抗这侵略者，不让他们得到这胜利的果实，扰乱他们，使他们精疲力尽”，共产党“就在日本人的后方前进——打回去”。

1944年七八月间，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考察。美国军事观察组在考察后记述道：“国民党的军队正在解体，日本人在所有的省份里如入无人之境；而共产党人却尾追着日本人，组织抵抗运动。”他们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军队在华北、华中的很大区域内“牵制着大量日军”，“共产党部队，在长江以北所有的日军交通线沿线及紧靠交通线的地区都扼守着战略阵地据点”，“从这些据点出发他们可以进入主要城市并切断铁路线”，“共产党部队都很能作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经验丰富”。美军观察组看到“八路军在前线英勇作战、战绩辉煌，绝非国民党所诬蔑的‘游而不击’”。中外人士撰写的各种书籍和调查报告，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中共领导的游击战的实际情况，通过实地考察，他们对游击战的看法也由最初的怀疑态度转变到充分认同，既正面宣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反击了国民党散布中共“游而不击”的谣言，同时还进一步维护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游而不击”谣言之所以能被国民党反复炒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舆论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中共游击战的实际情况未为民众所知。中共抓住时机，一方面，阐释游击战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向外界宣讲游击战的实际情况。在辟谣的过程中，正面宣传了游击战，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力。

（二）用成绩粉碎谣言

中共中央曾作出指示：抗战宣传，应该集中于我军在敌后抗战之英勇壮烈，“借以击破游而不击、封建割据及交出军队、政权之类的反动宣传”。因此，开展广泛的抗日武装斗争，展示卓越的抗战实绩也就成为驳斥谣言的有效手段。

1939年，《抗敌报》集中报道了八路军英勇抗敌的事迹：八路军“徐支队一部分途向陇海南各据点之敌不断进袭，经三日之积极动作，将豫南夏邑县及县南之山城集、八里庄、大 X集等据点相继克复，各役共毙敌三百余名，生俘当地伪首张子衍、李元福等以下二十余，缴获步枪五十余支，弹药军用品甚多，我军伤亡约五十余名”。“我八路吕纵队一部，于二十六日开始围击霸县北重要据点南孟镇，该镇驻敌伪联军二百余，凭险顽抗”，“我一面埋设地雷，炸坍南孟城郊据点、一面山陆上再度猛攻，英勇向敌冲杀，现由炸破口突入镇内，与敌白刃巷战一小时之久，该镇分驻敌全数歼灭，无一让其漏网，拘捕结果，并生俘敌军二名，敌伤兵三名，伪军三十余名，缴获步枪百四十余支，轻机枪二挺，子弹二箱，炮弹三十余箱，其他军用品无算，南孟镇已完全为我占领，该地伪军组织也被我摧毁”。“鲁西数次大捷，连续击破敌人围攻后，梁山泊无形已成为巩固之根据地面，敌则因感受威胁之严重，亟图摧毁此抗敌堡垒”，“敌出动兵力百余，附汽车二十余辆，突绕至梁山东北向我侧后施行猛攻”，“激战终日，相持不下”，“我乘黑突向敌猛击，我军冲入敌营，敌阵线动摇，始狼狈退窜”，共计杀敌百余名，“获步枪二十余支，我军伤亡约百余名，营长黄祥勤于战斗中壮烈殉国”。邓小平在延安各界举行的抗战两周年并公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大会上的讲演中说：“八路军两年战斗不下数千次，千万民族战士，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八路军在华北牵制住敌人九个师团，连伙夫都深明抗战大义，所以八路军是坚决抗战的。有些顽固分子造谣中伤，说八路军‘游而不击’，或‘不游不击’，已完全为事实所揭穿。八路军抗战两年以来，收复了广大失地，死伤达十万以上。投降派反共分子的毁伤，并不能丝毫有损于八路军，只显得他们的无稽而已。”

同时，《晋察冀日报》还公布了 1937年 9月至 1941年 9月 30日冀中游击队的抗日战绩：4年间冀中游击队“共发动群众 1663959人，破铁路 164次，335公里；破公路 4729次，784里；毁列车 1606辆；毁机车 76个；毁铁甲车 7列，毁装甲车 58辆，毁汽车 327辆，毁坦克 1辆，毁水塔 5座，毁石桥 86座，毁铁桥 24座，毁道房 10个，缴电杆 53347根，缴电线 226705斤，缴铁轨 2121条，缴汽车 22辆，缴获枕木 22052根，缴夹板 712块，缴螺丝钉 4000个，缴道钉40775，缴路灯 202个，毁碉堡 213座。”仅1940年1月至1941年4月30日，冀中游击队共发起“大小战斗 2572次，毙伤敌伪 10000余名，俘虏伪军 500余人，伪军反正 400余人，缴获长短枪 4000余支，小炮 31门，轻机枪 11挺，自行车 500余辆，马 400余匹，其他军用品甚多，克复据点 30余个，破路 1367次，长约 11000余里，获电杆 10000余根，电线 25万余斤，炸桥 30余座。”

