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出版《戴旭讲甲午战争》

以史为鉴— 中国复兴征程上永远高悬着两面覆亡明镜： 晚清与苏联

有一个疑问始终困惑着我：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总是出现王朝更替？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血流成河的重复？

没有什么问题比这个更重大了。

1945 年 7 月 4 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做客。毛泽东问黄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接着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地方的事，公之于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这“周期律”其实就是中国历代政治的不治之症。本书从最新的一桩病例—晚清甲午战争失败及解体—开始解剖。

甲午病，即“老”病，或年老或心老，老则弱、则朽、则受辱、则死灭。如秦，虽只二世，尚属年轻王朝，但由于已失进取之志，故心志已老，腐朽败亡之气于是弥漫，朝内宵小横行，朝外陈胜吴广、项羽刘邦拔剑相向，结果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他如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均是如此。至于汉唐等一代盛世，在步入老年之后已不复青春光景，最后也不出内朽外乱的套路。

在每一个中国王朝的结尾，都能看到似曾相识的症状。久而久之，一看内政腐败蔓延，内部危机加剧，外患迫近，就知道王朝的末日不远。

晚清大学问家陈澹然在《寤言·迁都建藩议》中说：“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讲的是一种基本的战略思维方法，就是要从长远和全局出发，思考谋划当前的事情。拿破仑说：“战略是时间和空间的艺术。”异曲同工。

可惜的是，晚清当政者中，几无一人有这种思维和眼界，无法看清世界全局，根本不知道当时的世界格局什么样、世界潮流什么样，当然也就无法谋清朝发展和安全之一域，不知道中国已经在社会技术和政治、经济形态及思维方式上落后西方到什么程度。内政、外交、军事、改革开放，几乎各方面都出现根本错误。空间错位，时间没有不变形的，国祚遑论万世，王朝仅得残喘而已。

在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应始终高悬两面历史明镜——

一是晚清从闭关锁国到开放无度，未被军事消灭，却被西方政治理念颠覆。先是基督教文化入侵引发太平天国运动，后是西方宪政思潮引发革命党起义（这两次运动在推翻帝制方面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导致国家解体和外敌入侵），致使主要以发展经济、壮大国力，进而梦想抵御外侮的改革开放进程彻底归于失败。

从军事方面看，晚清投入大量资金购买外国装备，引进生产线制造军品，编练新军，最后还是没有能够捍卫政权和国家。问题出在哪里？

二是苏联在经济停滞和政治迷茫中消亡，庞大的军队和军备形同虚设。因为采取社会主义制度，使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等巨大军事成就的同时，也成为政治上的超级大国。但是，此后苏联在发展理论上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困境，党失去了继续进取的意志，官僚贪于享乐，腐败盛行，民心悄然离散，军队不知跟谁作战。

最后在内因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轰然解体。核弹世界第一、技术装备先进的庞大军队，完全没有发挥保卫党和国家的基本职能。问题出在哪里？

1947 年，美国冷战教父之一的乔治·凯南，在那篇著名的八千字长电报《苏联行为探源》中，分析苏联内部有哪些缝隙可以让美国利用。凯南说，苏联高层的政治权力移交并不稳固：“一种巨大的不确定因素给苏联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阴影。那就是把权力从某个人或一批人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批人手中时的难以预测的局面。”

毫无疑问，这是苏联共产党kua台和苏联解体的根本内因。迄今为止，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破解苏联共产党的这一致命死因。

没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时代是一帆风顺的，正如没有一个健壮的人不经过艰苦的锻炼可以成就。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无论是从克服周期律还是抵御外患的角度，警惕甲午病、治疗甲午病都是最根本的加强点。而若要如此，分析甲午病、诊断甲午病又是第一步。

中国历史最辉煌的时期，无一不是由武将或以军事手段开创。第一个中国王朝，就是由本名赵政的军人，即后来的秦始皇和平民（布衣）战略家尉缭共同筹划，由一批军人子民开创的。汉朝亦然。军人刘邦自不必说。其重孙刘彻，年轻气盛，勇武强悍，用了两个年轻军人，一个十八岁，一个二十四岁，成就了汉武大业。唐朝，军人李世民接续辉煌。另一个军人成吉思汗，是少数民族中的佼佼者。

中国弱，多由文气。南唐后主，诗词绝佳，但被军人赵匡胤像抓小鸡一样抓来，其妃小周后，被赵皇帝当众“强幸”。但宋朝最后在另一个尚武王朝金国的进攻下，也重演了这一幕。根本原因，一在于文，二在于“钱”。有文化又有经济，两大繁荣，偏偏军事萧条，结果被四邻欺负，最后亡国。

其实，宋朝出过很多优秀的军人，就是到了南宋，依然有岳飞、王坚这样的军事天才。如果皇帝有点军人气概，岂有亡国之理？但偏偏这位文皇帝厌恶军人—可能还害怕军人，于是杀岳飞所谓以儆效尤。国家士气全堕，不亡何待？军人，就是雄性、年轻的代名词。清朝一批军人建立王朝，几代之后懦弱不堪，被世界列强凌辱个遍。

王安石说：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为什么？后世子孙没有先祖那股军人劲了。

发生在晚清的甲午战争让中国痛到今天，反思这场战争的文章多如牛毛，但很少有人说到点子上，倒是一个日本学者一语中的，他说：中国是文人统治，而日本是军人统治；文人对国家安全很迟钝，而军人则很敏感。所以，双方变法的动力不一样，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不一样，导致双方的政策不一样。最后，两个国家的命运不一样。

甲午战争就是一个老人和一个青年打架，结果不问可知。这老人家的一切都被彻底蹂躏掠夺。后来，日本小个子被另两个大个子青年打倒，一个是苏联，一个是M国。这世界永远是强者的世界。你是牛，再大的体积和重量，都不会让狼畏惧；你是老虎，百兽敬畏，不怒而威。梁启超有少年中国说，我愿中国人人皆青年。