1939年，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河北省黄土岭被八路军击毙，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晋察冀军区及中共驻重庆、西安、桂林办事处指出：“此消息总部应向各方公布，广为宣传。”“重庆及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鼓吹八路军游击战争的威力，粉碎游而不击之诬言。”

中共军队在敌后战场的英勇战绩，不仅有八路军的功劳，也有新四军坚持艰苦抗战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陈毅曾在报告中谈到：1941年，“‘扫荡’盐阜区的日伪军开始溃退。在一月余的反‘扫荡’中，盐阜区与苏中区军民互相配合，共作战 135次，毙伤日伪军 1931人，俘日军 15人，俘伪军 1074人，争取伪军反正 600余人，击伤击毁日伪汽艇 13艘，缴获平射炮 2门，轻重机枪 25挺，步枪 1123支。新四军伤亡指战员 900余人”。陈毅还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四年抗战与新四军现状》一文，详谈新四军的抗战战绩：新四军“作战 4967次，破坏 545次，缴获步马枪 48048支，轻重机枪1644挺，掷弹枪 198挺，大小炮 144门，战马2132匹，日本大衣 5866件，生俘日军 92名、伪军 5479名”，“从皖南事变后至 8月，新四军仍坚持作战，取得如下战绩：作战 372次，缴获步马枪 11126支，驳売枪 226支，手枪 48支，掷弹筒 83个，轻机枪 138挺，刺刀 3把，步马枪弹 48122粒，驳壳枪弹 507粒，手枪弹 2281粒，手榴弹 438个，各种枪弹 243个，电话机 31架，自行车 89辆，电台 1架，军旗 112面，爆布汽船 3艘，破坏桥梁 12座，公路 283里，电线 50公斤，击落飞机 1架，毙伤日伪军 66928名，俘日伪官兵 9843名”。以上战绩，雄辩地说明了新四军是坚持抗战的，是华中敌后战场抗战的主力。

中共敌后抗战的英勇战绩，彰显了中共对抗战的坚持和对民族的忠忱，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也给国民党军和敌后根据地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共领导的游击武装是敌后抗战的中坚力量，这是根据地民众的直观感受。鄂豫边区民众有着真切体会，1938年 10月信阳沦陷后，信阳县人民既被日军烧杀劫掠，又被国民党杂牌部队抢劫和土匪骚扰。日军为了加强对信阳地区的统治，普遍设立维持会，收买地痞流氓，建立据点、交通线。此时的信阳，已成为敌寇汉奸、土匪流氓、国民党杂牌部队等乱碰乱闯的废墟。自从新四军挺进平汉两侧后，打敌伪，打土匪，驱逐扰民害民的土匪、杂牌军，把信阳人民从敌伪、土匪、杂牌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新四军的积极帮助下，在地方工作同志的经营下，信阳人民组织起各种各样的人民抗日团体。根据地民众说：中共抗日“部队一年三百六十天和敌人打仗，保护我们老百姓”，“老百姓离不开部队”。应城县（中共解放区）民众曾这样形容中共军队的抗战：“我们回忆一下，应城沦陷时是什么样子呢？”“这里有李又唐（李又唐，原为国民党政府应城县保安大队大队长，1938年底该大队曾被收编到应城抗日游击队。后因其勾结敌伪，破坏抗战，1939年秋李又唐部被新四军歼灭。）上票拉人，群众连睡觉都不敢在家睡，而躲在田埂上。还有罚款抢人，奸淫妇女。有田的将田出卖了来付罚款。这时候的应城，真是个黑暗世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由一小队人马，而变了一个支队”，“于是应城的抗日政权建立起来，这是用部队和人民的拳头来建立的”。游击队“将两面派李又唐打跑了”，“将伪军‘鄂西保安队’弄得影子都不见了，将土匪消灭完了，将‘维持会’的招牌打得粉碎。所有一切危害人民的毒贼，在人民的拳打脚踢下，滚蛋了”。可见，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已经得到根据地民众的高度认可和大力支持。

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直接牵制和打击了日军。日军驻山东武城独立警备队小队长山口真一描述：“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惧的战争”，“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驻扎在察（哈尔）南的日军少佐田副正信感慨：八路军“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日军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在会议上指出：“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朱德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提到，1943年 6月，敌华北派遣军总部公布：“从今年一月到五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五千五百二十四次之多。其兵力达五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人之众。”同年敌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综合战果报道说：“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由此可见，日军报告中所呈现的数据，正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全面抗战的战绩体现。日军还称：“在占领区内特别在山西北部、东部、河北一带及山东大部地区，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事实上，游击部队经常在日军警戒线间隙出没，给日军带来了极大困扰，这也暴露了“游而不击”谣言的虚假性。

中共采取游击战，在敌后抗战取得的英勇战绩，也刺激了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国民党将领白崇禧表示，国民党应当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1938年 1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认为，国军“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这一建议被蒋介石采纳，并命令各战区积极采取游击战。1938年 11月，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认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蒋介石为培养游击战指挥人才，在衡山举办了 3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聘请叶剑英、周恩来等为教官，系统传授游击战思想。1939年 1月，国民党军训部根据游击训练班的经验编写了《游击战纲要》一书，作为国军游击战的经典教材。由此观之，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如此重视借鉴中共开展游击战的经验，又怎能看出中共“游而不击”，国民党言行不一，公论已不言自明。

（三）揭破造谣者的目的

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从舆论上对谣言进行坚决反击，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用心。

第一，抨击国民党投降主义倾向。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抗战决心不断动摇。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由于兵力、物资等原因，无法在短时期内发动大规模进攻战。此时，日本近卫内阁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原则，以引诱国民党投降。随着汪精卫公然叛国投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抵抗派也动摇了抗战决心。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逐渐加紧反共活动，出台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秘密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限制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对此，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对国民党批评道：一些国民党人错误地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证’，以为战争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动员民众也可以抵抗日寇”，“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什么‘奸党’、‘奸军’、‘奸区’，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称号和断语，都是这些反动分子制造出来的”。周恩来指出，目前蒋介石的政策是向各方施行各种突然袭击和压迫，企图挽救其危机。所以，“我们的对策，似宜非常灵活机动，不拘一式，以揭破其阴谋”。周恩来还建议，要向外界声明，“如逼我太甚，只有自卫……应准备坚决还击；公开抗议对我称‘奸党’、‘匪军’，如不能登报，即发传单；加强同各党派和地方势力的联络”。1940年 3月 14日，中共在《中央关于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中央已开始在党政军民各方面作反共、反八路军、反新四军的进一步动员，其口号是共产党破坏抗战。我各地应将西北、华北、中原各地顽固派的军事进攻、政治进攻、破坏边区、破坏各抗日根据地、消灭新军、新派、惨杀进步人员种种具体事实及其原因，向中间阶层及各界人士作广泛的口头解释，将有电、删电等材料多印多发，证明破坏抗战准备投降的正是顽固派。”中共中央同时发出重要指示，要求各地“将共产党几年来坚持抗战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具体事实，作有系统的宣传解释，以便证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坚持抗战团结之力量和以事实揭穿顽固派造谣”。

第二，揭露国民党遏制乃至消灭中共的意图。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为遏制中共发展，维持其独裁和专制统治，四处散播中共“游而不击”的谣言。特别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行动达到高潮。国民党对外宣称新四军不遵守军事命令，在敌后“游而不击”。对此，中共予以坚决回击，《新华日报》刊登周恩来的挽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中共发动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连续报道，揭露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的真实目的。如《新中华报》刊载《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中共江苏省委文委主办的《上海周报》刊登《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以及《命新四军移防全是诱奸毒计，朱彭叶项通电抗议》《华北新闻界通电全国，抗议围歼新四军》等文章。1943年 7月，在延安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发表通电，揭露国民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污蔑共产党“为‘奸党’，新四军八路军则称之为‘奸军’”，“冒天下之大不韪，调抗战之将士，肆内战之阴谋；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党至上，专制集中”，“何况内战一开，敌人趁虚而入，中国马上就会亡国”。《晋察冀日报》撰文指出：“尽管新四军被宣布为‘叛军’，八路军两年没有领到一颗子弹、五个月没有领到半文制钱的饷，然而新四军、八路军的将士却没有一分钟停止过和敌人苦战。而为着策应晋南作战，八路军在华北正在各线出动、浴血酣战，这是连造谣的人和传布谣言的人心里都深知的事。”

通过中共加强舆论宣传，不断揭露造谣者的险恶用心，民众开始认识到中共抗战始终是积极、坚决和有效的。国统区民众说：“整个中华民族遭遇日寇灭亡大祸的时候”，如果还“像从前那样‘一盘散沙’，那么就只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终于变成亡国奴完事”，在抗日救国的关键时期，国共两党应看到“团结御侮和抗日锄奸”，“是国民革命中顶紧急的任务”。对于中共抗战的言行，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甚至都承认：“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也评价道：敌后游击的“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敌众，以弱抵强”，参与游击者必定是“淬历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

三、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国民党散布中共“游而不击”谣言并未达到预期目的。面对“游而不击”谣言，中共一方面宣讲了游击战的原因和实践；另一方面以英勇的军事斗争实绩驳斥谣言。此外，中共通过揭破造谣者的目的，以舆论斗争追击造谣者。经过宣传，国内外对“游而不击”谣言的认知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这也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本质。换言之，国民党无法有效动员社会各界进行反侵略斗争，并企图制造两党磨擦，以实现其独裁专政的目的。随着国内外对谣言的质疑和证伪，“游而不击”谣言被粉碎，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对抗战的重要贡献最终得到普遍认可，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得到充分体现。这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了民众对中共抗战的认同，动摇了国民党的执政基础。

总之，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游而不击”谣言的应对，是综合运用多种策略回应和反击谣言的典型，为中共处理反共谣言积累了经验，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作者：王刘伟，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